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铁腕反腐：一个案子杀人数万

文/廖保平

历史上的今天，即1328年10月21日，朱元璋出生，他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为贫寒的皇帝，不仅出身贫寒，而且家里孩子也多，他排行第八，叫“朱重八”，一家人食难果腹，父母兄长先后死于瘟疫和饥饿，不得不出家当了和尚。

朱元璋早年备尝艰辛，历经苦难，自然恨透了贪官污吏对百姓的盘剥，他是贫孩子出身，江山得来殊为不易，颇为爱惜，深知贪腐误国。当上皇帝之后，终于有机会治一治这些贪官污吏，出手格外重，仅在明初洪武年间，就一手办了空印案、郭恒案两大著名经济案件，与胡惟庸案、蓝玉案，合称明初四大案。其中郭恒安是一起内外勾结，侵吞国粮的大案。

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户部侍郎（财政部副部长）郭桓被人告发，他说与人勾结，吞盗官粮。朱元璋一听说这郭桓居然大胆吞盗官粮，火冒三丈，立即下令成立国家检察院副院长（右审刑）吴庸为组长的郭桓案专案组，进行彻查。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以郭桓为首的犯罪分子一共有五大犯罪事实，都被朱皇帝写进了自己编的《大诰》里。

第一条，应天、镇江等五个州、府，是朱元璋早期的革命根据地，在朱元璋闹革命的过程中，这些方曾给予过无私的援助，为了回报这份恩情，朱元璋决定免除这些地方所有民田的夏税秋粮，官田则减半征收。而郭桓等人勾结地方官员，私自瓜分了这些州县几十万官田的夏税秋粮，无一粒收缴上仓。

第二条，户部本该收浙西地区的秋粮450万石，郭桓却只收了60万石粮食和80万锭银钞。这些银钞可以抵200万石粮食。剩下的190多万石粮食，被郭桓勾结当地官员私分了。

第三条，郭桓等人征收皇粮国税时，还巧立名目，收取五花八门的费用。比如收沿江神佛钱，即运输官粮的时候需要求神拜佛，以保佑官粮押运平安的钱。

第四条，郭桓等人收受应天等地富户徐添庆等人的贿赂，私自免除他们的马草（战马所需的草料），将负担转嫁给已经交纳马草的安庆百姓。

第五条，郭恒等人还搞纳粮入水、纳豆入水的勾当——每年都大户伙同仓库官在豆、粮中拌水，以增加重量。而这些搀水粮豆经湿热一蒸，往往将每间粮仓不下万余石的粮食弄坏掉。

最后查明，郭恒利用职务之便与同僚及地方官员、豪绅相勾结，不仅将地方上交的官粮侵吞，还盗取国库中的金银、钱钞，折合粮食达2400万石，相当于当时整个国家一年的收入。

更令朱元璋没有想到的是，于内，几乎中央所有六部的官员都成了郭桓的同犯。其中包括文化部部长（礼部尚书）赵瑁，司法部部长（刑部尚书）王惠迪，国防部副部长（兵部侍郎）王志，建设部副部长（工部侍郎）麦至德等部级高官员都参与了此案。于外，竟有十二个省政府的官员涉入郭桓案，至于小官小吏，如参与盗卖官仓粮食的仓官，更是数不胜数。

朱元璋彻底震怒了，一不做二不休，不但将郭恒处死，将六部各个副部长以下数百人也处死，“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民众人之家大抵皆破。”以至于朝野官员无不警戒恐惧，时人谓：“郡县之官虽居穷山绝塞之地，去京师万余里外，皆悚心震胆，如神明临其庭，不敢少肆。”郭桓案影响之大，杀人之多，成了朱元璋反贪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至今读来仍让人脊背发凉。

一个案子杀这么多人，恐怕是历史上少见的。有论者认为，朱元璋治贪，是历史上判罪处死贪官最多的皇帝，这个不敢确证，但是一个案子杀死数万人，真是罕有记载。还有一种说法，朱元璋在位31年，累计处死的贪官，达到惊人的15万人。

朱元璋不光创下一个案子杀人极多的纪录，他可能还创下了用典最重或者说最狠的纪录，朱元璋诏告天下，“凡官吏贪赃满60两银子，一律处死，决不宽贷。”当时的60两银子，相当于我们现在6万元人民币左右（不一定很准），贪污6万就处死，这个够狠吧。

朱元璋用典之狠还表现在用刑之残酷上，除了使用凌迟、阉割、株族等传统酷刑，挑筋、断指、断手和削膝盖等新酷刑也纷纷派上用场。此外，还对贪污判死刑的官员处以“剥皮揎”，这是啥意思？“剥皮揎草”是明朝法律《大诰》中的一种酷刑，把人皮完整剥下来，在皮囊里面填充稻草后悬挂示众。说白了就是将贪官的形象做成“标本”，对现任的官员们进行一种警醒，不要实现中看到此情此景，单是想想就觉得毛骨悚然。

杀人如此之多，用典如此之重，而且管你是亲国戚，还是开国元老，不管你是中央大员，还是封疆大吏，只要牵涉贪腐，绝不手软，一概施以重典，甚至斩尽杀绝。这样综合下来，朱元璋可能是治贪反腐查处力量最大的皇帝了，在这一点上，历史上的皇帝无出其右者。

但是，朱元璋如此严峻反腐治贪，仍然不能阻止官员前腐后继，这除了明朝官员俸禄较低外，还有重要一条，就是君主专制集权本身，他要将赋税收到中央政府来维持国家运转，就得靠代理者——官员层层代办，由于顶层难以了解到基层的具体情况，形成信息不对等，就给了官员贪污的机会。这其实是一种代理成本，如何减少这个成本？十分困难，如果用地方分权的办法，即设立监察机构和监察官，搞“人盯人”，则架床叠屋，代理人集团越来越庞大，这也会增加代理成本，而且监督效果如何也不敢保证，监察官也有自己的贪腐驱动，这样，成本可能更大。

最后的办法，可能就像“和珅跌倒，嘉庆吃饱”那样，纵容官员贪污，等养肥了就宰掉，这样，虽然贪官消耗一部分赋税，但大部分还是落在了国库或中央政府手中，反腐也就成了一种财政分配的工具。

所以，朱元璋降低处罚标准的反腐，只是让其反腐显得力度空前，杀伐十分惨烈，轰轰烈烈，很是热闹，但最终也没办法解决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