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男子为国家奉献，为救死扶伤甘愿放弃工作去战场当医疗兵

若干思想的断片（代序）

通常，一个作家比批评家和文艺学家更了解他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我同意出版社的建议，给我自己的作品集写一个简短的序言。^[1]

但是，另一方面，一个作家谈论自己的事情，其可能性是有限的。他会受制于诸多困难，首先，就是羞于对自己的书做出评价。

此外，期待作者对他自己的东西做出解释——这是徒劳无益的事情。契诃夫在此情况下曾经说过：“你们读我的书吧，书里面都写着呢！”我很高兴能够重复契诃夫的这句话。

因此，我要表述的只是关于自己创作的一些想法，简略地传达我自己的成长经历。详谈个人的生平没有意义。我的整个一生，从童年早期开始一直到三十年代初期，都写在六卷自传体的《生活的故事》当中，就收在这个作品集里。至今，我仍在继续《生活的故事》的写作。

一八九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我出生在莫斯科石榴巷的一个铁路统计员家里。

我的父亲出身于扎波罗热的哥萨克，他们在谢奇^[2]被取缔之后迁徙到罗西河畔，在白采尔科维^[3]附近。我的祖父——前尼古拉时代的士兵——就住在那里，还有我的祖母也住在那里，她是一个土耳其女人。

尽管统计员需要用冷静的目光看待事物，但是，我的父亲却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幻想家和新教徒。他自己的这些品质使得他不可能在某个地方生活得太久。继莫斯科之后，他先后在维尔诺、普斯科夫供职，最终在基辅定居，这一次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我的母亲——一个糖厂职员的女儿——是一个爱发号施令的、很严厉的女人。

我们的家很大，而且多姿多彩，所有人都爱搞艺术。在我们家，大家经常唱歌、弹钢琴、争论，极度虔诚地热爱戏剧。

我在基辅第一古典中学上学。

当我读六年级的时候，我的家分崩离析。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自己赚钱供自己生活和学习。让我勉强赖以为生的是相当繁重的活计——所谓的补习教师。

在中学的最后一个年级，我写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并且将它发表在基辅的文学杂志《灯火》上。这件事我记得是在一九一一年。

中学毕业后，我在基辅大学待了两年，然后转入莫斯科大学，并且搬到莫斯科。

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我做过莫斯科有轨电车的司机和售票员；之后，做过后方和战地救护车的卫生员。

一九一五年秋天，我从救护车转到一个野战救护队，并且和他们一起走过漫长的撤退之路——从波兰的卢布林到白俄罗斯的小城涅斯维日。

在救护队，我从偶然得到的破报纸的残片上得知，我的两个兄弟同一天在不同的前线上被打死了。我回到母亲那里——当时她住在莫斯科，但我不能在那里待很长时间，于是，我又重新开始自己漂泊的生活：我去了叶卡捷琳诺斯拉夫^[4]，并且在那里的布良斯克村社的冶金厂工作，然后，我又转到尤佐夫卡的新俄罗斯工厂，从那里又去了塔甘罗格的涅夫－维尔戴锅炉厂。一九一六年秋天，我又从锅炉厂离开，去了亚速海的渔业合作社。

在塔甘罗格，我开始利用空闲时间，写我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浪漫主义者》。

后来，我搬迁到莫斯科。在那里，我赶上了二月革命，并且开始了记者的工作。

我长大成人，以及成为作家，都是在苏维埃政权时期，这也确定了我整个未来的人生之路。

在莫斯科，我经历了十月革命，成为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九年间诸多事件的见证者。我曾经几次聆听列宁的演说，也经历过报社的紧张生活。

但是，很快我就被搞得“晕头转向”。我离开这里，去母亲那里（她又搬家到乌克兰），在基辅，我历经了几次变故，又从基辅去了敖德萨。在那里，我第一次接触到青年作家的圈子——伊利夫^[5]、巴别尔、巴格利茨基、申格利、列夫·斯拉温。

但是，“长途跋涉的缪斯”并没有给我带来安宁。我在敖德萨待了两年之后，又搬到了苏呼米^[6]，然后是巴统^[7]和梯弗里斯。从梯弗里斯我去了亚美尼亚，甚至还去过北波斯。

一九二三年，我返回莫斯科，在那里做了几年罗斯塔社的编辑。那时，我已经开始发表文章了。

我的第一本“真正的”书是短篇小说集《逆行的船》（一九二八）。

一九三二年夏天，我开始致力于《卡拉－布加兹海湾》的创作。《卡拉－布加兹海湾》和其他几本书的写作过程在我的中篇小说《金蔷薇》^[8]中已经有相当详细的叙述，在此不再赘述。

《卡拉－布加兹海湾》出版以后，我就辞职了，并且从那时起，写作就成了我唯一的、占据我整个身心的工作。这工作有时让人十分痛苦，却又总是让人喜爱。

我依旧经常出门，甚至比从前还要频繁。在我自己的作家生涯里，我去过科拉半岛，住过梅晓拉，游历过高加索和乌克兰、伏尔加河、卡马河、顿河、第聂伯河、奥卡河、杰斯纳河、拉多加湖、奥涅加湖，还去过中亚、克里米亚、阿尔泰、西伯利亚，还有我们那美妙的西北地区——普斯科夫、诺夫哥罗德、维捷布斯克，以及普希金的米哈伊洛夫斯科耶。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我在南方前线做战地通讯员，也游历过许多地方。战争结束后，我又多次旅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我去过捷克斯洛伐克，在保加利亚全然童话般的渔业小镇涅塞伯尔（梅塞美里亚）和索佐波尔流连过，我还游遍波兰，从克拉科夫到格但斯克，我还做过环欧旅行，到过伊斯坦布尔、雅典、鹿特丹、斯德哥尔摩，去过意大利（罗马、都灵、米兰、那不勒斯、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到过法国，其中包括普罗旺斯，还有英国，去过那里的牛津和莎士比亚的斯特拉福德。一九六五年，我患上顽固的哮喘病，因此，我在卡普里岛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是一个巨大的悬崖地带，芳草萋萋，连绵不绝，还有树脂丰盈的地中海松树——五针松，还有瀑布（确切地说，这是花的瀑布）——鲜红的热带叶子花的瀑布。我还在被温暖清澈的地中海海水浸润着的卡普里岛住过。

这多次的旅行以及与形形色色的人的相遇——在每一个不同场合遇到的人，依我看都是一些有趣的人，对这一切的印象构成了我许多小说和旅途特写的基础（《美丽如画的保加利亚》《罐子》《第三次相逢》《滨河大街上的人群》《意大利的相遇》《巴黎掠影》《拉芒什的灯火》等等），读者也将在这部作品集里发现它们。

我在自己的一生中没少写东西，但是，有一种感觉从未离开过我，那就是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还要更深入地理解生活的某些方面和现象，一个作家只有在成年以后，才能学会讲述这一切。

青年时代，我迷恋异国情调。

从童年开始，对超凡事物的期望就总是萦绕在我的心头。

在基辅寂寥的住宅里，我度过了自己的童年，非凡的事物像一股风，总是在我的身边吹拂。我用自己一个小男孩儿的想象力呼唤它出来。

这股风带来了紫杉林的芬芳，大西洋岸边海浪拍击出的泡沫，热带大雷雨的轰隆声，以及风鸣竖琴的铮铮声。

但是，这个异国风情的缤纷世界只存在于我的想象中。我没有见过幽暗的紫杉林（除了尼基塔植物园里的几棵紫杉树），也没见过大西洋，也没到过热带地区，一次也没听过风鸣竖琴的铮铮声，我甚至不知道它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过了很久，我从旅行家米克卢霍－马克莱^[9]的札记中得以知道这一切。马克莱用竹竿做过一架风鸣竖琴，就在新几内亚他自己的小茅屋旁边。风在空心的竹竿中猛烈地呼啸，吓跑了那些迷信的土著人，他们便不再打扰马克莱工作。

地理是我在读中学时比较喜欢的一门学科。它客观地证实了地球上存在着若干非凡的地带。我知道，我们当今贫乏杂沓的生活不会给我提供目睹它们的可能性。我的梦想显然是无法实现的。但是，我的梦想不会因此消亡。

我的心情可以用两句话说明：对想象世界的惊叹，以及由于无法目睹它而引发的苦闷。这两种感觉在我青年时代的诗歌和初期不成熟的散文里占主导地位。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远离了异国情调，远离了它的华丽、刺激、兴奋和对朴素、平凡的人的冷漠。但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我的一些中篇和短篇小说里，依旧可以捕捉到它不经意间抖动的一缕金光。

我们还经常错误地把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一个被我们称为异国情调，另一个被我们称为浪漫主义。我们用纯异国情调偷换浪漫主义的概念，可是我们却忘了，纯异国情调只是浪漫主义的一个外壳，它缺少独立的内容。

异国情调本身是脱离生活的，然而，浪漫主义却根植于生活，并汲取它所有宝贵的汁液。我远离了异国情调，却没有离开浪漫主义，而且任何时候都不会离开它——不会离开它那净化心灵的火焰，离开它那人性的冲动、精神的富足，以及持久的躁动。

浪漫主义情怀不允许一个人是现实的、无知的、怯懦的和残忍的。浪漫主义蕴含着使人变得高尚的力量。我们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可以拒绝它，无论是在为了未来的斗争中，还是在日常的劳动生活之中。

诚然，人们可以在《浪漫主义者》《闪亮的云》，以及许多我早期的浪漫主义短篇小说中找到异国情调。我不认为以后需要改写这些东西，它们的身上有着自己时代的烙印以及我当时的处世态度。因此，它们在此出版时要同它们问世时保持一致，只是个别的地方必须改正一下，诸如明显的错误以及表现手法的欠缺。

我挣脱纯异国情调，并且写下一篇与此相关的题为《海上的嫁接》的短篇小说，内心并非没有挣扎。

在这个断裂处，参观莫斯科天文馆成为最后的推动力。这个天文馆刚刚开放。天文馆的建造者、建筑师西尼亚夫斯基带我看了人造星空的第一次展出。我跟所有人一样，被这个景象迷住了。

我们走出天文馆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当时是干燥的十月。大街上散发着落叶的味道。突然，我仿佛第一次看见我头顶上那巨大的、活生生的、群星沸腾的天空。轻盈的云彩如烟一般在高空飘过，但是，它们没有遮住星星。秋天凝重的空气似乎使天穹显得更加灿烂。

于是，几乎所有我在这个晚上之前写的东西，在我看来都是如此矫揉造作，就像是天文馆里的天空——混凝土的圆顶，上面带着一些人工仿造的星座。一开始，它使人惊叹，但是，在它的内部没有深度、空气、容量，以及与宇宙空间的融合。

那一晚过后，我毁掉了自己写的一些最华丽的和最矫揉造作的短篇小说。

但是，在我接下来的人生当中，我确信一个老生常谈的事实，那就是任何事情——甚至是最琐碎的小事，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平白无故发生的。青年时代，我钟情于异国情调，这在某种程度上使我养成了一种习惯——寻找和发现周围事物中那些美丽如画的，有时甚至是不同寻常的特征。

从那时起，轻柔的浪漫主义幻想总是与现实一起向我闪烁，这幻想就像是一道补充的光，虽然它并不明亮。这幻想就像是画面上的一缕微光，它照亮了这些细节，没有它，这些细节或许就不会被发现。由此，我的内心世界变得更加丰富。

幻想参与到我的创作之中，若有若无，《卡拉－布加兹海湾》《科尔希达》《黑海》以及其他一些中短篇小说无疑从中获益。

异国情调走到了尽头。替代它的是对真实和质朴的渴望。

但是，就在不久前，异国情调再一次迫使我思考它的实质。这件事情发生在环欧旅行的时候。

我们的轮船驶离敖德萨，并且用了两个昼夜横穿因乌云密布的天空而忧伤地泛着青色的茫茫黑海。船尾泡沫飞溅，它的踪迹仿佛是一条缆绳上拖着一群蜷起红色爪子的海鸥。

地平线上茫然一片。只是快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时候，阴暗之处才渐渐明朗起来，云雾的后面显现出黑森林覆盖着的、蛮荒的安纳托利亚山脉。

轮船急速转弯，驶进博斯普鲁斯海峡。

一幅画面在我们面前展开，就像是一个沿海国家古老而华丽的布景。在这个布景上的某个地方，镀金的饰物闪耀着光芒，有的地方人们用鲜活的色彩略加修饰。山脉，古老的钟楼，宣礼塔，悬崖峭壁，拱廊，城堡，灯塔，橄榄树的小树林，帆船，野蔷薇，古老的柏树，桅杆和横桁交织在一起。我感觉到，它们在火红的晚霞中是一幅壮观的、清晰的节日景象，是由一个孜孜不倦的、快乐的艺术家虚构出来的。

几十艘鹦鹉般色彩缤纷的小帆船——胭脂红的、黄的、绿的、白的、深蓝的和船舷镶着金边的黑色的——迎着我们的轮船行驶着，海水起了泡沫。

我们在一个玩具一样的小镇对面抛锚停泊。晚上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亮起灯来。灯光不是很亮，从花草树木间透射出来。

我从甲板上看见一条狭窄的街道，它通向山里。深色的，几乎可以说是黑色的棚子罩住整条街道。这棚子是用细长的木杆搭起来的，上面爬满了葡萄藤。一大串一大串成熟的葡萄低垂在街道的上空。一只小毛驴走在葡萄架下，它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小灯。小灯十分明亮。

这个小镇是伊斯坦布尔的门户。从一个水上的小咖啡馆的露台上传来单调的音乐声。土耳其姑娘们穿着浅色的连衣裙，倚在栏杆上，眺望海峡。用望远镜看去，她们的脸清晰可辨，似乎都很苍白。从岸边散发出夹竹桃的气息。在渐渐暗淡的天空中，一轮新月闪着微光——就跟无数小清真寺圆顶上的新月标志一样。

这一切对我来说似乎有些不现实，它使我想起青年时代的幻想。但是，与此同时，这一切又都是实际的存在。

我最终相信，在我面前的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我也确实站在甲板上，而且在旁边，地球上最古老的地带就淹没在暮色之中——小亚细亚、神奇的特洛伊和赫勒斯滂海峡。

那些不久前还只是存在于我想象之中的异国情调的画面，如今我亲眼看到了，见得越多，它们就变得越清晰，这个从想象的领域转换到意识领域的世界相当有趣、有意义，我想说，这比我对它的想象更加神奇。

从那时起，对这个现实的意识伴随着我的整个旅程，从未离开过——在淡紫色的爱琴海，粉红色的岛屿沿着地平线星罗棋布，甚是壮观；在雅典卫城，建筑物用好像被蜜蜂咬过的陈蜡筑成；在墨西拿海峡，弥漫着使人产生错觉的淡蓝色空气；在罗马的万神殿内，简朴而肃穆的拉斐尔陵墓上摆放着干枯的石竹；在大西洋、沸腾的巴黎、拉芒什海峡，当漂浮着的航标上那古老的排钟透过迷雾迎着轮船响起的时候——无论在何处……

我似乎觉得，浪漫主义倾向是我的散文的典型特征之一。

当然，这是性格特征。要求每一个人，尤其是作家，拒绝这个倾向性，这是荒谬的。这样的要求只能用无知来解释。

浪漫主义情怀，与对“粗俗”生活抱有极大兴趣，与对这种生活的热爱，并不矛盾。在所有的现实和人类活动的领域，除了个别情况，都含有浪漫主义的种子。

可以不去关注或是践踏这些种子，或者，与此相反，给它们提供一个契机：让它们茁壮成长，用它们的繁花装点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并使其变得高尚。

一切事物都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包括科学和认知。一个人懂得越多，他对现实的理解就越充分，诗意就会更紧密地围绕他，他也就越幸福。

相反，无知会使一个人变得对世界漠不关心，而这种冷漠虽然是慢慢地增长，却是不可逆转的，就像恶性肿瘤。生命，在一个冷漠之人的意识里很快就会枯萎、暗淡，生活的巨大岩层也会消亡，最终，这个冷漠的人便会抱着自己的无知和可怜的幸福顾影自怜。

真正的幸福——首先，这是有知识者的造化，是探索者和幻想家的家园。让我高兴的是，就在不久前，评论界进行了几番暴风骤雨般的争论，之后，浪漫主义情调又在我们的文学生活中占据了它应有的位置。

在给自己的书所作的这篇序言中，我尝试着梳理一下我个人所走过的路，让它变得更清晰（特别是为了我自己），并确定是哪些情况导致了我作品的诞生。

必须清楚，是怎样的动机主导着作家的工作。这些动机是否强大与纯粹，从下述情况中可以直接看出来：民众对作家给予肯定，还是漠然置之，还是对作家所做的一切直接否定。

渴望知晓一切，渴望观光旅行，渴望成为纷繁事件和人类激情碰撞的参与者，这在我的体内形成了对某种非凡职业的向往。这个职业应当和这沸腾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然而，世上有这样的职业吗？我对此问题想得越多，一个接着另一个的职业就越来越快地被排除掉。在这些职业中没有充分的自由。它们不能包罗生活的方方面面，因为生活处在急剧的发展和千变万化之中。

我也曾认真地思考过，我想当一名水手。但是很快，作家梦取代了所有其他的想法。

写作——它集世界上所有吸引人的职业于一身。它是独立的、英勇的和高尚的事业。

但是，当时我还不懂得，写作——这也是一种劳动，繁重的、需要大量付出的劳动；我也不懂得，一个作家哪怕向人们隐瞒一丝一毫的真理，这对他必须为之负责的良知而言也是一种罪过。

所有人的痛苦与欢乐都一定能成为作家的家园。一个作家应当具有独特的看待世界的能力、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抒情的力量，他能把生命与自然融为一体，当然，就不必细说其他的诸多品质了，例如，简单的心理承受能力。

心意已决。未来变得清晰。已经选择好的道路是美好的，哪怕它充满艰辛。多年以来，一次也没有出现过让我背叛它的诱惑。

我的写作生涯，就像我已经讲到的那样，始于一个想知晓一切、目睹一切的愿望。显然，它也将结束于此。

长途旅行的诗意与不加修饰的现实结合在一起，这是这些作品创作中的最佳融合。几乎在我的每一部中篇和短篇小说中，都可以看到漂泊的痕迹。最初是南方。与此相关的作品有《浪漫主义者》《闪亮的云》《卡拉－布加兹海湾》《科尔希达》《黑海》，以及一系列短篇小说，其中包括《殖民地商品的标签》《逝去的日子》《帆船大师》《蓝色》，还有其他几篇。

我的第一次北方之旅是去列宁格勒、卡累利阿和科拉半岛——简直令我叹为观止。

我体会到了北方迷人的力量。涅瓦河上的第一个白夜使我对俄罗斯诗歌有了更多的认识，这胜过读数十本书和耗费时日地为此苦思冥想。似乎，“北方”这个概念意味着的不仅是大自然静谧的美，还有出于某种原因普希金在普斯科夫密林深处写下的诗歌“我那冷酷岁月的伴侣……”^[10]，它还意味着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令人生畏的教堂、庄严与和谐的列宁格勒、埃尔米塔日博物馆窗外的涅瓦河、说唱艺人的歌曲、北方女人安详的目光、黑魆魆的针叶林、湖泊上云母般的光泽、稠李树白色泡沫般的花朵、树皮的芳香、伐木工人锯木头的吱吱声、夜里阅读时哗啦啦的翻书声，当朝霞已经隐约地浮现在芬兰湾上空的时候，人们唱起记忆中勃洛克的诗句：

……一缕霞光

把一只手伸向另一只手。

于是，天空中的两姐妹纺织出——

时而粉红、时而淡蓝的云雾，

大海中正在消逝的乌云

带着临终前的愤怒，从眼中喷出

时而深红、时而深蓝的火焰。^[11]

这些并不明显的特征构成了北方个性清晰的面貌，要想写尽它们，就得耗费大量笔墨。比起南方，北方更让我着迷。

大概，任何一个艺术家也无法成功地传递出北方略带湿气的夜里那种神秘的静寂，这时，每一滴露珠，以及篝火在草地水洼里的影子，都会引发人们对俄罗斯那份突如其来的、发自内心的、如此羞涩的、深沉的爱，由于这份爱，心脏都会低沉地跳动。真想活上几百年，为了能看这犹如田野里洋甘菊般素朴的北方之美。

北方促成我写出如下几本书——《沙勒尔·隆谢维尔的命运》《湖上前线》《北方故事》，还有一些短篇小说，如《方糖》和《仓促的会面》。

但是，对我来说，最有益的和最幸福的事情，似乎是接触到俄罗斯的中部地区。只是，它来得太晚了。当时，我已年近三十。当然，此前我也去过俄国中部地区，但总是顺路，且匆匆忙忙。

有时经常会是这样：你看到随便一条田野上的路，或是山坡上的一个小村庄——你会突然想起，在很久以前的某个时候，你就已经见过它，或许就是在梦里，但是，你已经全身心地爱上它。

这样的情景也发生在我到俄国中部的时候。它立刻吸引住我，直到永远。我感觉它就像是自己真正的、很久以前的故乡，我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俄罗斯人。

从那时起，我不知道有什么比我们质朴的俄罗斯人更让我亲近，有什么比我们的土地更美好。

我不会用俄国中部去换取地球上最负盛名的和最令人惊奇的美景。现在，我常常带着温情的微笑回想起青年时代对紫杉林和热带雷雨的向往。我将用那不勒斯湾全部的繁华及其色彩的盛宴换取奥卡河沙滩上被雨水打湿的一丛沙柳，或者换一条塔鲁斯卡蜿蜒的小溪——如今，我常常住在它素朴的岸上，并将在那里恒久地生活下去。

从今以后，我的生活都将与这灌木丛，还有时不时飘起细雨的阴沉天空、村中的烟雾和草场上湿润的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我重回此地亲人的家中，

我的静默而温柔的故里……^[12]

我在梅晓拉林区找到了最大的、最简单的，以及最质朴的幸福。与自己的土地亲近的幸福、冥想的幸福、内心自由的幸福、喜爱的沉思，以及紧张劳动的幸福。

俄国中部——也只有它——是我应当大量去写的东西。列举它们就会占很大篇幅。在这里我只是提一提主要的作品：《梅晓拉地区》、《伊萨克·列维坦》、《森林故事》、系列小说《夏日》、《古老的独木舟》、《十月的夜晚》、《电报》、《多雨的黎明》、《273哨所》、《在俄罗斯深处》、《与秋日独处》、《伊利因深潭》。

在梅晓拉地区，我接触到大众俄语最纯正的源头。为了避免重复，在此我不多谈。我自己对俄语的态度和有关它的一些想法，在《金蔷薇》（《钻石般的语言》一章）中已有表述。

本文的读者可能会觉得奇怪，即作者谈到的主要是其作品中事件发生的外部环境，而对自己的主人公几乎没有提及。

我不能给自己的主人公做出不偏不倚的评价。因此，谈论他们对我来说是一件难事。就让读者为他们做出评价吧。

我只能说，我总是和自己的主人公过一样的生活，总是试图发掘他们身上善良的特征、他们的实质，以及他们身上有时不易被发现的独特之处。我不能判定我是否做到了这一点。

我总是和我自己喜欢的主人公一起处在他们生活的所有情境——苦难、幸福、斗争、焦虑、胜利，以及失败。我深深地热爱那些最默默无闻的、命运多舛的主人公身上所有的真正人性的东西，我也同样深深地憎恶人类的龌龊、愚钝和无知。

我的每一本书都是有着不同年龄、民族、职业、性格、行为的人们的总汇。因此，一些批评家的指责让我有些惊讶，他们说我写人的时候总是仓促且不情愿的。显然，对人的浓缩式的描写就成了仓促。

好吧，这一切都很容易检验。为此，可以随便拿一本书看看，在它的字里行间我们将会遇见谁。

名人们的生活总是让我感兴趣。我试图找到他们性格的共同特征——那些能够使他们跻身于人类最优秀的代表行列之中的特征。

除了关于列维坦、基普连斯基和塔拉斯·舍甫琴柯的单行本，我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以及特写中的一些章节是写如下人物的：列宁、高尔基、柴可夫斯基、契诃夫、施密特中尉^[13]、维克多·雨果、勃洛克、普希金、克里斯蒂安·安徒生、莫泊桑、普里什文^[14]、格里格、盖达尔、查尔斯·德·科斯特^[15]、福楼拜、巴格利茨基、穆尔塔图里、莱蒙托夫、莫扎特、果戈理、爱伦·坡^[16]、弗鲁别利^[17]、狄更斯、格林^[18]、马雷什金^[19]。

但是，我最经常和最喜欢写的还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手艺人、牧人、艄公、护林巡查员、浮标管理工、看门人和乡下孩子——这些我诚挚的朋友。

在我自己的创作中，很多方面都归功于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和学者。在这里，我就不列举他们的名字了，从《伊戈尔远征记》的佚名作者和米开朗琪罗到斯丹达尔和契诃夫。不胜枚举。

但是，我最多地还是将其归功于生活本身——普通且有意义的生活。我很幸运能成为它的见证人和参与者。

最后，我想再重复一下，我是在苏维埃制度下成为一名作家和长大成人的。

我的国家，我的人民，以及他们建立起来的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都是至高无上的，我用我写下的每一句话为它服务，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

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1] 此文为帕乌斯托夫斯基为其作品八卷集的出版（莫斯科，1967—1970）所写的序言。

[2] 谢奇，是扎波罗热地区哥萨克营地的称谓，是16世纪至18世纪乌克兰哥萨克的自治组织。

[3] 白采尔科维，属于基辅州的小城。

[4] 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乌克兰城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旧称。

[5] 伊·阿·伊利夫（1897—1937），苏联作家。

[6] 苏呼米，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首府。

[7] 巴统，格鲁吉亚的阿扎尔自治共和国首府。

[8] 《金蔷薇》从体例上看实际是一部散文集。

[9] 尼·尼·米克卢霍－马克莱（1846—1888），俄国民族学家、旅行家。

[10] 这是普希金诗歌《致奶娘》（1826）的第一句。

[11] 引自勃洛克的诗《在北方的大海上》（1907）。

[12] 引自叶赛宁的《我重回此地亲人的家中……》（1916）。

[13] 彼·彼·施密特（1867—1906），俄国革命活动家，1905年塞瓦斯托波尔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14] 米·米·普里什文（1873—1954），苏联作家。

[15] 查尔斯·德·科斯特（1827—1879），比利时法语作家。

[16] 爱伦·坡（1809—1849），美国作家、诗人。

[17] 米·亚·弗鲁别利（1856—1910），俄国写生画家。

[18] 亚·斯·格林（1880—1932），原姓格里涅夫斯基，俄苏作家。

[19] 亚·格·马雷什金（1892—1938），苏联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