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陈寅恪：与上大夫一样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陈寅恪，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

梁启超先生曾公开称：“他的学问胜过我。国学大师吴宓教授认为他“最为学博识精”。而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更是他的铁杆粉丝，说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他是清华名宿，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三人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他是史家大咖，与吕思勉、陈垣、钱穆三人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陈寅恪（que），著名诗人陈三立之子，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之孙。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

他父亲陈三立开办了一个私家学堂，名为思益学堂，请的老师都是牛人，比如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等等。

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

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

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十几年的留学经历，让陈寅恪先生学贯中西，不仅精通日语、英语、法语、德语等多种外语，连梵文和巴利文这样的小语种他也是信手拈来。在游学期间，陈寅恪用他学识征服了身边所有人，他留学过的国外每一所大学，都对其赞誉颇高。而在当时中国的文化圈子里，远在海外的陈寅恪已经是声名远扬，被奉为大师般的存在。诸如梁启超、吴宓等人，对其推崇备至。

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有趣的是，陈寅恪虽然海外游学经历丰富，但是他却没有拿到任何一所大学的文凭，因为他每次都是中途就转学了，其原因是图书馆里面已经没有他能看的书了。陈寅恪是为了读书而读书。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便去哪里拜师、听课、研究。对大多数人趋之若鹜的学位，他却淡然视之，不以为然。

他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

陈寅恪在1920年代倡导，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1953年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

上大夫——“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

最能体现先生学问的是那部《柳如是别传》，那是陈寅恪先生的最后一部著作，全书八十余万字，当时先生已经目盲体衰，无法动笔，一切皆由他口述，助手黄萱女士笔录而成书。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没能熬过无知者们的折磨和打压，身心不堪重负，最终病逝于广州，享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