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经历刺激后为何会性格大变？一文从科学角度带你一探究竟

2000年，有个叫卢克的学校教师惹上了大麻烦。他突然对儿童色情刊物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开始从互联网上收集一系列关于儿童和青少年的色情杂志和图片，还会从按摩院里招妓。他用尽各种招式来试图掩盖这些行为——他清楚这是完全不被认同的，但事后他说那时的“快乐本能”压制了他所有的自制力。最终，当他开始向自己的继女做出一些暧昧的性暗示和举动之后，继女马上告诉了自己的妈妈——他的妻子。就这样卢克的恋童癖才终于被发现，并因猥亵儿童罪被捕。

法官告诉卢克，他要么选择参加一个十二期的性成瘾戒断项目，要么选择坐牢。卢克选择了戒断项目，但由于其间他多次向护理人员要求性行为最终被开除。就在卢克即将被判刑的前夜，他自己去了弗吉尼亚大学医院。他说自己头疼得厉害，而且担心自己会强奸他的女房东。医生们对他的大脑进行了扫描，结果简直是个重磅炸弹：在卢克右侧眼窝前额皮质，也就是大脑最靠前的位置，他们发现了一个鸡蛋大小的肿瘤。虽然这个区域的功能个体差异很大，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它很可能参与到预测行为的奖惩，从而为我们提供驱动力、意志力和判断力。

外科医生切除了肿瘤，就这么简单，卢克的恋童癖就消失了。七个月后，他被确认不会对公众构成威胁，准许回到家中与家人一起生活。几年后，卢克的恋童癖冲动再次出现——这次他直接去了医院。扫描显示他的肿瘤在同一个地方又重新生长了出来。随着肿瘤的移除，他的性格再次恢复正常。[1]

像卢克这种能展现出人格脆弱本质的例子寥寥无几，但人格变化的例子并不罕见。超过500万美国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这种疾病会严重影响一个人的个性；在英国，每三分半钟就有一个人中风，这可能导致情绪、价值观和冲动行为的暂时或永久性变化。我们倾向于认为我们的人格是坚定而强大的东西，但实际上它可以迅速抛弃我们。

在我开始写这本书的几年以前，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人，他就经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这个男人叫汤米·麦克休（Tommy McHugh），在血管爆裂损伤大脑之后，他的行为、思想和意志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过我只了解他的一面——中风后的那个人。于是我决定去拜访他的女儿，想更多地了解我们的性格到底来自哪里，以及一生中拥有两种性格是什么感觉。

汤米的故事可以从一个土豆讲起。起初，只是几株植物上出现了一些灰绿色的斑点，接着这些斑点越来越大，颜色越变越深，长得又粗又硬。很快这种真菌就蔓延到附近的农作物上，最终肆虐整个田地。这场被后人称为“马铃薯饥荒”的事件在爱尔兰引发了大规模的饥饿和疾病，造成了100多万人的死亡。

与此同时，还有100多万人远走他乡。1845年至1852年间，数千个家庭在爱尔兰海对面的利物浦定居，但他们并没有受到当地人的欢迎。对爱尔兰人的公开谴责始于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他在饥荒发生之后的几年成为当时的英国首相。当时他称爱尔兰移民是“和英国人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的”“野蛮、鲁莽、懒惰、摇摆不定和迷信的种族”。他说，他们所谓的快乐就是“在打群架和肤浅的偶像崇拜之间变来变去”。由于这种偏见，许多爱尔兰移民每天都面临迫害、歧视和人身攻击。

虽然汤米·麦克休是在饥荒发生100年后出生的，但在利物浦，这种歧视仍然普遍存在。浓重的利物浦口音并不能掩盖汤米来自一个贫穷的爱尔兰家庭的事实。他很快就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避免在学校里受到同学的精神上和身体上的种种虐待。他的12个兄弟姐妹也是如此。

当我们第一次通电话时，汤米说：“我们从不放过任何挑衅者，我很小就学会了用拳头说话。”

他还学会了隐藏自己的情绪，这是从他父亲身上学到的一个教训。汤米称他的父亲是个小商贩，但更是一个酗酒者，“他从没有带着应有的收入回到家中”。

所以，汤米几次险些误入歧途。

“生活真的很不容易。我之前非常顽劣，几次辍学。毒品，偷窃，打架，我都干过。”

“爸爸曾给我们讲他是如何偷走人们的鞋子的，因为他连一双自己的鞋子都没有。”汤米的女儿希罗告诉我。

我在她位于伦敦郊外白金汉郡的家中。此时正值午餐时间，整个郡县的天空在乌云的笼罩下暗了下来。我们坐在厨房的桌子旁，在对面的客厅里，希罗的小儿子伊萨克正搭建一架大型的火车轨道积木，电视上播放的动画片中迅速闪现着各种色彩，这是他今天的特殊待遇：作为他耐心等待我们谈话的奖励的一部分。

我向希罗询问了关于她父亲的故事：我想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父亲，在她记忆中，父亲之前是怎样的一个人。

“爸爸年轻的时候生活非常艰难，”她说，“为生计所迫，爸爸和另外几个人会去行窃。他的兄弟几乎个个都进过监狱，而且他从不表露自己的感情，从不。”

成年后的汤米成为一名建筑工人，娶了他的青梅竹马，并生下了希罗和她的兄弟斯科特。

虽然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汤米却很喜欢读书。在希罗很小的时候，他就给她讲过《指环王》。希罗在十几岁的时候又重读了《指环王》三部曲，她还记得当自己发现最喜欢的那些故事都不在书里时失落的感觉。

“我那时才意识到爸爸自己编了很多篇章，因为我当时会问‘那比尔博这之后怎么样了？’或者‘他遇到那个人时发生了什么？’”

“爸爸好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好，”希罗说，“他特别幽默滑稽，是那种让所有的朋友都羡慕的父亲。”

但有些时候，她称为“极度黑暗时代”，汤米会变得极端愤怒，非常蛮横，还经常会吸食海洛因等各种违禁品。

“你永远不知道哪个爸爸会出现。有时他喝醉之后会变得很暴力，妈妈就收拾行李把我们带走，他会威胁她说：‘如果你们敢离开我，我一定会找到你们，烧掉你们的房子。’”

希罗的声音又柔和起来。

“但他之后总有办法让一切走上正轨，他会对你好，为你做很多事，跟你聊天，和你一起开怀大笑。然后这样的生活会持续一阵，一切都非常美好。然后黑暗时代又会降临。”

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性格差异虽然显而易见，却很难对它们进行客观的研究。许多科学家试图通过一些相对稳定的方面，比如性格特点、行为模式，或是思想情绪，来研究这个问题。一般来说，我们把这些极度多样化的人格特质分为五种，也就是常说的“五型人格测试”：开放性、责任感、外向性、亲和力和神经质。

开放性指的是具有普遍的好奇心，并愿意尝试新的体验，接受新的信息和想法。责任感是指能够管理自己的冲动，对生活做出规划并表现出自律。外向性倾向于参与不同的活动，健谈、自信，并乐于成为关注的焦点。如果你有高度的亲和力，你就更愿意与他人相处，并为此做出让步；你会表现得非常友善、慷慨、体贴。最后，神经质衡量你的焦虑程度，也表明你体验到负面情绪的一种倾向。人们认为，根据这些不同特质在个体中存在的比例就能预测他们的个性。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展现出这些特征呢？个性是由我们的基因还是外界环境决定的呢？为了找到答案，我们将前往俄亥俄州，那里曾经住着两家非同一般的兄弟。

吉姆·刘易斯（Jim Lewis）和吉姆·斯普林格（Jim Springer）是同卵双胞胎，他们在出生几周后就被分开了，分别被两对夫妇收养，并重新起了名字，然后各自长大成人。当39年后他们重新团聚时，两人发现他们的共同点不只是名字。他们都患有紧张性头痛，喜欢咬指甲，在执法部门工作，喜欢做木工活，喜欢抽日本沙龙牌的香烟，开同一款汽车。他们去过佛罗里达的同一个海滩度假，都娶了名叫琳达的女人，而且离婚后又都再婚娶了名叫贝蒂的女人。这两个人都有儿子，名叫詹姆斯·艾伦·刘易斯和詹姆斯·艾伦·斯普林格。他们甚至都给自己家的狗起名叫托尼。

这真的只是巧合吗？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的行为遗传学家和进化心理学家南希·西格尔（Nancy Segal）说，这绝不只是巧合。吉姆双胞胎的故事启发了一项革命性的实验研究，是1979年发起的被称为“明尼苏达州失散双胞胎”的研究。在20年的时间里，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人员追踪了出生后分开成长的双胞胎的生活。他们一共研究了137对双胞胎，其中81对是同卵双胞胎，也就是同一个受精卵分裂成了两个独立个体；还有56对异卵双胞胎，他们是由两个不同的受精卵分别发育而来的。

包括西格尔在内的一些研究人员对这些研究结果进行了分析，同时还分析了另外一些一起长大的双胞胎的数据。他们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分开养育的同卵双胞胎的相似度和一起长大的相似度一样高。一些特征，包括领导能力、对权威的服从度、抗压能力和克服恐惧的能力、受到基因的影响程度超过50%。[2]

这些结果意味着，一个遗传基因容易害羞的孩子可能会因为他们的成长经历而变得不那么害羞或者特别害羞，但成年之后不大可能成为一个极度外向的人。

“这真是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结论。”西格尔说，当我问她是否预测到这样一个戏剧性的结果时。“我们以为会发现分开成长的同卵双胞胎之间有更多的差异，但完全不是这样的。”

这项研究受到了不少质疑，其中一个饱受争议的问题是，双胞胎之所以具有相似的个性，是不是仅仅由于他们长相相似而使其他人容易对他们做出相似的反应。

2013年，西格尔想出了一种方法来检验这个理论。如果外表确实可以触发他人特定的反馈，那些长相相似但基因不同的人们，所谓的双胞陌生人（doppelg?ngers），其个性相似度应该与同卵双胞胎相似。

为了找出答案，西格尔从法裔加拿大摄影师弗朗西斯·布鲁尼里（Fran?ois Brunelle）的一个项目中招募到23对双胞陌生人。弗朗西斯多年来一直在拍摄这些有着惊人相似面孔的黑白照片。每个参与者都被要求填写一份调查问卷，用以评估他们个性的五大特质，以及其他行为方式，比如自我评价等。结果如何呢？这些双胞陌生人并没有显著相似的人格特质，而且个性相似度显著低于真正的双胞胎，不论是同卵双胞胎还是异卵双胞胎，分别成长还是一同生活。[3]

那么遗传基因能够解释吉姆双胞胎的相似之处吗？“这并不意味着存在某种特定基因会让人们做出去同一个海滩度假的决定，”西格尔说，“但人们是如何选择去哪个海滩度假呢？可能是由于你不喜欢寒冷的气候，或者你很开朗，喜欢热闹拥挤的地方。这些很可能部分取决于你的遗传倾向。综合起来，这些基因就能解释为什么你不去别的地方，而是更愿意来这度假。”

在先天论和后天论的争论中，后天培育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环境塑造人格的例子是伦敦国王学院罗伯特·普罗明（Robert Ptomin）和他的同事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一系列研究。这些实验表明，不论是同卵双胞胎还是异卵双胞胎，独特的生活经历都会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和抑郁症产生极大的影响。[4]

没有一项研究是十全十美的，但这些研究说明我们并不是生下来直接继承了一个一成不变的人格。我们的基因可能让我们更倾向于某些特质，但在我们的一生中个性会不断地被环境所塑造。

甚至有时候，个性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

汤米当时觉得头痛欲裂，这种煎熬感挥之不去。这种情况有一阵了——他告诉我，自己常常会在头上束着一条腰带用以缓解长期困扰他的偏头痛。

突发事件发生在他上厕所看报纸的时候。

“我一下子觉得脑袋左边爆炸开来，然后就倒在了地板上。我想之所以当时自己还保持清醒，是因为我不想被人发现没穿裤子的样子。我站起来提上裤子，然后我脑袋的另一边就砰地一声又炸开来。”

由于大脑内的一个动脉瘤破裂，汤米的蛛网膜下腔出现了瘀血。爆裂的动脉使得大量的血液在他的脑部聚集。他倒在地上后被妻子简发现并急忙把他送往医院抢救，在那里，外科医生进行了长达11个小时的手术。医生告诉希罗和她的家人，汤米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会醒来。

“一次，”希罗说，“爸爸告诉我要去沙特阿拉伯工作一段时间，那时我应该是三四岁。他经常每隔两三天就会给我写信。当我长到13岁的时候，我再看装那些信的信封，注意到所有的邮票戳都在利物浦。我问妈妈为什么，她说是因为爸爸托人捎回英国，然后他们会从那里邮寄出来。”

虽然医生成功止住了汤米的脑出血，但毫无疑问汤米的脑部已经受到了损害。他的医生看到他在术后几天就可以坐起来，感到十分满意。然而不幸的是，汤米的身体出现了某些意想不到的后遗症。

“我一醒来就意识到有些不对劲，”汤米说，“我的大脑彻彻底底地变样了。”

“我16岁的时候才知道爸爸那时候是在监狱服刑。”希罗说，“当时我刚上大学，有个女孩谈起住在她隔壁的麦克休一家。因为这个姓氏很常见，几乎人人都认识一两个姓麦克休的。总之，她说几乎每个麦克休都进过监狱，其中还有一个是谋杀罪。当晚我回到家里，就问妈妈到底是怎么回事，才知道爸爸并没有去沙特阿拉伯，而是进了监狱。”

因为汤米的指纹出现在了一张伪造的支票上。汤米说这不可能，因为那根手指在他16岁的一场斗殴中受了伤，从此都歪着不能弯曲。

“他从不认罪。”希罗说。她有些犹豫，我也看不出她到底相不相信这件事。

“爸爸说他那根手指绝不可能动过支票。但他又说自己做了很多坏事，总有一天会被抓起来，所以就这样吧。”

我让汤米讲述了他手术之后醒来的感受。

“一开始我非常情绪化，”他说，“连伤害一只苍蝇我都无法想象。”

汤米环顾着他的病房，他的目光看向窗外的场地。“我可以从任何事物中发现美。我脑海中出现了各种前所未有的想法。突然之间，我充满了各种情绪、担心和顾虑，我可以感受到自己内心柔弱的一面。”

“他简直判若两人，”希罗说，“他变得极端情绪化。看到帽子掉到地上，他都会哭。这一刻他会非常伤感，下一刻他又会很开心，就好像从前的他完全消失了。”

而对汤米来说，突然之间可以欣赏到世间的美好以及他全新的情绪体验并不是他唯一的变化。从医院的窗户往外看，他看到一棵树上长出许多数字。

我认为一定是自己听错了。“你在树上看到了数字？”我问道。

“并不是，只是在我脑海中出现了数字，”他说，“有很多三、六、九，而且我不能自已地说着押韵的话。”

“押韵？”

“是的，我就一直，押韵不止，”他笑道，“你看，我又押韵了。诗歌从我这里喷涌而出，喷向四面八方。新事物，旧事物，我如同寂寞的云一般四处彷徨。我背诵诗篇，可以做到从后向前，从右向左，从任何方向——只有你想不出，没有我做不到的。”

一个月之后，汤米恢复了不少，已经可以出院回家了。他的医生并不清楚他的大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虽然他们猜测他的脑血栓可能破坏了他的某一部分大脑，但由于在抢救过程中他们需要插入一个金属止血夹，也就意味着汤米将无法再进行任何扫描来确定具体的损伤区域了。

汤米说自己的大脑像是已经进入了超频状态。“如果我在自己的大脑里行走，我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信息，”他说，“各种形状、各种语言、各种构想、抽象的数字、色彩艳丽的图像。看到任何事物都会引发我六种不同的回忆、情绪和气味，这一切都快速地在我脑海中盘旋，片刻之后它们就像互相碰撞起来，然后引发出六种新的想法，然后那些想法再度碰触又创造出六种。就这样我总是被无尽的图像画面、事物细节、信息内容、各种面孔等内容轮番轰炸，像是走进一条无穷无尽的信息走廊。”

“我的大脑宛如蜂巢里的蜂群，”他几乎没有停顿地继续说道，“当你站在正中央，你只能看到被蜂蜡封好的一格格蜂巢，但当你戳破其中一个小格时，从那里一下可以看到更多的小格。这就像是一束聚光灯打在一个神经细胞上，然后那个神经细胞像火山爆发一样，吹出来一大堆气泡，而气泡里面有数以亿计的图像。就像是意大利的埃特纳火山那样，一直活动频繁从未停止。而每个气泡中又都包含了几百万个图像，而这一切不过是我脑海中的一个瞬间。我就像是看到了自己无穷无尽的大脑，而我们只是使用了它那么那么小的一部分，简直不可想象。”

我试图打断他，但他又继续说道：“我的大脑里充满了各种各样事物的细节，但因为我没受过什么教育，我根本不能理解那些信息的含义。我的大脑告诉我它储存了多种多样的语言和各种各样的知识，所有的细枝末节都在那里，随时供我取用。我觉得要是时机适当，我可以说出意大利语：因为这一切都在我的脑海里了。我觉得我们所有人的大脑中都有许多惊人的天赋，而我们从没意识到他们就在我们的大脑里，因为我们从没强迫自己使用它。这就是我对自己大脑所见的一点感慨。”

接下来他又解释了更多。我从头到尾都没办法插上一句话。与他交谈不到5分钟就可以看出，他的言谈正是各种想法和联想的持续轰炸的一种体现。他的思绪一直在不停地变换，想法从一个概念迅速跳到下一个概念。

汤米经常给我发长达数页的电子邮件，都是我们在电话交流中他忘记提及的内容。其中一些是普通的格式，另外一些则是诗歌体。

在汤米的谈话中他经常会穿插很多描述性的内容，有的非常奇幻，有的极具洞察力。我经常会觉得他表现得很有智慧，但当我再去听我们的谈话录音时，又觉得他的那些比喻经常是非常含糊不清的，而且跳跃性很大。

有一天，他说：“就像黑客帝国里那样，我觉得那一边的自己可能已经被拔掉了电源。突然之间我和自己之前的那些生活完全脱离了联系，也许是因为上头的负责人想要见我。”

“我有时候挺庆幸自己有点傻，海伦，”他说，“不然我会看清过多的现实。”

可以理解的是，对汤米的家人来说，现在这个出口成章、有哲学思辨，也更加绅士的汤米令他们一时难以适应。

“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希罗说，“仿佛他的整个世界都颠覆了。”

所有人都以为，只要给予足够的时间让他的大脑恢复，他最终会变成原来的那个他，又会出现他黑暗的一面，但这一切并没有发生。

并不是每个人都更喜欢新的汤米。有人想让他变回以前的那个他；有人欣然接受了他新的样子，但最终与他渐行渐远，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共同点了；还有些人则担心这一切都是他装出来的。

“他的几个兄弟都希望他能变回原来那样，”希罗说，“尤其有一个，总想把他带回原来的老路。”

就连汤米的第一任妻子，希罗的妈妈，也很难接受新的汤米。“即使爸爸脑出血之后过了10年，我妈妈仍然不相信他真的改变了，”希罗说，“她始终认定之前的那个坏汤米一定还隐藏在他身体的某处。”

那么到底为什么，人的个性可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呢？要理解这点，我们先要纠正一个流行文化中常用的概念——一个人要么是被左脑主导要么是被右脑主导。这个理论最早出现于1962年冬天，当时在洛杉矶的怀特纪念医疗中心退伍军人威廉·詹金斯（William Jenkins）正要接受一场手术。

他的医生是著名的神经科学家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他将把詹金斯的大脑一分为二。由于詹金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次爆破中头部受损，从那以后他经常会癫痫发作，最频繁的时候一天高达10次。斯佩里认为，通过切断大脑左右半球的桥联结构——胼胝体，就可以降低詹金斯癫痫发作的次数。动物实验结果表明，这并不会对认知产生损害，而且大脑的每个半球都可以独立地工作。

手术进行得很成功，而且初步看詹金斯的认知功能也没有变化。但通过对詹金斯以及其他胼胝体切除术患者的进一步观察和测试中，研究人员有了一些有趣的发现。例如，他们验证了大脑的左半球控制着右侧身体，而右半球控制着左侧身体。这些研究还首次验证了左右半球有不同的分工。举例来说，大脑的右半球只能生成基本的单词和短语，而左半球更善于语言，也更具有分析能力，在数学方面更胜一筹。右半球负责处理空间、方向以及音乐，它更善于面孔识别，有助于我们理解语言中涉及情感的内容。

因为这些研究成果，斯佩里在1981年获得诺贝尔奖，不久之后一种人格理论诞生了。这种理论提出，大脑的哪个半球占主导地位决定了一个人是逻辑分析型还是创造感性型。时至今日，人们也常常会在大众媒体中听到这种理论。

事实上，虽然大脑确实有明确的分区，各司其职，但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健康的大脑中任何半球占明显的主导地位。以语言为例，虽然左半球令我们生成复杂结构的句子，但右半球对它进行了精细加工。比如谚语“给你看看这条线绳（线索）”（I’ll show you the ropes），我们需要大脑的左半球来生成正确的单词顺序，但大脑的右半球赋予了你理解这个隐喻的能力。

哈佛大学名誉教授斯蒂芬·科斯林（Stephen Kosslyn）提出，在进行人格分析时，我们更应考虑的不是左脑或右脑主导，而是上脑和下脑的相互作用关系。

所谓上脑包括大部分的额叶皮层和顶叶，下脑也包括部分的额叶皮层，但主要是颞叶和枕叶。科斯林说，当以这种方式划分大脑时，我们就能更好地对它们的功能进行归类。“上脑负责制订计划并将其付诸行动，而下脑则负责解读有关来自外界的信息并赋予其意义。”

“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我们一直在同时使用大脑的这两个部分。”科斯林说，“这是一个统一系统，而我们关心的是两者的互动模式。”

比如当我在酒吧里看到父亲时，我能够认出他是因为下脑把我眼中的感官输入诠释并给出关联信息，从而触发了我关于父亲的记忆。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讲到的，这个记忆联系着其他记忆，使我想起他喜欢打网球、喝哈维啤酒，以及对卡米拉·帕克鲍尔斯情有独钟的事实。

但这并不是我需要的全部。我可能还想邀请他一起参加酒吧的游戏之夜，或者让他推荐报税的会计师。这时候就是由我的上脑说了算。制订和实行计划正是它的专职，但单凭上脑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它需要从下脑接收有关信息——我和父亲要交谈的内容和我对此的感受，然后策划并执行。如果这些计划没能实现，我的上脑就要和下脑再次交流来纠错。

科斯林理论的关键就是，多数情况下我们会更依赖于上脑还是下脑：哪一个占主导，哪个就定义了我们的性格。

举例来说，如果我们能够完全使用我们的上脑和下脑，我们就能对前因后果进行详细考虑并完成计划。但如果我们的下脑占主导地位，我们就更倾向于对周围事物进行最深入的思考，试图解释一次体验的各种细节或一个事件的种种后果。以这种模式行事的人，就会很难处理所有的信息并采取行动。另一方面，如果你的上脑占主导地位，你就更有可能成为一名干将：你可能看来非常具有创造性而且干劲十足，但不计后果，科斯林把这种模式戏称为“瓷器店里的斗牛”。

当一个人的上脑和下脑都没有占主导地位时，一个人既不会陷入无尽的细节，也不会开始策划未来的计划。他们很享受“活在当下”，科斯林说，外界的事物决定了他们的行为：“他们是团队合作者——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担任统领的角色。你需要像士兵一样的人，不需要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过于深入的思考，而是能够在正确的时候推进并完成需要做的事。”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大脑中是哪种模式占主导地位，你可以上网去做一下科斯林设计的测试。

在他的书《上脑与下脑：找到你的认知模式》（Top Brain, Bot-tom Brain：Surprising Insights into How You Think）[5]中，科斯林说这个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会看到突变的人格。以菲尼亚斯·盖奇为例，如前所述，在一次可怕的事故中钢棍穿过他的头骨。历史资料显示，事发之前盖奇非常有主见，计划性强，且善于吸取经验教训。所以虽然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盖奇成了一个成功的建筑承包商。但事故发生之后他性格大变，粗鲁不堪，而且经常提出许多被别人嗤之以鼻的计划。

盖奇去世后，他的头骨捐赠给了《科学》杂志，目前在哈佛医学院沃伦解剖博物馆的一个玻璃盒子里。通过这个头骨，科研人员得以重建大脑遭受的损伤。他们发现，在他的额叶皮层中大约11%的轴突——神经电信号传播的最长的一段通路——被破坏了。这意味着在他的额叶皮层中，上脑和下脑之间的许多通路都被切断了。

科斯林写道，这次创伤不仅导致盖奇某些功能的丧失，例如抑制污言秽语的能力，同时改变了他上脑和下脑协同工作的模式。

盖奇此前非常足智多谋，受伤后却冲动且情绪化。他的下脑经常不分场合地干扰上层大脑，使其不能有效地接收到新反馈之后决定是否应该坚持或修正计划。因为他陷在波动的情绪之中无法做出适当的反应。

我很好奇这个理论能不能解释汤米大脑的情况呢。

为了找出答案，我决定去采访波士顿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的神经病学家爱丽丝·弗莱厄蒂（Alice Flaherty），在汤米发生意外之后，他们开始熟识起来。

汤米在从手术中恢复后不久就写信给弗莱厄蒂，问她是否了解自己新人格的现象。“他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人，”当我问弗莱厄蒂对他最初的印象时，她回答说，“他的信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迷人力量。”

弗莱厄蒂试图邀请汤米到她位于美国的实验室，但因为他以前的刑事犯罪记录，汤米最终没能获得签证。最后她前往利物浦待了几天。“我一下就爱上他了，”她说，“他根本没有能力去伤害任何人。他简直就像那些走路时要一直扫地以避免伤害小虫的的耆那教僧人一样。他照顾了他家周围的所有流浪猫。他过去不得不戴着那个硬汉面具，突然间他变得柔软无比，而且是以那么可爱的一种方式。”

对于用科斯林的上脑、下脑理论来解释发生在汤米身上的现象，弗莱厄蒂并不是很赞同。相比之下，她的推断是基于我们目前对受损脑区的已有认识。弗莱厄蒂说：“像汤米这种情况，我们知道他的中风发生在大脑的中央动脉，而那里负责向部分额叶和颞叶提供血氧。”

虽然颞叶损伤引起了汤米对事物细节的突然痴迷只是一个猜测，但这是目前最有可能的解释。要想知道原因，我们需要先了解大脑如何处理周围令人眼花缭乱的感官信息。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看到各种形状、颜色和移动的物体，听到各种声音，闻到各种气味，却很少会去注意这些。当我在酒吧遇到父亲的时候，我一开始也许会注意到厨房飘来的气味或电视上放映的足球比赛，但这些感官刺激存在几秒就会消失。因为我们会滤掉很多熟悉而无关紧要的信息，不然，我们的感官会被过量信息不断轰炸，使得我们无法集中精力完成眼前的任务。

要做到这一点，感官数据会被传输到颞叶，那里负责监视各种情绪，告诉大脑的其他皮层这些信息是否有用。只有最相关的数据才会被传送到额叶，然后在那里根据这些信息来制订计划、执行动作并生成语言。

汤米的行为表明，他的大脑已经不再过滤那些在通常情况下被有意忽略掉的无关刺激了。弗莱厄蒂说，他的颞叶不能再对他的感官数据或想法进行有效的判断，“所以他们都会通过检阅，并流入他的意识当中”。

弗莱厄蒂解释道：“我们经常会发现，颞叶受损的人虽然失去了对言语的理解却经常非常多话。基本上可以说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所说的内容不具有应有的判断力了。我们称之为政谈——话多而空乏。”

另一方面，汤米新的情感维度很可能是拜额叶损伤所赐。这个区域与大脑中下部的情绪核团相连接并起到抑制作用。额叶不同程度的活跃水平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我们的个性。在20世纪60年代，德国心理学家汉斯·艾森克（Hans Eysenck）提出，内向者比外向者更有自制力，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大脑皮层活跃水平更高——这意味着它对传入的信息更敏感、响应度更高，而活跃度高的额叶皮层会抑制那些大脑下面的情感区域。

你可以测试自己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人格。将棉花棒一端放在舌头上20秒钟，然后滴几滴柠檬在舌头上，再将棉花棒的另一头放在舌头上20秒。在棉花棒的中间系一条线，看看用柠檬汁之后的那端是不是因为过多的唾液而变重下垂。如果真是这样，你可能更加内向——大脑更高的活跃度意味着你对柠檬的反应更强烈，会让你比平时分泌更多的唾液。艾森克使用类似的测试来检验他的理论，发现在内向量表中得分较高的人会产生更多的唾液。

对麻醉剂的敏感程度也有类似情况——和外向型相比，内向型需要更多的麻醉剂才能睡着。如果你不信，可以想想利他林类兴奋剂，它能让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症的孩子平静下来，以及像酒精这类镇静剂可以让人们更加健谈和情绪激昂。

虽然只是推断，但很可能汤米的额叶和下脑之间的连接被破坏了。像盖奇一样，额叶损伤让汤米情绪核团受到的抑制得以解除。一夜之间，他获得了所谓“从未体验过的情绪”。

汤米的妻子简（Jan）认为汤米的这些话语、想法和各种情绪最好能被记录下来，所以在他出院几周后，她鼓励他拿起画笔，认为画出他心中的想法会帮助他集中精神。而汤米一旦开始画画，就再也无法停止了。

“一开始他画在许多A4纸上，再把它们贴在墙上，”希罗说，“我们抱着鼓励的态度，因为我们都觉得这样能让他早日康复。这确实也起到了作用，但很快汤米就没有纸可以画画了。他先是买了更多的纸张，但后来花销太大，他就干脆画到家里的墙上。一旦他把一间房的所有墙壁画满，他就去另一个房间继续画。所有的屋子都画完了，他就在地板、桌椅子上画。然后他又把所有的都涂掉，重新在上面继续画。”

希罗说：“我们没有住在一起，所以看不到他每天的进度。但基本上每个月我们去的时候整个房子都会大变样，墙壁、地板、能看到的所有地方，就连烟囱筒上的油漆都有两英寸厚，因为他会在上面一层接着一层地进行他的艺术创作。”

“我会把头脑里的内容都画在墙上，”汤米说，“桌上、天花板上、门上，做成雕塑、金属、石头。这一切都是大脑中不断涌现的内容，我只是把这些色彩、图像和场景倒在我的画布上。我一刻不停地这样做。”[6]

汤米一度每天要作画长达21个小时。“我们得提醒他吃饭睡觉，”希罗说，“对他来说，只要能画画和雕刻，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

汤米给我发过来一些他的艺术创作的照片。其中有一张画了两张人脸，从中涌出各样的图形。“那张画就是他的感受，”当我向她提到这幅画时，希罗答道，“画作所展现的想法和欲望非常强烈，仿佛能感受到这些东西在他的大脑四处涌动，而他根本无法控制。”

“当你去探望他，他见到你的时候表现得高兴吗？”我又问道。

“是的，他会说他想我们了，很高兴见到我们。他会表现得非常好，但过一阵你就能感到你该走了，因为他会变得非常焦躁不安，又想回去画画了。你刚一离开，他就像你不存在一样把你从他的想法中抹去了。”

因为汤米这种无尽的创造力，简最终离开了他。

“我一点也不怪她，”汤米说，“我根本就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这真的是个艰难的选择。”希罗说，“我们都能感受到艺术让他疏远了我们，但我们只能接受——因为这真的对他很有帮助。”

我问汤米他对艺术突如其来的热爱是不是出乎意料。他之前对艺术有过兴趣吗？

他答道：“不，我从来没有拿过画笔，也从没有进过画廊。”想了想他又补充说：“除了打算去偷点东西的时候。”

弗莱厄蒂自己就亲身经历过这种突如其来的创作激情。当她的一对早产双胞胎不幸死亡之后，她患上了产后躁狂症[7]。

“我完全无法入睡。我只想不停地说话，但因为我是个内向的人，所以我选择把那些话都写下来，”她告诉我，“就像是我大脑的某些底层核团在说：天啊，看来不太对劲儿，你必须得做点什么。”她的大脑被各种奇思妙想充斥着，在那4个月之中，除了不停地写作她没办法干任何事情。她意识到自己的躁狂症与一种被称为强迫书写症的病非常类似，后者是伴随癫痫发作而产生的强烈写作欲望。最终她决定写一本关于自己亲身经历的书。“我写书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她说，“当然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你一直在写作而没有读者，那只是单纯的发疯；但如果你是一个作家，那又未尝不是好事。”

一年后，历史再次重演，她再次生下了一对早产双胞胎，但幸运的是，这次双胞胎都活了下来。但她再次产生了无法抑制的写作冲动，随之而来的还有间歇的抑郁。在过去的这些年，她需要借助药物手段和运动才得以控制病情。

这种突然产生的不能自已的创造激情又被称为突发性才艺综合征，因为这很可能是因为大脑不能抑制某些特定的行为。在为数不多的文献记载中，汤米就是其中的一个著名案例。

另一个例子是乔恩·萨尔金（Jon Sarkin）。1989年，由于他的大脑听神经被血管压迫，他进行了一场修复手术，在这个过程中他经历了创伤性大出血，导致神经性耳鸣。在之后几个月的康复训练中，乔恩开始练习画画。结果几个月甚至几年过去了，他越发变得对绘画着迷。最终他卖掉了自己的正骨诊所，成为一名全职画家。如今，他的作品每件售价可以高达10000美元。

然后是托尼·西寇里拉（Tony Cicoria），一位住在纽约州北部的整形外科医生。1994年，当他参加一个湖畔的家族聚会时，他走到一个公用电话亭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就在他结束通话的一瞬间，一道闪电击中了他，他当时就摔倒在地，不省人事。幸好附近的一名护士对他进行了心肺复苏，把他抢救了过来。事发一个月之后，西寇里拉又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大部分时间都感觉良好，但接下来的几天中他突然产生了听钢琴乐曲的强烈欲望。于是他开始自学弹钢琴，后来发展到音乐会在大脑里不断播放。当时的大脑神经扫描没有显示出任何异常，而扫描技术进步之后，他婉转地拒绝了新的测试。因为对他来说，他的音乐技能是一种祝福，他也不想去质疑。

到了2013年，我在一篇文献报道中发现了另一起突发性才艺综合症的案例。文中描述了一位英国妇女去医院就诊，抱怨自己的记忆出了问题，即使是在熟悉的地方也会迷路[8]。之后她被诊断为癫痫症，并开始服用拉莫三嗪，一种广谱抗癫痫和抗躁郁症的药物。随着癫痫症的好转，她开始产生了一种奇怪的行为——她不自觉地开始写诗。她经常使用不规则韵律和规则韵律来产生各种喜剧效果，她的丈夫戏称为顺口溜。我特地将其中一首诗装裱了起来挂在我的工作间里：

清理橱柜就是种道德的沦丧，

听我唱一曲，让我告诉你。

每次清理后，都要悔恨不已。

想想那些散落世间的财富，

无尽的金银财宝，遍地的奇珍异石，

钻石、蓝宝石、红宝石、祖母绿——你之前一定有不少，

可惜现在一切都已被丢掉。

清理橱柜，丢垃圾（以及昨晚写的诗），

都是道德的沦丧。

所以这次，让我们留下这首诗。

艺术细胞和脑创伤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微妙。对于为数不多的几例突发性才艺综合症，我们只能就其原因做出大概的推测。弗莱厄蒂认为，一个很大的可能是多巴胺分泌的增加。多巴胺作用于整个大脑，它会让人们产生动力去做让自己开心的事情。但如果一个人的多巴胺过多，它会导致一些不能自已的行为。那些人可能会去赌博，参与高风险的活动，甚至表现出强迫症，其中就包括突发的对绘画或音乐的兴趣。当帕金森患者服用高剂量的左旋多巴，一种可以补充患者多巴胺分泌不足的药物，有时也会产生这些副作用。

这种神经通路的去抑制作用，我们在托雷氏抽动综合症中的患者中也会看到。患者会难以抑制不适当的言语和噪声。有趣的是，强大的创造力也往往会与这些行为相伴。弗莱厄蒂认为，很难确定是什么触发了汤米的情形。也许各种奇思妙想赋予了他艺术灵感；也许过多的多巴胺分泌让他产生了这种强迫行为；又或许涂鸦这个过程让他的大脑运转更有效。无论原因是什么，弗莱厄蒂说：“很明显绘画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幸福感。”

我经常很好奇汤米的新人格是否让他反思自己以前的样子，以及他对待家人的方式。但当我向他提出这些问题时，他说自己几乎不记得以前的生活了，尽管他曾几次跟我提到他的过去——包括他的童年生活，那些违禁药品、毒品，还有他和别人斗殴的事情。

“我有时会听到妈妈的声音，”他说，“然后突然能回忆起过去的点滴，但我觉得这并不是真的回忆。有时候其他人会告诉我我过去是怎样怎样的，但对我来说，完全体会不到他们说的那些。”

“所以你完全不记得自己以前是怎样的一个人了？”我问道。

“对。在我苏醒之后，几乎认不出任何人。后来我想起了一小部分关于童年的记忆，但也不是所有的。通过其他人的讲述，我又知道了很多自己的故事。但就像玩传话游戏一样，有时我觉得人们在讲述的过程中会把事实夸大，所以我并没把他们说的放在心上。现在我的记忆是从2001年开始的。”

但当我问起希罗，她父亲是不是患有明显的失忆症时，她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爸爸经常为他过去的行为向我们道歉，”她说，“他总说他的记性不好了，但实际上当我们讨论起过去的事情时他都记得一清二楚。”

“我认为事实上他只是不想花时间去回忆他的过去，去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不想回忆起他以前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因为在事发之后他变得很多愁善感，他之前做的那些事情对现在的他来说太难以面对了。”

我问汤米比起记忆中的自己和现在新的人格，他更偏爱哪一个。

他说：“发生在之前的汤米·麦克休身上最美好的事情就是：在大便的时候脑出血了。”

我大笑起来。

“一旦接受了这个来路不明的未知身份，”他说，“我马上开始适应并展开全新的美好生活了。”

汤米说在他康复期间，他能感受到很多医生都试图找回原来的那个汤米，而非接受他的新人格。“海伦，这个问题绝对不只关系到我个人，”他说，“有无数人像我一样，因为大脑损伤之后开始生活在一个崭新的世界里。而大多数都没法通过任何渠道或者任何人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

汤米对这个问题抱有极大的热情，他甚至为其他的中风幸存者开讲座，鼓励他们去接受自己新的大脑，而不是一味地试图找回原来的一切。

“我们这些人的大脑正在进行自我修复，有时是以一种崭新的、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的，有时则是消极的方式。我们需要一个渠道来讨论发生在自己大脑里的各种新体验，因为在我们恢复期间，得到支持和理解会让这一过程的感受截然不同。人们需要记住的一点是：我们还活着，我们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旅程而且得以幸存。”

“而对我们这些中风之后还能够走路、说话的人来说，我们需要做的是让其他人知道这对我们来说不是世界末日，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是一个改善思维的良机，而不是简单粗暴地给我们贴上‘大脑损伤’的标签后把我们放在一边置之不理。”

我问希罗，她的父亲在中风后是不是变得开心了。

“这是当然的，”她说，“他以前的行为是他内心沉重感的一种表现。以前的他大脑里就像是有个开关，一旦他意识到自己在老路上已经走得太远，他就会想到（因为她的儿子伊萨克在附近，希罗放低了声音耳语道）‘他妈的一切都搞砸了，我干脆堕落到底，把身边的人也都带上’。”

“那时他就要试图破坏一切，因为在他看来，自己已经走上了那条孤独、黑暗、可怕的不归路。而中风之后很明显他变成了一个更和谐、更安详快乐的人。他变得喜欢自己，而我认为他从没有喜欢过以前的自己。现在无论他感到多么烦躁不安，他都不会变得阴暗，对人生失去信心。他只是退一步，然后尝试别的选择。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相信，再也不会有‘黑暗时代’了。”

雨滴重重地打落在厨房的窗户上，我才注意到时间已经很晚了。希罗突然说道：“这可能就是救赎吧。因为这件事给了他一个机会改变所有的一切。不论有意还是无意，去弥补他曾经带来的那些‘黑暗时代’。”

“人们通常认为一旦发生可怕的脑损伤就完了，不过我不确定这也适用于他的情形。对爸爸来说，这给了他一个全新的开始，世上没有多少人可以得到这样的机会。他能够借此把自己过去的错误抹掉，于是他就借机重新开始，变成了一个好人。”

我们通常不会花时间来思考自己的性格如何，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如何做出选择。也许是因为一般来说，我们相信性格是天生的，一直就是那样。我不禁想到能不能通过了解形成性格的机制，使我们更有效地驾驭生活，甚至让我们都变得更加快乐一些呢。

2007年，由爱妮塔·伍利（Anita Woolley）带领的团队对这个问题做出了部分解答。他们首先向近2500人发放了调查问卷来评估他们观察物体特性和空间位置的能力——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了解这些人分别是“上脑思考型”还是“下脑思考型”。比如被试者需要回忆在最近一次晚宴上自己穿了什么衣服——这主要是由下脑来完成的，因为下脑负责存储形状和颜色相关的视觉记忆。他们还会被问空间操纵相关的问题，例如想象自由女神像旋转之后的样子——这种空间想象能力主要由上脑完成。这之后，伍利的团队选择了在上脑任务中得分较高但下脑任务中得分较低的200人，以及相反的200人。

接下来，他们把这些人配对搭档，两两一组，让他们玩一个虚拟迷宫游戏。在迷宫的不同位置会出现一些人造图形（Gree-bles）。这些人造图形是由计算机生成的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抽象物体。某些时候，同一种人造图形会重复出现在迷宫的不同位置。

每一组被试者中一人负责使用操纵杆在迷宫中行走，另一人负责标记重复出现的人造图形。这些被试者不知道的是，每个人被分配的角色可能是自己擅长或者不擅长的任务。所以某些组里，善于空间识别的上脑者可能会负责导航，而他的队友，擅长物体识别的下脑者，会负责记录人造图形。在另一些组则情况相反，这两人的任务会被颠倒。而还有一些组，两个人都是上脑型或下脑型。

你大概已经猜到了，当任务角色匹配每个人的大脑功能时，团队表现最佳。问题就在这里：只有当大家在完全不交流的情况下，才是如此。在允许对方互相交谈的实验中，即使是任务和天赋相反的团队也能表现得和匹配组一样的好[9]。当研究人员回放实验过程的录像时，他们发现，每个人都很快接管了另一个人的角色来共同完成任务。换句话说，即使是两个陌生人，也能很自然地发现自己的优缺点，然后交换他们的角色以完成工作。

有趣的是，当两个人都是上脑型或者下脑型时，在能够交流的实验中他们的表现比没有交流时糟糕得多。当两个具有相同能力的人试图用自己不擅长的能力帮助对方时，只是让事情变得更糟。

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不管是通过“五型人格测试”还是科斯林的上脑下脑理论，了解自己的人格特质是有益处的。通过了解这些知识，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可以变得更高效。虽然我们并不想经历汤米那样强烈的人格变化，但我们可能需要不时地调整我们的个性来更好地胜任不同的场合。

比如当你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可以试着使用自己不擅长的策略来重新考虑问题。“切换成另一种思考模式往往需要付出更多努力，”科斯林说，“但如果你真的想要去做，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或者可以像伍利实验中的那些人一样，找到擅长自己短板的人，与之合作来增强自己的知识技能。科斯林说，这就像是你借用了队友的一部分大脑来扩展自己的能力范围。

当我告别希罗回到家之后，我进行了科斯林的线上测试，看看是哪部分大脑主导自己的生活。结果表明我倾向于依赖我的上脑而忽视下脑。事实确实如此，我很擅长制订并执行计划，但经常考虑不到细节。而我的丈夫完全相反，他是非常典型的下脑型——他非常善于考虑细节，却不愿意去执行任何计划。他这种特性曾经让我感到烦躁不安，但现在我开始以另一种角度来看待各自的长处和短处：正是不同的个性让我们成为完美的搭当。

在2012年的9月，我们最后一次通信的几个月之后，汤米死于肝病。一年多后，我才见到并采访了他的女儿希罗。当我听到汤米去世的消息时，我又重读了我们所有的谈话内容、电子邮件和信件。在我收到的最后一封电子邮件里有一句话，似乎是一个很好的总结：

你有一封来自汤米·麦克休的新消息：

海伦，当我在镜子里看到自己时，我看到一个陌生人，而且是个非常快乐的人。感谢和致意给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