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星火”专栏〡第六章 初心——走出书斋
“北大红楼同建党紧密相关，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我们党在北京早期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地，在建党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2021年6月25日，在党的百年华诞来临之际，中央政治局就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举行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同志来到北大红楼、丰泽园毛主席故居，并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发表上述讲话。北大红楼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来的。在百余年前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正是北大红楼，成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诞生的摇篮：在这里，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一群受新思潮影响的青年学子为拯救民族危亡，组织发动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在这里，“播火者”李大钊创建了中国最早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亢慕义斋”墙壁上“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标语引导着大批进步青年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建立一个“赤旗的世界”而永久奋斗；在这里，毛泽东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新文化、新思想，大量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探讨研究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最终选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政治信仰，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据统计，在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58名党员中有24人或直接在北大入党、或在北大学习工作过，全国8个地方建立的早期党组织中有7个地方负责人与北大有关。如果说召开党的一大的上海兴业路76号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那么北大红楼便是她的孕育之地。“星火燎大原，滥觞成瀛海。红楼弦歌处，毛李笔砚在。”以北大红楼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所承载的历史，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民族觉醒的转折点，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北大红楼不仅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原点，更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中国革命的火种，正是从北大红楼开始点燃播撒到全国各地，进而照亮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天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陈斓的新作《红楼：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简称《红楼》），正由此而来。全书聚焦于1916年红楼奠基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期间的“豪杰”与“风流人物”，在红楼为探求学问与救国真理所作的诸多探索：上篇“学问”，自蔡元培入主北大后的诸多教育革新讲到以红楼为策源地的五四运动；下篇“真理”，从五四退潮期不同青年们的抉择讲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红楼短短数年的探索与革命实践，不过历史长河之一瞬，但而今看来，正是“红楼”时期的诸多探索，为中国社会开辟了全新的可能性、为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也铸就了一个矢志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先进组织最原初的精神本色和崇高价值追求。《红楼》一书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从即日起，《中国青年》杂志全媒体特开设专栏“红楼星火”，对该书稿进行连载，以飨广大读者。
第六章 初心——走出书斋
1.到民间去
今天看来，五四学生运动，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前所未有的一代知识分子。
正如毛泽东后来指出的那样，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不但造就了一代中国新青年，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毛泽东这里说得其实很清楚，正是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立志开天辟地的青年，才是日后创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干。这代青年、这批北大人，不但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代的知识分子完全不同，而且也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北大的老师们极为不同。第一个不同在于，他们一开始就是以囚徒、街头演讲者、群众发动者、战士和牺牲者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他们从此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书生。“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领袖，与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的第一个不同，其实就是他们有坐牢、当囚徒的经历。而这种经历，似乎是突然之间，就令这些昔日的天之骄子，垂直式地从天上掉到了深渊，在垂直下落的晕眩之中，使他们深刻地经历了常人所难以想象的屈辱、折磨与痛苦，也产生了一般人所不能具备的人生觉悟。张国焘后来说，与其说自己是从北大毕业的，还不如说是从监狱里毕业的。毋庸置疑，北洋政府的监狱，就是他们人生速成的训练班。1919年5月4日当天，许德珩、易克嶷便与32位北大学生同时被捕入狱。许德珩回忆说，他们一开始是像待宰的猪一样，被捆在杀猪车上，而进入监狱后，有近十个小时是被置于站笼之中，这十几个小时都是水米未进，到了半夜，才从站笼里出来。当时，他不但头脑已经不能思考，甚至已经不能走路了。是夜，北大32人被关在两个小屋子里，一个小屋只有一个通铺，一个尿桶，这还不算，第二天一早，就给每个人上了镣铐，且是两个人用镣铐锁在一起——警方的理由说是因为镣铐不够，这样，上厕所的时候，就只能一个人蹲在马桶上，另一个则蹲在旁边等候。许德珩说，在监狱里，他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猪狗不如的生活，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作为五四运动发起人之一，北大英文系的范鸿劼在五四游行的那一天，带领英文系同学赴天安门前集会游行，被警察逮捕，被释放后，又于6月上旬在街头演讲时，再次被捕入狱。这位幼年丧父、体弱多病、与母相依为命长大的年轻人，一个月内两进牢房，备受折磨，而警厅扬言对他一定要“重办”。在夏天月夜的狱中，窗外虫鸣声声，但屋内气味难闻，爬满跳蚤虱子的通铺上，连翻个身也很困难。他一想到年迈的母亲，时年22岁的范鸿劼忍不住流下热泪，也许明天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此刻，他多想再回湖北鄂城老家看看日渐苍老的母亲……张国焘是在6月3日大宣传时被捕，同时被抓的有北大学生十余人，其中就包括瞿秋白。第一次铁窗经历，给张国焘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后来概括说，在监狱里最深刻的感受就是——等着，熬着，等着吃饭、上厕所，等着过堂，等着放风，等着外面的消息——其间，他也一次次地想到等着杀头，那个时候，只有二十岁出头的张国焘，甚至把被枪毙的每个细节都一遍遍地想过了，那个时候他想得最多的是：如果真要杀头，在杀头前还能给他点自由时间的话，他希望干点什么呢？他希望能读书，把来不及读的书都读一遍，起码是手头上的；他希望能写点什么，过去写的东西实在太少了；他甚至想去沙滩附近那家回锅肉店里好好吃一顿，自己过去太吝啬节俭了，连回锅肉都没认真吃过；他当然想到了自己的母亲，以至于想到，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漂亮的姑娘，而他却从来没有跟喜欢的女性交往过……瞿秋白也在这一天被捕，那也是他第一次被囚禁。数年之后，在牺牲前，在福建长汀的监狱里，他写下了《多余的话》，写下了一个人在被杀头之前，震慑灵魂的话：如果还有一点时间，我想再读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读读《红楼梦》《阿Q正传》；他还说，中国的豆腐，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了。在北大的先生们中，只有陈独秀和李大钊与这些学生有过共同的经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死刑犯，他在《白痴》里说，人在临死前的五分钟，意识和头脑是最清楚、最活跃的，因此，这五分钟几乎可以超过五十年，那一刻，无比清醒的意识活动，与必死的身体之间分离的那一刻，是人生之绝响，恐怖之极致。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也许才会想象，面对刽子手的折磨，李大钊为什么只说了一句话：请求速办！从北大校园、研究室被捕入狱，正是从监狱出发，他们重新走向和面对世界，从监狱出发，从囚徒的绝望出发，这是一个起点，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起点，由此迈步，他们意识到：生命是如此脆弱，人生是如此短暂，世界是如此广大，自由是如此宝贵，于是，他们有了一个觉悟：必须把有限的生命，有限的自由，献给最值得的人生，献给人类最伟大的事业，否则，如何对得起这次死里逃生。“出了研究室便进监狱”，在中国历史上，还有哪一批知识青年有过如此痛彻的觉悟？“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在中国历史上，还有哪一代读书人能够说出如此自觉、自信豪迈的话？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是从刑场、监狱中向我们走来的，这是他们的终点，更是他们的起点，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毛泽东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句话，似乎平淡，但却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其次，与历代中国读书人不同，也与老师们不同，这一代北大青年，不是靠坐着教书、写书、读书成名的，而是靠着演讲，靠着站在沙尘暴、大风天、暴风雨中，向着无边的群众大声呼喊而崛起的。作为北大学生，陈公博多次在广东听过自己的老师陈独秀的演讲。他的评价是，仲甫先生的学问是好的，但是演讲却不行，因为他讲得太复杂、啰嗦，经常跑题，而鲁迅的演讲声音也太小，所以让听众非常失望。而最善于演讲的就是邓中夏、张国焘、毛泽东这些被学生运动洗礼的人，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不同，语言不同，他们总是能在演讲开头，首先便直截了当提出最能抓住人心的问题，诸如——这样的事情合理吗？政府里都是些什么人？我们该怎么办？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等等。同时，他们又最有概括能力，如邓中夏在演讲里用很简明的话就能说清楚，现在中国的思想共有三派，一派是谁，一派是谁，还有另外一派是谁……于是，陈公博这样概括说，北大的老师们，无论如何都还是书本上的一代，是靠教书、办杂志获得影响的，而我们这一代人是演说的一代。因此，仲甫先生那一代，只能做知识分子的领袖，只有我们这一代能在人山人海中呼喊的人，才能做群众的领袖。其实，鲁迅也曾经这样自我剖析不能做革命党的原因：一是想象力太丰富，而牢狱里的刑罚，对于他来说，会为这种想象力加倍地扩大和想象，会使恐怖分外加倍。二是自己看事太细，即多疑虑，不能勇往直前。五四运动，使北大的青年们过了牢狱与杀头这一关——出了监狱，他们要与世界赛跑，与时间赛跑，正是在这种迅跑之中，时代的转换、历史的转换，突然间加速了。“到森林里去，到民间去”——巴枯宁这句话，成为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经历了五四，北大学生们认为，最应该继续扩大的就是平民讲演团。那个时候，平民讲演团的活动，已经开始被北洋政府所忌惮，活动的开展，阻力也越来越大。一次，讲演团的主要负责人邓中夏、高君宇、杨钟健等人一起在南城模范讲演所讲演，当时他们所讲的，无非还是教育的普及、真正的人生之类题目，但却遭到警察粗暴地干涉和阻挠。眼见又要被警察带走，高君宇不但不怕，反而对台下群众高声讲道：“诸位呀，我们平民教育讲演团，无非要平民受同等的教育。现在他们连教育都不准你们享受了！”这话立时激起听众对军警的仇恨情绪，台下顿时响起阵阵掌声，那个时候的高君宇觉得，和群众在一起，是最安全的。
1919年4月28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平民教育讲演团报告》此事发生后，高君宇、邓中夏等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此事的报告:将要讲演的时候，该管区警察突然派多人来阻，说是事前没有通知警厅，由警厅饬知该管警署，他们不敢负责，不准讲。我们和他理论说：“我们历来在各城讲演所讲演，并未采取这项手续，何得于此处独异？”于是以此项理由报告该管警署，要求照准。当亦无异词。等到邓康（中夏）君登台，忽然来一电话，说是不可了。我们以为该管警署不讲信用，可以不必齿他，于是邓君仍旧讲演。讲毕，张国焘君继之，刚开口说“今天我们来这里讲演”，警长发令道：“解散！” 唉！那如狼似虎的警兵，约摸有百十余人，一拥上台，把个讲台已挤满了。我们见其不可理喻，只得向大伙儿高声说道：“列位呀！我们平民教育讲演团，莫非是要平民受同等的教育。现在他们连教育都不准你们享受了。列位想想！要过细的想想！”台下掌声如雷，很有愤怒的样子。这是当日经过的情形。当日去的人和讲演的题目，兹并开后，以示不忘：既然坐过监狱，他们便学会了与军警周旋，也学会了往群众里面钻。军警的干涉、阻挠，不但没有消磨高君宇、邓中夏等人的讲演斗志，反而激起了他们宣传的更大热情。此后，平民教育讲演团的队伍不断壮大，活动更加活跃，形式也更多样。他们到处呐喊：“黑暗的中国何处不应该改造？腐败的教育何处不应该改良？”张国焘甚至不无得意地宣告：“我们足迹所到的地方，就使那个地方北大化，这不是一件快活的事吗？警察想找北大的麻烦，光盯住红楼是无用的！”他后来回忆说：“同顿吾顿”（群众运动）的好处在于，钻到群众里面，想跑就跑了，只要隐身在群众运动里面，警察想找到你，那也是不容易的。从那个时候起，他们锻炼出一套摆脱盯梢尾随的办法，如果没有这样的锻炼，在中共一大召开期间，他们就不可能迅速地从巡捕眼皮下溜走，而是很有可能被一网打尽——这就是群众运动的锻炼。那个时候，少年中国学会在《少年中国》杂志之外，又办了《少年世界》。《少年世界》的发刊词说，经过这次巴黎和会，我们大家已经认识到，不仅中国的老人政治是混蛋，全世界的老人政治更是混蛋！人类世界的前途，就在青年，我们青年人不仅要改造中国，而且要立志改造世界！也就是在那时，毛泽东在与萧子升的通讯中，把新民学会的宗旨定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个发刊词还提出，我们现在最需要的知识，就是关于工厂与农村的知识，所以，《少年世界》呼吁青年到工厂和农村去做广泛的调查。3月14日上午，平民教育讲演团借北大第二院校长室召开了第三次常务会议。会议选举邓中夏、杨钟健为总务干事，周长宪、周炳琳为编辑干事，高君宇为文牍干事。经认真讨论，会议确定了“除城市讲演外，并注意乡村讲演、工厂讲演”的新的活动方针。1920年3月19日，平民讲演团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一则征求团员启事:同学啊！你们知道有个平民教育讲演团吗？他的宗旨是不断地灌输平民充分的认识。我们天天鼓吹救国，可是实行下手的地方在哪里？救国的先决问题是不是要民众觉悟努力？那么我们对于平民教育又安可不加以十分的注意。同学呵，快些加入这个团体吧……[2] 启事登出后，越来越多的同学纷纷加入讲演团，队伍愈来愈大。过去，讲演团的活动范围局限于北京市区，讲演的对象只是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这一群体，1920年 3月27日，邓中夏、高君宇等一起在该团事务所筹备了第一次“农村讲演”活动，决定利用春假，组织团员分组到农村讲演，讲演时间定为4月3日至8日。第一组由高君宇等团员到丰台、七里庄、大井村讲演；第二组由邓中夏等团员到长辛店、赵辛店讲演；第三组团员讲演地点为通州农村。1920年4月3日，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团员们兵分三路出发了。第一次到农村讲演，高君宇显得格外激动和兴奋。他和第一组的团员们乘京奉线火车来到丰台，然后就直奔讲演第一站——七里庄。七里庄是一个仅有50多户、200多人的小村庄。村里有一所国民小学，但教室却像“鼠洞般黑暗”，学生读的书还是《千字文》《三字经》《论语》等。高君宇他们一来到村里，就扯起“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旗子，并开动了手摇留声机。不一会儿，就吸引来一群老人和20多个“满身是泥，满脸是灰”的小学生。青壮年农民大都忙春耕去了。这些老少听众好奇地望着高君宇他们，这些青年学生来这里干啥呀？高君宇看看群众来得差不多了，便开始大声地讲演起来：“乡亲们，我们是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团员，我们今天来是为大家讲演……”接着，他讲农民的苦难，讲造成农民苦难的根源，讲如何铲除苦难的根源。由于高君宇从小生活在农村，对农民的疾苦深有了解，因此，他的讲演引起听众的共鸣。正当高君宇这组热火朝天地讲演时，作为第二组负责人的邓中夏却叹着气说：“比起你们来，我们在长辛店、赵辛店的讲演可以说是糟糕透了。”他把第二组的讲演情况跟高君宇介绍了一遍：在长辛店，听讲者除了几个小孩外，一个农民也没有。一个学生问过路的工人：“生活丰富不丰富？”工人听不懂，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觉得与他们不是一伙人，就没有理他，转身走了。到了赵辛店，情况也并不比长辛店好。第一次农村讲演活动受阻，使一些以救世主态度下乡的学生大失所望。他们忿愤地责怪群众愚蠢，不配受教育。但是，事后，冷静下来的邓中夏却不这样认为，他觉得此次下乡讲演失败，不能埋怨群众，只能埋怨自己。他说，我们在城里办工读互助团失败，到农村去，地方是现成的，不能再办不成了！高君宇皱着眉头说:“是啊，我们一直讲要把劳动与知识结合起来，可是心里还没有放下知识分子的臭架子，缺乏劳动者的感情，我们的讲演又怎能受到他们的欢迎呢？”从此之后，高君宇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和邓中夏等同学一起继续深入到工人中去，逐渐学会用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进行宣传；同时，对自己不断进行思想改造，终于成为工人信赖的“贴心人”。高君宇以“人的生活”“什么叫自治——它的意义、形式和功能”“私有制与婚姻”等为题，进行多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这是一代青年的理想，尽管在那时，这个理想还很高远，但是，他们决心就这样一步步地探索、尝试、实践下去。这说明，尽管当时他们还没有掌握科学的真理，但是，在组织形式上，他们已经日渐成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方才说，包括北大平民讲演团在内的社团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准备了干部基础。2. 驱张运动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办法，改造的办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湖南学联机关刊物《湘江评论》，以引导民众放眼世界、改造中国为宗旨。这是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的一篇檄文中著名的话。正是这篇文章，创造了此后影响现代中国的“毛文体”。五四运动期间，毛泽东不在北京而是在长沙，为了打击北洋政府，特别是其政治核心安福系集团，毛泽东极有眼光地找到了一个突破点——这就是从驱逐张敬尧入手，从外围长沙去进攻中心北京。所以，五四后期，学生运动最激烈的地方不是北京，而是毛泽东所在的长沙。那时，因日本军队在福州枪伤中国学生和商人，造成震动全国的福州惨案，长沙学生举行集会，在教育坪焚毁日货，开展斗争。此举遭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野蛮镇压，于是，毛泽东、何叔衡等领导湖南各界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五四后期，研究系和胡适等人在北京的斗争策略是：咬住安福系，逼徐世昌下台；而毛泽东在湖南的战略是：咬住张敬尧，逼段祺瑞下台。因为张敬尧是皖西军阀段祺瑞的亲兵，是北洋军阀渗透到中国南方的一个重要棋子，当时的湖南，正处于南北斗争的交界点上，如果打掉张敬尧，就会对于全国局势的改变，具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毛泽东的视野与战略，就是这样超出了五四当时那些硬干的学生领袖们。当年南北战争期间，吴佩孚的军队攻下了湖南，但是，段祺瑞却把自己的亲兵张敬尧派来治湘，这使吴佩孚大为不快，因此就停止了对广东政府的进攻，转而要求南北和谈。从那时起，吴佩孚与段祺瑞之间就结下了深刻的矛盾，而在五四运动中，吴佩孚因为对北洋政府不满，便公开表态支持学生，公开要求巴黎和会中国使团不得在合约上签字。因此，在毛泽东看来，当时一切反对北洋政府和段祺瑞的力量，包括吴佩孚在内，都可以联合，都属于应该联合的力量，毛泽东后来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就是由此时萌发。为了联合北京城的反张敬尧力量，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这是毛泽东的第二次北京之行，他住在北长街99号一个叫福佑寺的喇嘛庙里。毛泽东很注重新闻舆论的力量，到北京后不久，就同张百龄、罗宗翰等人组织成立了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毛泽东后来说过，“要推翻一个政权，首先要造成舆论”——这实在是他青年时代的经验之谈。当时的北京，《晨报》的影响最大，林长民那篇为五四运动首先发难的文章，就刊登在《晨报》上。到京后，毛泽东利用老师邵飘萍的关系，积极联络，平民通讯社成立当天，北京《晨报》全文登载毛泽东的《〈湘人力争矿厂抵押〉呈总统府国务院及外财农商三部文》，揭露湖南省矿务局长张荣楣与张敬尧狼狈为奸，贪污受贿巨款，不惜将水口山矿产权拱手交给外国人的无耻行径。毛泽东极为能吃苦，此时正值隆冬季节，白天毛泽东穿着单薄的夹袄，冒着严寒，四处联络湖南在京的学生、议员、学者，组成“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与“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使北京成为驱张运动的大本营。而到了晚上，他又回到福佑寺继续整理材料，撰写、油印稿件，以平民通讯社的名义将张敬尧祸湘罪行及各地驱张运动消息，不断发给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报馆。平民通讯社每月印发驱张文章150余份，“送出的稿件每期页数不等，多则十页左右，少则两三页”。当时在衡阳出版的《湘潮》周刊曾写道:“旅京公民毛泽东、张百龄等，为传播张敬尧的罪恶和驱张运动的消息起见，组织平民通讯社，每日发出稿件五十余份，送登京、津、沪、汉各报。”随着通讯社发出的文章越来越多，驱张运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北京、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的报纸陆续登载通讯社的文章，发表社论或时评予以支持，毛泽东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在各种驱张通电和新闻里，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才干越来越引人注意。毛泽东出名了，他早晚是要出名的——这是他的恩师杨昌济预言到的结果。实际上，杨昌济先生绝不是个学究，而是最有战略视野的学者。他知道，毛泽东的驱张斗争，不但需要北京城里的反对派的支持，而且更需要南方军政府的支持，于是，先生于病重之际，写信给他的好友、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章士钊，说明驱张出湖南，最为受益者乃是南方政府，因为从此南北对峙即可结束，自己的学生为此壮举所奔走，可见中国青年之视野远大，将来救国，要靠这样目光远大的青年。“毛蔡二君，当代英才，望善视之！”“吾郑重语君，毛蔡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二子”就指毛泽东和蔡和森。临终前，杨先生把自己随身多年的一块怀表送给了毛泽东，并将女儿杨开慧托付给了他。在那个时候，杨先生便意识到，天下混一，发力点就在湖南，湖南改造中国与世界，要靠毛泽东这样的人。他在临终前分析天下局势，认为将来革命的中心，不可能是在北方，而是在以广东为中心的南方，于是，他方才在病危时写信给广东军政府秘书长章士钊，再次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继1918年底的北京学生全国大串联之后，毛泽东的驱张运动，则是又一次全国学生串联，第一次串联是北京学生到全国，这一次则是湖南学生到北京，到天安门、新华门集合。全国学生大串联，从此成为毛泽东终生不能忘怀的青春记忆。1920年1月3日下午，北京学生联合会在北大三院召开了慰问驱张代表团的大会。北大学生会主席方豪（他曾在欢迎蔡元培回校的大会上讲话）首先致词，他说：“代表团诸君因不堪强权压迫，不远千里，奔走来京，从事去张运动，奋斗精神，实可钦佩……北京的学生热烈地欢迎你们！”接着由代表团代表、新民学会女会员李思安发表讲演。李思安历数张敬尧的罪恶，表示代表团来京不仅是为了打倒一个张敬尧，而且是要打倒由许多个张敬尧组成的整个“军阀派”，坚决同北大及全北京市的学生团结在一起，共同战斗。李思安，1892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耕读世家，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她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1924年，经向警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她比毛泽东大一岁，当时，毛泽东亲切地叫她姐姐，毛泽东的思安姐姐一路跟随着他北上请愿。后来毛泽东南下为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送行，又是李思安先行去上海打前站，为毛泽东等安排住处。就是在一次，她陪同毛泽东去拜访了陈独秀，在谈话中，毛泽东和陈独秀商议在湖南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之后，李思安是主要成员。大革命期间，她积极参与领导湖南农民运动和妇女运动，大革命失败之后，李思安与党失去联系，只身去南洋教书。1950年，她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热烈欢迎她回国工作，并亲切会见了她，从那时起，毛泽东尊称她为“思安先生”，正如尊称宋庆龄为“庆龄先生”。1919年11月16日，李思安（前排左一）与部分新民学会成员在长沙留影“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组织湖南辅仁学社在京成员，同邓中夏、罗章龙、王复生等北大学生，在陶然亭慈悲庵集会，商讨驱张斗争策略，决定先从张敬尧毁坏湖南教育、贪污教育经费入手去控诉他。第二天，毛泽东与湖南省城各校教职员代表联名呈文总统，控诉张敬尧摧残教育的罪行，指出“我国今日要务，莫急于图强，而图强根本，莫要于教育”。当时，不仅是在湘的湖南人士，包括研究系在内的许多政府元老也希望借倒张来打击段祺瑞，所以，毛泽东的行为，得到了朝野内外的呼吁。十天后，时机已经成熟，毛泽东以湖南公民代表团团长身份，率领请愿团，冒着严寒，高举旗帜，分别从前门、后门和西华门向新华门国务院请愿，并沿路宣讲驱张的道理。在新华门前进行了几个小时的示威后，毛泽东和张百龄、李思安等人被选为代表进入了国务院，同北京政府的接待官员进行了义正词严的说理斗争。1951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从南洋归国的李思安时说，你还记得北京请愿时，天那么冷，我们一起在国务院坐冷板凳，等着那些官老爷接见的事吗？那时是学生代表，你是唯一的驱张运动的女性代表，代表全湖南的女学生。毛泽东说，我们当年坐冷板凳的地方，就离此地不远（当时他们是在中南海见面）。现在人民当家作主了，今后就不会再有让人民群众坐冷板凳这种事了。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思安先生你还是要抗议的！李思安说：“那您也是要抗议的，那您起来抗议，我当然也抗议。”在内外压力下，北洋政府终于免去了张敬尧的职务。驱张运动的成功，使毛泽东认识到，北洋政府并非铁板一块，旧社会是一座腐朽的大房子，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推倒的，要改造旧世界，就要先去找它最薄弱的地方入手，把那个地方拆除了，这个大房子就会逐步地倒塌。而要推到旧房子，就一定要先了解、研究那个房子的结构，当时的毛泽东认为，改造湖南问题，第一步是“去张”，第二步是“建设”。而建一个新房子，没有那么容易，更要一步步地来。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未经过深思熟虑和深刻了解，他对一些重要问题并不急于作出结论。因为他觉得自己对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毛泽东是脚踏实地的思想家，他认为批判是思想的力量，如果没有批判，没有讨论，没有辩论，那么所谓学问就是搞材料，就是钻故纸堆，这种学问，不过是骗人的把戏而已。那个时候，毛泽东虽然敬仰李大钊，但却认为胡适对于政治的理解，也是有其道理的。1919年9月，正是受胡适观点的启发，毛泽东在他所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共罗列出了要研究的大小问题144个，有社会主义能否实施的问题，有民众如何联合的问题，有勤工俭学的问题，有国家制度的改良、废弃的问题，有军事、财政、劳动、教育以及世界各国的问题等，从国内到国际，凡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基本上都涉及了。1919年10月23日，《北京大学日刊》刊载了邓中夏的启事，其中说：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3] 当时，毛泽东对于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都十分尊敬，至于李大钊与胡适之间“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毛泽东认为，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他们的“主义”确实不同。其性质正如毛泽东于1921年1月28日给彭璜的信中所说：“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1] 王庆华：《高君宇传》，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60 页。[2] 宋修见：《红楼曙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北京大学》，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118 页。[3] 《毛泽东年谱( 1893 — 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46 页。第二章 新文化-“中日密约”
第二章 新文化-利刃新发于硎
第三章 改造-《国民》和《每周评论》
第三章 改造-平民教育讲演团
第四章 五四
第四章 五四-火烧赵家楼
第四章 五四-风暴之后
第四章 五四-觉醒与确立
请先 后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