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称南宋命脉的襄阳，蒙古人为何足足等了30年，才开始大举进攻？

南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年）二月，襄阳保卫战进入最后的关键阶段。蒙古军的“大杀器”回回炮，击中了襄阳城的谯楼，声若惊雷的炮击声，响彻整个襄阳城，城中汹汹，军心动摇。

襄阳守将吕文焕在势穷援绝的困境下，与蒙古军将领阿里海牙折箭为誓，约定不得大肆屠城，随后举城投降。历时五年的襄樊保卫战，以襄阳的失陷，宣告结束。而此时的蒙宋战争，已经进行了38年了。

攻占襄阳后，蒙古军以荆襄为节点，沿汉江而下，进入长江，仅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在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兵临临安府（今浙江杭州），迫使南宋中央投降。至此，持续近半个世纪的蒙宋战争，最终以蒙古人彻底覆灭南宋政权，而宣告结束。

襄阳临汉门

襄阳作为蒙宋战争中的重要战略城市，它的失守，让蒙古人成功掌握了通向长江中下游的钥匙。

那么，如此重要的襄阳，蒙古人为何不在战争的初期，直接攻占？而要等到战争持续了三十多年后，才开始重视这座城市？

事实上，从蒙宋战争开始的初期，蒙古人的战略重心一直都在四川，而不是湖北。

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七月。就在南宋方面在河南发动“端平入洛”战役的同时，窝阔台召开蒙古诸王大会，在这场重要的会议上，窝阔台确定了两件事。其一：是确定了南伐宋朝的战略构想；其二：是确定了伐宋过程中的军事进攻方向。

蒙古族内部，包括归附的汉人和契丹人，一致认定“先谋犯蜀，下窥江南”的战略方向。即先拿下四川，而后沿长江而下，直抵江南。事实上，这一战略，虽然在后来的忽必烈看来，有着明显缺陷。但就当时而言，这无疑是最适合，也是最正确的战略安排。

蒙宋之间早期的军事接触，就是发生在四川地区。宝庆二年（1226年），成吉思汗在征讨西夏的同时，派一支偏师，以取金、夏为名，向南抄掠，入南宋四川境。并在次年年初，与宋军发生正面冲突，南宋四川制置使郑损畏敌不前，轻率地作出放弃关外五州、退宋三关的决定，致使蜀地门户大开。

绍定四年（1231年），蒙古灭金进入最后的关键阶段。拖雷武力借道宋境，四川制置使桂如渊不思抵抗，托雷乘势率军闯入大散关，攻破凤州城，屠洋州，围攻川陕重镇兴元府（今陕西汉中），沿汉江南下，抵达邓州（今河南邓县）。

两次规模不大的试探性进攻，让蒙古人看清了南宋军队的羸弱，和四川地区不堪一击的军事防线。加之，金国灭亡以后，黄河、淮河之间屡次遭到战争的破坏，形成了大片的无人区，不适合蒙古军作为南下的重心。所以，当窝阔台决定伐宋时，他选择将军队的进攻重点放在四川，打算以川蜀地区作为覆灭南宋的突破口。

端平二年（1235年）春，窝阔台派大将阿术鲁率东路军进攻两淮，三皇子阔出率中路军南下荆襄；二皇子阔端率西路军攻打四川。都元帅塔海率领的先头部队，非常迅猛，相继攻克沔州（今陕西勉县）、兴元府（今陕西汉中）、阳平关。

驻守蜀边的宋军，在四川制置使赵彦呐的带领下，向四川内郡溃逃，沿路州郡，无人守城。川北门户大开，蒙古军不断向四川内郡挺进，十一月，攻克成都府，并以成都为中心，四面出击，不断攻击四川各路州县。史载“是四川府州蜀十，残其七八”、“五十四州俱陷破，独夔州一路，及泸、合数州仅存”。

与四川蒙古军的不断深入相比，南下荆湖的蒙古军就显得积极性不高。阔出率军，取道金州（今陕西安康）、光化（今湖北老河口），沿汉水南下，一路上也没有遇到强烈的抵抗。南宋京湖制副使全子才连夜逃遁，给蒙古军留下了大量的攻城器械。九月，蒙古军正式进入荆湖地区，邓州守将赵详举城投降。十月，蒙古军包围枣阳，宋将樊文彬率部坚守，终因外援已绝，城破身亡。

枣阳失陷，蒙古军遂集中力量转攻襄阳，这是襄阳第一次正面面对蒙古军队的进攻。但有意思的是，此时的蒙古人显然对襄阳并不感兴趣。史载“史天泽挟二舟载死士，直前捣之，覆溺者万计”。这是蒙古人对襄阳的唯一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在遇到宋军的顽强抵抗后，便铩羽而归，放弃襄阳，转攻随州、郢州（今湖北钟祥）。

但蒙古人想不到的是，他们虽然放弃了襄阳，但最后还是以另一种方式，占领了襄阳……

这一年的冬天，蒙古军再次发重兵突袭襄阳城西门，襄阳城告急。实际上，蒙古人的进攻，更像是为了进攻而进攻，他们似乎对襄阳实在提不起什么兴趣，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襄阳，在进攻襄阳以南的江陵（今湖北江陵县）时，也远没有“征蜀”的蒙古军那么卖力气。对襄阳的进攻，也只是不时的小规模行动，始终没有发动持续的大规模进攻（另一层的原因是蒙古人的军队人手不够。）。

当时，坐镇襄阳的是京湖制置使赵范。赵范“朝夕酣狎，民讼边防，一切废弛”，和北军主将王旻、李伯渊厮混在一起。而且在襄阳城内部，北军与南军互有矛盾，赵范对此视而不见，不作协调。

次年春，受朝廷委派，支援襄阳的李虎率领南军进入襄阳。入城后，李虎便扬言要剿除王旻北军。南北两军发生冲突，先是王旻被杀，而后赵范又下令诛杀北军，襄阳城的局面开始失控。赵范遂逃出襄阳，勾奔荆门而去。

北军主将李伯渊率剩余的北军，焚毁襄阳城郭后、举城投降蒙古。襄阳城官民四万七千余人、三十万担粮食、弓矢器械二十四库、以及金、银、盐、钞等，皆为蒙古所有。自岳飞收复襄阳130年以来，由宋军苦心经营的这座军事重镇，毁之一旦，化为灰烬，祸至惨也！

蒙古人虽然接受了李伯渊的投降，但在查抄襄阳城的物资，和迁徙城中百姓至洛阳后，并未实际派兵驻守。直到这一年的十月，方才派遣游显领襄阳、樊城事，表示象征性的占领。而游显也并未对襄阳城有任何战略上的规划，连最起码的城防设施，也懒得归置。只是“在城内起屋造酒，以待伪酋即鞑贼大队前来度夏”。

这些情况都说明，蒙古人在最初的伐宋战争中，并未将襄阳城作为南下进攻的重要城市，或者说，此时的襄阳城还没有被列入到蒙古人的战略规划中。这一时期，南下的蒙古军对大多数城市，还是沿用攻而不占的方略，意在不断地消磨南宋的有生力量，这一点在蒙古灭金的过程中也尤为明显。

蒙古人第一次占领襄阳，来得快，去得更快。嘉熙三年（1239年），蒙古军的军事中心逐渐东移至两淮地区。荆湖地区的宋军，趁机开始大面积的收复失地。郢州（今湖北钟祥）、荆门、信阳军（今河南信阳）相继被收复。

曾经投降蒙古，驻守襄樊的刘廷美，有意归附南宋，以内应引宋军进入樊城。四月，宋军都统江海攻克襄阳外城，别将刘义执游显降宋，宋军成功收复襄阳。

襄阳古城墙

与荆湖地区停滞不前的蒙古军队相比，“征蜀”的蒙古军显得异常的“积极”。蒙古人在川北的兴元府和石门建立控制四川的战略基地，以此作为南征四川的桥头堡。

从端平三年（1236年）开始，蒙古人在四川的进攻几乎没有停止。嘉熙元年（1237年），蒙古军突袭武信军（今四川遂宁），将南宋贮存在城里的府库钱粮掳掠一空；

嘉熙二年（1238年），蒙古都元帅塔海指挥蒙古军对川东地区发动进攻，攻陷隆庆府（今四川剑阁）。次年，又攻重庆，继而东下攻万州（今重庆万州区）、夔州（今重庆奉节）。宋将孟珙分兵守卫峡州（今湖北宜昌）、归州（今湖北秭归）、施州（今湖北恩施）一线，击败东侵的蒙古军，迫使其退兵。

淳祐元年（1241年）蒙古军又进攻川西地区，连破“二十余城”，进围成都，宋将田显开北门投降，成都再度失陷，南宋四川制置使陈隆之被俘遇害。

蒙古军在四川的战事非常顺利，除夔州路以外的利川路、潼川路和成都府路都遭到蒙古军队不同程度的袭扰和掳掠。但就在蒙古军一路高歌猛进时，淳祐元年十一月，窝阔台突然病逝。蒙古政权随即陷入权力纷争，无暇再对南宋进行全面战争，宋蒙之间的大规模战事暂告中止。

窝阔台

由窝阔台病逝所引发的一系列蒙古族内部的动荡，基本上暂停了蒙古军在四川的军事行动，蜀地得以喘息。事实上，窝阔台攻占四川，沿江而下的战略，在战争过程中被证明是可行的。但他自己的突然病逝，却阻碍了这一战略计划的推进。使南宋朝廷在喘息之余的同时，能够腾出手来重新配置和重建四川地区的军力。

几乎就在窝阔台病逝的同时，南宋派遣余玠以四川安抚制置使的身份来到四川，主持四川防务的重建。余玠主蜀期间，修建大型山城二十余座，山城以山筑就，山体峭绝千仞，山顶宽平，有田土可耕，有林木可用，有泉水可饮，可供百姓居住或军事防御，由此形成了具有四川地理特色的—山城防御体系。

磐石城遗址

同时，余玠重建四川的指挥中枢，以重庆设为帅府，作为南宋在四川的军政大本营，并采纳播州冉氏兄弟建议，围绕合州钓鱼城来布置防线。以重庆府、合州钓鱼城为核心的川东沿江防御体系，成为此后，南宋在四川抵御蒙古军的重要防线。后来证明，直到蒙古军兵临临安城，这条防线也未被突破。

淳佑十一年（1251年）六月，拖雷长子蒙哥在斡难河即位，成为蒙古族大汗。蒙哥伐宋的战略同样也是从四川入手，但与窝阔台时期不同的是，他选择先借道吐蕃国，攻灭云南的大理国，而后与陕西和四川的蒙古军联合，南北夹击，一举拿下四川。宝佑二年（1254年），兀良合台俘虏了大理国王段兴智，大理灭亡。

宝佑四年（1256年），蒙哥命令兀良合台率兵由云南进军四川，企图“通道于嘉定、重庆，抵合州，济蜀江”，与四川的蒙古军配合作战，一举荡平四川全境。但实际上，蒙古人攻占四川的最好时机，随着窝阔台的病逝，彻底错过。这一次，蒙古人在四川打地很艰难。宋军凭借有利地形顽强抵抗，蒙古军南北会合的战役意图，终究未能实现。

宝佑六年（1258年），蒙哥分三路大军，从川蜀、荆湖、两淮地区，再次发动大规模的灭宋战争。四月，蒙哥率领四万人马，号称十万，进至六盘山。

十月，蒙哥率部渡过嘉陵江，进驻剑门关（在今四川剑阁北）。但如此大规模的战役，蒙哥却没有让兄弟忽必烈参加。而是以“患脚疾”为由，罢了他的兵权，把他强行安置在后方。

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如日中天的蒙古族同胞。忽必烈生怕蒙哥猜忌自己，遣人恳求蒙哥，让自己带兵从征。好巧不巧，南下荆湖的塔察儿停滞不前。于是，蒙哥决定分兵与忽必烈，命他代替塔察儿，南征荆湖。

事实上，忽必烈是蒙古政权高层里，为数不多的明白人。他早已看出蒙哥亲率大军，远征川蜀的错误战略。他手下的谋士就曾对他直言道：“蜀道险远，瘴疠时作，难必有功，万乘岂宜轻动”。并且建议他尽快拿下襄樊，则大业可定。

开庆元年（1259年），七月，忽必烈行至蔡州（今河南汝南县）。从被俘的宋军前哨口中，得到了蒙哥病逝四川的消息，但忽必烈认为这是宋军散布的谣言。遂杀掉前哨，继续南下。

但实际上，蒙哥在七月二十一日，就已经病逝温汤峡（今重庆北碚的北温泉）。

蒙哥

八月，忽必烈率军渡过淮河，二十日，攻破大胜关，随后兵围黄陂（今湖北武汉黄陂区），在黄陂取道阳逻堡渡江。九月一日，从攻四川的宗王穆哥，从钓鱼城遣使来告知蒙哥死讯，并请忽必烈北撤，继承汗位。

蒙哥的死讯得到证实，但忽必烈认为既已南下，不能无功而返，于是决定继续进兵。他指挥十万蒙古军三道并进，突破南宋长江防线，渡过长江，包围了鄂州城（今湖北武昌）。

但鄂州城远比忽必烈想象的要难啃的多，连续三个月的猛攻，只是攻破了鄂州的东南角。就在前线的战事陷入胶着时，十一月十七日，忽必烈的妻子派遣使者来到鄂州，带来了一则重要的情报：忽必烈的幼弟阿里不哥已遣人调兵于大漠南北，图谋称帝！

鄂州城现在拿不下，将来可以再打，可汗位一旦丢了，就彻底没有机会了。闰十一月初，留下大将拔突儿等人指挥部分蒙古军继续围困鄂州，忽必烈率主力北返。六天后，蒙古大将拔突儿等人也根据忽必烈事先的安排，迅速从鄂州解围撤军。

蒙宋战争，又一次因蒙古族可汗的去世，而宣告暂停。但这一次，蒙古人并没有给南宋太多的时间来整饬军备。景定元年（1260年），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分别召开忽里台（大朝会），宣布自己继承大汗位。由此，蒙古陷入了长达四年的汗位之争。

忽必烈

但事实上，与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并没有让忽必烈忘记或者放弃灭宋。就在忽必烈继位的同年，谋士郭侃向忽必烈献上《平宋策》，建议说：“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则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既克襄阳，彼扬、庐诸城，弹丸地耳，置之勿顾，而直趋临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

这是蒙古方面，第一次有人正式提出改变灭宋的战略方向，将战略重心从川蜀转移至荆湖。但忽必烈对这个早就心有所属的方案，不置可否。直到另一个人的出现，才彻底改变了蒙宋战争的僵局。

开庆元年，就在忽必烈从鄂州撤兵后不久，贾似道入朝，被拜为右相，权相之路就此开始。贾似道崇尚铁腕政治，上台之后，针对当时官员贪墨、结党营私等弊病，进行了大规模的整肃，各路安抚制置司，更是这次“严打”的主要对象。

刘整时任泸州知府兼潼川路安抚使，正是核查对象之一。作为四川制置司下四大主力之一，刘整尤善敎练战士，但因恃才桀傲，与四川安抚制置使俞兴素来不和。俞兴派人清查刘整账目，刘整向俞兴行贿，但俞兴拒不接受；刘整又派人到江陵请求俞兴之母代为说情，也遭到俞兴拒绝。另一方面，刘整得知俞兴与四川制置副使吕文德，互相勾结，欲图谋加害于己。由此，反叛之心已定。

景定二年（1261年）夏，刘整秘密联络蒙成都路经略使刘黑马，举城投降，泸州失陷。忽必烈随即任命他为行夔府路中书省兼安抚使，配合四川地区的蒙军，与宋军进行作战。

刘整的投降，虽然在短时间内造成四川局部的防御空缺。但并没有撼动整个川东的沿江防御体系。此后的几年，蒙宋双方在四川开始了持续的拉锯战，双方你来我往，攻守杀伐，互有胜败，四川的战事陷于胶着状态。

咸淳三年（1267年）冬，刘整在大都（今北京）觐见忽必烈时上奏，提出了新的攻宋方略，建议“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不要与宋军在四川纠缠，改将进攻重点放在襄阳方向。“先攻襄阳，撤其捍蔽”，而后顺汉江而下，攻取鄂州，从鄂州撕破南宋长江防御体系！

刘整的建议遭到了许多蒙古官员的反对，但却得到了忽必烈的坚决支持，忽必烈当即表示“朕意决矣！”

咸淳四年（1268年）春，忽必烈任命阿术为都元帅，指挥蒙古军进攻襄樊。阿术因有过攻击襄阳的经验，知道进攻襄樊单靠蒙古骑兵是不行的，便向忽必烈请求“汉军协力征进”。忽必烈同意了阿术的请求，并且指派刘整为都元帅，赴襄樊与都元帅阿术同议军事。

九月，蒙古军在完成作战准备后，开始在襄樊外围大规模地筑城，对襄樊进行合围。南宋方面在加强襄阳和樊城的城防的同时，不断集结重兵，从外围开始突破蒙古军的包围，蒙宋双方的焦点都集中在了原来被忽视的襄樊地区。襄樊保卫战正式打响……

参考资料：《宋史》、《宋蒙（元）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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