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荷风，为阻止战争“焚笔断文”，预言天皇必败

四

日记横跨大正、昭和两代，其间发生了诸多影响日本、东亚乃至世界的大事件，是日本历史上最为激荡的“暗黑时代”。从关东大震灾、满洲事变、侵华战争到战败投降，荷风日记里除了对时代鲜活的写实，更有鲜明的态度和剖析，让人看到了一个隐藏在颓废、浪荡外表下的偏奇馆主人的另一侧面：一个正义、理性、是非分明的文学家，洞悉历史和时代的智者。

在法西斯军国主义战争体制下，不必说狂躁冲动的所谓“大多数”民众是如何同心同德为这场非正义战争推波助澜的，就连作家这一代表民族良心与良知的知识精英层，竟也“集体性迷走，大规模堕落”令人触目惊心：战时文坛总动员，绝大多数作家群起响应自愿自觉甚而争先恐后为侵略战争效力。“七七事变”后，前有尾崎士郎、林房雄、林芙美子、佐藤春夫等著名文人直接奔赴中国战线呐喊助战的“笔部队”；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有菊池宽、德富苏峰等文坛大佬组织的“文学报国会”；极权高压下连无产阶级文学阵营作家也纷纷变节、转向，公然支持侵略战争；极个别像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等所谓超然于时势的作家，即便战时沉溺王朝经典文学的风雅世界或抒写与时代主旋律迥然其趣的“物哀文学”，也不排除鸵鸟式的性情因素使然，对时局的态度从思想到行动差强“大节不亏”，遑论离某些学人冠予“反战作家”的评价遥乎其远，比之荷风亦相形见绌。

荷风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虽非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反体制派，但始终保持操守，拒绝同流合污，并以明确的方式抵制极权的萝卜大棒：战时他中断了小说创作，甚至一度以“焚笔断文”来回绝体制的纠缠，而对军国主义笼络下的主流传媒、文艺团体和同行则更是避之如蛇蝎，即便对佐藤春夫这样私谊甚洽的挚友，因战时积极为“国策文学”鼓噪作伥，也不惜断然绝交，毫无“日本式的暧昧”。虽这种“反抗”和“抵制”不无消极，但在举国上下浊流横行的时代背景下，他在大是大非上的态度言行和思考深度，与包括文化精英阶层在内的所谓“绝大多数”有着本质区别。囿于“专制体制下言论管制甚于秦始皇”，荷风用日记这一独特方式来记录时代，发表对时局的看法，抨击时政，读那些是非分明、文笔刀锋般的文字，非但击中时弊，而且深抵国民精神肯綮，唯见耿介之士的棱棱风骨，何曾有丝毫隐者的闲逸之气？

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尽管打着“膺惩暴支”“从鬼畜英美魔爪解放大东亚”的圣战旗号，但荷风还是一语道破了所谓“圣战”就是侵略战争，是“长期苦于战争后突然巧立名目才将其称为圣战”。冷眼静观被圣战神话煽动起来的社会各阶层狂醉般的丑态，他恨恨写道：

看到这种丑态，我就不高兴这个民族向海外发展。

今秋国民征兵令以来，军人专制政治的流毒已经波及社会各方面……不论胜败，唯愿早日结束战争。然窃而思之，待到战争胜负见分晓，如我日本获胜，则横征暴敛之政治尤甚今日也。

今日之军国所为，大类秦始皇统治……日本不亡才怪。

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太平洋战争爆发，荷风就预言了穷兵黩武的日本必败的结局，甚至祈愿被击败以获重生：

美国啊，给这个迅速崛起，变得凶暴的民族一个弃恶从善的机会吧。

中途岛战役后日军节节败退，美军开始大规模轰炸日本本土，68岁高龄的荷风居无定所和广大灾民一起颠沛流离受尽磨难。他在《罹灾日录》中描摹逃难历程，也对“国难”根源深刻反思寻找症结：所谓“国难”实为人的疯狂行为所招致的人祸，是“先为施害者再成受害者”的“自作自受”，也是“天罚”的结果：

但观近年世间普遍存在的骄奢傲慢，贪欲无厌之风气，此次灾祸实是天罚的结果，不亦悲夫！民失其家，国帑耗空，矫饰外观，不为百年计，致国家末路如斯。所谓自作自受觌面天罚是也。

站在大空袭后的东京废墟上，他回想起23年前的关东大地震惨象，两场灾难性质不同，但荷风却看出彼此间的深刻联系：

我日本必亡之兆候，早在大正十二年东京大地震后在社会各方面开始显露出来。

如荷风所揭示的，关东大震灾对现代日本走向影响深远，短暂的“大正梦幻”随震灾烟尘消散，历史露出狰狞一面：灾后日本右翼势力抬头，军人集团绑架政府，政治上打击民主力量和社会主义运动；为转嫁危机，制定一系列军国主义侵略策略，在穷兵黩武的不归路上暴走，最终招致惨败灭亡的结局。荷风史观具有超越时代的洞见力，足为后世日本提供殷鉴。

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玉音放送”宣告战败投降，举国如丧考妣，而刚从冈山谷崎润一郎家出游归来的荷风闻后却是欣喜若狂：

当晚托染布店老媪购来鸡肉红酒，大张停战庆宴，皆醉而不寐矣。

极权体制下言论管控严厉，文网无所不在，像他这样大胆抨击时弊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一度忌惮日记招致文祸而惶惶不安，半夜起来删减过激文字，外出还要藏进木屐箱。后来感到了惭愧，决心毫不畏惧秉笔直书“为后世提供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