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 我国第一次授衔仪式

1955年，我国首次实行军衔制度。2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毛主席下令，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

由于是第一次授衔，军区干部通常会进行一次摸底，看看大家对所授军衔持有怎样的态度。

当时很多人表示，自己是战争年代的幸存者，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要幸运得多，至于授何种军衔，并不太在意，孔庆德就是其中一位。

图 | 孔庆德

条例颁布后不久，中南军区干部部部长刘兴元同志给孔庆德打了一个电话，询问他个人对授衔的意见和想法。

孔庆德当即表示：“给什么算什么，能授予校官就不错，大校也行，上校，中校都行。”

不过，军衔评定并不是领导的简单安排，而是需要依据军官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革命经历等多个方面进行考量，最后再作出决定。

令孔庆德没想到的是，这次大授衔，他被授予了中将军衔。

其实，给孔庆德授予中将军衔，是完全合适的，论资历，他也足以授中将。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大家看完接下来的故事就明白了。

曲阜苦孩子

1912年3月4日，孔庆德出生在山东省曲阜市保宁村，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孔子第73代后裔。

自打孔庆德记事以来，家里就没有一分田地，平时生活上的所有开支，都由父亲一人承担，后来叔叔婶婶相继去世，将他们唯一的儿子，连同一小块荒地，全部转到了孔庆德家里。

从此，三间破土房，一亩薄田，就是这个家里所有的财产。俗话说：“多一个人就多一双筷子。”在当时那个年代，可不仅仅只是一双筷子这么简单。

父亲每天都要起早贪黑，拼命劳作，但赚取的食物根本就不够吃，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好在几个孩子听话懂事，吃不饱的时候，就跑到山上挖野菜，采野果。

稍微长大一点，孔庆德就能做更多事了。他主动去割草，然后卖给地主家喂牛，通过这种办法，赚取两个小铜板。

那时候的生活，虽然贫穷，但全家人住在一起，还是很幸福的。直到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这个家庭。

那是1925年的冬天，孔庆德家里住进一位客人，身材高高壮壮，穿着长衫，只不过说话的口音很奇怪，孔庆德听不懂。

据父亲说，那人是从“南方”过来的，专门经营药材生意，是一个商人。不过在孔庆德看来，这是一位非常奇怪的商人。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神秘客”每天都是早出晚归，神出鬼没，只有晚上起来解手的时候，才能看见他和父亲在油灯下聊天。

而且，说是药材商人，却从未见他带回来什么药材，哪怕是一棵草，一根棍，一块树皮什么的，都没有。种种一切，都让人觉得可疑。

有一天晚上，孔庆德发现父亲带来好多好多钱，那是他头一回见到这么多的钱，大概有十几吊，沉甸甸的，装在一个大包里。

“神秘客”紧握父亲的双手，连声道谢，然后将这些钱收好，迅速离开了。

这件事没过多久，父亲干活的“东家”领着几个乡兵闯了进来，一进门，就指着父亲的鼻子大骂，说让他还债，否则就把人带走。

父亲苦苦哀求，但最后却无济于事。“东家”扯着嗓子大喊：“你私通土匪，窝藏土匪，我这就把你送进官府。”

目睹这一切的孔庆德彻底惊住了，他很愤怒，也很害怕，害怕过后又想不通。

对那个“神秘客”，孔庆德凭直觉认为不会是坏人，否则地主就不会将其骂作“土匪”。不过他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父亲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带他回家？还有那笔钱是怎么回事？

种种谜团困扰着他，直到后来他参加了革命，才悟出了父亲被抓的真相，那个“神秘客”很有可能是位革命者。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自从父亲被抓以后，家里的顶梁柱就塌了，加上这次事件的影响，导致周围邻居都不敢与他们家来往。

那时候，地主隔三差五就会上门讨债，为了生活下去，孔庆德和哥哥只好给地主打工还债。由于不识字，更搞不清利滚利的坑人招数，兄弟俩旧债还不上，新债又来了，随后越滚越多，债台高筑。

一气之下，哥哥选择不辞而别，和几个人一起跑去当了兵，不久后便传来噩耗，说是死在了军阀混战的他乡。

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好几次差点将这个家庭毁灭，但他们相信，未来还是有希望的。

少年参军，六安兵变

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攻占了曲阜，随之而来的是大量招兵。当时，“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口号吸引了一大批应征者，孔庆德就是其中之一。

他看着家里破败的光景，心想：“当兵后一定好好干，到时候带兵回来将地主全部消灭。再说，家里实在太穷了，就算拼死拼活干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出去当兵，总能挣口饭吃。

就这样，不满十六岁的孔庆德走上了参军之路，他并没有因此改变命运，改变他命运的，是那场著名的兵变。

1930年12月，鄂豫皖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国民党军四十六师的队伍从独山上溃退下来。当时，还有两个旅部和一个团的兵力躲进了六安城，孔庆德就在这个团里。

有一天中午，孔庆德和几名国民党士兵在营房门口晒太阳。突然，班长在远处喊道：“孔庆德，魏营长叫你去。”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孔庆德朝着营房走去，他心里很纳闷：“营长找我有什么事呢？我只是一个小小的通信兵。”想着想着，他走到了营房门口。

刚踏进营部，就听见魏孟贤营长劈头盖脸地问道：“你们在外面谈论什么呢？” 孔庆德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

这时，魏营长又问：“你们在谈论独山打仗的事情，对不对？” 孔庆德点了点头。的确，他们刚刚就是在谈论独山打仗的事情，说到了红军会如何处理俘虏。

有一个士兵说：“被红军抓去了俘虏都会被枪毙，甚至可能活埋。”魏营长了解情况后问孔庆德：“你信他们说的吗？”

孔庆德犹豫着，不知如何回答，他摸不清营长话里的意思，但心里却很是怀疑。

最近这段时间，上司好几个月没有发放军饷，战士们饭也吃不饱，还经常挨打受气，实在令人心寒。这样的队伍，让战士们越来越失望，其中就包括了孔庆德。

有时候他会想，红军队伍是怎么样的？和我们一样吗？这次和魏营长的谈话，让孔庆德越来越迷茫，但在迷茫中，他好像又找到新的希望。

几天后，孔庆德和几名通信兵在城南溜达，这时，不远处走过来一大队人马，上前一看，原来不是什么队伍，而是一列长长的担架队。

大家都感到奇怪，自从上次和红军在独山战斗以后，就没有再打仗，一直风平浪静，这会儿出现这么多伤兵，又是怎么回事呢？

经过了解后，孔庆德知道这些都是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士兵，从他们口中得知，红军不仅没有伤害他们，反而为他们疗伤，根本就不像队伍里传说的那样。

伤兵回来的消息，犹如一声春雷，震动了全城，大家都明白，原来自己一直受到了国民党的欺骗。

这几天，除了士兵们的议论声持久不停外，孔庆德还发现营长魏孟贤和六连连长蔡凤玉特别忙碌，一开始他还蒙在鼓里，直到后来才明白，原来这二人都是共产党员，利用表面身份作为掩护，秘密联络了一些军官，准备随时举行兵变。

不过，要想兵变，就必须先把六安城内驻扎的那个旅部解决掉。为此，魏营长还找到了一营营长，讨论兵变的相关事情。

一营营长和魏营长交情颇深，但他却是个贪生怕死之人，没有办法，只好找到一营的副营长。这位副营长思想进步，加上早已对国民党失望，一听说要起义，便马上慷慨答应。

和一营串联好了之后，魏营长又去找了三营营长，但这位营长反动透底，是团长的忠实走狗，死活不肯起义。

最后，起义队伍作出决定，先和红军取得联系，然后由一营攻打三营，魏营长亲自带领二营（孔庆德所在的营部）攻打团部和混成旅旅部。

计划确定好了之后，一场兵变即将展开。二十九日凌晨四点，兵变正式开始，起义部队按照原先的计划行动。

战斗至拂晓时，二营已经占领了混成旅旅部，接下来便是朝着一营方向会合。上午九点，起义队伍接到情报，苏家埠，韩摆渡的敌人和后方援军已经接近城下。

情况变得越来越危急，魏营长当即下令，部队撤退到城南关集合。一路上，战士们奋勇厮杀，好不容易杀出一条血路。

第二天，战士们顶着暖烘烘的阳光，带着激动的心情，到达了麻埠苏区，与红军正式会合。那一刻，“六安兵变”才真正算是圆满完成。

图 | 六安兵变

就这样，孔庆德因为这次兵变，加入到红军的队伍中来，他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加入红军以后，孔庆德被分配到“随营学校”当通信员，这个工作是他的老本行，自然也就轻车熟路，非常顺手。

那时候，他眼里有活，手脚勤快，做事麻利，样样工作都抢着干，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上级领导对他很是满意。因此，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特殊使命——护送卡尔逊

抗日战争年代，孔庆德接到了一项特殊的使命，这项使命，让他在机缘巧合下，获得了外国人的赞许。

1938年1月中旬，孔庆德奉命来到第七六九团团部。那时候，团长陈锡联给他交代了一项特殊任务：护送“盟军”通过封锁线。

这位“盟军”，实际上是一个美国人，名叫卡尔逊，他以军事观察员的身份赴华北战区考察，尤其着重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进行实地考察。

当时，陈锡联团长向孔庆德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要求。第一，一定要保护好卡尔逊，不能让日军伤着他；第二，万一情况危急卡尔逊负了伤，务必全力保住他的性命。

对于第二点，在场有很多人不理解，陈锡联解释道：“因为如果他死了，国民党就会造谣是被八路军害死的，所以他活着就是最好的见证，可以戳穿国民党的谎言。”

另外，陈锡联还告诉孔庆德，晋察冀方面已经做好了准备，派出部队在铁路那边接应。

图 | 陈锡联

孔庆德听到后，非常果断且自信地回答道：“坚决完成任务。”

第二天，护送任务正式开始，没想到出师就不顺利。他们刚走到东冶头时，就遇到了日军部队。

因为是白天，硬冲过去肯定占不到便宜，而且他们现在的任务是保护卡尔逊的安全，并非战斗。所以孔庆德只好下令，指挥一部分战士阻击敌人，另一部分战士护送卡尔逊返回团部。

为了找到更好的时机出发，孔庆德在接下来的几天，频繁派人出去侦察，但都没有遇到敌情。于是决定再次出发，采取夜晚行动的方式，尽量避开大路走山路。

这次行动，最后圆满顺利地完成，途中孔庆德的表现，让卡尔逊大为佩服，这些在他之后写的《中国的双星》一书中就有提到。

比如：“孔穿着一套日本皮毛衣服，走起路来迈着豹子似的起伏滑步。他一路上真是顶呱呱的，能叫出营里每一个人的名字……”

书中，卡尔逊毫不吝啬地夸奖孔庆德，对他赞赏有加，但孔庆德对卡尔逊的印象却没有很好。

他认为这个“美国佬”，作为军人来说素质太差。走不惯山路是一回事，紧张害怕更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关键时候，竟会被吓糊涂，在原地打转，不知道往哪里跑，让人看到后非常着急。

这次特殊的行动，对孔庆德来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不仅提高了他的战斗水平，还增强了他的指挥能力，让他在之后的战斗中如虎添翼。

巧夺日军天皇御赐大炮

在孔庆德的一生中，有过大大小小无数次胜仗，但最被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是大杨庄夺炮的那场战斗。

1939年新年过后，日军派出一支装备精良的队伍，配备一挺重机枪，8挺轻机枪，外加一门大炮，进驻宁晋大杨庄，企图进攻束鹿，新河等地。

当时这个消息很快就被冀豫支队第二团团长孔庆德所知，他带领队伍潜伏在距离大杨庄一公里外的龙家庄。

有一天，孔庆德正用望远镜观察日军的一举一动，突然，一个刺眼的光点反射过来，定睛一看，原来是一门大炮。

大炮在当时可是稀奇宝贝，一般的队伍还真没有，要是能拥有一门大炮，战斗力无疑会提高很多。

看到大炮的那一刻，孔庆德脑海里就出现了一个念头：“我要把那门大炮抢过来。”

说干就干，当天晚上，孔庆德对各营做好了战斗部署。决定由肖永银营长率领第一营担任这次夺炮行动的主攻，选出30名战士组成突击小队。

为了不惊动敌人，突击小队的每名成员一律打赤脚，不走大道，穿行田间。月光下，突击小队顺利摸到那门大炮的跟前。

放眼望去，只见几名日本士兵正抱着枪打瞌睡，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随着一声指令，几名突击队员迅速来到日军跟前，手起刀落，将看守大炮的日军全部击倒，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大家齐心协力搭把手，准备将大炮悄悄拖回去，然而就在这时，意外出现了。

突击队员在拖动大炮的时候，不小心扯动了火绳，炮弹“轰”地一声打出，巨大的声响惊醒了正在熟睡的日军。

日军嚎叫般地冲了出来，还没走上几步，就被我军的手榴弹炸得缩了回去。

眼看行动暴露，孔庆德立即派出预备队第二营上前接应，与突击队员边战边退，拖着笨重的大炮返回，一路上，大炮在泥泞的土路上留下一条深深的辙印。

第二天，日军顺着辙印一路追来，他们派出两辆坦克，18辆汽车，组成一支快速部队，企图夺回大炮。

然而，细心的孔庆德早有准备，他派出一支部队在沿途上埋伏下来，掩护突击部队的离开。

通过大家的相互配合，这门大炮最终来到了我军驻地。为此，冀豫支队开了两次庆功会，徐向前亲自观看大炮后，非常激动地派人给各位夺炮勇士照了一张照片，刘伯承，邓小平也联名表扬了这些夺炮勇士。

而此时，大杨庄的日军却非常苦恼，因为这门大炮不是普通的大炮，它是天皇御赐的大炮，对日军来说非常重要。

一年后，宁晋有一位勇士，冒着生命危险，从日军那里夺得3发炮弹，献给了八路军。这3发炮弹，在之后的战斗中，带着全体战士的怒火，杀向敌人中央。

其实，孔庆德能够在大杨庄夺炮并非偶然，早在很久之前，他就善于动脑，善于分析，常常能够出奇制胜，比如1938年头泉车站的那场战斗，就可能很好地说明一切。

夜攻头泉，攻点打援

1938年，孔庆德担任八路军129师769团1营营长，他当时率部活动在石太铁路附近，建立了两个抗日县政府和两个县大队的抗日武装，共800余人。

图 | 孔庆德

有一天，孔庆德得知井陉一家煤矿内设有日军的盐库，于是便想着将那些盐抢过来。不知道是情况有误，还是敌人把盐运走，导致这次行动扑了一个空，为此，他和战士们感到非常遗憾。

回去的路上，刚好路过石太铁路的头泉车站，经一名巡道工的介绍，他了解到那里驻扎了日军的一个小队，相当于一个排的兵力。

听到这里，孔庆德当即下令，让战士们迅速接近并包围车站。经过一个小时的战斗后，车站里的日军全部被消灭。

这时，一名战士提醒道：“这里是铁路，不可久留，援军应该马上就会赶到。” 孔庆德点了点头，非常同意这位战士的说法，于是赶紧下令让队伍撤退。

就在这时，细心的孔庆德发现，车站南边有一个小山包，地形环境都非常适合打伏击。于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他叫停撤退的队伍，在小山包周围埋伏起来，架好机枪严阵以待。不多时，就看见一列火车缓缓驶来，里面跳出许多日本士兵。

孔庆德看时机差不多了，立刻命令战士们发起攻击，不到一会儿，就将援军全部打倒。

这场战斗结束后，孔庆德没有继续等待，而是指挥部队迅速撤离。果然没过多久，头泉车站来了一大批日军，还带着大炮，轰轰的炮声将整个车站笼罩。

这次头泉车站战役，孔庆德采取攻点打援的方式，达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

像这种战斗，孔庆德经历了很多，他指挥战士越战越勇，创下了不朽功劳。

1955年，在我军第一次授衔仪式上，孔庆德被授予了中将军衔。他很激动，也很意外，同时也感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落到了他的肩上，他将继续努力，为这个国家多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