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衷地赞叹，一位日本学者访问上海疫苗预防接种门诊后的感受

作者 日本医疗管理研究所谷本哲也

“从2017年松江区大学生人群抽样调查结果发现，八成以上的调查者希望接种HPV疫苗来预防人乳头瘤病毒感染。而我区目前四价、九价疫苗每月供应量只有在800支到1100多支，疫苗供不应求，接种的人员只能预约排队等候通知”。

上海松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计划免疫的陆红梅副主任医师说着拿出几张HPV疫苗的接种预约单。在日本，厚生劳动省考虑到接种可能引起的副反应，自2013年6月开始一直采取不建议接种的策略，因此HPV疫苗的接种率很低。这与上海的情况正好相反，作为内科医生的我听后十分惊讶。

因为与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机构一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10多年来共同研究的关系，2019年9月我访问了上海松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松江区位于上海的西南部，距市中心的观光胜地外滩，走高速公路约1小时的车程。松江古称华亭，唐朝年间智华亭县，元朝年间改为松江府，是江南著名的鱼米之乡，素有“上海之根”之称呼。2018年6月，作为著名的观光名胜，广富林文化遗址公园正式对外开放，公园用最新的高科技手段还原数千年文化历史的变迁。广富林遗址可追溯到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而且与附近的良渚文化，马桥文化相连，还可能是三千年前引入日本的稻作文化的起源。在遗址的科学考察中发现在五千年前的人骨上存在被认为是亚洲东部最早的结核感染痕迹。而在日本最早的结核约二千年前的鸟取市青谷上地遗址，而且对感染扩散路径的历史性考察研究也感到非常有趣。

看过广富林后，想起约25年前访问上海附近的无锡时，曾有过类似的旅游设施。但是，无锡的设施在短时间内就被拆除了，好像高中生的文化节一样，广富林遗址的充实程度，怀旧之情油然而生。

松江区属于上海的郊区，在城市的建设中保留了田园风貌，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松江经济快速增长，现已发展为约有175万人居住的都市新城。松江新城发展快速，布局合理，林立的新高层公寓和低层住宅，以及现代化的商业设施，可见松江区建设的效率。

该地区还吸引了众多轻工业、高科技产业、高校等众多机构，街道宽阔，与上海市的中心地相比，能充分感受到其地域的广袤。很多居民开车上班，高峰时主干线马路也有拥堵，左右路旁的摩托车和自行车不多，但电瓶车较多，无声无息，所以不熟悉的旅行者在走路时要格外注意，由于都电动化，减少了排气的影响，也减少了上海地区的空气污染吧。

图为上海市松江新城区的居民住宅

在松江新城区，巨大的购物中心（万达广场）和众多的饮食店鳞次栉比，并有宽阔的步行街。夜市很晚，许多人都带着孩子，很热闹。城区的治安很好，也没有看到流浪汉。进入超市，就被超市的巨大规模、品种和数量震惊。在如同棒球场大小的一楼，从日用杂货到饮食，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在日本难以看到的像美国那样几升装的塑料瓶装水，啤酒等排列有序。

以前访问上海市内大型科学博物馆时也想过，比起上野的国立科学博物馆，中国的做法更像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博物馆。中国和美国的大陆文化中，感受到其共同点是无论做什么都慷慨大方，也许是留学归来的精英们对美国竞争意识的表现方式？

言归正传，正在步入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居民的健康对策又是怎样的呢？此次访问期间与复旦大学的姜庆五教授、赵根明教授、松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姜永根主任等专业人员举行了联席学术会，就彼此的公共卫生问题和今后共同感兴趣的研究领域进行了讨论。另外，为了解松江区公共卫生的实情，我们一行参观了松江区1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之一的中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重点参观了位居中心一楼的，疫苗预防接种门诊（日本称为“疫苗接种中心”）。

联席会议参加者集体照

众所周知，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和广域的土地。据英国医学杂志《lancet》发表的文章分析，由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阶段中，医疗水准在中国国内分为五个阶段。像日本这样国民皆有保险并全国各地通用，虽有地区差距，但一定程度保持了一定水平的医疗水准。 “中国的医疗是这样”，那会产生很大的误解。这次参观的松江区也是中国医疗卫生改革的示范区，初步具备了发达国家中的最高水准的医疗设施。

实际上在这里看到的预防接种门诊汇集的先进设备，在日本也是少见的。从星期二到星期六，以儿童为主要服务对象，平均每天约有100-200人的疫苗预约接种。在宽敞的候诊（休息）室，装饰着迪斯尼风格的墙壁，与其说是医疗机构，不如说是儿童的休息活动室，充满童趣。

图为预防接种门诊一角

在接种中心，一个房间被分配为疫苗储藏室，冷藏管理着众多品种和数量的疫苗。为应对接种后可能会出现的过敏等副反应，每位受种者接种完疫苗需要留观30分钟，为此专门设置了配备儿童滑滑梯等装置的留观活动室。从进门到接待，从问诊到接种，从观察到离开，一系列的步骤一环扣一环的连动，充分体现了效率化而设计的合理组合。

接种流感疫苗的人都知道，在日本大部分医院的接种者与感冒等普通患者混在一起，疫苗接种是在诊疗门诊中进行的。众多医疗机构的任何地方都可以进行疫苗接种，在体现其方便性的同时，也反映出各个医疗机构疫苗接种量的稀少，设置预防接种中心来接种疫苗极其罕见。因此，疫苗的供给和库存管理容易出现浪费，而且如果工作人员不熟悉疫苗的话，也存在错误接种的危险。当然，在日本的大城市也可以开设疫苗接种中心，以推进其集约化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由于疫苗中心将成为开业医生重要收入的来源之一，所以在医师会反对等政治问题的交织下，实际上很难实现。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已成为现代中国生活必需品的智能手机的使用状况。在这里疫苗接种日程可以通过专门的应用程序进行预约，通过预防接种证（在日本称为“母子手册”）上ID条形码实施接种信息化管理，每次接种疫苗除了在预防接种证上登记外，须对接种疫苗的种类、相关编码、流通和冷藏保存的状况，接种日期，接种医生等众多医疗信息进行条形码一元化连接，这些信息适时通过内网传输至市、区两级数据库平台。这是2018年末形如使用的最新疫苗扫码接种和查询操作系统，目前智能手机预约率还只有1-2成程度，它的优点是如果接种者在上海市内的不同接种点进行接种，数据库里也会及时更新信息。因此包括接种疫苗记录在内的个人健康信息在医疗机构、卫生行政部门等机构进行信息化管理也变为可能了。

在日本由MTI 股份公司开发提供的类似“母子模”的母子手册软件，部分地方自治团体已经将其作为书籍的母子手册工具使用。但是，作为对接种情况的管理，行政部门并没有采取在云端上收集并保管应用信息的措施，基本上是基于纸张的管理。因为在电子信息的有效利用上存在着个人信息保护和习惯依赖现有行政系统的习惯等，便是在日本很难推进电子化的现状。当然，为了提供云端化医疗信息及管理，鉴于公共卫生因素很强的疫苗接种，其行政状况作为电子医疗信息的管理,在一定意义上说也许可被认可。

图为用于健康信息的手机应用软件

昭和时代疫苗的数量很少。从平成到令和的现代，很多疾病的疫苗已经被推广实用化了。不仅是婴幼儿，成人和老人也应该接种疫苗。由上海市实施的免疫策略来看，可分为一类疫苗（即国家规划免疫疫苗，由政府免费提供），包括小儿卡介苗、甲型乙型肝炎、脊髓灰质炎、白喉、百日咳、破伤风、脑膜炎双球菌、日本脑炎（乙型脑炎）、麻疹、风疹、腮腺炎，成人肺炎球菌等，种类与日本相比并不逊色。在二类疫苗（自费疫苗）中，有多种联合疫苗，还有戊型肝炎和手足口病等尚未在世界各国普及的疫苗。

如同开篇所记，在日本已批准的HPV疫苗的种类（有对应2价和4价的两种），厚生劳动省并未积极推荐，定期接种的现状是符合年龄条件的高中女生可以免费接种。但是，现有的HPV疫苗是由欧美疫苗企业生产并垄断销售的，因此无论是在日本还是中国，都要从国外进口，而且自费接种的话费用较高。

中国的HPV疫苗，2016年批准了2价，2017年批准了4价。目前还不属于政府免费接种范畴，需要自费接种。针对9种感染类型（俗称9价）的最新的HPV疫苗，无论是日本(未被批准，有部分医疗机构进口)，还是中国(2018年批准),几乎是同样的价格，一次接种要数万日元，一个程序需要3次接种，其费用则近10万日元。虽然上海的物价相对便宜，但在经济上感觉还是有点犹豫的吧。

但当地居民的健康意识还是很高，HPV疫苗仅松江地区已接种3万多剂，1万多人接种，在整个上海市则有40万支以上的接种数已经实施。尽管如此，由于需接种的人数较多，供应短缺，需预约排队等候通知，这便是前面所述的情况。在中国，不数市民喜欢选择接种进口疫苗。因此，一部分居民特意去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或日本的医疗机构接种疫苗。另外，在中国香港还发生因提供假冒HPV疫苗接种而被逮捕的案例。由此选择在HPV疫苗过剩的日本接种HPV疫苗的中国人最近猛增。实际上在我工作的那比塔斯诊所，虽可以提供进口的，日本还尚未被批准9价HPV疫苗，但与日本接种者相比，中国人占多数，并有年年增加的趋势。

目前，中国少数市民会选择出国医疗，对日本提供的医疗品牌也备受信赖。但从此次预防接种门诊的情况来看，中国部分医疗水准已经超出日本。而且由黄海设计的电影“千与千寻”和“顺手牵羊的家族”中国版海报在日本也成了热门话题。由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描绘【异星人的隐形眼镜】翻译版已经进入畅销书的排行榜，能实际感受到中国软实力的插曲最近一直在增加。同样，在部分医疗领域，日本也可能利用中国领先的医疗水准，步入学习阶段的吧。

从广富林湖光山色生态餐厅聚餐出来，行走在夜间广富林文化遗址公园幽静的小径间，眺望远处的星空，浮现在脑海中的是就从事医疗服务的立场来说，没有必要盲目地拘泥于民族主义了吧。为了患者，考虑提供超越国界的医疗服务在全球化的21世纪将显得越来越重要。虹桥机场等候登机返航的时候，买了一套不到100元的“三体”中文版，为此次3日2晚的旅程画上了句号。

图为广阔的广富林文化遗址公园

本文作者：日本医疗管理研究所 谷本哲也

本文翻译者：梁荣戎

本文修改者：松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姜永根、郭晓芹、陆红梅

本文审核者：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姜庆五、赵根明

本文已经获得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