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娃司令”肖华在冀鲁边的统战工作

作者：李 冬

　　1938年9月，年仅22岁的肖华率领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抵达冀鲁边区。当时，冀鲁边局势混杂，敌我顽相间，犬牙交错。为了开创冀鲁边区的新局面，肖华运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巧妙周旋，游刃自如，巩固和发展了冀鲁边抗日根据地。

一

　　挺进纵队刚到冀鲁边，人们听说司令员年仅22岁，有的表示担心和怀疑，私下议论共产党把如此重任交给一个“娃娃”行吗?好奇心驱使人们很想结识一下“娃娃司令”。肖华不厌其烦地接见各阶层人士的拜访，利用各种场合，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扩大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影响。

　　1939年冬，挺进纵队在乐陵县召集边区的100余名各界士绅名流开会。肖华脚穿草鞋，身着旧军装，英姿勃勃地步入会场，热情地同与会者握手寒暄。面对一个个探寻和期待的目光，肖华用他那过人的激情和口才侃侃而谈。从平型关战斗讲到乐陵局势；从毛泽东《论持久战》讲到中国革命的前途。他最后强调，只要我们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日本侵略者就一定会被打败。

　　肖华慷慨陈辞，会场鸦雀无声。联想到挺进纵队到边区后深入发动群众，收编游杂武装，消灭祸害百姓的土匪的所作所为，在场的人无不点头称是。肖华讲完后，名流士绅们纷纷请肖华题字留念。肖华再三推辞无效，凝神沉思片刻，挥笔急就：“慷慨解囊，毁家纾难”八个草书大字。其用典精当，寓意深刻，惊服四座。一时间，“娃娃司令”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无形中增强了挺进纵队的吸引力。

　　肖华深深懂得地方政权对抗战的重要作用。他了解到乐陵县县长牟宜之，少年时代参加过共青团，当看到日军入侵，国土沦陷，便向其舅国民党元老丁惟汾提出到敌后抗日，丁把他介绍给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沈委牟任乐陵县长。在职期间，牟宜之政治开明进步，比较倾向抗日，对沈鸿烈反共限共那一套看不惯。于是，肖华和挺进纵队其他领导商量，决定争取牟宜之。除了积极配合县政府的工作外，肖华派人主动接近牟宜之。他自己也多次与牟会晤，互诉真情，求得相互理解和信任。在肖华的谆谆诱导下，牟宜之更热心抗日事业，自觉抵制上峰的反共部署，给挺进纵队开展各项抗日活动提供了便利。后来牟宜之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

二

　　肖华凭着对党的统一战线的正确理解，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社会各界的信任和支持，很快打开了边区的局面。这引起了国民党上层人士的恐慌，他们宁肯把大片国土拱让日军，也不许八路军建立抗日根据地。于是，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和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密谋策划了“冀鲁联防”，妄图南北夹攻，把挺进纵队赶出冀鲁边。

　　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肖华以大局为重，对山东方面沈鸿烈的限共反共政策一忍再让，以求和平相处。出于诚意，肖华带着牟宜之和少数随从人员，亲往山东惠民拜会沈鸿烈，争取他一起抗日。曾任过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舰队司令、青岛市长的沈鸿烈，工于心计，擅长辞令，哪里把肖华放在眼里。会谈中沈傲慢无礼，借口“军令统一”让挺进纵队撤出边区。肖华据理力争，并恳切地告诫沈鸿烈，大敌当前，应协同对外，不要同室操戈。牟宜之从旁时时帮腔，盛赞八路军得民心顺民意，气得沈鸿烈抓耳挠腮，又无可奈何，再也不提挺进纵队撤出冀鲁边之事，会谈不欢而散。

　　栽在“娃娃司令”手里，对沈鸿烈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他不甘心凭几十年官场阅历和心计斗不过“娃娃”，决心再同肖华较量一番，赶走挺进纵队，挽回丢失的面子。当然，他作了最坏的打算，实在不行，就带走牟宜之，另派嫡系任县长，同挺进纵队搞磨擦。不久，沈鸿烈致信肖华，说要到乐陵商谈政事。

　　肖华看信后，已猜出沈的来意，但他从教育团结的愿望出发，痛快地答应了沈鸿烈。他要抓住一切机会，只要有一丝希望就百倍地争取，同时作了必要的防备。见面后，沈鸿烈摇头晃脑，对八路军冷嘲热讽，横加指责。肖华用八路军坚持抗日、重挫日军的事实“回敬”沈鸿烈。在挺进纵队去留冀鲁边区问题上，肖华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沈鸿烈理屈词穷，竟不顾自己的身份，命令马弁强行挟持牟宜之回省府。眼看牟宜之被推上汽车就要带走，挺进纵队的同志们焦急万分。此时，肖华依然镇定自若，望着起动的车队只是鄙夷地笑了笑。

　　沈鸿烈一行，才到乐陵城南关，便遭到上万名群众的阻拦。群众将汽车团团围住，高呼“坚持抗战，反对磨擦”“欢送沈主席，挽留牟宜之”等口号。众怒难违，沈鸿烈只好留下牟宜之溜回惠民老巢。

　　为了照顾沈鸿烈的脸面，尽可能地争取沈合作抗日，肖华在乐陵县长人选上作了让步。经过再次谈判，由牟宜之推荐，肖华代表冀鲁边区最高领导机构，重新指派了乐陵县长。沈鸿烈无计可施，不得不放弃染指边区、赶走挺进纵队的念头。

三

　　沈鸿烈软招失败，未使河北方面受到“教训”。行伍出身、曾追随冯玉祥将军征战多年的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更崇尚用武力征服挺进纵队。他指使盐山县四区反动民团头子孙仲文，在大赵村、苏基、丁村一带，挖沟垒墙，屡屡向八路军挑战。他们扣押八路军过往人员，活埋抗日干部，威胁第五区抗日政府。冀南第六专署专员、第六军分区司令员杨靖远得知后，立即写信向肖华报告孙仲文的反共逆行，并打算亲自找孙仲文谈判。

　　肖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想单凭孙仲文的实力，是不敢如此嚣张的，有鹿钟麟当后台老板，谈判不管用。他召集挺进纵队其他领导人共同研究对策。如果孙仲文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就用武力解决他。果然杨靖远又来信，说孙仲文猖狂至极，劝阻无效，他决定带队攻打孙仲文。肖华同意了杨靖远的部署。杨靖远接到命令后，率部强攻孙仲文驻地大赵村。战斗中杨靖远身先士卒，中弹牺牲。敌人抢走了杨靖远尸体，割下头颅挂在寨门，向八路军示威。

　　不幸的消息传到乐陵，肖华悲痛万分，他含泪写下两幅挽联：“断头流血乃革命者家常便饭，奋斗牺牲是抗日的应有精神”；“抗战方兴竟在盐山留遗恨，建国未艾空对鬲水吊英魂”。肖华决心要拔掉这颗“钉子”，给顽固派以有力回击。他派部队攻破大赵村，全歼孙仲文部，建立了盐山县第四区抗日政府。鹿钟麟穷兵黩武，结果以失败告终，至此，“冀鲁联防”被挺进纵队各个击破。

四

　　正当肖华领导抗日军民致力于根据地建设时，国民党军石友三的十军团暂编第一军军长高树勋率部开进冀鲁边。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肖华苦苦思索着对策。

　　高树勋原籍盐山县人，系冯玉祥旧部，蒋介石派他来显然另有深意。他想利用高树勋的乡土情谊笼络人心，配合鹿钟麟继续制造磨擦。至于高树勋本人，虽有比较倾向抗日的一面，但在国民党军内部受石友三的排挤，旁有cc分子、政训处长马皋如的监视，处境尴尬。基于此，肖华认为只要晓以民族大义，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教育、感召，就能争取高树勋成为抗战中的朋友。

　　出于八路军的一片真诚，肖华在乐陵主持大会，欢迎高树勋北上抗日。高树勋受到感动，在会上作了诚挚的讲话。会后肖华把一二九师刘伯承的亲笔信，转交给高树勋(高早年曾当过刘伯承的副官)，劝高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要像石友三、张荫梧等人那样，成为历史的罪人。他多次到高树勋驻地或邀高树勋来挺进纵队，一起谈身世，论时局，坦诚相待，增进了解。肖华和挺进纵队其他领导还经常到高部发表抗日演说，情真意切，深入浅出，倍受下层官兵的同情和拥护，促使高树勋与挺进纵队订立了“互通情报，互保伤兵，配合作战”的协定。

　　然而，蒋介石派在高部的马皋如，不顾八路军劝阻，以暂编第一军名义，在宁津县建立了“第二政权”(即在共产党已建立政权的地区，国民党又建相同的政权)，保举高树勋内兄刘松龄为宁津县长，并网络惯匪成立了河北省保安第二总队，还勾结叛徒袭击宁津县抗日政府，打死干部战士多人，占领了宁津县城。肖华敏锐地感到马皋如等人用心险恶，企图以此为焦点，挑起挺进纵队与高部发生大规模冲突，借以消耗非嫡系部队实力，重伤八路军。于是肖华派两个连消灭了保安第二总队。

　　马皋如不思反悔，继续与八路军搞磨擦。他趁边区春荒，组织操纵“第二政权”四处催粮逼款，挑动高军当众撕毁抗日公告，扣押打死抗日军民，而高树勋又态度暧昧，甚至包庇放任。对此，在挺进纵队召开的领导干部会议上，肖华严肃地表示：忍让是有限度的，在关系到根据地命运的问题上，决不能含糊，要以斗争求生存，求发展，求团结。他出面找高树勋交涉，陈述事实，指出马皋如这样做有其险恶的政治目的，想让挺进纵队和高部拼得两败俱伤，以便坐收渔利。高树勋终于答应，加强军纪，减少冲突，和地方抗日政府协商解决军粮问题。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河北等地磨擦问题的指示》，对国民党顽固派策划的反共限共政策坚决抵制，发动群众不向“第二政权”纳粮，挫败了马皋如的反共阴谋。

　　1939年7月11日，日军包围了高树勋军部。高树勋向国民党军张国基、曹振东部求援，张、曹见死不救。危急关头，高树勋只得向挺进纵队求援。肖华不计前嫌，立即带队深夜赶到高军驻地，击溃了日军，解救了高树勋部。高树勋感激万分，他看到在抗日救国中，只有八路军真能以诚相待，搞反共磨擦是没有出路的。这以后高树勋毅然率部撤离冀鲁边。解放战争中，他作为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在邯郸率部起义，投入了人民的怀抱。

　　肖华在冀鲁边区短短一年多，坚决而灵活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开创了边区的新局面，为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