“摇滚复苏”已成趋势，培养观众让更多人爽起来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摇滚乐进入主流市场，也诞生了不少优秀的摇滚乐队，比如眼镜蛇、唐朝、黑豹、七合板等等。90年代初，中国内地摇滚乐达到了流行的高潮。但此后，中国摇滚乐进入了长长的衰落通道，几近瓦解。

近年来，随着音乐节和选秀节目的兴起，摇滚乐又有了市场，摇滚乐队也开始活跃在各大舞台。“摇滚复苏”已成趋势，摇滚也成为了现代年轻人群体的热潮。11月6日，在2014（北京）音乐产业高端论坛上，老中青三代摇滚音乐人齐聚，讲述摇滚音乐人的悲喜经历，探讨了中国摇滚乐的现状与未来。

中国第一代摇滚音乐人王迪：现在的摇滚乐环境就是天堂

每个人对摇滚乐的概念理解是不一样的，就像每个人做一件事情的初衷也是不一样的。我个人受中国刚刚开放的那个年代的影响，对国外新潮的文化有很大的兴趣，也会接触到一些国外新的音乐、新的读物、新的思想，了解到很多那个年代文化的变化。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进入到了摇滚乐。

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在磁带上看到“EMI”三个字时，对我来说都是另一个世界，太遥远了。时代变化很大，现在的硬件环境、软件环境、还有很多音乐活动（音乐节等），在当时看来都是梦想。但现在那些梦想在都实现了。

从90年代到现在，我时常以摄影师的身份拍很多摇滚乐的现场，积累了很多音乐方面的活动照片。对比往昔，现在很幸福，现在的摇滚乐环境就是天堂。

著名乐评人黄燎原：摇滚乐市场在慢慢变好，音乐人能养活自己了

摇滚乐的确是在变化当中，因为现在大家所认知的摇滚乐与我们年轻时的摇滚乐不太一样。但我觉得有人还愿意一直用“摇滚乐”这个词，无论是上春晚还是在其他的演出中，“摇滚乐”还能被大家认可，这让我感到欣慰，也是对这个发展了几十年的行业的一种尊重。

事实上，中国的摇滚乐与中国的美术市场几乎是同时开始的。上世纪80年代，摇滚乐开始起步。当中国美术处于“85线条运动”时，老崔（崔健）唱出了《一无所有》。到了90年代，摇滚乐举行“90现代音乐会”的同时，中国美术馆举办“89艺术大展”。

当时这两个圈子的发展是同步的，但那个年代两个圈子都是穷人，所以两个圈子的人会互相看展览、看演出。

发展到现在，中国的艺术市场和音乐市场都有了很大的变化，都变得繁荣起来，艺术市场有拍卖过千万的艺术品，但摇滚乐却还生存在水深火热之中。不过近些年，有了迷笛的努力，有了摩登天空的努力，也有摇滚乐热爱者的努力，摇滚乐演出市场已经开始慢慢变好。

我们二手玫瑰第一次看迷笛的时候，还是在校园里演出，迷笛当时也很困难，没有钱办音乐节。但现在我们的乐队情况已经好了很多，起码能够养活自己了，我觉得摇滚乐还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迷笛音乐节创始人、迷笛音乐学校校长张帆：做音乐节就是让自己爽起来

我觉得音乐节现在这两年的发展还是比较稳定，观众群一直在稳步增加。而且政府层面、文化管理层面、公安方面都很支持。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本质的变化。

现在国内有非常多的音乐节，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音乐节膨胀速度过快，但是音乐节的市场发展还不够、观众群还不够。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中国有多少职业的听众和喜爱音乐的听众，可以买票去看音乐节。像丹麦有一个罗斯基勒音乐节（Roskilde Festival），这个音乐节每年会提前一年预售票，8万张票提前一年就卖光了，而且还有1万人的志愿者和年轻人聚到这里。所以，每年罗斯基勒音乐节现场会有9万到10万人，这些人都是从欧洲各地过去的，当然大部分人都是丹麦人。丹麦这个国家只有600万人口，一个音乐节竟然能达到10万人的观众。

但在迷笛音乐节，最好的时候现场也就不到两万人。我们在外地办的迷笛音乐节（如深圳、上海）虽然也有观众，但还是北京的观众最多，其他地方人数相比就会下降。如果要去三线城市办迷笛，就会发现观众很少。

有一次我到了一个城市，接待我的朋友告诉我，说张校长你别在我们这里搞音乐节，我们这里的人拿100元钱都能买多少斤麻辣兔头了，没人花100块钱去看音乐节。另一个朋友告诉我，我们这个城市到了晚上大家就是去夜店或打麻将，没有多少年轻人会去听摇滚乐。所以，这就是在中国办音乐节最大的问题。

其实在国际上也是这样，尤其是今年夏天，全世界的音乐节都泡沫化了。美国有上千个音乐节，这么多的音乐节是否能承载这么多的观众，也是个问题。

不过总的来看，中国的音乐节还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就像王迪说的，现在就是摇滚乐的天堂，中国摇滚乐还在发展当中。

我觉得音乐节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培养观众群，在国家意识、素质教育中体现。我刚刚从挪威回来，挪威有一个音乐类的协会，他们的任务就是让即使是挪威最北边的一个村子的小孩，每年都能听两次音乐会。他们会组织挪威的艺术家，不管是摇滚艺术家、爵士音乐家，还是民族、古典音乐家，到最偏远的地方让孩子们听音乐。我认为，国家的音乐产业资金，其实可以拿出一点来支持音乐节去小学、中学演出。

目前，文化部和外联局已经和迷笛学校一起组织好的中国摇滚乐队，去国外参加重金属音乐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改变。我和领导们聊的时候发现，他们之前老推荐中国古典音乐、杂技之类的艺术，但现在他们觉得应该有中国的原创音乐。所以从三年前开始有了相关政策，比如外事活动的时候就让我们带乐队去参加爱丁堡艺术节。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文化政策的调整，是可喜的。

我还需要补充的一个观点是，摇滚乐的本质，其实就是解决人内心的问题。我们做摇滚乐、做学校、做音乐节的这些人，就是解决了内心的问题。最早我们做音乐节的时候，我就觉得有这么多朋友、这么多乐队在一起，玩起来，其实最根本的东西是让我们自己爽起来、解决内心的饥渴。

著名DJ、音乐人张有待：最好的音乐和乐队出自摇滚乐黄金十年

对于我来说，我认为的摇滚乐“天堂”是在八七年到九七年之间，这才是中国最好的音乐时代，而且是最好的有音乐现场的时代。我记得我第一次知道有王迪这个人的时候，我还在上中央戏剧学院读书。那真的是我终身难忘的时刻，是改变我一生的一次音乐演出。

八七年冬天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快放寒假的时候，我从学校出来，到平安里坐13路车回家。到南锣鼓巷路口大约是晚上七点半，那时候的南锣鼓巷里黑乎乎一片，连路灯都没有。有两个人在路口，看我出来就问我 “要票吗，要票吗？”我问是什么票。“崔健演唱会”，在后边有一个圆恩寺，当天是七点的演出。

当时演出已经开始了，我花了15元买了三张票，叫了两个朋友一起去圆恩寺看了那场演出。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进去的时候崔健正在舞台上唱《从头再来》。他还介绍了旁边的贝斯手王迪、吉他手刘凌，还感谢了他的录音师“老哥”。崔健介绍的那些名字我是第一次听到，但当时就觉得很亲切。

后来在1988年“五一”节前我参加了一个活动，那时候北京有很多私地下的摇滚party，每个周末都有。我去的第一个摇滚party就是在日坛公园的日坛饭庄，他们有一个露天的小院子。崔健会经常在那个院子里演出。当时的舞台就是用一个个装啤酒的塑料箱，捆在一起搭成一个音乐舞台，门票10块钱一场。

我和中戏的朋友一块，我们骑自行车去看演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花10块钱买票进去的，第二次去，跟他们的人就熟了，我负责在门口收票，第三次，就变成我来办演出了。

1991年，我在日坛饭庄的这个院子里做活动，做的是崔健和日本的一个乐队，那时候我和黄燎原做了一个新闻发布会，那是我第一次做演出。之后每个周末，所有不知名的乐队都来到这里，我们一块做演出。后来，我去别人的party上看见好的乐队，就叫他们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我第一次当上DJ的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那个是DJ。当时是一个乐队演出要休息的时候，（当时都是从歌舞团租来的音响设备），他们放了一盘卡带。音乐感觉放的音乐特别烂，我就赶紧上去放了别的磁带。我一放，所有人都跟着音乐开始跳起来了。

然后他们就说，再搞party的时候让有待来当DJ。当时我身上就带有各种磁带。

所以，那是真正的摇滚乐的黄金时代。如果没有那个黄金十年，也就没有后来的这些摇滚音乐节。在那十年里，没有音乐节，也没有实现国际化。但现在回头看，真正最优秀的作品，最优秀的乐队都是在那十年里走出来的。

著名摇滚音乐人、二手玫瑰主唱梁龙：乐队如何实现国际化，是我们要探讨的课题

这些年来，整个音乐市场，尤其是摇滚乐市场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在质量上并没有多大提高，只能说艺术家的呈现方式和品牌上有所提高。给我的感觉是，很多乐队更多是在跑场，“五一”演几场、“十一”演几场，演出是很好玩，但是这个课题需要更新——如何在这个时代更好地表达自己。

对我们来说，乐队收入提高还要感谢音乐节。但我们也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离开了音乐节我们怎么活，怎么发展自己，音乐节是不是摇滚乐表达自己的唯一渠道？我和老黄（黄燎原）合作的14年中，我们有过很多变化。我们也曾经分开过，他去做当代艺术，我去做了大众的文化公司。当时对于乐队如何转向市场化，我们有很多的想法。

到目前为止，我们有两个观点：第一，用老黄的话说，一个乐队进入音乐市场，或者摇滚市场是很容易的，但是进入文化市场很难。第二，对我来说，一方面乐队要考虑如何创作作品，另一方面是乐队如何更长远的发展，变成产业化。

包括二手玫瑰等大大小小的乐队都出国演出过，早期在1994年的国外音乐节上，就有华人乐队的演出。出国演出对于乐队来说是特别高兴的事情，演出回来也很兴奋。但这种演出演完了就结束了，没有后续的跟进和报道，唯一的好处就是出国曝光，感受一下国外的风情和文化之旅。

我们这次去美国演出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一个美国记者问我一个问题：“你来音乐节演出，下面还是这么多中国人。你在美国还是在给中国人演，在中国给也是给中国人演，这有什么意义？”

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课题，同样，美国乐队在北京演出，除了那几首大歌，演唱那些小歌、新歌的乐队，下面的观众百分之七八十还是外国人。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我认为在哪里演出，观众都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并不是最重要的，但我在美国演出，下面的观众如果都是黄皮肤的，我就会很没面子，重要的是黄皮肤的年轻人给美国人演唱什么内容，这是需要我们探讨的。

著名摇滚乐手“痛仰“乐队主唱高虎：音乐节就像乐队的一个甜点

十几年前，我们的房租一个月差不多只有150~200元，很多人说我们那时候过得非常苦。但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过得很有意思、很开心，因为大部分都是有相同经历的人在一起生活，觉得心理上没有什么负担。更重要的是一帮爱音乐的人能在一起玩。

现在可能不会再为房租等生活问题发愁了，我们也可以去买一些自己需要的设备，在录音、制作上去做很多的提升。

音乐节对于乐队就像一个甜点，越来越多的乐队去做自己的巡演、专场，开始走上各地的Live House，每年也会有不同的巡演计划。这个状况会越来越好，同时越来越多的Live House也在各地开始兴起。

我们现在更多的时间都是在考虑如何做自己的音乐。去年去苏格兰之前，我们以为那里的很多观众都会是中国人。到了之后，看到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是当地人。这让我们非常开心。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事情，是带着你喜欢的音乐去很多地方。音乐节也让各个国家的音乐人站在同一个舞台上，而且在这些非母语的国家唱中文还挺有意思的，地球这么大，很多地方不走很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