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思维创新的由来

对思维创新这个问题，近些年我一直比较感兴趣。特别是结合企业里遇到的实际问题，曾经做过深入的思考。我总的感觉是：一切战略和执行问题，归根结蒂，其实首先都是思维的问题。我们不妨回想一下：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战略问题、政策问题、执行问题、方法问题，甚至技术问题，是不是首先都是思维的问题？也就是 “采取什么方式进行思考”的问题？

我相信：从工作中抽象出来，再还原到工作中去，这是一切学问最好的循环方式。工作中得来的东西，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是比从书本中得来还要宝贵得多的东西。所以，我为什么要研究思维创新这个问题？简单地说，全由工作得来。也就是说，自己是在工作中受到了启发、进行了抽象，回过头来想把这种启发与抽象再应用到工作中去，并且通过 “内训”的形式分享出来，也是希望能对更多的人有所启发和帮助。

在我以往听过的讲座中，很少有专门讲思维这个问题的，在图书馆或书店里也很少看到这方面的专著——少量的专著也都是过于技术性或故事性的分析，因此也就难以为我的这些思考找到佐证。不过那也没有关系，毕竟这些思考是我的真情实感。真情实感总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当然不是单指学术意义上的价值。下面，我只是对这些 “真情实感”进行一次总结式的交流。况且 “佐证”并没有太多的意义，尤其在讲创新这个问题的时候。这里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我仅基于企业行为的 “原创性”的见识、“原生态”的思考，尚未来得及精细研磨，不一定正确或精确，仅供参考。交流的方式，是直接提出自己的观点，再辅以案例进行说明。所以，本讲座实在不能算是严谨的授课，我只是把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中产生的一些想法积累并梳理出来，与大家共同探讨思维创新这个话题。

1.变化的客观性与主观性

世界是变化的。有人说，这世界 “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我觉得，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变化是宇宙运行的 “铁则”，甚至不变也只是变的一种表现形式。

过去恐怕很多人通常总是固化地以为：变化是客观的事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其实不尽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日世界之变化，恐怕已经愈来愈是一个主观的事情了。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充满竞争的时代、一个高科技的时代、一个能让水稻含有深海鱼类基因的时代，变化已经不尽是客观的事情，而愈来愈是一件主观的事情。且不说人类社会，甚至自然环境的变化，也愈来愈是一个主观的结果。我们看到，自然界的很多变化，往往就是由人类造成的：专家说地球正在变暖——所谓温室效应，酸雨、赤潮增多，臭氧层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野生动物等许多物种在消失，沙尘暴、土壤沙化等日益加剧。人类给这个星球、给这个世界施加的变化和影响越来越巨大而深刻，并且似乎不可阻挡。据说美国有了征服火星的庞大计划，通过改造火星的地表温度、制造大气层、促使降雨，使火星适合人类居住。从火星上发回的照片来看，的确似有洪水冲刷过的痕迹，很可能火星曾经是一个繁衍过生命的星球。数十年来，核战争、核泄露一直威胁着地球。可以说，人类已经拥有毁灭自己的绝对力量。

2.知变、应变与求变

在这个竞争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互相施加的影响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严重和严峻。所以，变化已经更多地不再是什么客观的事情，变化已经越来越体现出明显而深刻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本质上就是竞争性。可以说，对现代社会而言，变化的本质就是竞争。

所以，我们要努力达到三个境界：第一，知变，也就是了解变化、预见变化；第二，应变，就是接受变化、应对挑战；第三，求变，就是创造变化、争取主动。

知变、应变与求变应成为实践中的本能

既然变化已经越来越是一件主观的事情，变化意味着竞争，那么对我们 “生存者”来讲，知变、应变、求变不仅应成为行动化的理念，更应成为实践中的本能。这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当中就能够得到充分的印证。知变、应变、求变，首先关乎生存，其次关乎发展。当然，生存与发展是同一回事——不存在没有生存的发展，也不存在没有发展的生存。对企业来讲，市场是瞬息万变的。在市场行为中，此方求变，他方即需要应变；他方应变之后，反过来对此方又意味着将面临新的变化和挑战。于是市场竞争循环加剧，变化无穷，且将不断升级。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21世纪，尤其是个剧变的世界。西方工业革命后——特别是近百年来，世界呈现的就是这样一个剧变的特征。比如说现代快节奏的生活，就是一个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在人们的心理上，就是很普遍的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的 “症状”，有 “一夜暴富”的心态，经济犯罪相对刑事犯罪在增多。生存压力在加大，有的人因精神压力过大患上了失眠症，患抑郁症的人在增多——相应地，社会上心理医生这个行业开始 “吃香”。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反映在人们的饮食上，则是速食产品类型的增加。人们对超市的依赖是空前的。超市里既有称好斤两、标明价格的蔬菜，又有洗净、切毕、组合好、配齐佐料的半成品菜肴，买回去一炒就得。更有肯德基、麦当劳、华裔日本人安藤百福发明的泡面——这些虽然被很多人称为 “垃圾食品”，但许多人照吃不误，就图一个快、省事。快节奏的生活反映在文化形态上，甚至形成 “快餐式”文化产品。比如电影、电视、歌曲，甚至文学作品，都越来越多地带有消费性的商业色彩。人们创作这些文化快餐产品，只求一次性消费，不求艺术地恒久地留给后人欣赏。更为严峻的是：这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种文化消费方式，甚至是审美习惯。泡面、泡网、泡吧、泡妞儿，连经济都 “泡沫”，以至于 “泡”成为一种文化，什么都要速成。“泡”也有无聊地消磨时光以及玩世不恭的意思，成为某些群落的一种生活形态。“泡”文化，也算本世纪一大特征。

我们都知道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变化的洪流或漩涡当中。我们的老祖先作的 《周易》，是很了不起的一本书，被称为 “诸经之首”，思想方法很独特，对世界的阐释很有创造性。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个评价极高。也许有人会说 《周易》太艰深了，非专家莫解。其实，“百姓日用而不知”。一切哲学思想，在百姓那里，都是浅显易懂的道理。只是这些道理往往是以俗语、古谚、笑话或民间故事的形式传承的。这个 “易”，就是 “变化”的意思，也是 “生”的意思，“周”则是 “到处都在”的意思。“周易”二字的意思就是 “生生不已，无处不在”。也有人说 “周”是 “周期”、“循环”的意思，我认为不够贴切。说 “周”是 “周朝”更不对了。从 “矛盾论”的角度讲，有 “变”就要有 “应变”，这是必然的一对矛盾。怎么应变？当年三星集团总裁李健熙提出 “变化先从我做起”的口号，还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在整个亚洲都很有名：“除了老婆、孩子，一切都要变。”他是在三星集团面临严峻挑战的时候，上任伊始就说出这番话的——他在对经理们持续吼叫的九个小时中痛击了当时三星的顽症。所以说，应变首先是内心的一种痛彻的、警醒的心理变化。也就是说，应变首先是一种认识的问题、态度的问题。

知变、应变、求变的本质就是提升核心竞争力

如果说变化的本质是竞争，那么知变、应变、求变的本质就是打造和提升核心竞争力。具体说，知变的本质就是学习，应变的本质就是实践，求变的本质就是创新。这也是达到知变、应变、求变这三个境界的根本途径。下面，我就重点说说这三个问题。

知变之道，在于学习

了解变化，既是一个感知的过程，又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预见变化，则是对感知能力和学习结果的检验。应该说，一切预见皆源于认知，而认知则必须从感知和学习开始。对学习的重视，可说是古往今来、古今中外的一等见识。卡尔·李卜克内西说：“学习，学习，这是马克思向我们发出的至高无上的命令。”他说，有时他被马克思注视一眼，都会不由自主地感受到马克思仿佛在督促他要加倍地努力学习。毛泽东逝世前几个小时还在学习，这是怎样的一种对待生命的态度和对人生价值的认识！今天这个时代，就是个学习的时代。不学习就要落后，甚至无法生存。学习已经成为生命最重要的特征。尤其现代社会是个信息社会，信息工业化、工业信息化。不学习、不了解、不掌握信息，就如同被蒙上了眼睛、被塞住了耳朵、被堵上了鼻子，其结果就是窒 “息”而亡。

应变之本，在于实践

这是我最想强调的一点。要应变，光学习和预见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在实践中抽象出自己的认识来，在实践中检验他人的理论、形成自己的理论，在实践中磨炼解决问题的本领、增长解决问题的才干。学到的只能是知识，而不是本领和功夫。本领和功夫是怎么来的？本领和功夫是操练出来的。所以说，光勤学还不够，还要苦练。甚至光 “会”还不行，还要 “熟”；光 “熟”也不行，还要“快”；光 “快”也不行，还要沉淀为一种自然反应、本能反应、瞬间反应。这才叫功夫，这才叫本领。

大家都知道李小龙，他说要训练出 “肌肉的记忆”，让身体在瞬间做出正确反应。我觉得，与其说他是位武术大师，不如说他是位技击大师。也就是说，区别套路的功夫与实战的功夫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尤其在实战当中，“花拳绣腿”是不管用的。从招式上讲，李小龙的招牌动作是 “旋风腿”。也许很多人可以模仿出那个动作，但是通常却没有那个威力、达不到那个效果。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动作不是本领，招式不是功夫。动作有没有力量、出招准不准、时机抓得好不好，那才是功夫。功夫是怎么来的？功夫是 “扎马桩”——屁股底下焚着香、肩膀和头上放着水碗——“蹲”出来的，是打沙袋练出来的，更是实战中悟出来的。这才叫真功夫，这才叫“核心竞争力”。所以，功夫不是招式，而是一种含量。高贤峰老师把这叫作 “招可学，功要练”。有一句话叫 “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好多学问，本来是不错的，但很多人却是捕风捉影、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样跟着 “吠”出来的学问是没有用的。

从应用这一点说，没有实践做底蕴，学问往往是没有力量的。任何个人的体验不管多么丰富多么厚重，说出来写出来，都是常识。我们真正需要尊崇的，往往就是那些耳熟能详的常识。常识很不简单，否则不会成为常识。常识的背后都是血、汗和泪。没有通过实践而轻易得来的常识对个人来说是没有大用的，那只会是他经历失败后脑子里首先闪现出来的最惨痛的知识性记忆。要真正弄懂常识，必须付诸实践。一切学问，要真正弄懂就必须付诸实践。招式是可以学来的，但功夫却是实打实练出来的。

企业的 “功夫”，就是核心竞争力。练就功夫，关键在于持续不断的努力，否则再好的创新也是没有用的。拉链的发明，被誉为是“影响现代生活的重大发明”。拉链的发明者贾德森原本是为了解除系鞋带的麻烦而想到的——这说明 “懒惰”也是创新的动力之源。贾德森在1893年取得了专利权后，一个叫霍克的军官在筹备建厂中遇到了困难，因为这项专利本身只是一种 “可行”创意，并没有广泛应用的 “成熟技术”。霍克持之以恒地经过19年的时间才研制出拉链机。对个人来讲，19年是个相当漫长的时间。可生产出来了拉链，却没有人用这个东西代替鞋带，可见创新的好处起初往往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后来一个服装店老板将思路引向了鞋带以外——这是联想式思维，生产出带拉链的钱包，赚了一大笔钱。从那以后，拉链几乎渗透到人类日常生活、社会生产、军事等很多角落，如衣服、枕套、帐篷等。拉链从创意到应用，是个持续不断地努力的过程，这说明单靠好的创意是打造不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功夫”是持续不断地努力才能获得的。

求变之要，在于创新

接着讲前面李小龙的例子，现在我们进一步推想：如果李小龙光靠 “旋风腿”，能 “一招鲜，吃遍天”吗？肯定也不行。他还有什么 “寸拳”、“双节棍”，要花样翻新才行。他的 “寸拳”很厉害，据说他的背肌是全世界最完美的背肌，有着超强的爆发力，是他刻苦训练出来的。李小龙自幼身体并不好，他的成功乃在于他的过人天赋、勤奋刻苦、强烈的自信和争胜欲望，以及他的哲学思想。李小龙不满33岁就意外离世，但他独创出思想性很强的 “截拳道”，很有创造性。

李小龙风靡西方世界，其在技击界的尊崇地位至今无人能及，不仅是因为他出色的功夫，还有他高超功夫背后的哲学精神。他是在西方生活过的，曾用心研究过东西方哲学，他在华盛顿州立大学选择了当时乃至今天也是冷门的哲学专业。他对信念的执著和训练的刻苦，使他达到身心合一的状态。他的思想外化为一种独特的迷人气质，他的热情散发出一种自强不息的张扬活力，特别是他的自信和 “忠诚于自己”，使他能够突破传统，具备超人的创新能力，所有这一切使他的偶像魅力达到永恒。

李小龙的武学思想是把功夫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思想，第二是知识，第三才是技巧。要我说，搞营销完全可以借鉴他的这一思想。可以说，有思想的拳头造就了李小龙的不凡。他的 “截拳道”，按 “截拳道”教练石天龙的说法，不是方法，而是方法论。“截”是什么？截阻。预见对方的来招和攻势，有效地截阻对方的攻击。所以说，不输的境界才是最高的境界。你看李小龙临敌时的动作，侧身而立，等待对方出手，却后发先至。这是最有效的技击方法。所以，“截拳道”是很能磨炼快速反应的一种功夫。现在的孩子一窝蜂地学柔道、空手道、跆拳道，殊不知当年这些领域的很多高手都曾败在李氏手下——那是个盛行民间高手互相挑战的英雄时代。一个民族如果失掉了自信力，是会连自己老祖宗的好东西、自己民族文化的精华都不知道珍爱和传承的。

其实，前面讲的什么柔道、空手道、跆拳道，都源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武术，连 “截拳道”也是如此，李小龙就是学咏春拳出身的。他1.73米的身高，在被大个子控制住的时候，怎么办？咬人！李小龙的电影里有这个镜头。所以泰森咬人不是独创。咬人，似乎是 “下流”动作，但是，“有效”！遇到不同的对手，就要创出不同的招数来应对。

知变要靠学习，应变要靠实践，求变要靠创新。学习、实践与创新的关系是：没有学习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没有实践的学习是空洞的学习；学习与实践会促进创新，但缺乏创新的学习与实践是停滞不前的，也是毫无意义的。

3.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没有低素质的员工，只有低素质的管理者

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需要整个团队的共同努力。因此，常听到一些管理者抱怨员工 “素质低”、“队伍不好带”。其实，凡事都要从自身找原因——尤其作为领导者。当年，秋收起义的时候，毛泽东的队伍素质就很高、就很好带吗？很多都是不识字的、长期禁锢在土地上的、思想狭隘的农民。毛泽东亲自动笔起草的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起初是 “六项注意”，后来发展到 “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东西要归还”、“不损坏庄稼”等等，从 “文本”上看似乎很简单，但 “做实”了就是功夫。领导者要从根本上感染和影响下属，但要从末节上要求和检查下属。前者是抓价值观的塑造，后者是抓落实的方法。简单的事情做成日常功夫就是不简单。“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毛泽东的 “大手笔”，是锻造革命队伍的秘诀。所以，毛泽东说：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干部。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没有低素质的员工，只有低素质的管理者。

创造性地工作，是一切工作的本质要求和最高境界

我们很多企业组织人员到海尔学习，究竟能学到什么？真功夫是学能学到手的吗？要知道：海尔最初靠的是 “不许随地大小便”、“不许把工厂的东西拿回家”等13条厂规起家的——很像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直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局面，这是一个历练的过程，是一个积累起来的高度。我们今天去海尔，恐怕多数学到的只是一些新鲜好看的 “招儿”，却不知道这是须从 “不许随地大小便”开始历练的。如果从海尔回来只是感慨一番，不结合自己的实际苦练真功、推陈出新、创造性地 “做自己的事情”，是留不下任何印记、起不到任何作用、收不到任何功效的。可以说，创造性地工作，是一切工作的本质要求、原始要求和最高境界。

“创新度”已经成为衡量企业投资价值的最佳 “晴雨表”

目前，创新成功的企业，更有可能获得20%甚至更高的增长率。“创新度”已经成为衡量企业投资价值的最佳 “晴雨表”。据埃森哲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全球83%的高层管理人员深信，本企业今后的发展 “将更多地依赖于创新”。在 “快鱼吃慢鱼”、“聪明鱼吃笨鱼”的时代，要求个人必须是创新型个人，团队必须是创新型团队，企业必须是创新型企业。不创新、创新慢、“创新度”不够，就会死——并且会死得很惨。中国是最早生产VCD的国家，美、日则将之升级为DVD。没有创新，就是死路一条。比尔·盖茨讲：“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张瑞敏说，要 “永远战战兢兢，永远如履薄冰”。华为总裁任正非脑子里充满了危机意识，他关于企业 “危机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曾在业内外产生过广泛影响。他的名篇佳作 《华为的冬天》，曾经被许多企业——尤其是IT界，视为企业危机管理的范本。张瑞敏还说：“创新就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德鲁克说：“创新是一种最宝贵的企业家精神”，“对企业来讲，要么创新，要么死亡”，因为市场经济是一种 “开拓进取型”的经济模式。其实，市场经济本身就是自主创新的典型，市场经济走到今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在日趋成熟。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搞得很成功，尚且问题不少，我们的市场经济才搞了几年？所以，我们要走的路其实还很长。

创新的条件性

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本身就是一部创新史。比如远古时期，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化，类人猿从树上生活过渡到地面生活，这就是个创新，并由此带来了直立行走，因为在树上是便于瞭望的，而下到地面后采用直立行走，除了是瞭望的需要，还有手与足分工的需要，而手的使用又促进了大脑的发育。所以，从树上到地面，应该是人类第一次伟大的创新。当然，创新有时候就是这样一种被动性的适应。所以，对环境的适应，从来就是创新的一个主要特征。很多动物的颜色就是根据环境而进化形成的。这是创新的条件性特征。环境就是第一个条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但条件太好也不利于创新。印度能购买到全球最先进的武器，所以它的民族军事工业发展不起来；中国正相反，除以色列外的西方国家封锁对华武器出售，反而使我们的军事工业发展很快。

现代社会，人本身就是最大的环境。前面讲的应变，往往是环境先变了，然后我们才被动地去适应、去应变。聪明的做法应该是：预见到变，先于变而变。如果说现在很多优秀企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看主要就是这一点：先于他人做到了预见性的应变。

4.“简易”、“变易” 与 “不易”

《易经》里对变化讲了三个层次的意思。第一个层次，叫作 “简易”，是指化繁为简，所谓 “大道至简”。也就是抽象，可以说强调的是 “简单的力量”。

第二个层次，叫作 “变易”，是讲创造变化、利用变化、引领变化、驾驭变化的。也是 “变化之变化”——我想这有点数学几何式增长的意思。还有 “权”、“权变”的意思，它的意思很丰富。

创造变化就是求变。比如我们每每提到开拓市场，总是说要“占领市场”。其实营销的最高境界是创造市场，通过创造需求来创造一块全新的、短期内无人竞争的市场。比如电冰箱，这种高度成熟的产品竞争是很激烈的，利润率很低，而日本人却在趋于饱和的电冰箱市场中投放了一种与19英寸电视机外形尺寸一般大小的冰箱。这种微型冰箱一问世，立即开辟了一大块崭新的市场。特别在北美，人们发现除了可以在办公室使用外，还可安装在野营车、娱乐车上，并由此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方式。其实微型电冰箱与普通家用冰箱在工作原理及技术上没有区别，其差别只是产品更小。这使新型冰箱的使用方向由家居转换到了办公室、汽车、旅游等其他方向，从而改变了产品的使用环境，引导和开发了人们潜在的消费需求，从而达到了创造需求、创造市场的目的。

我们说消费者是上帝，可上帝通常说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只有将全新的产品放在上帝面前，他才会说 “对！这就是我想要的！”福特汽车公司创始人亨利·福特说：“如果当初我问我的客户的话，那么他们只会说要一匹更快的马。”史蒂夫·乔布斯在1998年接受《商业周刊》采访时表示：“很多时候，要等到你把产品摆在面前，用户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索尼公司联合创始人盛田昭夫说：“我宁愿花钱推出一款产品，而不愿把钱花在市场调查上。”我想，最好的营销策略应该是靠品质取胜。有利润的企业不一定有价值，有价值的企业一定有利润——短期没有，长期也会有。所谓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好的营销应该是没有推销员的。或者说，好的营销是每名员工都是推销员。

第三个层次，叫作 “不易”，是指宇宙周期变化的大规律是不变的。也有 “经是不变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意思。当然这个“不易”是相对的，在特定时期内、特定场合下，可以 “以不变应万变”。也有人说 “不易”是指 “不变的是变化”，这么解释也通。大家知道，牛津大学一向以近乎刻板的严谨著称。而就是这种 “以不变应万变”的作风，让它屹立于世界名牌大学之林。曾有一位女学生，各科考试全A，被牛津以 “不具备创造潜质”而拒之门外。女学生所在的地方比较偏僻，好不容易才出了这么一个全A的宝贝，进不了牛津不甘心，找到英国议会，议员找到教育大臣，教育大臣找到副首相，副首相找到首相布莱尔，统统在牛津碰壁。布莱尔很没面子，偷偷发了点牢骚，说牛津 “太古板了，不能与时俱进，必须进行改革”。牛津师生听到后，大为不满，立即取消了原打算颁发给布莱尔荣誉博士学位的计划。其实这 “与时俱进”的说法，也不够全面。从系统思维的角度看，应该叫 “与时俱进退”，讲 “与时俱进”，也要讲 “与时俱退”。当然，也可以说，“进”的意思中，已经包含了 “退”的意思。只是常人往往不这么理解。我想，牛津看重“创造潜质”的原则尤其值得我们学习。这也就是他们独特思维背后的价值观。我们有些中国留学生非常善于考试，在西方动辄把学校的奖学金全 “包”了，曾经多次引起西方学生的抗议和游行。但毕业找工作却不灵了，就是缺乏 “创造潜质”的问题。

5.用什么理念指导工作，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

以上这些关于变化、关于实践、关于创新的体会，源于我在多年实际工作中的两大观察：工作中我们为什么常常苦于没有思路？有了思路为什么又常常不够切合实际？相信很多人都遭遇过这两大困扰的折磨。其实，我以为这恰恰是一切工作最根本、最核心的两个非同小可的问题。我的切身感受和结论是：解决这样的问题，要靠思维的创新。

于是，我在工作中经常对大家讲，不论做什么工作，一定要解决好这样两个问题：用什么理念指导工作？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对应前面讲的 “思路”的问题、“切合实际”的问题，这是必须首先明确的两大根本性问题。前者是价值观问题、世界观问题，后者是方法论问题。比如国企的干部工作怎么搞？用什么样的理念来指导工作？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我在实践中坚持两点理念，第一点是以 “大匠无弃材”为理念，力争将每名干部都放到相对合适的岗位上，这是国企的特点决定的，否则任何一名干部都会成为不可估量的消极因素；第二点是以 “配备有合力的班子”为理念，力争将每个班子配备到相对合理的程度。至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则有很多，主要是两大方面：一是研究政策，靠卓有成效的工作形成政策，靠切合实际的政策推进工作；二是加强考核，以事实为依据教育干部，以事实为依据调整班子。

再比如国企的培训工作怎么搞？用什么样的理念来指导工作？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记得2001年的时候，我在抓油田干部管理的时候就遇到了如何开办后备干部培训班的问题。经过思考和策划，在培训实施中我以 “做管用的培训”为理念，以 “挖掘和培养企业内训师”为方法，在此后几年的后备干部培训中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自2006年初具体负责大庆局培训工作，特别是2010年7月调任大庆油田高级人才培训中心主任至今，我又提出企业培训工作要以 “为企业持续发展所需要的高层次人才、急需人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提供智力支持”为使命，以 “做高品质培训”为核心价值观，以 “做强内训，内训外化，做精外训，外训内化”为战略，以 “建设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企业内训师队伍”为基本方法，有效地推进了企业培训工作的转型。其实，现实成就上的差距反映的就是理念上的差距，而理念上的差距会造成方法上的差距。

北欧有些国家，高度重视开展职业技能教育。据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份有关国际竞争力的报告称，瑞士全球竞争力第一，世界品牌占有量第一。瑞士国土面积只相当于黑龙江省的1/10，人口不足800万，为何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据专家介绍，瑞士的主要资产是教育，其职业教育和培训制度为其综合竞争力和经济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瑞士每年超过2/3的初中毕业生进入中等职业学校，90%～95%的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直接就业。学生就是学徒，每周1～2天在职业学校学习，3～4天在企业实习。国家根据劳动力市场对职业资格的要求和岗位空缺情况，决定职业教育和培训招生计划。这与我们 “望子成龙”的理念不同，瑞士人认为 “职业不分高低贵贱”。我们国家的现实情况正相反，本科毕业生太多，却往往找不到工作，甚至有些硕士、博士都找不到工作。在这方面，瑞士等北欧一些国家的做法非常值得我国借鉴。不很好地解决理念的问题，就不可能很好地解决方法的问题，也就不可能很好地解决企业发展的问题。

其实不论做什么行业、做什么工作，人们都是为了追求幸福。自市场经济诞生以来，人类并没有比过去变得更聪明，但却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更好地利他，才能更好地利己。所以对企业来讲，要使人在幸福的工作状态中去实现人生的幸福。从这一点来讲，以人为本、对人的关怀、人文精神，就是效率，就是生产力。企业管理的模式可以千差万别，但仁爱却是共同的、根本的、最好的理念。“铁人”王进喜说过一句话：“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他的话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一个道理：实干才是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总在实践之中。不去实践，是得不到方法的。当年立井架，“铁人”的方法是 “人拉肩扛”，这就是当时艰苦条件下最好的方法。“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铁人”这种实干的精神，也是我们民族的精神。

6.培养抽象的意识与抽象的能力

如何实现思维创新，我总结了八个取径。“取径”即 “选取路径”之意。这八个取径，是我从学习和实践中抽象出来的一种总结和归纳。假如思维创新是一朵 “雪莲”，那么我并不能把这样的一朵“雪莲”送到大家手里——相信任何课程都达不到这样的效果。我只能告诉大家，我自己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去找寻这样的 “雪莲”的。找寻是一个不可省略的过程，一切真知或体验，都在这个亲力亲为的过程当中。

抽象既是提升学习的需要，又是提炼实践的需要。对于职场人士来说，培养抽象的意识和抽象的能力是很重要的。好比寻找羊脂玉，在新疆，寻玉世家通常都会将大量的实践经验抽象为几条规律性的认识作为家传 “秘技”。没有抽象的意识与抽象的能力，工作就上不了层次和境界。

但要注意，在抽象的过程中，不能陷入 “文字相”。这个 “相”，是佛教中的一个概念，就是皮相。简单说，“文字相”，就是对白纸黑字的迷信。为什么佛祖释迦牟尼、智者苏格拉底、圣人孔子，三个差不多同时代的东西方思想巨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 “述而不作”？就是怕后人陷入 “文字相”。结果呢，还是陷入了。释迦牟尼说：“我于佛法一字未说。”所以佛经上都是 “如是我闻”，意思是 “我是这样听说的”。如同 “子曰”，属弟子们的追述。后世不识字的禅宗六祖说：“佛法与文字无关”，“我不识字，只识佛法。”佛祖圆寂后，辩经大会很热闹，分出好多流派，有大乘、小乘之分，流传到亚洲各国的，变异更大。《论语》也编辑出来了，光注解就一直注解到现在，各代大儒乐此不疲。今天于丹又搬上了电视，给出一个大众化的、现代化的解释，又有什么 “十博士联名倒于”，热闹得很。可见，“文字相”是不可避免的一个 “怪圈儿”，人类还要好好地继续在里面转下去呢。我认为，这全是文本之过。孔子只好编 《诗经》、作 “微言大义”的 《春秋》，稍以聊发著述之情。老子出关，被胁迫了，才作了五千言的 《道德经》。鲁迅为此写过一篇历史小说 《出关》，写得很有趣。鲁迅写过很多篇历史小说，看一看，能联想到很多现在的事情，很该一读。记得纪伯伦说过一句话：“思想是空间的鸟，在语言的笼里，也许会展翼，却不会飞翔。”可见，有时候头脑中朦胧的想法才是最真实的。所以孔子说 “文不及言，言不及义”，指的也是这个道理。以上这些，都是在讲不能陷入 “文字相”。

7.什么是创新

在谈思维创新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谈谈几个前提性的问题。这非常必要。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创新的概念。现在大家都在谈创新，就如当年的 “言必称希腊”一样，现在是言必称 “创新”。可是，究竟什么是创新？这恐怕是个很难简单回答的问题。

创新的含义

在英文中，“创新”这个词是Innovation，它起源于拉丁语，原意有三层含义：一个是 “更新”，一个是 “创造新的东西”，一个是“改变”。我想这些意思都对，但我认为，创新应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去理解。大凡人类的活动，不外乎属于思与行之范畴，也就是思想与行为的范畴。凡是新的思想、新的行为，都是创新。所以广义地讲，创新就是：思前人所未思，行前人所未行。这是创新的初始性特征。

如果从狭义的角度讲，创新还有另外特别重要的含义，就是：科学性、应用性、“人文性”和相对性——尤其是对企业来讲。下面我就重点谈谈这几个问题。

科学性，是说你的创新是不是科学的，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经得起推敲的。我们看到有些企业在绩效量化考核和评价上出台了一些有新意的政策——绩效考核是一道世界性难题，但科学性这一点普遍难以真正实现。比如，对难度系数的确认就不够准确，甚至有的根本就没有考虑。有的企业是盈利的，但是不是可以更盈利？有的企业是亏损的，但是不是逐渐在减亏？减亏100万与盈利100万是同等的价值——甚至前者分量更重。

应用性，是说你的创新虽然很科学了，理论上站得住脚了，但在这里——你要实行创新的地方——能不能执行。不是说所有那些有道理的东西就一定能应用——“放之四海而皆准”，恰恰好多好的东西就是不能在这里——某一个特定的场合——应用。我常讲，不能一味地强调先进性，先进性归根结蒂要体现在：它在多大程度上是符合实际的——要追究这个 “度”。说原子弹比弓箭 “先进”显然是可笑的，说英、美的民主政治比非洲原始部落的政治制度 “先进”也是可笑的。这没有可比性——这么比也不公平。只能说非洲某个部落的政治制度比另一个处于相同阶段部落的政治制度先进。不是说最先进的就该不分场合地去执行，这里有个基础的问题，有个符不符合实际的问题。但是，“完全地符合实际”也是错误的，因为它包含了对现实的无条件迁就，所以前面说要讲究个 “度”。有的企业搞的发展规划看上去都很不错，令人振奋，但应用性不强，缺少可执行性，往往落空。我们只要回过头来看看自己企业这些年规划的落实情况，就大致清楚了。其实，真正好的规划并不一定是理论上很超前、听起来很完美的，甚至恰恰是不那么超前、不那么完美的——正因为如此，它才是符合实际的，才是 “可执行的”。前面也提到过创新与条件——环境的关系问题，这就是创新的 “条件性”。还有的企业搞的诸如内控、信息化建设、监管分开运行、行业重组等等，都是书面上很好的东西、理论上很好的东西，或者说其他企业搞得很好的东西——这往往成为推行者很好的依据或借口，可一旦拿到自己的实践中去，就会遇到很多实际的问题。

“人文性”这个词——《辞海》里没有这个词，在这里是想借这个词说创新应该体现出一种人文关怀。经济者，经世济民之意也。所谓人文关怀，不仅对人类是有益的，对自然环境和自然生态，甚至对整个宇宙都应该是有益的——根本上还是对人类有益。比如卫星，用于气象观测或电视转播是好事，用于军事侦察、定位打击就是坏事。核能，用于热力发电就是好事，用来制造杀人武器就不是好事。当然这些若是用在抵御外敌入侵，打 “正义”之战，就另当别论了——但我想，杀人总归不是好事。好坏总是相对的。“正义”之战从另一方来讲就是 “非正义”之战。两者是同一场战争。战争是残忍的、愚蠢的，极不人道。我看墨子讲 “非攻”还是对的。现实中，有的创新就不具备 “人文性”的要求。比如有人发明出一种五彩缤纷的墨水，专为男士写情书之用，用这种墨水写出的信——与同样五彩缤纷的、带有香水味儿的信纸配套使用效果更佳——特别能打动爱慕虚荣的女性。妙的是这种墨水尤其符合见异思迁的男性的需求——不够长久，几个月后字迹会自动消失，正可以不留痕迹地抛弃女友。想赖账自然也可以用这种墨水打欠条。还有那种打手机总是显示 “不在服务区”的所谓技术创新，让人总觉得不那么对味儿，只图自己省事，却无端地浪费了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世界著名建筑大师沃尔特·格罗培斯说：“最人性的，就是最好的。”他设计的迪士尼乐园中的小路，就很有 “人文性”，也很有创意。他的方法是：迪士尼乐园建成后先不设计小径，而是撒上草种提前开放，使整个乐园的空地都被绿草覆盖，短短半年里，草地就被踩出许多小道。第二年，格罗培斯让人按这些踩出的痕迹铺设了人行道，这些依据脚印设计的小道有宽有窄，优雅自然，又实用方便。1971年在伦敦国际园林建筑艺术研讨会上，迪士尼乐园的路径设计被评为世界最佳设计。当人们问他，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方式设计迪士尼乐园的道路时，格罗培斯说了前面的那句话：“最人性的，就是最好的。”在我看来，格罗培斯简直就是位艺术大师。与之相比，我们的朱熹老夫子讲的 “存天理，灭人欲”，仅从居家生活的角度来讲，也是大违 “经济之道”的，更何况深究别意。什么是艺术？艺术就是人性的最高表现。路，算规矩的一种。但，规矩本身不是目的，它应是人性的理性外化的帮衬。格罗培斯对路的设计是高明的，是洞悉人性的佳作。

相对性，是说你的创新别人已经搞过了，并且成功了，但对你来讲，仍然是创新，因为你没有搞过。这就是创新的相对性。我们应该承认和鼓励这样的创新，否则我们就会流于庸俗化的创新。那就是刻意标新立异、为创新而创新。虽然光鲜炫目、五光十色，但仅仅是一堆泡沫而已，不禁实践的一戳，待泡沫破碎，一无所有，只留下一道道贻笑后人的垢渍。何况，相对性的创新，往往实行起来同原创一样地艰难，并不轻松。只有那些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的人，才会觉得省事、好办。其实，一切创新都有继承性。但只有创新，才是真正的继承。没有创新，继承就会失去本来的意义。

求知与求实

其实，不论是从广义上还是从狭义上讲，创新的本质更在于求知与求实。求知，包含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占有知识，追求对现有知识的了解和掌握；第二个是创造知识，追求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和发现。尤其是这第二点，不断迈向未知领域，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不能想象我们的一切创造与求知无关。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创新是求知的一个过程，求知是创新的必由之路。求知和创新，这是人类的基本特征。那么，求实是怎么回事呢？我觉得，求实是个手段的问题，是求知和创新的手段。真理是客观的，不求实就无法求知，也就无法创新。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求实是无法解决矛盾的，不解决矛盾的创新不是真正的创新。事实上，求实必然包含创新，不创新难以求实，反过来创新必然依靠求实，不求实难以创新。没有创新的求实与没有求实的创新都是软弱无力的、没有用的。我感觉，要真正达到最经济地、最有效地推进企业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还是要靠求实。一般来讲，主观上不求实的人是不存在的，只有客观上才会造成没有求实的结果。特殊情况下，才会从主观上就不去求实，那就是 “阶级敌人”了，是在 “搞破坏”，或者是为了某种个人目的去 “作秀”。所以，创新的本质乃在于求知和求实。只有解决好求知和求实这两个问题，特别是使求知和求实高度统一起来，人类社会才能在创新中前进。

“三个高度统一”

前面说要在求知与求实上实现高度的统一，这是笼统而言。具体讲，是 “三个高度统一”，即：创新对象要前所未有地在形式与内容、理论与实践、人性与自然规律方面重新形成高度统一。注意两处关键词：“前所未有地”、“重新形成”。

形式与内容，是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也是一对深刻的矛盾。形式与内容最完美的结合，是事物的最高表现形式。但随着事物的发展，必然就会慢慢出现形式与内容不相统一的时候，不是形式大于内容了，就是内容胀破了形式。形式大于内容，就要犯形式主义错误。内容胀破形式，就要犯实用主义错误。两者都要不得。这个时候就需要创新。创新可以解决这个矛盾。形式大于内容时，内容需要创新。内容胀破形式时，形式需要创新 （当然，不论是形式大于内容还是内容胀破形式，实际上形式与内容两方面都需要创新，但是应各有侧重）。这是一个循环，没有止境。因此所谓创新，其实就是 “前所未有地”在形式与内容上 “重新形成”高度统一的问题。

理论与实践也是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和一对深刻的矛盾。理论与实践两者最为和谐的关系，就应该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一个良性循环。理论与实践最完美的结合，也是事物的一种最高表现形式。同样，随着事物的发展，必然会慢慢出现理论与实践不相统一的时候，不是理论超前于实践了，就是实践领先于理论了。理论超前于实践，就会好高骛远、脱离实际，就要犯教条主义错误、犯列宁所说的 “‘左派’幼稚病”。实践领先于理论，就要犯经验主义错误。两者都要不得。这个时候又需要创新。创新可以解决这个矛盾。理论超前于实践时，实践需要创新。实践领先于理论时，理论需要创新 （当然，不论是理论超前于实践还是实践领先于理论，实际上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需要创新，但也应是各有侧重）。因此，创新就是 “前所未有地”在理论与实践上 “重新形成”高度统一的问题。当然，这也是一个没有止境的循环。

人性与自然规律也是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和一对深刻的矛盾。人性与自然规律的关系也应该是和谐的，就是要达到 “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这个 “天”，就是自然规律，这个 “人”，就是指人性。这里所谓的人性，就是指人的自身发展的总和。人性与自然规律最完美的结合，是宇宙，至少是当今世界最高的表现形式。同样，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会慢慢出现人性与自然规律不相统一的时候。人性是发展的，是个变数。但应该铭记：任何时候，人性的发展不能不受自然规律的制约。人性不能无限制地演变或膨胀，否则就要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但是，我们还要知道，在自然规律的面前，人既是客体，同时又是主体。人工降雨，就是人发挥了主体作用的例子。“天”，这时本来没有要下雨的意思，是 “人”，改变了这一时的规律。核泄露，更能影响自然规律。切尔诺贝利现象就是个例子，它使周围的海洋、气候、植物、动物，都改变了运行和生长的规律。所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会慢慢出现人性与自然规律不相统一的时候。不是人性违背了自然规律，就是自然规律限制或阻碍了人性。人性违背了自然规律，就会受到惩罚。自然规律限制或阻碍了人性，就会被人类改变 （改变的结果有好有坏）。这个时候，同样需要创新。创新可以解决这个矛盾。人性违背了自然规律，就需要通过创新的方式进行自我改造。自然规律限制或阻碍了人性，就需要人类通过创新的方式得到某种改变，从而满足人性，为人类服务。这也是一个循环，没有止境。

8.为什么创新

前面讲，创新应该是科学的，应该是能够应用和管用的，应该是有益的。其实这就涉及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创新的目的。我们为什么要创新？这涉及一个 “创新观”和创新的 “功利性”的问题。

创新观

当今世界的主题就是发展。国家、社会、企业、个人都要发展。怎样才能发展？主要是靠创新求发展。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创新是发展的主要标志。在发展的进程当中，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创新观？我认为，特别对企业来讲，创新就是为了应用，而不是哗众取宠，不是标新立异，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在创新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说明什么不是创新，这更有实际意义。马克思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也讲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们应该清楚：不正确的思想与行动是有害的，不管用的思想与行动是于事无补的。所以，如果有一些思想与行动听起来很动听，做起来很好看，但不管用，那是不能算作创新的——只能算作秀。可惜很多国企乃至政府部门所谓的 “创新”，大多是作秀。我们常能听到、看到这样的作秀。当然这种作秀常常是有目的的，比如为了捞取政绩、捞取个人政治资本，明知没用，为了图好看、热闹、好听，也要投入成本去干，最后遭受损失的是企业、是国家。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创新的反面其实有两个：一个是保守——保守主义，一个是作秀——形式主义。作为一名领导者，其创新观如何，是很重要的。正确的创新观应该是使创新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不正确的创新观只是使 “创新”成为解决个人问题的手段。不正确的创新观会导致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作秀出干部、献礼工程、形象工程、短期行为、这一届不为下一届负责等等现象。事实上，我们很多企业的老总，把企业发展与个人的升迁联系得太紧密了，这对企业是个大损害。

创新的 “功利性”

另外，对企业来讲，为什么要创新，一定要强调创新的 “功利性”这个问题。这个 “功利”，不是 “急功近利”的意思，而是 “以功求利”。功，就是企业的功力。这个功力，是积累起来的一个文化总量，包括战略化的企业、制度化的员工、人性化的管理。

战略是对未来的取舍。一个战略化的企业，就是知道 “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以及 “什么时候做”。好的战略甚至能规划亏损或破产。比如有些外企在中国进行的生产加工，其实就是策划好了要亏损或阶段性亏损的，这都是为了服从一个大的战略。这是跨国公司常用的 “转移价格”的手段，这招 “合法”，很厉害。客观上造成了某个分体账上无利润，但大盘子的利润留在体内了。

所谓制度化的员工，就涉及我常说的一个观点：“人治是目前最好的管理”。也许马上会有人聪明地说：“法治才是最好的管理呀。”这就不仅是观点之争，而且涉及 “阶段性”的问题了。简单地说，我们所处的这个阶段，还不具备完全实行法治 （这里仅指企业管理意义上的法治）的基础。何况，我认为，法治其实仍然是人治的一种。因为法是人来制定的，是由人来执行的，用来约束人的。法有好的法和不好的法。法的好坏又是相对的。再好的法，也得有好的、过硬的、高素质的人去遵守或施行才行。即便是有缺陷的法，只要人行、人过硬、人的素质高，也一样执行得好。或者说，法治的前提是人治，法治只是人治的一种手段。管理可以有形，也可以无形。人治是属于无形的、内在的范畴，法治则属于有形的、外在的范畴。没有人治的法治，是没有灵魂的法治。孔子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翻译成我们企业管理的语言应该是：“靠制度与流程去管理，以赏罚来约束，员工虽不敢触犯，但会不以触犯为耻；靠企业核心价值观去引导，以职业精神来约束，结合实践整章建制，员工不仅遵规守纪，而且会以此为荣。”

当然，没有法治的人治，是危险的人治，对这一点我们全民族都有痛苦的记忆。西方是法治社会，但其实人治的特征更为明显。这正是其法治得以成功的根本原因。比如想在西方的学校学习，有教授推荐是很管用的，这就是对人的一种高度信任，这就是人治的一种表现。西方的公务员办事，也是很讲 “发挥”的，比如办签证，他们有时就是凭主观判断和直觉办事的，有时看谁不顺眼真就不给他签。处理问题因人而异，制度面前不一定人人平等。政府也支持，给他们这个权力空间。在加拿大，市政厅大楼没有警卫，市民可以直接进入市长办公室，这也是人治的一种表现。所以，关键是人要过硬，人要有高素质。所以，把人做成制度、把人做成规范才是最好的办法。也就是使人成为习惯人、成为观念人，让企业文化成为员工的 “下意识”行为，这才是管理的最高境界。

制度其实就是理念，就是信念，就是价值观的表现形式。所以制度创新必然首先是理念创新，必然是信念的重温与坚守，必然是价值观的整合与再生。好的制度应该是沉淀下来的行为，而不是凭借美好的想象和良好的愿望 “写出来”的材料。既然制度包含这些元素，那就必然要求在制度的执行过程中将这些元素体现出来，并与制度所要发生作用的对象产生情绪对接、心理共鸣乃至文化契合。当年海尔砸冰箱，是基于 “不合格的产品要坚决地销毁”这样的一个理念，所以工人们是含着眼泪砸的。听说某个啤酒厂把不合格的啤酒倒掉，工人们是笑着、闹着倒掉的，结果只是作秀而已。所以说形式与海尔一致没有用，关键是砸了、倒了以后干了些什么。这是个有关企业 “做实”的功力的问题，是个企业文化建设的问题。所以，制度的合理建立和有效执行，本质上就是一个文化建设的问题，就是一个理念、信念、操守沉淀下来的过程。为什么我们许多企业制度很多，汗牛充栋，却形同虚设，就是这个文化管理的问题。现实中我们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制度浪费现象惊人。这样倒不如没有制度。因为这让人们对制度丧失信心，认为制度无用。所以，行不通、做不到的制度就不要出台——这种性质的 “不作为”就是作为。如果不提升制度的科学性、应用性、操作性，制度就行不通、做不到。文本正确也没有用。对企业来讲，盲目追求制度的先进性害处更大。那些看起来不太先进的制度或许更适合我们，因为它们符合实际。所以制度又要与时俱进，总要变法才行。要先创造有利于制度行得通、做得到的环境和条件，并要有配套的细则来执行，程序性控制要跟上。好的程序，就像有人说的：“谁切蛋糕，谁最后拿。”

所谓人性化的管理，就是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管理就是大爱。只有做到这个程度，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管理。仅仅利用人性的优点来实施管理是不够的。真正的以人为本，是基于对人性弱点的深刻洞察而进行的有效管理。这才是大爱的本意。关于这个问题，后面还要谈到。

企业如果做到 “战略化的企业”、“制度化的员工”、“人性化的管理”这三点，那就可以称作是有实力、有功力了。那么不论在做哪一件具体事情上，都将有深厚的 “做实”的功力，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停留在制度上、停留在文本上、停留在规划上、停留在标语口号上。日本企业的质量控制活动开展得很好。日本人说，这招儿是跟中国人学的 “合理化建议”，只是他们 “坚持下来”，并 “做实”了。我们的企业把这些工作放在工会组织，渐渐形式化了。材料上的数字都很吓人，合理化建议创效多少多少，大多是虚的。在国际上，日本和韩国是卖中药卖得最多的国家。这不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吗？

企业的创新，只是达到其创效与升值——包括员工本身升值这一目的——的手段。资本有升值的本能，人也一样，因为人是最大的资本。这个创效与升值就是 “利”。当然，这个升值是多维的升值，包括企业资本的保值增值、企业员工的成长、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要讲 “经世济民”，要扶助社会弱势群体）、企业的文化成果、企业的国际地位，等等。这是个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的问题。企业的创新就应该追求这样的 “利”。“以功求利”，就是企业要靠自身功力——一个文化的总量——去追求企业效益和员工升值，这就是创新的 “功利性”的全部含义。

我参加过一个公司的创新创效表彰大会，这是我近年来参加的最有感受的一次会议。我多次去过这个公司，却从没听说过这个公司开展这项活动。参加了这次大会，才知道创新创效活动在这个公司已经开展20多年了——可见，一个单位的好，是全面的好，不仅仅是一个方面的好。创新创效从来不是单独存在的，而一定是从属于这个公司良好发展的整体，是整体的一部分。当有些公司追求更新鲜、更时髦的管理方法的时候，这个公司踏踏实实地做着 “老题目”，扎扎实实地获取着实实在在的进步。同样，一个人的优秀，也是全面的，其品德、能力、作风从来不是单独存在的，都是有着紧密内在联系的。所以，伟人的伟大之处，常常在于不拒绝做小事情，并善于做小事情。在铅笔的顶端装上一块橡皮，就是创新。简单、常见的事也不一定不是创新或不能创新，创新不见得有多复杂。其实，创新不拘大小，创新无处不在。对企业来讲，创新的 “门槛”越低越好。“蹦极”据说本是某个南太平洋岛屿土著民族瓦努阿图的成年仪式，经商家开发为专利产品，满世界风行。英国人戈登用几片塑料制作的 “桌子防摇器”，曾被称为 “史上最可笑的发明”，却在短时间内为他带来了500万英镑的销售收入。对企业来讲，创新就是为了应用。应用，就体现在企业积累的功力上。当年，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并不是什么秘密，国民党军队对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一套游击战术也是知道的，但就是对付不了！为什么？光知道这16个字没有用，关键是应用。这完全是战争中实打实的事情。文本与能力是两回事。读了工商管理 MBA、读了个 “双料”博士，并不代表就有能力领导一个企业。若不经过实践的摔打，不仅做不了企业老总，甚至连一名员工都做不好。

9.如何去创新

前面谈了对 “什么是创新”、“为什么创新”的看法，自然就要谈到第三个问题：如何去创新？实际工作中我的体会是：不论是管理创新、技术创新，还是机制创新、制度创新抑或体制创新，以及其他的诸如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文化创新、方法创新、组织创新、学习创新、理论创新、价值创新 （价值创新是当代很有现实意义的一种创新境界，强调的是价值观整合、创造新的精神需求、引领和诠释全新的幸福判断）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其实首先都是思维的创新，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思维创新所引发的、带来的。思维的创新是一切创新的共同特征。思维的创新是原发性的、方向性的、根本性的。所以，我认为：思维的创新是至关重要的，是其他一切创新的总门径。就像进故宫，不管里面有多少院落多少门径，首先得从天安门进去——当然也可以从后花园进去，这就好比是逆向思维，但殊途同归；即便是翻墙或空投而入，也应划入超常规思维的范畴。

思考、思维、思想的区别

接下来就要谈到第四个问题：思维是什么？我们会发现：对思考、思维、思想这些类似的概念，平时我们在使用中并不注意去区分这些词语的含义。那么，这些概念究竟有没有区别呢？当然是有的。区别这些词语的意义，相当重要。

思考是一种力度，即思之考量、思之程度，它常常代表一种乐于思的愿望、惯于思的意识或正在思的状态。好比武师一拳打出的斤两，只代表分量的轻重。而思维是一种维度，即思之方式、思之模式、思之渠道、思之结构或思所活动着的空间之界限。好比武师一拳打出的线路，代表拳头运行的轨迹。拳头打出的线路是变化无穷的，思维的维度也一样是多重的、无限的、变化无穷的。至于思想，则是一种高度或亮度，即它有多高的认识，它能照亮多远，代表思之高低、思之强弱、思之善恶、思之损益，代表一种结果。好比武师一拳打出的结果，是打没打到、打没打倒的问题。这些概念之间的关联是：思维是思考的方式，思考只是纯粹的、理性的力量，思想是思考与思维合成的结果。思想的高度或者说亮度，取决于思考的力度与思维的维度。假如思想是火花，那么思维就是点燃火花的方式，而思考只是点燃火花的过程。以上的解释，不一定严谨或科学，但至少这样的解释还是有助于或者说有利于我们下面理解思维创新这个问题的。

如何改善思维方式与思维习惯，才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武师一拳打出的分量有多重，是力量训练的结果；而这一拳的线路变化有多神奇，是技巧训练的结果。思考的力度，是由知识与经验所决定的，而思维的维度 （结构、方式）是由品格与习惯所决定的。所以，要想使自己的思考更有力度，唯一的办法就是努力增长知识和积累经验。而要想使自己思维的维度更趋合理，唯一的办法就是要修炼品格，以此改变思维的运行方式与运用习惯，或者说要针对不同问题去适时转换和不断改善思维方式与思维习惯。可以说，没有好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思考的力度不管多么强大，也是没有用武之地的。因为没有好的思维习惯和思维方式，等于没有一个好的使用力量的渠道。如果力量分散、力量不够集中甚至偏离了方向，是不会产生好的结果 （思想）的。就是说，武师这一拳的力量再大，如果轨迹不对、线路不准，也是不会打出好拳的。反之，若是这一拳的线路非常准确，但力量很小，也一样于对手无关痛痒。可以说，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不是学历、资历、能力的差别，而主要是思维方式的差别。也就是说，好的拳手并不是力量最大的选手，而是那些拳路变化莫测的选手——当然，如果能够力量与线路兼备，那就是绝代高手。伯克说：“具有创造性独立思维的人，才可能创立伟业。”所以，如何使思考有一个好的方向，即如何改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才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德鲁克说：“创新就是运用既有知识的新方式，赋予资源创造财富的新能力。”运用既有知识的新方式，就是换个角度思考问题。赋予资源创造财富的新能力，就是说资源是固定的，但可以去重新整合资源或运用新方式、新手段去开发这固定的资源。这充分说明，一切创新首先是思维的创新。

“维度”的底蕴

简单地说，创新首先是思维的创新。前面讲思维是一种维度，是 “思之方式、思之模式、思之渠道、思之结构或思所活动着的空间之界限”。那么，思维创新就是不断地转换思考方式、不断地改进思考模式、不断地修正思考渠道、不断地整合思考结构、不断地重新界定思考空间，以使思考有着落、有方向、有章法，使思考这个“力度”更有力度，使思想这一 “高度”更有高度。至于思想这个产品，可能是优质产品，可能是半成品，也可能是废品。

那么，思维这个维度是由什么构成的呢？或者说，思维这个维度的底蕴是什么呢？假如柳编是思想、是产品，那么柳条就是思考、是知识、是材料，而编织者、编织的方式就是思维。这个思维，与主体 （编织者）的审美情趣、性格气质、习惯爱好大有关系。或者说，与主体 （编织者）对真善美的认知能力、对真善美的情感体验、对真善美的实践能力大有关系。我想，这些内在的、气质性的、天赋上的品质与能力，就是思维这个维度的底蕴。

例如，审美情趣就决定思维方式。现代经济可以说就是审美经济，产品的流线型、黄金分割、民族元素、复古风格、奇异造型等等都在无声地表达着设计者的审美能力。性格气质也决定思维，甚至于企业也是有性格和气质的，那就是企业 “一把手”、企业灵魂式人物的性格和气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文化就是 “一把手”文化。习惯爱好也决定思维，所有的发明不仅源于实际功能需要，也来自发明者的个人喜好和偏爱。认知能力也决定思维，很多机会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认知能力却决定着每个人的获取意识与获取能力。情感体验也决定思维，从这一点来说思维就是记忆，而记忆永远是有选择的，所以思维也永远是有选择的。现在街上年轻人爱去的 “陶吧”就是情感体验的产物。有一种饮料的广告词说 “给你初恋般的感觉”。被毕加索称为 “我们所有人的父亲”的塞尚之所以喜欢画苹果就是因为童年时左拉曾送过他一筐苹果。实践能力也决定思维，我的母亲动手能力很强，所以每次遇到困难，她首先想到的就是应该不断地去尝试，与我那喜欢坐而论道的父亲在思维上就截然不同——事实上，他们俩的搭配是绝好的组合。品质与格调也决定思维，近代马一浮、南怀瑾读书惊人之多却少有著作 （演讲集除外），是自律甚严，也是自视甚高的缘故，而卡夫卡甚至边写作边烧掉自己的文稿。想象力也决定思维，假设未来的飞机没有翅膀，那就是狂人的想象力。洞察力、预见力也决定思维，未雨绸缪总比亡羊补牢好。灵活性也决定思维，叛徒还可以再叛变回去。叛逆性也决定思维，离乡背井者往往先富起来过上好日子。欲望也决定思维，这大概是思维最大的底蕴。所有这些内在的、气质性的、天赋上的品质与能力，都是思维这个维度的底蕴。人的思维就是生理的、心理的、品格的、道德的、风范的、信仰的、经验的、学识的以及行为习惯的综合反映过程。思维创新的根本途径就是不断地改善上述的这些品质特征。

思维方式决定着人的一生都将去做什么样的事、人的一生都将怎样去做事。怎样使我们周围的一切物体都飘浮在空中？只要我们倒立去观察世界就可以做到。如果我们改变不了世界、改变不了别人，那就改变我们自己、改变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因此，我们有理由永远从自身找原因。如果我们改变不了我们自身的知识与能力的现状，那就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应该坚信：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好。

为什么中华牌香烟在境内外有两种不同的包装盒？这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国内的包装很豪华精致，彰显的是身份、身价。国外的包装太吓人了，黄齿黑肺，惨不忍睹，直观地告诉消费者这几乎是毒品。两种思维的底蕴差异甚大，一为害，一为爱，高下立判。现在腋下的手术刀口为什么是S形而不再是传统的一字形？这又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一字形代表只追求健康，保住命就行。S形是仿佛安装上了弹簧，让患者彻底病愈如初，追求的是恢复自由伸展的手臂，过高品质生活。这思维的底蕴又是爱。爱是最好的思维方式。

研究思维以及思维这个维度的底蕴，当前企业和个人都十分迫切。看问题的角度要比分析问题的能力更重要，怎样思考问题要比怎样解决问题更重要。德鲁克说：“当前社会不是一场技术革命，也不是一场软件、速度的革命，而是一场观念和思维方式的革命。”

据说企业家牛根生原是一个苦孩子，当年从乡下被卖到城里时仅值50元钱。他在伊利集团干过洗瓶工、车间主任、厂长、副总裁。2005年他将10亿元股份全部捐出。他曾说：“财散人聚，财聚人散。”现在很多人不怎么提他了，这又是我们中国人很不好的一种思维方式，不能够客观地历史地看待曾经的风云人物。李想，1981年出生，泡泡网CEO，掌控的资产过亿，高中文化。他小时候喜欢打电玩，很多父母怕孩子沉溺于打游戏而千方百计进行限制，他的父母却给他买了一台游戏机，并且陪他一起玩，与他交流心得。2000年他放弃高考去创业。我们看到，当下的成功模式，往往不是由知识来成就的，也不仅是由能力来成就的，而多半是由思维方式来成就的。

我曾看到过两份发人深省的名单：一份是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召堂、王云锦、刘子壮、陈沅、刘福姚、刘春霖，另一份是李渔、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洪秀全、袁世凯。我相信即便是历史学家，都可能认不全第一份名单上的人物，可要知道他们都曾是历史上的状元。后一份名单，可谓妇孺皆知式的人物，可要知道他们全是当时的落第秀才。所以，我总结了四句话：第一句是比职位重要的是经历，强调经历，就是强调实践，经历是最好的教材，我们只能在做事中学会做事，主体在改造客体的过程中将被优化；第二句是比知识重要的是思维，思维就是思考的方式，而思考方式决定思考结果；第三句是比能力重要的是习惯，习惯是文化的最高形态；第四句是比习惯重要的是品格，品格是文化的全部基石。其实那第二份名单，细细研究开来，我们还会发现更多有关思维底蕴的妙味。

思维是可以训练的

前面讲的都是对思维创新的前提性问题的认识，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彻底追问。后面展开来谈思维创新这个主题，主要是谈方法论。正如前面讲的：思维就是思考的维度，不断地改变这一维度的容量与结构，就是思维创新；思维创新的问题，其实也就是如何改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的问题。既然思维是个习惯的问题，而习惯是养成的，所以思维是可以养成、可以训练的。后面我将重点介绍改善思维习惯和思维方式的八个取径。另外，我将穿插讲到与创新，特别是与思维创新有关的一些特性方面的描述，比如前面讲到的条件性、初始性、科学性、应用性、“人文性”、相对性、功利性。虽然还有其他方面特性的描述，但不作为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