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一战记忆文化中，把二战叙述为一战的延续和对战后秩序的反动
3.当代德国的认同话语和记忆文化：以历史的延续性和断裂为中心[1]
胡春春[2]
摘要：当代德国认同话语根植于德国二战结束以来形成的记忆文化，尤其是否定性记忆德意志第三帝国时期的意识形态、国家行为以及与之相关的思想和文化，即所谓“历史反思”，其中的核心要素是对于纳粹屠犹事件的记忆。本研究从梳理德国记忆文化中有关一战责任或者两次世界大战关联的叙述、德国认同话语中的犹太叙述入手，描述以历史的延续性和断裂为中心的德国历史反思是一个动态发展、不断被赋予不同历史意义的过程。
关键词：德国认同，记忆文化，世界大战，费舍尔争论，纳粹屠犹
引言：德国的历史反思、认同话语与记忆文化
在当代德国认同话语的构建元素中，反思德意志历史尤其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的负面遗产，即否定性对待德意志的现代史书写占有核心的地位。以此为基础，德国与自我、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和解逐渐展开，德语特有的“历史反思”（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一词也进入了英语的专业词汇。然而，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展开的历史反思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是策略性的、难以自圆其说的，其中的症结在于历史反思的边际问题，亦即历史叙述的延续性和断裂问题。
战后的德国满目疮痍，需要精神的指引和支撑，因而为自身脱罪的、与元凶断绝关系的历史逻辑解读也许更符合普通人的救赎心理。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断裂说”反而矛盾地维系了自身存在的意义以及历史的延续性。德国历史学会会长盖尔哈德·李特尔（Gerhard Ritter，1888—1967）典型地代表了这种观点，他认为“纳粹主义是德国历史上的全新事物”，如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一样“在一战后横空出世”，警告不要“把希特勒现象视为普鲁士－德意志国家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3]。这种观点不言而喻体现了一种寻求稳妥的倾向：旧有的秩序尽力维持，德意志的历史依旧辉煌，邪恶的纳粹主义则被简单地处理为德意志历史发展中的孤例和“意外事故”[4]，与历史传统毫无关联。这与联邦德国在阿登纳执政时期体现出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复辟倾向不谋而合。
这种德国的内部视角与德国的外部视角并不必然地一致。法国抵抗运动领袖戴高乐1941年9月18日从伦敦向被占领的法国发表广播讲话时，明确地提出“同德国的战争始于1914年”。在戴高乐看来，“《凡尔赛和约》其实根本未能结束战争。其后只是有了一段停火期… …实际上，全世界处于一场接受或者反对德国统治全球的‘三十年战争’之中”[5]。“第二场三十年战争说”[6]显然是一个针对德国历史的严重指控。这种说法不仅仅为历史学家进行历史书写和历史诠释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命题，即20世纪人类文明的两次空前浩劫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紧密的关联。同时，这也是一个有关史学、政治学乃至思想史的假设，需要仔细加以验证。如果把这个命题置于德国的记忆文化框架之下，则可具体为一个问题：德国的一战与二战之间是否存在历史的延续性？
德国的历史反思在历史延续性和断裂之间摇摆不仅体现在一战与二战的记忆文化中，也体现在所涉及的犹太话语中。犹太人和犹太文化在当代德国认同话语构建中起到了独一无二的作用，而且无可替代，即所谓“不包括奥斯威辛的德国认同是不存在的”[7]。这种话语的“边际”随着新一代的德国犹太人的文化自觉而逐渐凸显：在纳粹屠犹事件已经历史化的当下，这种战后在犹太人不在场的情境下逐渐形成的犹太叙述与当代德国犹太人的身份认同处于何种紧张状态？[8]
一、德国一战记忆文化的尴尬
与李特尔试图切割二战与一战历史阐释不同的是，德国人在二战初期有着清晰的历史意识，即二战是对于一战的延续和反正。在德军1940年占领巴黎的消息传到荷兰时，流亡中的前德皇威廉二世欣慰地说道：“这场战争中出色的将领都是我培养出来的，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还都是中尉、上尉和年轻的少校。他们接受过施里芬的训导，执行了当年在我的领导下制定的作战方案，同我们1914年的做法如出一辙。”[9]言下之意，希特勒的德国完成了威廉二世的德国未竟的事业。1940年秋季法国投降后，德国选择在一战的著名战场凡尔登以及朗格马克（Langemarck）士兵公墓举行军事仪式，象征性地宣告一战结束。[10]
一战之后，战胜国引入了国际政治中此前未见的概念“战争责任”[11]，尤其是《凡尔赛和约》第231条把德国及其盟国认定为战争的唯一责任方[12]，遭到德国朝野的一致强烈抗议。[13]拒绝协约国散布的所谓“德国战争责任谎言”成为德国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有关一战的历史共识和凝聚各社会阶层的力量，也使得德意志帝国和魏玛共和国之间存在着“政治和道德的延续性”，为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埋下了隐患。[14]德国不但拒绝《凡尔赛和约》第231条的道德指责（这种指责在帝国主义时代实在具有反讽的意味），也不满这一条款所引出的赔款、偿物、割地等战后秩序安排。作为反对措施，德国官方从国内和国际舆论工作入手，着手建立宣传机构、公布官方档案和进行所谓科学研究。德国战后的修正主义努力在国际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最具有代表性的说法，莫过于一战时的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在其回忆录（1933年）中认为欧洲各国乃集体“滑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沼[15]，这就实际否认了《凡尔赛和约》的基础。美国和法国同样出现了质疑官方版一战起因的声音。1937年，已经成为独裁者的希特勒认为国内外时机已然成熟，于是在1月30日帝国议会纳粹取得政权的纪念仪式上公开宣布德国1919年在《凡尔赛和约》上的签字无效，否认德国的战争责任。[16]
1945年战败之后，当德国面对无法否认的战争责任即蓄意进攻他国和空前的纳粹暴行的时候，两次大战一脉相承的观念就成为棘手的历史遗产：承认了这种延续性的存在，等于承认了德国也应该为一战的爆发负责；不承认延续性，等于否认了德国自一战结束以来、历经魏玛共和国直至第三帝国为推翻“德国一战责任说”付出种种努力的事实，也就是间接地否认了德国的近现代史观。也就是说，无论如何德国的战争责任问题都不能只从1939年开始清算，可能必须要回溯至1914年甚至更远。无论是德国著名新闻人塞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提出的“从俾斯麦到希特勒”，即德国从第二帝国到第三帝国的“自我毁灭”逻辑[17]，还是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人卢卡奇（Georg Lukács）从德意志思想史的反理性线索梳理出的“从尼采到希特勒”的路径[18]，都表明从思想史、政治史和史学等角度把握一战的源起或责任、一战与二战的关系已经成为理解和评价德意志近现代史的核心议题。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卢卡奇（John Lukacs）在第一部关注希特勒的历史书写史的专著中提出，20世纪德国历史研究必须从德意志历史总体性的角度解答“希特勒属于德意志历史的例外抑或必然”。
二战以后，第一个“冒天之大不韪”打破德国历史反思禁区的德国历史学家是汉堡大学的近现代史教授弗里茨·费舍尔（Fritz Fischer，1908—1999）。费舍尔在档案研究的基础上重构了德国在一战时的战争目的政策，从1959年起陆续发表自己的观点。在专著《争雄世界》[19]（1961年）中，费舍尔明确地提出：“德意志帝国领导对全面战争的爆发负有决定性的历史责任。”[20]费舍尔的研究推翻了此前德国官方、民间和学界关于一战责任的共识，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迅速被解读为费舍尔认为德国负有战争原罪，而其战争欲望在一战中未能得到满足，所以必须也是必然发动延续性的第二次战争。德意志民族国家当时仍旧完好的宏大历史叙述，以及阿登纳执政时期的联邦德国思想和政治同构的和谐表象、“让历史成为历史”的历史书写和现实政治企图随之轰然解体。《明镜》周刊当时即评论道：“（费舍尔的这本书）在德国人的良心上埋下了一颗地雷：本以为已经清楚而且清白的一段德国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却原来和希特勒时代一样不清不楚。”[21]费舍尔的观点引发的争论从1960年代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初，“德国一战责任说”即“历史延续说”逐渐成为德国的历史共识[22]。
二、《梦游者》与克拉克现象
记忆文化始终属于历史性的话语建构，德国的否定性历史反思也不会是例外。在一战爆发一百周年之际，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的著作《梦游者——欧洲1914年如何走向战争》因为重新探讨有关一战责任问题，引发了席卷德国的《梦游者》热潮或者“克拉克现象”，再一次展现了德国记忆文化中未了的一战情结。
《梦游者》究竟是一部什么著作，为什么会引发德国学术界和公众空前的关注、讨论乃至争论？因为按照汉斯—乌尔里希·韦勒的说法，克拉克的这部著作在英语世界的销售成绩远远不能和在德语国家的销售成绩相比。[23]正如副标题“欧洲1914年如何走向战争”所表明的，这是一部研究一战缘起的著作，即通过分析导致一战爆发的种种思潮、因素、力量、人物和事件，试图理解1914年事件的所有参与者事先以及事后都没有理解的事情。克拉克为此选择了不同于德国既往的一战历史书写角度，没有把焦点放在德国——历来被认为是一战的主要责任方——及其与战争相关的内在结构上，即寻求建立所谓“因果关系的幻象”[24]，而是从分析风起云涌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和奥匈帝国内部不稳定的局面入手，即揭示走向一战的“路径”[25]。在克拉克眼中，欧洲的边陲成为战争策源的中心和缩影，塞尔维亚问题充分体现了一战前欧洲问题中历史渊源和现实政治的纠缠，以及奥匈帝国之外俄、法等国的深度介入。在著作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克拉克分别细致描绘了战前欧洲各国的复杂局面以及“七月危机”。当然，从历史书写的角度来看，克拉克的叙述侧重不无值得商榷之处，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就认为有关塞尔维亚的叙述之多不成比例，而德国部分反而浅尝辄止。[26]
克拉克著作的主要贡献在于，把观察和理解一战的视角从专注于单个民族国家（如德国）的主观意图以及欧陆各国间矛盾的层次转移到殖民主义背景下的全球层次。在这个层次上，带有全球利益诉求的欧洲国家之间，包括英、法、俄、德、奥匈、意，以及当时在欧洲一隅仍旧是利益攸关方的奥斯曼帝国呈现出复调合纵连横的局面，并且各国在欧洲的利益往往与各国在欧洲以外的地缘政治以及殖民地、势力范围等利益诉求不尽一致，甚至相互抵牾，比如英、法在欧陆利益有重合之处，但是在海外殖民地则针锋相对，英、俄之间也是如此。而1914年的协约国英俄、俄法之间，也远没有想象中的谐调。这种政治局面的复调性与历史事件的偶然性相叠加，克拉克生动的叙述甚至使《梦游者》部分章节具有小说的气质，为读者建构了一幅1914年“七月危机”的立体画卷，克拉克眼中“现代甚至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事件”[27]遵循着不可抗拒的自身逻辑一步步走向深渊。“如此看来，战争的爆发是一场悲剧，而非罪行。”这是克拉克这部著作的结论。而从一战结束以来尤其困扰德国人的战争责任问题，在克拉克看来不是一个有效的解释机制，因为判断责任方不可能摆脱偏见，而且割裂地把某个国家视作单独行为体，会导致忽视多边过程中诸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影响。1914年引发战争的危机“是一种共同政治文化的产物”，体现出“多极性、互动性”的特点。这场悲剧的众多主角堪称一群“梦游者”。[28]
实际上，克拉克关于战争缘起的观点并不新鲜。前文所述的大卫·劳合·乔治的欧洲集体“滑入说”就已经不再把德国视为一战的主要或者唯一责任方。在这个意义上，《梦游者》可以说是一本反费舍尔观点的著作，因为“德国人并不是唯一的帝国主义者，更不是唯一患有迫害妄想的人”[29]。
德国为克拉克沸腾，是因为克拉克的出现无异于某种迟来的灵魂救赎：“救我们脱离战争责任！”[30]这才是2014年德国一战记忆文化乃至历史书写中最令人惊讶的事件：普遍认为经过“费舍尔争论”已有共识的德国战争责任问题因为《梦游者》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而在此之前，盖尔德·克鲁迈希（Gerd Krumeich）曾经在1993年宣布已成定论的“德国主要责任论”不再作为研究对象[31]；历史学家克劳斯·格罗色·克拉赫特（Klaus Groβe Kracht）在2004年重复了这一论断：“如今‘战争责任问题’已经在一战研究中微不足道，研究已越来越集中于文化史和社会史问题，摆脱了‘费舍尔争论’引起激烈争吵的道德化评判标准。”[32]
解读“克拉克现象”[33]于是成为探究德国记忆文化隐秘的关键：在第一个层次上，《梦游者》是一部展现近年研究成果的史学著作，其中放弃了民族叙述的框架，把一战解释为一场现代的全球性危机，反映出历史书写和叙述范式的转变。在第二个层次上，尤其是经历过“费舍尔争论”、基本接受了费舍尔立场的历史学家看出了某些历史修正主义者企图推动的“历史政治转向”。[34]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认为，克拉克“用战前体系的内在战争逻辑说替代了责任说，这才是他在德国而且只在德国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35]。既然德国并不比其他梦游国家负有更多的战争责任，那么一战以来的历史书写将面临一场大变革。这一信号被历史学家多米尼克·盖伯特（Dominik Geppert）以及同行逊科·内策尔（Sönke Neitzel）、托马斯·韦伯（Thomas Weber）和新闻人科拉·施特凡（Cora Stephan）敏感地捕捉到了，他们依托《梦游者》的结论，迅速发表了自己新的历史观和史学观“宣言”，宣布以下欧洲和德国叙述已经被证伪：欧洲从两次世界大战中认识到，必须用欧洲取代民族国家、用超国家结构一劳永逸地化解德国的霸权和战争冲动，和平叙述于是成为现今欧洲/欧盟诞生的前提和基础。盖伯特等人认为，现在应该从新的历史认知出发，彻底放弃并不成立的“要么欧洲，要么战争”的伪逻辑，重新反思民族国家的功用。“眼下的欧洲危机表明，一个建立在虚构历史之上的欧洲失败了。错误的历史教训可能会对欧洲方案构成致命威胁。”[36]
盖伯特等人无疑意在历史书写的话语权，而克拉克意在为德国的免责背书，这为盖伯特提供了所谓科学依据。而这种背书是来自盎格鲁—撒克逊的、不沾染先入为主的成见和德国人原罪的第三方背书。然而背弃费舍尔的“德国主要责任说”仅仅意味着超越一种半个世纪前的史学观点吗？——虽然老一辈学者如汉斯—乌尔里希·韦勒、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约翰·C.G.吕尔（John C.G.Röhl）[37]等人连这一点也拒绝接受。新一代历史修正主义者仅仅是拒绝战争责任所涉及的道德问题和道德判断吗？由于“费舍尔争论”的焦点实际在于讨论德国从第二帝国到第三帝国是否存在历史的连续性，因而盖伯特等人代表的“为民族脱罪辩护”（Nationalapologetik）俨然分割了一战和二战，在否认前者责任的同时，自然而然地把后者处理为德国历史的孤例，当然德国对之应承担全部责任无可置疑。而这种立场，让德国战后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基础、心理结构和身份认同面临崩塌的危险。不容否认的是，德国正因为在二战后选择了批判性对待此前的历史认知，即负面评价曾经被赋予德意志精神和德意志优越性、实际导致空前灾难的“特殊道路说”，选择了此前一直认为与德意志精神水火不容的西方价值观，这才逐步建立了以和平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市场经济为核心的新德国认同，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德国自信。[38]从这种认识出发，“德国的民主只有在德国人负面看待自己历史的前提下才能发展，而且是深入上溯到19世纪的历史”[39]。只有不断地挖掘“心中的希特勒”[40]，才能成为一个直立行走的德国人。认同道德赤字，原来是自我认同的建构性因素。
自我认同的危机深入“克拉克现象”的第三个层次：以克拉克的读者和拥护者为代表的德国人显然不在少数，而且以教育阶层为主，这些人为什么需要克拉克？发现克拉克之后，德国人的身份何以为栖？德国现当代史研究所（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所长、慕尼黑大学历史学教授安德里亚斯·维尔兴（Andreas Wirsching）从公众对克拉克作品的欢呼中看出了德国人历史意识的潜性存在、一种难以公开表达的对于学界和主流意见的抗拒心理，即德国人“感觉受到了历史以及欧洲人不公正的对待和错误的指控”。德国人仍旧在意自身的历史，仍旧渴望一种“清白的、无责的、正常的但也是民族的”历史定位。[41]克拉克的著作适逢其时地满足了这种并没有被超越的深层心理需求：原来没有所谓通往灾难的“德国特殊道路”，德国走向灾难的道路和别人走的道路一样；原来德国人并没有自始至终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对于一战所应承担的责任也并不比别人更多。德国人终于可以安心卸下原罪了。
三、《退出融合！》，犹太人与德国身份认同
在德国历史反思话语的形成过程中，前联邦德国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于1985年5月8日在联邦议院二战结束40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的讲话属于里程碑式的文本。[42]魏茨泽克在讲话中把1945年5月8日称为“德国历史歧途的终结”和“把我们全体从纳粹暴政蔑视人类的制度下解放出来”的“解放日”。把二战的结束日视作纪念日乃至“解放日”，这对于联邦德国的官方解读来说意味着一个艰难的接受和转折过程。[43]同时，魏茨泽克把600万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置于纪念死难者的首位，把希特勒的反犹思想置于纳粹暴政的起点，“针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是史无前例的”。魏茨泽克虽然不同意德国人为此承担“集体罪责”的观点，但是认为德国人应该代代相帮，以保持历史记忆的鲜活，正如古老的犹太名言“试图遗忘只能延长放逐，获得救赎的秘诀在于回忆”。德国的年青一代虽然对于父辈犯下的历史罪行没有责任，但是对于如何对待历史负有责任。这篇讲话中的主要观点已经成为德国记忆文化亦即历史观和认同话语的共识。
魏茨泽克为强调记忆也符合犹太文化的传统而援引犹太名言的论述策略，在当代犹太诗人和作家马克斯·佐莱克（Max Czol lek，1987— ）的解读下成为一种诡辩术。因为魏茨泽克不啻在暗示：“德国人，你们都去记住屠犹吧，这样你们不仅能够获得宽恕，还能够获得救赎。”[44]佐莱克的质问是，难道因为犹太文化中救赎的秘密恰巧在于记忆，德国人就可以顺理成章地通过记忆既获得宽恕又获得救赎？魏茨泽克的讲话之所以具有指标性，是因为从此“德国人发现可以利用被消灭了的犹太人塑造自我形象”[45]。然而这种认同的逻辑包含了一个显而易见的漏洞，即德国记忆文化的主体是预设的“德国人”，犹太人和犹太文化在其中仅仅被动发挥了被赋予和被定义的功用。整个话语指向不发声的、被迫害的、被屠杀的犹太人，他们因而可以被同情、被回忆、被纪念。
对于德国的记忆文化和认同话语而言，这是一个大胆、挑衅、极端而且不一定公正的解读。与1968年“学生运动”前辈相比，如今的“愤怒青年”[46]佐莱克更不受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和束缚，《退出融合！》凭借对于德国战后社会有关德意志—犹太文化共识的挑战成为2018年德国文化思想领域最令人惊喜的发现之一。[47]佐莱克从犹太知识分子、社会学家米哈尔·柏德曼（Y.Michal Bodemann）的著作《记忆剧场》（1996年）[48]中借来了“记忆剧场”的概念作为批判工具。在柏德曼看来，德国的“记忆剧场”把纪念视为创意和戏剧性的行为，如同剧场里上演的一出戏，其中包括以下三个要素：第一，德国的屠犹凶手及其后代遭遇犹太受害者，表演洗心革面；第二，记忆剧场有哀悼的功能，一般需要血腥暴力，但是能促进团结的一幕，在德国这出戏里就是大屠杀；第三，记忆剧场实现了促进集体认同的功能，即建构了一个获得解放的、洗心革面的德国人的自我形象。犹太人作为“纯粹的、善良的受害者”，有助于在公众面前使一个“善良的、洗心革面的、正常的”德国人形象稳定下来。[49]
在这个框架下，德国人主要期待合作的犹太人对三个问题表态：反犹、大屠杀和以色列。而最佳剧本是这么写的：这个犹太人“应该很乐意与德国人分享他经历的众多反犹言行，对这种事情居然还能在今天的德国发生表达愤怒，在脸书上发布令人压抑的视频。他有一个与大屠杀有关的家族史——要是无关，他也能令人毫不怀疑地保证，要是在当年他也会被送进奥斯威辛。他对犹太—基督传统的说法受宠若惊，他非常欣赏德国国家足球队，当然，他也会在犹太光明节的时候高高兴兴地与朋友——善良的德国人——在勃兰登堡门前点燃蜡烛”[50]。在配合的前提下，犹太人的言行有一定程度的出格也会是很有趣的，比如有些犹太人呼吁保护以色列，另一些则诅咒这个犹太国家，等等。
事实上，多数犹太人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会配合回答这些问题，佐莱克对此并不否认。德国战后犹太社群的自我意识直到1970年代才逐渐成形，并与德国人的自我形象产生冲突。[51]犹太人回答这些问题就意味着在德国人的记忆剧场出场，这个犹太人就不再是以自己的个性身份出现，而是接收了被规定的、被期待的角色身份即“为了德国人的犹太人”（Jude für Deutsche），不妨简称“JfD”[52]——这显然是对把“德意志主导文化”[53]写入党纲的德国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简称“AfD”）的戏仿。
犹太人在德国认同建构中发挥的功用也是渐变的。如果说犹太人在战后初期拯救了凶手即德国人的语言和文化，那么经过1968年“学生运动”，犹太人的功用发生了转变，因为德国人的自我理解从凶手转变为受害者：“我们”不再是“被战胜的”，而是“被解放的”。这种变化在两德统一后得到进一步强化：新的历史叙述不再追求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和解，而是逐渐让位于面对暴行时所有人共同的震惊和不解，德国人的自我理解完全纳入了犹太受害者及其经验。这种“认同性的记忆工作”[54]最新的例子是女诗人诺拉·高姆灵格（Nora Gomringer，1980— ）作于2011年的诗篇《有那么一天》（Und es war ein Tag）获得了2012年林格尔纳茨诗歌奖（Joachim-Ringelnatz-Preis）——这是德语地区奖金最丰厚的诗歌奖之一。对于佐莱克来说，重要的不是对这首诗的阐释，而是诗中传达的意象，以及评委的颁奖评语传达的信息。以这首诗开始和结尾为例，其结构和意象大致如下：
有那么一天
有将尽的天光
有站立有等待
有一群人看上去像海洋
有男人有女人
有孩子有皮革的味道
有箱子有蒸汽
有很多张嘴有圣言
有呆滞的有麻木的
有大个子有大衣
有狗有呜咽
有哭泣有火车
有车厢有站台
有匆乱有人喊：进去
… …
有碎片有说话声
有肯定不真实的感觉
有人一推
有真实的感觉
有一个奇怪的名字
奥——斯——威——辛[55]
在佐莱克眼中，这首诗纯粹属于列举大屠杀“通俗文化档案”的标准元素，可以算作“大屠杀庸俗艺术”。而一首如此平庸和浅显的诗作被文学奖评委称为“完美的诗作”，只能表明这种大屠杀记忆已经同德国人的集体意识与政治正确性高度契合。在这个意义上，《有那么一天》确实完美——但仅仅是“针对记忆剧场的今日舞台而言”，因为这首诗能让德国读者明确无误地认同犹太受害者，而且“这种认同已经达到了习而不察的地步”，由此以一种道德化的策略满足了德国对于正常化的非道德渴望。[56]与此类似，德国内政部部长霍斯特·泽霍夫尔（Horst Seehofer）2018年在上任首日宣布伊斯兰文化不属于“基督—犹太文化的德国”[57]——“基督—犹太/犹太—基督文化”或“犹太—基督文化的欧洲”的说法是德国政治话语的最新发明。[58]这种在历史反思的背景下收编犹太文化的说法不仅有悖历史事实，而且是在德国认同话语的掩护下排斥具有伊斯兰文化背景的外来移民的策略。[59]
犹太人在德国人的记忆剧场里或被动、或主动地登台表演，在佐莱克看来是历史环境和生存意志使然。在19世纪，德国犹太人中甚至发展出对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强烈认同，德国犹太文化呈现出“德意志—犹太混合体”的形态。[60]而目前，德国犹太人对于德国人自我形象的态度出现了明显分化：犹太社群中仍有部分人愿意参与德国人记忆剧场的演出，“用满足德国人洗心革面的愿望来换取（德国人）承认犹太人属于某种犹太—基督文化”[61]。但是，也有一部分犹太人觉得德国人记忆剧场里的犹太角色无法代表自己，因而拒绝其中所包含的德国人与犹太人关系和解与正常化愿景。这种态度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德国犹太社群的文化生态和来源构成从1990年代以来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作者佐莱克为例，他属于从小到大都在犹太文化教育机构陪伴下成长的一代犹太人，也就是说德国的犹太文化已经得到了丰富的发展。而1990年代以来移民德国的犹太人中有米兹拉希（Mizrachim）[62]犹太人，他们的记忆文化有别于围绕着大屠杀建立的记忆文化；来自前苏联地区属于阿什肯纳兹（Aschkenasim）[63]犹太人——其人数目前已经占到德国犹太人口的90%[64]——更是带来了“5月8日是战胜法西斯的胜利日”的记忆，他们不是被从奥斯威辛解放出来的，他们是奥斯威辛的解放者。[65]今日德国的犹太文化已经超越了反犹、大屠杀和以色列等设定主题，“德国犹太人的生活是阿什肯纳兹传统的和愤怒的，米兹拉希传统的和古怪的，自由主义的和贫穷的，小市民气的和无度的，严格遵守教义的和不留胡须的”[66]。这种德国犹太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呼唤对待德国人认同以及犹太人认同的全新方式。
一方面要打破德国人记忆剧场对于犹太人角色的定义，以及德国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重新抬头的“主导文化”；另一方面要兼顾德国犹太文化日益多样、“犹太性”（Jüdischkeit）必须开放的局面。犹太愤怒青年佐莱克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对德国人——而不仅是对德国犹太人——发出呼吁：“退出融合！”[67]这一口号既指向严肃的政治辩论甚至行动纲领，也是佐莱克在后现代意义上实施的行为艺术：“退出融合”方案2016年即以“退出融合：当代犹太观点会议”为名在柏林高尔基剧院登上了舞台[68]，2017年的续集取名“极端犹太文化日”。[69]现实在艺术的愤怒和反讽反照下愈发荒谬。
因文生义，所谓“退出融合”就是对于“融合”这个德国政治和德国社会“不断重复的要求”进行否定的回应。“退出融合”也是一种瓦解所有文化同质性、主导文化等“新种族主义—民族主义”臆想的社会模式。[70]在其中，不仅“德国的强势文化与少数族裔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思考，而且“每个人在这场游戏中所扮演的角色”都需要进行批判性反思。[71]鉴于“犹太人”在德国人自我形象、记忆文化和身份认同构建中一再被僭用，所以由犹太人发起对于德国“融合范式”的批判最为恰当。实际上，犹太人作为自二战结束以来在德国逐渐恢复和发展而来的族裔以及具体鲜活的个体，已经尝试过不同的“抵抗策略”以反抗德国人对犹太人的“角色期待” ——这种角色期待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划分界限。[72]当下德国犹太文化和族群的多样性以及分化，已经是德国记忆剧场里的角色设定所无法涵盖和触及的，而且新一代犹太人的生存也不再依靠德国强势文化的承认。需要反思的已经不是历史，而是当下。[73]犹太人退出融合，也意味着获得一种独立的、并非依靠对外部的功用来定义的犹太文化，也许由此会发展出一种全新的德国、欧洲甚至国际的犹太文化。[74]
今天退出融合，也是回忆德国历史上的多样性，思考“我们究竟生活在以及想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社会”[75]。在面对当下、朝向未来的德国话语建构意义上，被土耳其民族主义狂热分子谋杀的土耳其—亚美尼亚裔记者哈兰特·丁克（Hrant Dink，1954—2007）对认同政治和认同文化的理解可以说是佐莱克的《退出融合！》的最佳注解：“如果你只能通过敌人的形象维持自己的认同，那么你的认同就是一种病态。”[76]
四、究竟记忆什么？
当代德国认同话语根植于德国二战结束以来的记忆文化，尤其是否定性记忆德意志第三帝国时期的意识形态、国家行为以及与之相关的思想和文化，其中的核心要素是对于纳粹屠犹事件的记忆。与此同时，德国的历史反思也是一个“逐渐获得历史意识特征的过程”[77]，迄今为止仍旧缺乏德意志式的逻辑圆满，德国为何以及如何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走上第三帝国式的“特殊道路”仍旧需要深入探讨。如果落实到具体的议题上，则可以从梳理德国记忆文化中有关一战责任或者两次世界大战的叙述、德国认同话语中的犹太叙述入手。
德国在早期的一战记忆文化中，把二战叙述为一战的延续和对战后秩序的反动，即纠正一战爆发的“德国责任说”。二战以后，这种记忆文化面对德国在二战中的暴行陷入进退失据的局面：承认历史的延续性，则德国的历史反思必须上溯至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德国近现代的历史叙述必须接受整体性质疑；割断历史的延续性，则魏玛共和国时期围绕一战责任的历史叙述势必陷入虚无。经过艰难的“费舍尔争论”，德国社会貌似已经接受了德国对于一战爆发的责任说，然而《梦游者》在一战爆发百年纪念之际引发的热议，却透露了德国人仍旧渴望一种“去罪化”的叙述。不仅如此，作为当代德国认同话语核心要素的犹太人和犹太文化叙述，也必须在当代德国语境下接受能否延续的质疑，当代德国犹太人以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拒绝德国认同话语中的犹太角色叙述，为德国认同的下一步发展埋下了伏笔。无论是德国的认同话语，还是与之相关的记忆文化，仍旧沿着历史叙述的延续性和断裂的逻辑动态发展。
注释
[1]本文各章节的内容曾经以不同的形式在《欧洲研究》2015年第5期、2019年第5期和《德国发展报告（2015）》的相关文章中使用过。
[2]作者简介：1972年出生于中国安徽。199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德语语言文学专业，2003年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洲研究副教授。研究兴趣集中于德国文学、德国文化和中德文化交往。
[3]Gerhard Ritter：Europa und die deutsche Frage.Betrachtungenüber die geschichtliche Eigenart des deutschen Staatsdenkens.München：Münchner Verlag，1948，S.193-194.
[4]“意外事故”（Betriebsunfall）语出自德裔美籍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他在1964年德国历史学家大会上就费舍尔的贡献提出把德国20世纪的政治错误视为“意外事故”是不成立的，参见Fritz Stern：War der Kriegsausbruch nur ein Betriebsunfall？in：Der Spiegel，Nr.43，1964，S.50-53。
[5]转引自Heinrich August Winkler：1914 und 1939：Die Kontinuität der Kriegspartei，in：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vom 25.08.2014。
[6]“三十年战争说”近年为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所采用，他把一战和二战统称为“第二场三十年战争”，参见Hans-Ulrich Wehler：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Vierter Band：Vo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s bis zur Gründung der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14-1949，3.Auflage.München：C.H.Beck，2008，S.XIX。
[7]出自时任德国总统约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2015年7月27日在德国联邦议院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7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参见Deutscher Bundestag（Hrsg.）：Rede des Bundespräsidenten Joachim Gauck，https：//www.bundestag.de/doku
mente/textarchiv/2015/kw05＿gedenkstunde＿gauck-357472。奥斯威辛，也译奥斯维辛。
[8]二战结束以来三代德国人对于纳粹屠犹事件的叙述，可参考［德］耶尔恩·吕森：《纳粹大屠杀、回忆、认同——代际回忆实践的三种形式》，载［德］哈拉尔德·韦尔策主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9-194页。
[9]转引自John C.G.Röhl，Wie Deutschland 1914 den Krieg plante，in：Süddeutsche Zeitung vom 05.03.2014。
[10]Susanne Brandt：Bilder von der Zerstörung an der Westfront und die doppelte Verdrängung der Niederlage，in：Gerhard Hirschfeld，Gerd Kru meich，Dieter Langewiesche，Hans-Peter Ul lmann（Hrsg.）：Kriegser fahrungen.Studien zur Sozial-und Mentalitätsgeschichte des Ersten Weltkriegs.Essen，1977，S.439-454，hier S.453.
[11]本文采用《凡尔赛和约》第231条所用的“责任”一语，其英、法、德版本中分别为responsibility、responsabilité和verantwortlich，而避免非法律文书用语“战争罪责”即war gulit、culpabilité de la guerre和Kriegsschuld——虽然“战争罪责”一语更常见于史学著作、媒体和口语中，也更能表明在一战结束后历史上首次提出的战争责任问题被普遍认为属于道德层面。
[12]《凡尔赛和约》第231条，参见Reichsgesetzblatt，Jahrgang 1919，Nr.140，S.985.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ALEX Historische Rechts-und Gesetzestexte online，http：
//alex.onb.ac.at/cgi-content/alex？aid＝dra ＆ datu m＝1919 ＆ size＝45 ＆ page＝1187，访问日期：2020年2月27日。
[13]这其中罕见的例外是战后成立的巴伐利亚共和国首任首相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他公开承认德国的战争责任，也因此被谋杀，参见Bernhard Grau：Kriegsschuldfrage，1918/1919，in：Historisches Lexikon Bayerns，http：
//www.historisches-lexikon-bayerns.de/artikel/artikel＿44536，访问日期：2020年2月27日。
[14]Gerhard Hirschfeld：Der Erste Weltkrieg in der deutschen und internationalen Geschichtsschreibung，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B 29-30/2004，S.3-12，hier S.4.
[15]David Lloyd Gerorg：War Memoirs，vol.1.London，1933，S.32.此处转引自Annika Mom bauer：Julikrise und Kriegsschuld-Thesen und Stand der Forschung，in：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16-17/2014，S.10-16，hier S.11。
[16]Wolfgang Jäger：Historische Forschung und politische Kultur in Deutschland.Die Debatte 1914-1980 über den Ausbruch des Ersten Weltkriegs（Kritische Studien zur Geschichtswissenschaft，Bd 61）.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84，S.65.
[17]Sebastian Haffner：Von Bismarck zu Hitler.Ein Rückblick.München：Kindler，1987.
[18]Georg Lukács：Von Nietzsche zu Hitler oder der Irrationalismus in der deutschen Politik.Frankfurt am Main u.a.：Fischer，1966.学界近来不再支持卢卡奇的观点。
[19]Fritz Fischer：Grif f nach der Weltmacht.Die Kriegszielpolitik des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 1914/18，Düsseldorf：Droste，2013.参见该论著中译本：［德］弗里茨·费舍尔：《争雄世界：德意志帝国1914—1918年战争目标政策》（上下册），何江、李世隆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本文以德文2013年版为准。
[20]Fritz Fischer：Griff nach der Weltmacht.Die Kriegszielpolitik des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 1914/18，S.85.
[21]Wilhelm der Eroberer，in：Der Spiegel，Nr.46，1961，S.54-58，hier S.54.
[22]Fritz Fischer：T wenty-Five Years Later：Looking back at the“Fischer Controversy”and Its Consequences，in：Central European History，vol.21，no.3（Sep.1988），pp.215-218，Thesis V.
[23]Hans-Ulrich Wehler：Beginn einer neuen Epoche der Weltkriegsgeschichte，in：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vom 07.05.2014.
[24]Christopher Clark：Die Schlafwandler.Wie Europa in den Ersten Weltkrieg zog，aus dem Englischen von Norbert Juraschitz，16.Auflage.München：Deutsche Verlags-Anstalt，2014，S.17.本文研究《梦游者》德文本在德国的接受，因此引语一律译自德文译本。德文译本的行文与中文译本有一定的区别，参见：［英］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梦游者——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一战”》，董莹、肖潇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25]Christopher Clark：Die Schlafwandler.Wie Europa in den Ersten Weltkrieg zog，aus dem Englischen von Norbert Juraschitz，16.S.19.
[26]Hans-Ulrich Wehler：Beginn einer neuen Epoche der Weltkriegsgeschichte，in：Frank 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vom 07.05.2014.
[27]Christopher Clark：Die Schlafwandler.Wie Europa in den Ersten Weltkrieg zog，aus dem Englischen von Norbert Juraschitz，16.S.17.
[28]Christopher Clark：Die Schlafwandler.Wie Europa in den Ersten Weltkrieg zog，aus dem Englischen von Norbert Juraschitz，16.S.715-717.
[29]Christopher Clark：Die Schlafwandler.Wie Europa in den Ersten Weltkrieg zog，aus dem Englischen von Norbert Juraschitz，16.S.717.
[30]这是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评论“克拉克现象”的文章标题，参见Heinrich August Winkler：Und erlöse uns von der Kriegsschuld，in：Die Zeit vom 31.07.2014。该标题语出自《圣经·马太福音》（6：13）：“救我们脱离凶恶”。
[31]Gerd Kru meich：Kriegsgeschichte im Wandel，in：Gerhard Hirschfeld，Gerd Kru meich and Irina Renz（Hrsg.）：„Keiner fühlt sich hier mehr als Mensch…“.Erlebnis und Wirkung des Ersten Weltkriegs（Schriften der Bibliothek für Zeitgeschichte； N.F.1）.Essen：Klartext Verlag，1993，S.11-24.
[32]Klaus Groβe Kracht：Kriegsschuldfrage und zeithistorische Forschung in Deutschland.Historiographische Nachwirkungen des Ersten Weltkriegs，Zeitgeschichte-online，Thema：Fronterlebnis und Nachkriegsordnung.Wirkung und Wahrneh m ung des Ersten Weltkriegs，Mai 2004.http：//www.zeitgeschichte-online.de/md＝E WK-G Kracht.
[33]Heinrich August Winkler：Und erlöse uns von der Kriegsschuld，Die Zeit vom 31.07.2014.
[34]Volker Ullrich：Nun schlittern sie wieder，Die Zeit vom 24.01.2014，Nr.4/2014.
[35]Heinrich August Winkler：Und erlöse uns von der Kriegsschuld，Die Zeit vom 31.07.2014.
[36]Dominik Geppert，Sönke Neitzel，Cora Stephan und Thomas Weber：Der Beginn vieler Schrecken，in：Die Welt vom 03.01.2014.
[37]John C.G.Röhl：Wie Deutschland 1914 den Krieg plante，Süddeutsche Zeitung vom 05.03.2014.吕尔（生于1938年），英国历史学家，父亲是德国人。他被认为是德国威廉时期以及威廉二世研究权威，译成德文的代表作有3卷本《威廉二世传》，参见John C.G.Röhl：Wilhelm II，3 Bände.München：C.H.Beck，1993-2008。
[38]Horst Möller：Deutscher Sonderweg-Mythos oder Realität？Ein Colloquiu m im 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Vierteljahre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Jg.30（1982），Heft 1，S.162-165.德国“特殊道路说”的功能性作用，主要是政治学家库尔特·松特海默（Kurt Sontheimer）在研讨会上提出的观点。
[39]Peter Graf Kielmansegg：Deutschland ist schuld-oder？in：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vom 29.06.2014.
[40]Cora Stephan：Die ewigen Schuldgefühle der Deutschen，in：Die Welt vom 27.07.2014.
[41]Andreas Wirsching：Die Gegenwart eines alten Trau mas，in：Süddeutsche Zeitung vom 16.07.2014.
[42]Bundespräsidialamt（Hrsg.）：Bundespräsident Richard von Weizsäcker bei der Gedenkveranstaltung im Plenarsaal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 zum 40.Jahrestag des Endes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in Europa am 8.Mai 1985 in Bonn，http：
//www.bundespraesident.de/SharedDocs/Reden/DE/Richard-von-Weizsaecker/Reden/1985/05/19850508＿Rede.html.以下引文不再一一做注。
[43]Katrin Ham merstein，Birgit Hofmann：„Wir［…］m üssen die Vergangenheit annehmen“：Richard von Weizsäckers Rede zu m Kriegsende 1985，18.12.2015，https：//www.bpb.de/geschichte/zeitgeschichte/deutschlandarchiv/217619/richard-von-weizsaeckers-rede-zum-kriegsende-1985.
[44]Max Czollek：Desintegriert euch！ München：Carl Hanser Verlag，2018，S.20-21.
[45]Max Czollek：Desintegriert euch！ S.22.
[46]这是《退出融合！》内容介绍里对作者的介绍，参见Max Czollek：Desintegriert euch！„Über das Buch“。
[47]本文作者显然不是逆德国“政治正确性”而高度评价佐莱克著作的唯一之人，可参见Tobias Becker：„Jud sauer！“Der Berliner Lyriker und Antisemitism usforscher Max Czollek fordert：Desintegriert euch！in：Literatur Spiegel，9/2018，S.8-9； Ann-Kristin Tlusty：„esintegriert euch！“：Gegen das deutsche Wir，in：Die Zeit vom 23.08.2018。
[48]Y.Michal Bodemann：Gedächtnistheater.Die jüdische Gemeinschaft und ihre deutsche Erfindung.Ham burg：Rotbuch，1996.
[49]Max Czollek：Desintegriert euch！ S.25.
[50]Max Czollek：Desintegriert euch！ S.29.
[51]Max Czollek：Desintegriert euch！ S.114.
[52]Max Czollek：Desintegriert euch！ S.29.
[53]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Programm für Deutschland.Das Grundsatzprogramm der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beschlossen am Bundesparteitag in Stuttgart am 30.04./01.05.2016，S.47；7.2 Deutsche Leitkultur statt Multikulturalismus，in：https：//www.afd.de/wp-content/uploads/sites/111/2017/01/2016- 06-27＿afd-grundsatzprogram m＿web-version.pdf.
[54]Max Czollek：Desintegriert euch！ S.72.
[55]转引自Max Czollek：Desintegriert euch！ S.71-72。译文出自本文作者。
[56]Max Czollek：Desintegriert euch！ S.72-74.
[57]Peter Issig，Jacques Schuster：Niemand kann doch infrage stellen，wo wir unsere Wurzeln haben，in：Die Welt vom 17.03.2018.
[58]［德］沃尔夫冈·胡贝尔：《犹太教-基督教传统》，载［德］汉斯·约阿施、克劳斯·维甘特主编：《欧洲的文化价值》，陈洪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57-80页，尤其第59页。
[59]Max Czollek：Desintegriert euch！ S.27-28.
[60]Max Czollek：Desintegriert euch！ S.77-78.另参见Michael A.Meyer：Entwicklung und Modifikationen der jüdischen Identität in Deutschland vom 18.Jahrhundert bis in die Gegenwart，in：Elke-Vera Kotowski（Hrsg.）：Das Kulturerbe deutschsprachiger Juden.Eine Spurensuche in den Ursprungs，Transit-und Emigrationsländern.Berlin/New York：de Gruyter，2015，S.21-31。
[61]Max Czollek：Keine Juden mehr für Deutsche？in：Walter Homolka，Jonas Fegert，Jo Frank（Hrsg.）：„Weil ich hier leben will…“Jüdische Stimmen zur Zukunft Deutschlands und Europas.Freiburg im Breisgau：Herder，2018，S.58-68，hier S.65.
[62]米兹拉希犹太人是以色列对来自亚洲和非洲尤其是近东地区的犹太人的称谓。
[63]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是中欧、北欧和东欧犹太人及其后裔的自称，目前占世界犹太人口的70% 。
[64]Max Czollek：Desintegriert euch！ S.156.
[65]Max Czollek：Keine Juden mehr für Deutsche？S.58-68，hier S.61.
[66]Max Czollek：Desintegriert euch！ S.128.
[67]Max Czollek：Desintegriert euch！ S.9-10.
[68]Hannah Lüh mann：Das Ende des Gedenktheaters，in：Die Welt vom 09.05.2016.
[69]https：//gorki.de/de/radikale-juedische-kulturtage；Carsten Dippel：„Radikale Jüdische Kulturtage“am Gorki Theater：Ein Festival der Provokation und Selbstbefragung，17.11.2017，https：//www.deutschlandfunkkultur.de/radikale-juedische-kulturtage-am-maxim-gorki-theaterein.1079.de.html？dram：article＿id＝400893.
[70]Max Czollek：Desintegriert euch！ S.16.
[71]Max Czollek：Desintegriert euch！ S.42.
[72]Max Czollek：Desintegriert euch！ S.104-116.
[73]Tobias Becker：„Jud sauer！“Der Berliner Lyriker und Antisemitism usforscher Max Czollek fordert：Desintegriert euch！Literatur Spiegel，9/2018，S.8-9.
[74]Max Czollek：Desintegriert euch！ S.128.
[75]Max Czollek：Desintegriert euch！ S.160.
[76]Max Czollek：Desintegriert euch！ S.162.参见Maximilian Popp：Mord an Hrant Dink in der Türkei：Schuld ohne Sühne，in：Der Spiegel vom 20.01.2017。
[77]［德］耶尔恩·吕森：《纳粹大屠杀、回忆、认同——代际回忆实践的三种形式》，载［德］哈拉尔德·韦尔策主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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