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读了一篇文章，作者是河南大学的韩鼎副教授，文章叫《从艾兰“夏代神话说”看中西方学界夏文化研究的差异》，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3期。读罢这篇文章，一种强烈的感受是，中国学术界所推崇的“二里头夏都说”想要取信于海外学术界，相当困难。

艾兰教授（图源：河南大学）

艾兰教授曾长期担任海外重要的汉学期刊《古代中国》主编，是国际汉学界的知名学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艾兰就曾和中国学者李学勤、齐文心合作编著《英国所藏甲骨集》。艾兰认为，中国早期文献中与“夏”有关的神话与殷商神话具有对立的二元关系（这个见解有很多可取的地方——笔者）。如商王朝与十日、鸟、扶桑、东方、天空和生命相联系，而夏王朝则与水生动物龙、龟以及若木、西方、黄泉和死亡相关。因此，她认为中国文献有关“夏”的记载是殷商神话的转换（这个推论并不正确。根据笔者研究，这种二元关系正是来自夏文化，商只是继承了这种二元文化的一部分——笔者），进入西周之后再被“王朝化”，形成了中国人的历史认知。[1]

龟之谜（艾兰代表作）

根据韩鼎教授的统计，截止2020年4月，艾兰的“夏代神话说”观点共被各类英语论著引用370次，可见其观点在西方学术界影响之大。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当中国学术界试图拿着自己的以二里头文化为探索方向的夏文化研究去与海外学者展开对话时，中国学者准备的议题是如何认识夏文化，而许多海外学者首先考虑讨论的却是夏朝是否客观存在。[2]

此后，中国学者发表了不少针对以艾兰为代表的海外学者观点的文章。遗憾的是，不少中国学者对艾兰的批评并没有从艾兰自身的论证中去进行反驳；更为不幸的是，这些批评文章还常常夹杂着一些强烈的主观情绪，这无疑又再次消解了批评的力量。比如，南开大学的朱彦民先生认为艾兰等西方学者的观点是为了缩短中华文明的长度，是基于西方学者自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优越感。[3]北京大学的刘绪教授认为除了西方学者对中国的考古突破不甚了解，也与西方学者喜欢把中国学术与中国国家政权、民族主义捆绑在一起。[4]

支持“二里头夏都”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遭海外学界质疑

韩鼎则指出，这些武断地批评并没有正确理解艾兰观点所隐藏的方法论意义，因此这种批评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艾兰在接受华东师范大学许可的采访时明确地说，她的质疑“不能证明不存在夏代”，而是提供了对文献的另一种可能解释，即“不假定史料准确性的解释”。因此她强调，“认为这些记录准确反映相关史实的人，需要承担举证的责任”。[5]

根据笔者的理解，艾兰所针对“夏”的文献释读确有许多可取之处，而这些研究正是我国从事夏文化探索的学者大多未曾发力的地方。刘莉教授在对海内外人士进行有关夏与二里头关系的调查之后，也强调中西方学术界需要加强沟通，并呼吁道：

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的人可能使用不同的途径和方法去研究考古学和历史问题，因此也会获得不同的结论，这没有什么不合适。但是我们应鼓励更多的学术研究，而不是将学术问题政治化。[6]

韩鼎先生在文章中表现了对艾兰观点的认可，这主要缘于作者与艾兰教授接触较多，了解其观点的来龙去脉。实际上，类似的观点已经出现在中国学术界内部，比如逯宏在肯定夏存在的情况下，提出“商汤伐夏”是武王克商后为了建立政权的“合法性”而进行的“重新建构”。[7]从这个意义上，如何正确地理解古代文献中有关“夏”的记载，以从学术角度正确地回应艾兰的观点，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在准备向海外学术界推介夏文化研究成果之前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的突破点在哪里？比较中国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与艾兰等西方学者的观点，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双方对“神话”和“历史”概念性质的理解是有差异的。具体说，在中国学者来看，神话是是应该被历史学研究排除的东西；而艾兰则声称她的解释并不否定夏的存在，而只是提供了对文献的另一种解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历史学界、考古学界对神话概念的理解已经落后了西方学术界。

古希腊历史正是依赖神话而保存

神话，是中国学术界近代引入一个的西方学术概念，其词源来自古希腊语的mythos。这个概念从一被引进中国学术界时，就是被作为“虚构”的代名词来使用的，与“理性”、“科学”等概念具有对立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历史学界普遍承认，“神话”性质的东西应该从“科学”的历史研究中排除出去。这种观点不仅存在于杨宽、童书业等“古史辨派”学者之中，也存在于激烈批评“古史辨派“观点的徐旭生等一批历史学家的头脑之中，且这种观念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历史学界、考古学界的大量学者。

实际上，随着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利用《荷马史诗》在土耳其发现特洛伊遗址，当代的中西人类文化学界已经普遍意识到，早期学术界对“神话“的理解只是启蒙运动的产物，而并不符合mythos这个概念产生时的原始内涵。现在更常见的看法是，在人类文明的早期，神话是与古代祭祀、宗教、礼仪有关的文化，古人的价值观包括于其中，历史意识也蕴藏在其中。换句话说，人类的历史意识本身就脱胎于神话。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一些学者现在已经有意识地把“神话”(mythos)翻译为“迷索斯”（如古希腊学家陈中梅先生）或“迷思”（这种翻译主要出现在台湾地区）。

特洛伊遗址（图源：新浪）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发现，夏代的历史之所以神话色彩浓郁，其实正说明了夏代拥有极其发达的宗教、祭祀、礼仪文化特征，因此，如何正确地认识古代文献中与夏文化有关的那些“神话”，其实并不是要求我们把这些部分排除出历史研究之中，而是应该把这些文献作为研究夏代思想史、文化史的宝贵材料。

二里头文化是中国青铜文明形成本土化特征的关键文化，但从二里头文化所展现出来的情况看，其宗教文化气息较之三星堆文化、殷墟文化甚至更早的良渚文化都并不发达。从这个角度来说，二里头文化与文献中对“夏”的记载确实存在差距。笔者在研究的过程中提出了“夏分三段“、“夏与商周并行”的观点，指出三星堆文化正是先秦人观念中的“夏王朝”，其时间轴线相当于从黄帝至太康失国这个时期（此后的“后杼之夏”指金沙文化，这一阶段的“夏”多不为先秦人所承认）。巧合的是，艾兰教授所指出的具有“神话色彩”的“夏”正是指这一时段。

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已经充分地证明，长期被视为只是神话的《山海经》神树乃是古人真实的历史信仰的产物。神话与仪式存在密切联系。三星堆文化展现出来的“神话”和“仪式”色彩十分鲜明。比如罗泰就说：

三星堆与任何已知的战国以前华北地区的器物组合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不同，即三星堆的遗物本身提供了一些描述仪式活动的例子。其中之一是二号坑出土的小型持璋跪坐人像，罗森称之为“可能是中国古代对石璋的使用最为生动的描述”。[8]

在中国的古代文献中，记录了大量神话的作品是《山海经》。而根据蒙文通、吕子方等学者的研究，《山海经》的大部分篇章正是蜀地作品。《山海经》把豫西地区和成都平原均纳入《中山经》，且《海内经》以“成都平原”（都广之野）为“天地之中”，这与大量文献记载的“禹出西羌”正好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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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艾兰：《从神话到历史》，《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艾兰：《夏之谜》，《中国早期历史、思想与》，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

[2] 参阅对邹衡的采访，见张立东、任飞编著：《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61页。

[3] 朱彦民：《夏代历史在近代传承中失落的瑰宝》，《天津日报》2014年8月6日，第12版。

[4] 刘绪：《夏文化探讨的现状与任务》，《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5期。

[5] 许可：我们正处于古代中国研究的“非凡时期”——访艾兰教授》，《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5期。

[6] 刘莉：《中国考古学中的学术自由、政治思想正确和早期文明：关于夏——二里头关系的讨论》，《南方文物》2009年第4期。

[7] 逯宏：《论周人对商汤历史地位的重新建构》，《理论学刊》2016年第3期。

[8] 罗泰：《三星堆遗址的新认识》，《奇异的凸目：西方学者看三星堆》，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