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案了:新冠病毒才是将人绑上轨道的“思想家”

也不知道哪个天杀的,要把人绑在铁轨上,还要一边5个一边1个,还要让人做选择,难道这天杀的,也他娘的“思想家”?


电车难题

一辆电车疾速驶来,突然发现前进的铁轨上绑了5个人,车已经刹不住了,直接压过去这5人会死。这时候你只要扳动拉杆,就可以让电车改道,但叉道上这时候也绑着1个人。你该怎么选?是选择让1个人死还是5个人死?不改道,死的人更多;改道,损失更小,但会让本不该死的人死掉,法理(谋杀)、伦理(生命无价)上都说不过去,这就是“电车难题”。


“电车难题”是很著名的思想实验,也是伦理实验,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比如前后脚进来两个病人,后来者是危重症,不马上施救可能会死人,前者不及时处理也会留下严重后遗症,你先救哪个?

于是有人也将抗疫政策的选择与“电车难题”进行类比,将“严格管控”等同于电车改道,认为这是牺牲一部分人来挽救更多的人,以此评判政策是否合理。选择“全部放开”可能导致大量的人员死亡(电车正常行驶方向上的5个人),选择“严格管控”可能影响一部本来该正常就医的人,导致正常情况下本该得到救治的患者的死亡(叉道上的1个人)。问:

“严格封控真的合理吗?”

如果不加思考,多数人看到这里,答案就明确了:岂止不合理,简直不人道!但是,答案真的这么简单么?按照“电车难题”的思路来解决现实问题,是否合理、可行?

1 抗疫措施与电车难题的相似性

抗疫措施的选择与“电车难题”的确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1) 无论如何,你都得做出选择,而且必须快速做出选择——哪怕是选错了;

2) 无论你如何选择,都会付出代价——这代价可能还无法评判,甚至无法用对错去评判;

3) 可能你怎么做都有理,也可能怎么做都有错,取决于你评判的角度和标准;如果让置身事外者来评判,那么司机永远是错的,可以有无数的理由来抨击你。

至少,从事情的难度和复杂度来看,抗疫政策的制定与“电车难题”的应对颇有相似之处:你要面临各色人群的利益诉求,面临不同的人、不同的标准的批判,而且真的——性命攸关。

2 抗疫政策不能等同于电车难题

2.1 现实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我们只是做一道伦理题,在伦理、法理与道德范围内,是很容易找到答案,如果价值观趋同(对,这其实是价值观问题),甚至可以找到标准答案。可是现实问题,却远没那么容易。

尽管“电车难题”看起来很难,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以现在大多数人可接受的观点,“电车难题”风险最小的做法就是什么都不做——从法律上讲,我扳动拉杆,就意味着谋杀,杀害一个本不该死的、无辜的人,这是犯罪,而且是死罪;从伦理上讲,生命无价,不能认为5个人的生命重于1个人的生命。而不作为,顶多算过失,蹲几天监狱甚至教育一下就出来了——你没有提前发现事故并减速刹车,回去重学交规。

你看,不作为就不会犯错,是不是很讽刺如果你觉得这很讽刺,那可能你离开这现实世界太久了。

按“电车难题”的思路,应对疫情我们也选择不作为,任由大家自生自灭可好?当然可以,这不就是一些人鼓吹的“群体免疫”吗?西班牙大流感时没什么有效的防疫手段,事实上的“群体免疫”,死2500万到1亿人,人类也没灭绝。新冠疫情美国死98万人也没翻天,最早搞“群体免疫”后来严格封控的国家死17万人,也没什么大事发生——这些国家死这么多人,连个写日记的都没有。但国内行吗?武汉爆发的时候,天天有人哭着喊着:“这不是死了3000人,是死人这件事发生了3000次”……这要是也选择不作为,这事要发生10万次,估计早就鸡飞狗跳了。

你看,现实世界里,面对同样的难题,“解题”的思路可以完全不一样,甚至评判的标准也可以不同,民众的承受度也不同。有的国家政府可以不作为(电车思路),民众也不觉得怎样,但有的国家民众就不能接受。甚至同样“难题”,不同时间评判的标准都会变化,比如武汉爆发时死亡3000多,几乎击穿国人的心理防线,而香港死亡8000多人,似乎没有超出社会的心理承受范围。2019年武汉爆发时大家埋怨政府封城封晚了;2022年上海疫情,才封完浦东跟浦西,大家就开始抱怨封城措施是否必要了。

显然,现实世界的难题没有标准的答案。

2.2  “电车难题”损失难量化,疫情损失必须量化

尽管“电车难题”怎么做都有损失,但从伦理的角度讲,你很难说怎样做损失更小。生命是无价的,显然你不能说那1个人的生命就没有另外5个人的生命有价值。但疫情的应对是一个社会问题,能不考虑损失的大小么?显然不能。这是抗疫政策与“电车难题”的最大区别——电车难题的损失很难去衡量,抗疫政策必须考虑损失的大小,并将损失降低到最小。

我们在讨论抗疫政策时,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在说这样的封城措施值不值得——“值不值得”就是利弊权衡的过程,利弊权衡的过程就是个量化比较的过程。直白地讲,我们所有人在评判这场疫情应对的过程,都是基于各自利益的考量,利益考量就是量化的过程,只不过每个人手里拿的尺子不一样罢了——有人算小帐,有人算大帐;有人算当下的利益,有人算未来的利益;有人算个人的利益,有人算社会的利益;有人算国家的利益,有人算洋主子的利益……

为了救一只高压线上的麻雀,全城大停电——这种故事现在只有傻子才会信了吧?

如果考虑量化的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将抗疫政策与“电车难题”等同起来,本身就有逻辑问题。

“电车难题”,本身难在用数字量化难以量化的事情,如果两边都是1,就不难选择,也不需要选择——两眼一闭,天下大同。但实际上,一条道是1,一条道是5,让你做选择。之所以要做选择并且难做,因为下意识里5>1,这是种本能的善念,但这种善念却未必受到伦理和法理的支持。那么,这里,我们就会发现“电车难题”里问题的设置和应对,其实回避不了量的问题,不信咱们换个假设:

假如正常行进的方向上是5个人,另一条轨道上是一只“麻雀”呢?是不是也应该坚持众生平等?(美国麻雀另说

评价抗疫政策很多人也在拿数据说话啊,“封控导致的死亡数量比疫情本身导致的死亡数量还多,所以封控不值得……”你看,这不就是损失量化吗?

既然如此,咱们不妨进一步假设,“电车难题”的1:5我们难以选择,1:50可能也会迟疑,那么1:50000呢?或者将Omicron 换成一代毒株或者 Sars病毒?

2.3 谁应该在叉道上?

对于“电车难题”,大多数人会认可叉道上的人不应该被伤害,因此,将疫情封控中因次生灾害受伤害的人放在叉道上,将普通人放在正常轨道上,这样设置是没有道德压力的。那么让电车压过5个人的身体(放开管控)也就没有道德的压力。但是,如果互换一下位置呢?假如将有基础病的人放在电车本来行进的轨道上,你还会做同样的选择吗?至少普通人不敢做选择,甚至都没有勇气做这样的假设。

一个残酷的事实是,香港8000多人的死亡里,大部分是感染Omicron 并伴有基础病的老人。

你看,拿一个高深的概念或模型,作对自己论述有利的假设,大多数人就这样被蒙混过去了……

现实世界里,不仅做什么选择是个难题,连做什么样的假设都是难题——真实社会问题的复杂度,远高于“电车难题”。

2.4 我们真在两条道上?

如果你再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其实,没有人真的在叉道上,新冠病毒对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即便有所区别,那也是基础病患者和老年人首当其冲,在靠近车头的位置,那些打过疫苗的、年轻体状的人在远离车头的位置——即,所有人其实都在一条道上,在电车本来行进的方向上。这条道上有些人会有一些特定的需求(比如吃饭、看病)需要被满足,而不是把他们放到另一条道上加以区别——很明显,这样的假设是种“道德绑架”,“思想家”为了满足自我叙事将人绑上了叉道。

也许可以辩白说:因为疫情控制很多人看不了病,他们就是在叉道上——大家可以了解下美国或其它西方国家的情况,真的放开了,别说基础病患者,普通人都不一定排得上号。美国公立医院 ICU 一直紧张——因为同样的疾病,你得将新冠阳性患者与普通患者区分开啊(你以为美国真的不控制不区分?),那么同样的疾病你需要两个病房,两套设备,你说挤兑不挤兑?吉林封控期间的做法与上海不同,阳性病例可以去医院接受治疗,医疗资源也很紧张,这是在有控制的情况下,如果放开了感染呢?两相对比,你还认为真有人在叉道上?

当所有人都在电车前进的路上,而叉道上并没有人时,你说,这种情况电车是不是该拐弯?

即使做不到让电车(疫情)转弯,正确的做法也应该是将老者或者基础病患者移到后方,尽量避免被病毒侵染,加强保护(比如打疫苗、隔离),而不是放弃或不作为——因为他们,更需要被保护。

你看,前提变了,答案自然也就变了;前提的设置,既要符合逻辑,也要符合事实,不能牵强附会。

2.5 现实问题没有预设的方向

“电车难题”的另一个难点在于预设了方向,这意味着按照既定的方向前进才是司机“正确”的选择,这是另一个前提。这种前提下,作选择不是司机的职责所在,作选择就意味着承担风险,承担责任。所以对司机来讲,“不作为”即是最优解。

假如那不是叉道,而是一个 Y 型的路口,进入路口前车辆并不知道往哪条轨道上开,作选择就是司机的职责之一,那么这时候的选择是否就是显而易见,也更加坦然了?

“电车难题”给咱们预设了方向,但现实问题往往没有明确的方向。比如疫情的发展和病毒的进化。假如 Omicron 进化的下一阶段是温柔的小绵羊,共存可能是个相对经济的选择;假如 Omicron 进化的下一个阶段是凶猛的野兽,可能动态清零是个明智之举。问题是我们谁也不知道病毒在咱们体内进化到下一阶段会是什么样子,会导致什么样的伤害。

所以,不要依据虚无的或理想的模型来解决现实的问题 ,前者可以很理想,但现实很残酷,还必须去选择,去面对。

2.6 不同角色不同的选择——理性与感性的博弈

如果仔细思考,我们会发现,“电车难题”即使有标准答案,不同的角色可能也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对于司机来讲,可能“不作为”是最优解,因为扳动方向意味着谋杀。但假设扳动拉杆的不是司机而是一个旁观者,可能看法又不一样。司机开车是本职,而旁观者是救人,救一个人跟救5个人,是不是感觉又不一样?这时候你可能心里还是会觉得不舒服,凭什么为救5个人就可以牺牲另一个人。旁观者不是司机,并不知道电车本来应该直行还是拐弯,要救人、要主动作为的话,救5人也是自然而然的选择。如果不作选择,即选择“不作为”,“见死不救”在法律上也叫“不作为”,也要负法律责任和承受道德的压力。

当我们是旁观者,可以相对理性果断地做出选择,当我们的角色换成了司机,可能会多一些迟疑;但如果我们的角色变成了躺在道上的人,那么,你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个时候,我相信,对绝大多数人,会经历一个感性与理性相博弈的过程,甚至出现理性缺失的情况——这个时候,分别躺在直行道和叉道上的人肯定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圣人除外)。对,这就是我们所有人此时此刻(在疫情中)所面临的情境:政策制定者是司机,上海的所有居民都是绑在轨道上的人(我们都是凡人),而上海之外则是旁观者(当然,也可能是援沪的参与者)。我们有不同的角色也有不同的选择:

“我们”可能是需要挣钱养家的年轻人也可能是需要更多保护的长者;可能是居家的一道杠也可能是隔离中的小队长(两道杠);可能是活蹦乱跳无处释放的健康人,也可能是身体抱恙需要就医的患者;可能是居家办公的打工人也可能是停产焦灼的企业家;可能是身临险境的一线的医护,也可能是服务后方却并不安全的志愿工作者;还有可能是各地援沪的医护和志愿者,各级政府官员,以及远方的父老乡亲……不同的角色自然会有不同的考量,不同的愿望,自然,也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或多些理性,或多些感性。

无论角色如何,我们又都面临着新冠病毒的威胁,不同程度的威胁,我们都在电车驶来的同一条道上;但实际上,我们各自的作为又影响着疫情的发展,我们又是“参与者”、“自救者”。我们可不止“司机”、“躺在轨道上的路人”或“旁观者”——这岂是一个“电车难题”可以比拟?

但无论如何,我们得做出选择并付诸努力,那么,感性中多一些理性吧。

2.7 有没有容易的解

如果非要将抗疫政策类比于“电车难题”,难道没有一个万全之策吗?

有。干掉那个将人绑在轨道上的“思想家”!这是破解“电车难题”的最优解。

如果干不掉,那就让所有人一起来扳动拉杆吧,反正做对了是大家的功劳,做错了,所有人都有罪。即便如此,躺轨道上的人说,我们的命运凭什么让你们这些人来做决定?咱们躺地上的来投个票吧,少数服从多数!

等等,这好像哪里不对……

有什么不对?有民主还讲什么科学?科学为什么不能讲民主?大众一起扳动拉杆或投票来决定防疫政策就好。不过,新冠病毒可能心里就乐开了花:地球人——真他妈傻*,搞不过我就【假装思想家】!迟早药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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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问1:你妈和你妻同时掉水里了,你先救哪一个?问2:你妻子难产,妻子和儿子只能保一个,你保谁?

  • 国家定调,任何个人及小团体都应该遵守,这是国家意志,不容质疑

  • 居家隔离和封控可以接受,集中隔离就离谱了!本来是普通的感冒因为发热被强制和高风险人群放在一起隔离,合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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