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在石头上的千年“南京史”

南京一直致力于碑刻的保护与展示，整理和研究，彰显着六朝古都优秀的文化传承。在此过程中，南京的千年历史正以另外一种脉络，清晰地呈现出来。

南京碑刻

是探究中国历史的一个窗口

南京是探究中国历史的一个窗口，从碑刻的发展角度也可见一斑。

　　据南京市博物总馆研究员邵磊介绍，自先秦至南北朝，中国的碑刻经历了一个从发生、发展继而高度成熟的衍变过程。先秦碑刻存世的极为罕见，大型刻石仅有守丘刻石和石鼓文；秦代刻石遗迹，多为秦始皇巡游天下时所立，除了泰山刻石九字之外，今亦无存；西汉早期的石刻文字仍然少见，且内容简短，西汉中晚期至新莽，才出现具有志墓性质、篇幅稍长的刻石题记；东汉时期，碑刻的应用范围大有拓展，其形制、内容也逐渐趋于完善成熟，包括碑版在内的石刻文字诸如摩崖、画像石、门阙、石经、界石等大量涌现。

　　南京文化底蕴深厚，留有大量古代碑刻，其中又以栖霞地区的碑刻尤为突出。“一座栖霞山，半部金陵史”。邵磊告诉记者，由于栖霞地区在南京历史上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在历代碑刻文献储藏方面，堪称一座金陵历史文物的宝库。“无论从数量、种类抑或价值、影响着眼，栖霞区都可谓以一域之力，支撑起南京碑刻的半壁江山。”

　　据邵磊介绍，在南京有遗迹可循的碑刻中，以溧水东汉《校官碑》和江宁岩山的孙吴《天发神谶碑》最为久远。其中，《校官碑》出土于南宋时期，现存于南京博物院。东晋、南北朝时期，南京迎来第一个碑刻高峰，“其数量之多，价值之高，可谓独领风骚。”即便到了隋唐时期，南京在政治上备受打压，仍留下了隋文帝杨坚仁寿元年敕赐的舍利塔下铭，肇建了一通在唐代江南屈指可数的丰碑大碣——唐高宗李治御制的《明征君碑》。南京南唐时期的碑刻更是洋洋大观，可惜多为后世毁坏，“皆仅存目，唯出土墓志时有所见。”

　　南京在北宋时为全国区域中心，南宋时曾一度作为行都。邵磊表示，不管是位于今栖霞辖域内的宋代抗金名将王德墓神道碑，还是南宋时重立的《摄山栖霞寺碑铭》，都可看作是南京宋碑的煌煌巨制。此后，随着栖霞寺声名远播，纪游志事的题刻也渐渐多了起来，这就产生了闻名遐迩的栖霞山摩崖题刻。

　　明初建都南京，南京碑刻再度进入“高产”时期，产生了明孝陵神道碑《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以及明初功臣中山王徐达墓、岐阳王李文忠墓、南郊宁和王邓愈墓、镇国上将军李杰等陵墓的神道碑，而散布于乡野通衢之间的碑碣摩崖，埋于地下的铭墓志、地券数量，更是庞大到难于计数。

　　基于对南京碑刻的长期梳理与研究，邵磊发现，南京古代碑刻高峰期的发展，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与中原北方地区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但又并不完全受限于南京历史发展脉络的起伏，“在时代序列上几乎没有缺环。”

工作人员在进行拓印

南朝碑刻

见证“永明体”与文学之都的渊源

　　碑刻的功能在于记事、记功、颂德、褒奖等，内容涉及政治、军事、书法、文学、科技、建筑等，载录的人物上至先贤圣哲、帝王将相，下至寒儒布衣、山野白丁，每一个社会阶层无不涉及。相对于中国古代碑刻的发展史而言，东晋南北朝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阶段，在墓志规制、体例、文辞、书法等方面均有示范性的意义。

　　据邵磊介绍，萧梁神道碑碑文在书法史上备受推崇，现存约三千字的始兴忠武王萧憺碑被誉为“上承钟（繇）王（羲之）、下开欧（阳询）薛（稷）”，梁启超《碑帖跋》更以“南派代表端推此碑”表达了对此碑书法艺术的推崇。萧秀墓上的两碑，正文虽风化殆尽，但碑额与碑阴所刻萧秀故吏的题名堪可辨识。萧宏墓神道碑正文虽已漫漶不辨，但此碑碑首之阴与碑身两侧雕刻的繁丽奇诡的纹饰，依然令人瞩目。

南朝梁萧憺碑额

　　南朝帝王陵墓神道柱方版上的铭文，以作正书的稍多，反书的较少。位于栖霞区十月村的梁吴平忠侯萧景墓西石柱，是现存南朝陵墓中保存最好的神道石柱，石柱柱身近圆莲盖处的矩形石版上镌刻的“梁故侍中中抚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吴平忠侯萧公之神道”23字，便是反书或称曰“反左书”的代表作。

　　墓志内容也极为丰富，如燕子矶出土梁普通二年辅国将军墓志，全文洋洋洒洒竟长达3705字，是关于墓主家世行实的翔实传记。根据残存志文，可知传主自北魏入梁，官至广州刺史，入梁之后曾参与浮山堰的修建，对淮南战局有极大影响。

　　南京是世界“文学之都”，在千百年来不断传承创新中，南朝齐“永明体”诗歌对中国文学的传承和走向产生过重大影响。南京仙林灵山出土的萧子恪墓志，以生动的事例叙述了萧子恪对于“永明体”这一新兴文学流派的发展所产生的举足轻重的影响。邵磊告诉记者，萧子恪的弟弟大多才学出众，萧子范、萧子显、萧子云等更是成就斐然。萧子恪年仅十二岁时，即唱和竟陵文宣王萧子良《高松赋》，并表现出很高的天分和才情。由于“永明体”的发生与萧子良有直接关系，墓志着意刻画萧子恪唱和竟陵文宣王萧子良《高松赋》这一文坛佳话，也就被赋予了特殊的意蕴。

明代重磨《白乳泉试茶亭》

墓志的大量出现竟然与曹操有关

　　墓志是古代碑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类，而墓志的大量出现竟然与曹操有关。据邵磊介绍，其时，为杜绝虚浮奢靡之风，曹操“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原本立于墓冢前、属于碑刻大宗的神道碑，随之进入墓冢下的玄室之内。神道碑究竟是何规制，能让曹操下令一绝了之？邵磊告诉记者，由于没有实物留下，后人只能对其进行想象，但通过南京地区东吴墓随葬的青瓷堆塑罐则可大概想象出来，因为上面捏塑有刻划墓主官职、姓名及碑形的牌位。

　　六朝石刻是南京城厚重历史的注脚与符号，也是全人类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而南朝陵墓神道石刻中的石柱，通体以柱座、柱身、柱头三部分构成。在柱身上方凿出矩形石版，其上镌刻墓主官职、谥号等标识性铭文，邵磊认为，这从广义上来理解也属于碑刻的范畴。与西晋墓志“刊石记终，俾示来世”的用意不同，东晋南渡高门士族的墓志，在形制、内容上却都非常简单，有的甚至只以普通墓砖制成，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据邵磊分析，这或与南渡士族的心态有关。其时，以王、谢、颜、温等世家为代表的南渡高门士族希望能北伐功成归返故里；他们死后不得已才假葬南方，但仍幻想有朝一日克复中原，再将骸骨从假葬地迁回旧茔。正因如此，其墓志都是为了便于迁葬之际辨认骸骨而设，只是起到临时的标识作用，所记内容也仅限于能辨识棺木骸骨。比如栖霞区燕子矶附近南齐王珪之墓出土的两方墓志，内容几乎完全相同，墓志志文为隶书，内容更是寥寥。后来，随着北伐屡次失利、克复中原无望，士大夫们对墓志的设立才郑重起来。

　　与此同时，随着晋末刘宋以来素族寒门的崛起，在依旧恪守“碑禁”的表面文章之下，对于通过墓志来颂功铭德的愿望愈发迫切，神道石刻大肆兴起。比如位于南京栖霞区辖域内的梁临川靖惠王萧宏墓神道石刻为石兽、石柱、石碑三种六件，梁安成康王萧秀墓与梁始兴忠武王萧憺墓均为三种八件。“萧宏、萧秀、萧憺三兄弟墓上的神道碑共有10件之多，但以完整形制保存下来的却只有四通，这也是存世仅见的四通南朝萧梁时期的碑版。”邵磊说。

陈江总碑

让蕴藏千年的“金陵石语”走向普通大众

　近年来，南京不断致力于碑刻的保护与展示，整理和研究，出版《南京历代碑刻集成》《金陵碑刻精华》《栖霞山贞石录》等较大容量的碑刻图录，出版《江宁出土历代墓志考释》《明清江南乡试及相关碑刻校注》等以碑刻录文为主体的汇编或考释，一方面将碑刻文献整理研究引向深入，使大量以往深藏不露的碑刻史料成为可供利用的活资料；另一方面则将成果推向大众，并通过策展等形式进行普及，让金陵石语彰显南京优秀的文化传承。

《金陵碑刻精华》

　　除了碑刻整理研究考释，南京还致力于以展览形式将成果向大众进行普及。南京大学举办多次南京地区历代碑帖展，对许多湮没于历史的珍贵碑刻文物进行解读，7月8日落幕的“金陵石语：南京大学藏南京地区历代碑帖展”，专家从南京大学收藏的大量金石碑帖拓片中，遴选了一百余种南京地区历代石刻拓片和拓本，不仅包括书法史上的拓片名品，如江苏地区现存最早的汉《校官碑》、东吴《天发神谶碑》、南朝萧梁《萧憺碑》以及唐《明征君碑》等，还有南京大学校园内出土的王仁墓志拓片，甚至有不少原石已不存的珍贵拓片，如明王世贞撰《重建圆通精舍灵应圣殿记碑》等。按照碑帖内容，展览分为江南文枢、六朝风韵、石墨留真、名刹汲古和典籍播惠五个部分，时间涵盖一千八百余年。展览期间，丰富多彩的讲座、研讨会、教授导览等活动齐头并进，向观众细细展示南京碑刻的魅力。

来源：南京文旅

拟稿：陈雪可，审核：钱妍妍，发布：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