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把起哄理解为“为底层人民群众说话”才会成为网暴的助力

什么是“底层人民群众”，什么是“为底层人民群众说话”？现在网上有很多人不清楚，最起码是理解有偏差，才会在很多时候造成“民意汹汹”的假象。也因为这样的错误认知，才迫不及待的发表不正确的评论，最终成为网暴的助力或组成部分而不自知。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街上有一个彪形大汉在打一个弱女子，一般人看见了都会不由自主地在心里谴责彪形大汉，但是大多数时候大多数人并不敢直接说出来。所以在很多年以前，就有骗子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谎称是女子未经家人同意随便出来买东西，抢夺女子手中的财物后扬长而去。等被打女子反应过来，说出事情真相，大家才发现，骗子或者说抢劫犯早已经跑远了。

这种状况是怎么出现的？是因为人们普遍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心理，这是多年以来形成的明哲保身的心理惯性，“风清气正”的年代也同样如此。同时最重要的原因是，法治不健全，人们头脑中普遍缺乏法制观念，认为清官难断家务事，恐怕自己出头会有以下两个后果：一是打人者迁怒自己多管闲事，让自己受到额外伤害；二是因为对法律不了解，一旦出手可能管错了违反法律相关规定，从而导致自己好心办坏事。所以这个时候最理想的状态是，有人喊一嗓子大家一起围上去，然后有人报警等警察来处理。

当然现阶段的现实当中这样的事情少了，因为大街上无所事事的人越来越少，能够正确处理突发事件的人越来越多。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很多网暴事件，发生的过程跟上述所举的例子，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某个网络名人对某件新闻事件的发生发表看法，一般很难不带着情绪进行，因为不这样就没有流量。但是大多数时候，网络自媒体人对事情发生的前因后果并不能进行详细了解，否则就会失去了“新闻的时效性”，所以很难做到“让子弹飞一会儿，等待查明真相。

因此现实当中，“三人成虎”的事情屡屡发生，而且到了现阶段似乎这样的乌龙更多了。也许很多网络名人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对于社会上发生的很多事件进行评论，都特意带着对“政府相关部门”谴责的观点，这样的情绪最容易被人理解为“为底层人民群众说话”。因为无论何时，老百姓个人跟政府相关部门相处，都处在弱势地位，双方只要发生问题，解释为“政府部门不顾老百姓死活”，或者解释为某某部门欺负老百姓，是最能得到网民支持的观点，也最容易被底层人民群众说话所理解。

司马大侠今天就发表了一篇微头条，委婉的为自己辩解，说自己之所以被这么多人痛恨就是因为自己一直说实话。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司马大侠每一次引起大众关注，都跟说实话没有任何关系，而只是对上述套路运用的特别纯熟。当然稍加变通的是，每次他对“政府相关部门”的批评基本都是不痛不痒的，真正让他痛下杀手的都是无职无权的著名公众人物，没有例外。

正是因为司马大侠每次都把自己放在了弱者的地位，说出来的话充满了委屈的感觉，很多人就自动无视了他对别人“卖国”、“为资本代言”或者如杨绛先生“无病呻吟”这样的指控。因为他每一次大义凛然的指控，都带着特别强烈的爱国爱伟人等情绪作掩护，恨不得用口水直接把对方淹死。但是等到有人批评他造谣的时候，他就会满腹委屈地告诉大家：其实不是我想这样说，是别人告诉我这件事之后我因为太激动就没有来得及核实。

从司马大侠自己的的角度来说，他是永远不会认为自己有错的，那样等于砸了自己的招牌。因为他的人生经历决定了，他并不会做任何实事，而且批评别人也不是他的专业，他做记者的时间太短。自从打假气功到现在，除了偶尔在电影里跑跑龙套，别的事基本没做过。文革中从别人，从自己的“带头大哥”处观察学习得来的一切，就成了他的唯一的“技能”。

大多数“底层人民群众”，只看到了他的大义凛然，只看到了一个演员每次提到伟人的名言时充满感情的痛哭流涕，就是看不到每次都是这位“底层人民群众的代言人”，其实除了起哄，除了煽动“底层人民群众”的愤怒情绪，所做的最多的就是造谣。如果是泛泛地批评一些社会现象，那不叫造谣，那叫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是具体到某个具体人，运用移花接木和旁敲侧击等办法，把大多数人的愤怒指向自己说到的名人，这不是造谣是什么？

把自己理解的事情强加在自己选定的人身上，用自己的理解和解释，把批判对象与自己的指向对号入座，这是典型的文革时期大批判大字报的手法。反正被批判的人也没时间和精力反驳自己，大字报贴得多了就给人一种印象——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当这样起哄的人在网络上多了，一些无所事事的人就像是苍蝇见到了血，嗡的一声扑上去，从各种能找到的角度去继续撕咬，总能把自己说的所有事情“坐实”。

这样做的人多了，说明了什么呢？只能说明不用做事的人太多，起哄的人太多。只有给这些人“安排点”实实在在的有用的事做，才能改变这些现象吧？一句话，吃饱了撑的，别无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