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剪报，两个时代

郜元宝

鲁迅博物馆藏有两份剪报，乃1966年9月14日在“破四旧”的浪潮中，馆中人员从钱玄同长子钱秉雄处抢救得来。

其一日文，为日本作家昇暑梦、二叶亭等所译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短篇小说10篇。

其二中文，分“目次一”、“目次二”，鲁迅《人间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裴彖飞诗论》赫然在列。另有周作人、汤增璧、许寿裳、陶成章、刘师培、黄侃诗文若干。章太炎最多，25篇。全本剪报60篇诗文，分别载于1903—1908年的《民报》《天义报》《浙江潮》《河南》诸杂志。

认定两份剪报均为鲁迅所制，理由如下——

第一，中日文“目次”均为鲁迅所写。中文“目次”与日文目录共有的字眼如“東”、“歬（前）人”、“論”、“命”、“之”，“之”的写法不同，其他五字间架笔势明显出于一人之手。若日文剪报为鲁迅所制，中文剪报必定也是。反之亦然。

第二，留日师友中，再无人比鲁迅对俄国小说更感兴趣。若日文剪报系鲁迅所制，则装订款式与“目次”笔迹相同的中文剪报制作者也该是鲁迅。

第三，中文剪报“目次一”相当于周作人所谓流产的《新生》“甲编”。将这些裒为一辑，很像是对《新生》感情最深的实际主编鲁迅所为。

第四，鲁博还藏有鲁迅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医学笔记”，装帧款式与两份剪报完全相同。据日本学者调查，上世纪初日本大中学生托文具店装订笔记极为普遍，“医学笔记”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制成。

《藤野先生》提到藤野“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对医学讲义尚且如此珍惜，在“弃医从文”之后辛苦搜求的日译俄文小说以及自己的试笔和重要师友的文章，岂有不什袭以藏之理？

这两份剪报可能因“兄弟失和”而与搬出八道湾的鲁迅分离，但剪报内容始终留在鲁迅心中。日文剪报中果戈理《狂人日记》启发了他创作更加“忧愤深广”的同名小说。中文剪报六篇旧作，四篇编进了《坟》。临终急就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还专门提到剪报中章太炎答吴稚晖的“战斗的文章”，甚至一字不落引用了剪报中太炎“狱中所作诗”《狱中赠邹容》和《狱中闻沈禹希见杀》。

中文剪报发表最晚的是1908年12月20日《河南》杂志第九期周作人《哀弦篇》，而收入周作人所译《庄中》《寂寞》的《域外小说集》之序言落款为“己酉正月十五日”，若此后编排剪报，不会有这两篇，故鲁迅只能在1908年12月20日至1909年正月十五日之间完成剪报的编排。

鲁迅每次编杂文集，都会“打开了装着和我有关的书籍的书箱”。“医学笔记”和中日文剪报自然保存于这样的“书箱”，但“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这是1919年底从绍兴迁居北京之事。其实《藤野先生》有误，“医学笔记”并未遗失，而是和装有其他书物的三只大箱子寄存于张姓乡友家，解放初筹建绍兴鲁迅纪念馆而征集文物时被发现，送交许广平，再由许捐给鲁迅博物馆。

留在绍兴的箱里只有“医学笔记”，中日文剪报自然托“运送局”运往北京，且不在那口毁坏的书箱中，而是安抵八道湾新家了。

2018年8月1日，我有幸拜访鲁博特藏部，首次观赏中文剪报，发现上面竟有不少朱墨两色校改和记号，匆忙中即以鲁迅文章为重点拍了一些照片。归来细检，发现这些校改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况。

首先，校改与《坟》《集外集拾遗补编》相同者计39例，其中9处外国人名书名原文之校改完全正确，可谓“精校”。校改文字细小而工整，难以辨识书写风格。但抛开此点，也能大致判断乃鲁迅本人所为。

其次，校改未当者3例。1.“然平议以为非是”，“议”下朱笔旁添“者”字。《集外集拾遗补编》1981、2005两版均未添改。“者”不必添，此校改未当之例。2.“怀疑于中国古然之神龙者”，“然”旁改为“代”。《集外集拾遗补编》1981、2005两版仍作“然”。“然”义更丰，“代”义显豁，难定优劣。3.“则知天识在人”，繁体“识”字“言”旁改作“耳”，成一“职”字。《集外集拾遗补编》1981、2005两版仍为“言”旁之“识”。“天识”佛教语，“真如”“本性”之意。“天职”谓天之职责，引伸为人类应尽之使命。二者语义迥别，难定弃取。此校而未善之例。未当或未善，并不意味着校者非鲁迅本人。鲁迅手稿校改也有这种情况。

复次，校而不完，即校阅者发现需要校改，也做了记号，却终于未作改动，如《文化偏至论》“非去霸勒而纵人心，不有此也”，“霸”旁朱笔打对号，未作改动。《坟》改为“羁”。如此者7例。

校而未当、未善、不完者共10例。除“古然”和“古代”、“天识”和“天职”不易抉择，其他并无疑难。可能鲁迅在某个时间较从容，即使面对外文字母这样的难点也能作出大量“精校”，而某个时间较仓促，即使无甚疑难，也委决不下。

剪报装订后，理论上可随时披览，故很难推断校改作于何时。但也并非毫无线索。

先看墨色。本次调查49例校改，墨笔34例（《科学史教篇》7例，《摩罗诗力说》27例），朱笔15例（《人间之历史》4例，《文化偏至论》5例，《破恶声论》6例）。单篇校改，或朱或墨，不相掺杂。若断断续续完成，很难严格地一篇使用一色，故全部校改集中完成于某个特定时段。

《破恶声论》“古然”改为“古代”，值得注意。现代汉语“古代”一词受日语影响，流行较晚，见于鲁迅早期论文仅两处。《人之历史》一见，乃总括地质学“太古代”“中古代”“近古代”之集合概念，如“凡此有生，皆自古代联绵继续而来”。另见于《摩罗诗力说》“其诗取材古代”，接近“五四”以后用法。但相同的意思，别处皆用“古”字，如“盖古之哲士宗徒”、“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改“古然”为“古代”，可能是现代汉语语感无意中起了作用，由此可推测这一校改乃在“五四”之后。

再看校改之目的。

首先，不属剪报内容而夹带进来的原刊其他文章之头尾两行，皆以标尺之类工具顶天立地划出两条红线，提示应删去，目的或许是为了替将来正式出版做准备。

其次，绝大多数外国人名书名原文之前，均以朱笔在右边空行打对号，似提醒应加括号之类。这也可理解为替将来正式出版作准备。

复次，《摩罗诗力说》“盖亦犹是焉耳”之后加朱笔“L”，下行“上述诸人，其为品性言行思维”顶格之“上述”二字右侧，加朱笔向下箭头，似提示当另起一段，目的也是替将来正式出版作准备。

我曾推测，鲁迅至少在1920年底着手再版《域外小说集》或1922年底撰写《﹤呐喊﹥自序》时，“打开了装着和我有关的书籍的书箱”，一顾早年两份剪报。现在看中文剪报中他本人文章上的校改文字和记号，可进一步推测他不仅两度开箱摩挲“少作”，还曾打算将它们重新公诸于世。

这有三种选项，一是单独出版中文剪报“目次一”的内容。“目次二”当时已无必要再版（其上也有零星校改）。“目次一”作为《新生》甲编，至少在1923年“兄弟失和”之前，尤其在兄弟二人于1920年底再版《域外小说集》或鲁迅1922年底撰写《﹤呐喊﹥自序》之际，很有出版之必要。对鲁迅来说，这不仅是追怀往昔“许多梦”，更是告诉读者《呐喊》只是“已逝的寂寞的时光”之“不能忘却的一部分”，还有“不能忘却”的另一部分。

“兄弟失和”后完整推出“目次一”已不可能。第二选项就是单独出版鲁迅个人的论文。但他没这么做，而是以调和的形式出版了文白夹杂的论文集《坟》，将早期论文揽入其中。

“五四”之初，新文学家著作中夹杂早期文言并不罕见。1922年和《呐喊》同时出版的《独秀文存》，便收了1915年至1917年多篇文言文。1920年出版的《尝试集》附有作者留美时期的旧体诗《去国集》。胡适陈独秀将各自的文言旧作拿来“示众”，以显示其“文学革命”的立场，但鲁迅早期文言论文记录的极其辉煌的文学探索是胡陈所没有的，这使他不得不大费斟酌。倘无成熟的思考和恰当的解释，这样的论文集怎能贸然出手？

《坟》1926年6月编就，8月底前交稿，序跋一再迁延，直到1926年11月才完成出版前最后一道工序，即交出《写在﹤坟﹥后面》，至此才算了却一桩心事。作为最成功的白话文作家，鲁迅双脚跨在文白两个语言世界的夹缝，冒着碎裂的危险启示这两个世界的内在联系。他将二十年前发起的“文艺运动”与后来“听将令”而参与的“文学革命”以个人文集的形式融为一体。此前时时披览旧作，精心校改，以期再版，不独敝帚自珍，更是穿越新旧两个时代，以竟其匡救弥缝之业。

可惜鲁迅编集《坟》时，携带多年的剪报不在身边，大量精心校改和旨在出版的技术处理未被利用，更未能收入《破恶声论》，致使这份珍贵文献直到1952年《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出版才广为人知。

但这以前，有一人提到过《破恶声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在北京的老友钱玄同很快于10月24日撰成《我对周豫才（即鲁迅）君之追忆与略评》，声称“他（按指鲁迅）在《河南》杂志中做过几篇文章，我现在记得的有《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等篇，斥那时浅薄新党之俗论，极多胜义”。当时跟钱氏过从极密的周作人在同一天撰写的《关于鲁迅》以及后续的《关于鲁迅之二》（11月7日）《关于鲁迅书后》（11月17日）提供了许多“海内孤本”，却只字未提《破恶声论》。

我怀疑鲁迅一死，周作人钱玄同即密议如何作文纪念。周氏自然倚马可待，而长期为高血压神经衰弱所苦的钱玄同的记忆力并不像他文章讲的那么好，于是周氏便将已归他所有的中日文两份剪报借（赠）给他做参考，这才有钱氏后人在危急关头的捐献。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