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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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武汉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全国三大国资管理模式之一。它探索的三个层次的管理模式，国有资本营运的经验和管资本、管产权不管企业生产经营的方式对全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即使今天看来，也是完全符合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的。

01

武汉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诞生

杨卫东【1】：

大约在1994年初，我误打误撞地参与了武汉市国资委的筹建工作。为什么成立国资委？开始主要是市长层面在讨论这个问题，我当时在市政府研究室任副主任，就听说组织准备要把我调动一下。当时我不到40岁，很想到市场上去闯一闯，我跟市长们申请说，我希望去搞国资公司，为此还专门带着研究室的祝方东【2】到北京去考察。当时北京轻工业局推行两个"退二进三"的改革，一个是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一个是让工厂从二环退到三环，把二环内的土地拿出来开发。我向分管副市长吴厚溥【3】汇报后，他同意成立一个类似北京那样的正局级资产经营公司。可是一两个月过去了没有一点动静，我向吴市长打听原因，他说我们考虑好多次，觉得这样做体制不太顺:现在的国资局是副局级单位，如果去管正局级公司不是蛮别扭吗？我们打算成立一个国资委，国资委设国资办，你去当主任，再去成立资产运营公司，这样就顺了。后来按照这个思路设立了国资委，我没有去公司而是到国资办当了主任。

当时我真的是懵懵懂懂，除了一纸文之外什么都没有。过去在政府政策研究室，我对工业、农业、城建、外贸等等领域的政策都有涉及，但是完全没有介入过国资管理。到位后我开始学习国有资产管理新理论，逐步理解了政企分开的深层理论:由于政府拥有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职能，要想政企分开，首先必须政资分开。政府原本有两项职能，一个是社会管理职能，一个是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政资分开，就是将政府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职能分离出来授权给国资委。政府不再直接管理国有资产。国资委首任主任是赵宝江【4】市长担任，副主任有市委副书记王守海【5】、市政府副市长吴厚溥。政府各综合部门、经济部门主要领导任国资委委员，委员会下设正局级的办公室就是国资办，国资办承担国有资产的实际运作职责。【6】

陈明【7】：

我记得是1994年3月开全国人大时，杨主任带着我和几个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去北京，有一天听说市长找杨主任个别谈话，回来后我们问有什么新的精神，杨主任就说，国家国资局局长汤炳武(是赵市长清华校友)给赵市长介绍了国有资产管理的新思路，鼓励武汉先行探索。回汉不久杨主任就开始筹备组建"国资总公司"，可是最后国资总公司没有成立，他却去当国资办主任了。我市的国资体制雏形就这样形成了。【8】

杨卫东：

当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还处于一种探索状态，没有"天线"，完全靠自己摸索。大家的认识不同，观点也不同，有很大的阻力，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起步的。赵市长交代:只干不说。到任后国资办内部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国资办是在国资局的基础上组建的，过去是副局级单位，副局长就是正处级，所以各处室都是副处长主持工作，没有正处长；再一个就是职工住房问题反映很大，过去作为财政的二级局，在分房的时候往往就边缘化了。所以在机关内部主要解决这两个问题，第一是逐步解决正处问题，第二是比较妥善地解决职工住房问题，这是内部。

从外部来说，以前各工业局就是国企的所有者和行政主管部门，而现在强调国资委是国企的所有者，这样就必然与各个部委办的职能交叉，出现比较大的争论。我们当时的解释是，各部委办是行业管理，国资委是资产管理、产权管理。我们按照这样的思路，调整设置了内部的7个处室加一个资产评估公司。但是当时政府相关部门对国资办的意见、矛盾很大，因为你分了他的权。当时国资委开会时，经常各委办对我群起而攻之，说你这不对那不对，说完了以后呢，我们赵市长又把他们批一通。国资办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不断地进步的。【9】

郝健【10】: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出台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一个纲领性、历史性文件，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16字现代企业制度。对国企改革，要从过去的扩权、承包、搞活，转变到要从体制上构建现代企业制度。国有资产的管理体系在其中处于非常关键的地位。这就为国资管理体制的改革、重构提供了顶层的依托。研究现代企业制度，回避不了如何构建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也就回避不了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国有资本出资人这个概念。

1993年12月，我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出台了。以前只有《公司登记条例》，公司到底是什么？国有企业要不要做公司制改造？这些东西都是模糊的。《公司法》出台为国资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坚强的法律保证，这就是说在法律体系中找到了国有股东，找到了出资人的地位，找到了顶层依据。【11】

胡湘建【12】:

我从1994年开始，在市国资办工作了5年，亲历了武汉市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形成。

一是构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新体制。武汉模式是当时全国国资管理三大模式之一。其核心是三个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构架。第一个层次是在政府层面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第二个是成立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它是国有资产的运营层次。当时是把全市市属24家股份制企业的国有股权授权给最早成立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管理。第三个层次就是从事具体生产经营的企业。以此构成三个层次的模式。这样三个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开，被称为国有资产管理的武汉模式。当时的三个模式就是上海模式、深圳模式和武汉模式。一时间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来武汉学习，在全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二是国有资产管理的制度建设。起草出台了《资产评估管理办法》《行政事业资产的管理办法》等单项地方性制度法规。还起草了《地方国有资产管理条例》，以及按《公司法》原则起草的《公司章程》，设想通过立法的形式保障国有资产的有效监管和有效运营，把一整套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构架、管理边界、管理方式、监管办法等等，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下来，有的虽然没有实施，但是一整套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建设的框架就是在这期间搭建起来了。

三是工业局改制。1997年撤销了工业局，把工业局都改组成授权的国有出资企业。这样把政资分开又推进了一步。

四是推进国有资产的产权流动，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推动企业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产权流动、股权流动。如产生很大影响的马应龙转让给深保安，使马应龙的效益得到大幅度的提高。马应龙是一个老字号的国有股份制企业，每年有三四百万的利润，小富即安，没有进取精神。转让给深保安后，体制机制发生大幅度变化，效益大幅度的提高，一两年利润就跃上千万级的台阶了。【13】

孙建清【14】:

我有幸经历、参与了我市国资体制改革的探索、发展的整个过程，我认为武汉市的国有资产管理不仅对武汉的国企发展做出了贡献，也对全国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做出了贡献。

首先是体制安排，现今习以为常的国资体制，当时阻力很大，难度也很大。因为从部门利益出发，加上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习惯于行政管理思路和方式。在“九龙治水"的国资管理体制下，各部门各管一块，突然要他放弃是很不适应、很不愿意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武汉市从成立国资办开始，就在体制安排上构建了三个层次的管理体系。一是组建了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二是对一些局级企业集团实行授权经营；三是促进了工业局改革，首先是在化工局试点，成立化工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和化工行办，有关行业管理的职能和事务交给化工行办，企业的国有资产就由化工国有资产公司经营。在这个基础之上又进行了机电、纺织、有色、轻工等各个工业局改革，形成了两个运营主体，一个是轻纺化控股公司，一个是机电控股公司。这样就把原来多个工业局所管理的企业，全部都授权给这两家营运机构管理，实现了政府管理社会经济和管理资产的分离，也就是政资分离，实现了政企分开，就是政府管理政府的事情，企业就做企业的经营。武汉的探索起步早，也为全国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些经验，因此武汉模式被称为全国的三大模式之一。这种体制能够坚持到现在，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其次，是以2000年出台102号文件为标志，进行小型国企的改革改制。这一轮国企改制，全市约有2000家小型国企转变机制，30多万职工转变身份。在这个基础之上，以2003年出台的66号文件为标志，开始进行大中型国企的改革改制。实践证明，国企改革改制的思路是对的，步子是稳妥的，虽然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也有阵痛，但是换来的是市场经济的转轨，是城市经济、城市建设的发展。

其三是制度设计。国有资产管理法规从一张白纸，经过了十年的探索逐步健全和完善起来的。如出台了产权交易、资产评估、固定资产的处置等等一系列的规范性文件；推出了高管的年薪制，制定了高管年薪的考核管理办法；在全国率先推出国企外派财务总监制度，并面向社会招聘专业人才，由国资委作为出资人代表委派到出资企业、运营机构，对加强国有资产日常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促进国企决策的科学化和治理结构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杨卫东:

我想补充的是国资委成立的时候，产生了很多的矛盾，那些矛盾主要涉及这么几个问题，比如说我们成立国资公司，把24家企业股权授权给了国资公司，国资公司就是属于无中生有，过去没有的，把原来分散的股权集中后组建成了国资公司。这24家企业涉及多少领域和部门呢？好像有10家，众多的主管部门的利益给侵犯了，所以他们都有意见。我记得我曾经和经委的一个领导在一起开会，他就曾经就说过这么一句话，怎么我管就管不好，给杨卫东管，你就能管好呢？他这个话的意思虽然好像是说我和你，我当时就说，我说这根本就不是我和你的问题，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你管了以后，就是属于政府管理企业，我们这个管就是属于资产管理，是属于股权管理，这完全是两码事。另外我们当时在职能划分的时候，我记得我跟体改委的一个主任也是干过仗，为什么？就是那个产权交易所究竟该谁干？体改委说该他管，因为过去是企业兼并都要他来批。当时体改委有一个现象，有一个什么现象呢？每一项改革都由体改委主导，而每改一家，就成立一个新的部门，这个新的部门没人管就该他管，所以当时的体改委越改管得越宽，他管了产权交易，还管过房改，管过企业上市还管过证管办。当时的那个体改委就是这样，所以我就跟他论理，这个产权交易所怎么归你管呢？第一我有三定的职能划分，产权就该我管，所以产权交易所肯定归我管，你就是只负责改革，不应该具体地去管这个东西。好像我还专门写过一个东西来"对簿公堂"。另外像这类的事情，当年成立国资办、国资委的时候，就没有给你一个很明确的东西，很多我们在边学习边探讨过程当中不断地摸索的，所以这里面的矛盾、斗争比较多。

我们的国资办、国资委的发展应该有这么几个阶段:一个是1994年成立，1994年底就成立国资公司，然后就授权了几个部门，当时一个是把长动集团授权了，一个是把武建集团授权了，最早就是授权了这么几个部门。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1997年，1997年工业局改制，把工业各局都撤销了，成立了几个控股集团，如轻纺化控股公司、机电控股公司，再后来拆了物资局，建了物产集团，商业口则组建了商贸控股集团。通过这些改革，把过去管企业的行政各局撤销，将所有国有企业全部纳入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第三个阶段就是到了2000年，这个时候就是我市大规模的国企改制，那个时候我们就把全市的相关部门都组织起来了，以我们为主牵头组织了国企改革办公室，协调相关部门开展国企改革，应该说这对国资委的整个地位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然后再就是国家国资委的成立，国务院国资委是2003年成立的，市国资委好像是2005年才挂牌的。也就是说，我们事实上从1994年开始到2005年用了10年多的时间，这样一种体制才被国家认同，并且才成为了国家的一个常态化的体制，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国资委所走过的一段路程。

另外，还有一个事情我想补充一下，我们的国资委怎么管企业？我们主要是管控股公司，那么在我们管控股公司的过程当中，我们当时就提出了几管、几不管的原则。管什么？首先管产权，我们的产权我们当然要管。就是你这个企业，凡是你要动产权的事情，那国资委是要管的。第二个管什么呢？就管企业的重大事项，如大的投资，大的战略等。第三我得要管人选，这是《公司法》赋予所有者的权力。但是，这个一直做得不太好，组织部说党管干部，虽然他们也说企业没有行政级别，但这个权力他们始终没有放手。在管人的问题上，国资委没有太大的话语权，只是名义上的发文由我们。另外，我们还要管收益，总之就是我们管的东西都是通过所有者的三大权益派生出来的。不管什么呢？我们很多东西不管，总地来讲，就是不管生产经营。这就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所以我们管企业的时候，对企业应该是放得很开的。企业面对的是一个瞬息万变的市场，在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你要是说什么东西都要通过批准来做，我们觉得这是不合适的。这样逐步逐步地我们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思路，而这样一种思路促成了我们对资本营运的探索，对国有股权管理的探索。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央的十八大也在讲要从管资产到管资本，要搞营运机构，就是那么一套东西，应该说我们很早就做了，国有资产管理上我们一直是走在全国的前列的。【15】

编撰人：谌明

【1】 杨卫东:原江汉大学校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长时期在武汉市委、市政府研究室工作，90年代中期至2007年，任武汉市国资办、国资委主任。

【2】 祝方东:市经信委副主任，曾在市政府研究室工作。

【3】 吴厚溥:时任武汉市政府副市长，1997年后历任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

【4】 赵宝江:国家建设部副部长，时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市长。

【5】 王守海:时任武汉市委副书记，后历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市长、湖北省人大副主任。

【6】 杨卫东于2018年4月19日口述。

【7】 陈明:时任武汉市政府政研室正处级调研员，后历任国资委副主任、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总经理。

【8】 陈明于2018年4月19日口述

【9】 杨卫东于2018年4月19日口述。

【10】 郝健: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首批员工，现任中商集团董事长。

【11】 郝健于2018年4月20日口述。

【12】 胡湘建：1994年任市国资办法规处副处长，现任武汉新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13】 胡湘建于2018年4月19日口述。

【14】 孙建清:时任武汉市国资办法规处处长。

【15】 杨卫东于2018年4月19日口述。

本文来源：《1978-2018 武汉改革开放口述史（二）》，武汉出版社，2018

*图文照片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