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大义者临危必变节

很多人都在说气节，说大义，可是到了危难的时候却变了节，被人所唾骂。那么，说大义者临危必变节是不是有着普遍性呢？

当然有。人们经过后天的训练似乎对于礼义廉耻有了一定的认识，认为那些东西只能说出来并挂在嘴边的，真正做的时候就是两回事了，需要利己而不是利他。当危难到来的时候，说大义者想到的是现实中的自己，而不是观念中的大义。于是，就要变节求生存，就要违背当初所宣扬的大义。

墨家算是言行比较一致的教派，门人弟子们大都能践行言论。他们曾经和一个小国家约定守城，到了约定日期，那个小国家的人以为守不住，就提前撤走了，没来得及通知他们。等墨家的五百弟子到了这个小城池，不见了城池的主人，为了践行约定，就在城头集体自杀。血淋淋的事实验证了气节的重要性，也让人看到了古人不拿自己的性命当回事的例子。古人信奉的真理比起生命来说要重要得多，由此才会生发出孟子“舍生取义”的言论。只是，历史历经千年，说大义者比比皆是，但到了危难的节骨眼上，英勇就义者却只是少数，大多数人选择了苟且偷生。他们认为只要活下来就好，至于大义，只能在嘴上说说，也就不能真当回事了。毕竟，人还是要活着的，不活着怎么继续说大义呢？而那些一根筋式的就义者反而成了他们嘲笑的对象。人们更愿意随大流，做看客，而不是做主演的那个践行大义之人。

那么，到底是观念中的大义重要还是活下去更重要。如果两者并行不悖的时候，当然是最好的；如果两者出现了背道而驰的现象，只能二选一的时候，该怎样选择呢？大部分人会权衡利弊，毕竟人不是生活在观念之中的，而是要生活在现实中，要吃喝拉撒睡，要养家糊口，要过日子。人们不都是哲学家，也不都是思想家，没有那么高的境界，于是就要变节，求得暂时的苟活。那些被收买的反动文人，大部分都苟且偷生了，但并不妨碍他们在报纸上发表一些慷慨激昂的大义之言；那些汉奸们要做两面派，要从中周旋，还要说曲线救国，其实还是把自己绕了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

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不能做骑墙派，也不能做了苟且之辈，不然会被历史所铭记，等到后悔的时候也就只能望洋兴叹了。到了现在，经济发展了，社会也大发展了，却出现了更多的变节者。他们开会的时候说的都是大义之言，背后做的却是贪污腐败之事，违背了党的根本宗旨，也违背了人民的希望。那么，这些人是不是两面派呢？当然是了，而且还没到危难的时刻就已经变节了。当然也有危难的时候捂盖子以求自保的，打棒子压制言论的，当然也违背了宪法的精神，受到了应有的制裁。而当前最应该警惕的就是没有危难的状况，没有危难就是最大的危难。很多官员整天躲在温柔乡里，却不思进取，也不重视教育和卫生，以至于学生们价值观混乱，医疗卫生危机到来的时候手足无措，官员自己却整天贪污腐化，这不是变节又是什么？

让自己内心的贪欲战胜了自己，也就是变节了。违背了自己的初心，违背了人民的嘱托，更违背了自己嘴上整天挂着的大义，那么，这样一批人还可信吗？最好离他们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