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律法严苛，法家统治下的人们稍有不慎就可能面临肉刑。

什么是肉刑？古代的肉刑分为五种，合称五刑，分别是：
墨——脸上刺青
劓（yì）——割鼻子
刖（yuè）——剁脚
宫——宫刑
大辟——杀

说到这儿可能会有疑问，商鞅最后不是被车裂而死的吗？然而五刑里面却并没有这一条啊。别着急，且听我娓娓道来，先从这些残忍的肉刑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讲起。

象刑

根据《汉书·刑法志》的说法，远古时期的人们民风淳朴、夜不闭户，根本用不上肉刑。到大禹统治时期，社会风气已经没有以前好了，无奈之下只好使出肉刑。但肉刑出台后，社会风气不仅没有恢复，反而越来越差，肉刑就一直被沿用了下来。

但仔细想想就知道，在尧舜时不可能没有坏人，即便是好人，也会有犯错的时候。比如好人张三半夜肚子饿，想生火做饭弄点吃的，结果不小心把隔壁李四家点着了，李四一家四口丧命，这样的情况该不该罚？

尧舜时期也有制裁，《太平御览》里记载，那时候的制裁手段是“象刑”，就是象征性惩罚，比如该墨刑的，让你戴个黑色的头巾就可以了；该宫刑的，把裤子前面剪出一个洞就行。大家意思意思，不真的伤残人性命，但前提条件是黑色头巾不准摘下来，带洞的裤子出门必须得穿上。

这种看起来不痛不痒的制裁方法，真的有用吗？还不如抽几鞭子、上一百杀威棍来得有效。荀子就曾质疑过，这分明就是重罪轻罚，等同于鼓励大家为非作歹。

按照我们现在的眼光看，确实是这样，犯了罪，不坐牢、不挨打，心理强大一点，脸皮厚一些，这事就过去了，造成不了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然而，我们比较一下肉刑和象刑，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就是被处罚的人很容易从外观上辨别出来。无论是五刑还是象刑，都会在犯人身体或者心理上造成永久的伤害，任何一个人看到带有刑罚特征的人，心里就会立马出现三个字——“大坏蛋”。

在古代那种群居社会里，人口流动性很小，大家基本上一辈子都生活在一个地方。象征性惩罚的严重程度不比死刑轻松多少，甚至可以说让人生不如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社会性死亡”，这一点古今中外莫不如是。

《旧唐书》里就记载过吐蕃的风土人情，当时的吐蕃非常崇尚勇士，打仗的时候一定得是前队的人全部战死了，后队的人才接着上。战死最光荣，病死最窝囊，哪家要是祖祖辈辈的男丁都战死沙场，他们家一定会成为高门大户。

在这种风俗下，如果有人临阵败逃该怎么处罚？答案是既不打，也不杀，而是在他的脑袋后面绑上一根狐狸尾巴，人多的场合拉着他走一圈，表示这个人跟狐狸一样胆小。受惩罚的人，痛苦的程度仅次于死。

《圣经》里记载亚当和夏娃有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被上帝判处流放。该隐居然觉得上帝这么做太残忍了，要求给他减刑。

刚看这段的时候我觉得很搞笑，你把自己的亲兄弟杀了，上帝没打你没骂你，只是让你滚蛋，还留了你一条小命，有什么不满足的？而最后的结果居然是上帝也觉得有点残忍了，同意了他的请求，变相地给他减了刑。

象刑的实质是一种内部放逐，在人类社会早期，处罚本族成员最严厉的方式并不是杀，而是是把人逐出族群，你爱去哪儿去哪儿，反正这里没有你的位置。一旦脱离了族群，外界就是洪水猛兽和外族敌人，单个人几乎没有任何生存能力。本族人不忍心下手，于是就交给大自然和外族人去做。

荀子不理解是因为荀子生活在战国时代，彼时的社会规模和人口流动性已经比上古时期强了很多很多，象刑这种惩罚已经不再适用了。

比如今天我在赵国被判处了象刑，明天换身衣服就可以逃往齐国，开启人生新的篇章，这样一来谁还惧怕象刑？反倒象刑会成为歹人的庇护伞，做错事了大不了不在这里混了，去别的地方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我们同样理解不了，是因为我们如今的社会规模和人口流动性更胜于历史过往，感受不到象征性惩罚的力度。

不过事情并非绝对，如今在那种人口流动性小的地方，象刑的威力依旧存在，比如农村或小镇里面的妇女惧怕自己招惹上流言蜚语，中小学班级里的学生害怕自己被孤立和嘲笑等等，都可以看成象刑的存在形式。

刀劈斧剁

那既然到了战国时代，社会规模不断扩大，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强，象刑这种没什么实质性伤害的刑罚，逐渐不适应新时代新社会格局的发展，又该怎么约束人们的行为呢？

这个时候法家就出来了，他们提倡的严刑峻法逐渐占了上风，受到各国的欢迎。

和儒家不同，儒家的理论脱胎于宗法社会，一切以血缘亲情为出发点，讲究亲疏有别；法家的理论则脱胎于人口流动性更强，范围更大的社会，在法家看来大家都是陌生人，既然都陌生，那就一切按照法律规定来，除了君王，人人平等。

儒家就很讨厌人人平等，总不可能你爸和陌生人一起平等对待吧？这是反人性的。我们可以把儒家理论看作适用于小农村，法家理论适用于大都会。

在刑罚上，法家将之前不掉皮不掉肉的处罚，转变为残酷的大砍大杀，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剁手去脚，到后面甚至株连九族，这意味着在新的社会格局里，人们的荣誉感和羞耻心逐渐淡漠，刀砍斧剁的惩罚更让人惧怕。

从另一个角度说，社会规模的扩大，人口流动性的增加，会稀释人们内心的荣誉感和耻辱感，人们会更加看重真金白银的利益，更惧怕刀劈斧剁的惩罚。至于不掉皮不掉肉的象刑，大不了换个圈子生活，没准儿还能活得更好。

所以进入战国开始，利用法家理论变法的国家，刑罚标准不断提高，从大劈大砍到株连九族。

但这样也有个问题，由于战国是个乱世，所有的乱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怕死的人多！

所谓“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生在乱世，不怕死的人机会多。横竖都是烂命一条，倒不如搏一搏，没准儿单车就能变摩托。

不怕死的人多了，严刑峻法还有用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战国的统治者们会因为不怕死的人多了，就考虑降低严刑峻法的标准吗？

答案是不会。因为在统治者看来，不怕死没什么了不起的，比死可怕的事多着呢。

你不是不怕死吗？那就加重死刑的痛苦程度，以前是五刑，在此基础上增加“具五刑”，死之前让你把所有的刑罚体验一遍，折磨够了，最后砍头，还要把你剁成肉酱，煮熟了去喂狗。

如果这样还不行，那就连坐，一人犯法，株连九族。什么？诛九族都不怕？那就扩大范围，全乡全村跟你不沾亲带故的人，因为你的犯罪行为一块儿连带处罚，无他，只是因为跟你住得比较近而已。你不在意自己的性命不要紧，别人在乎他们的命，他们会为了保命严防死守盯紧你，稍有苗头就立马制止。

这种办法可谓是“立体交叉式覆盖”，最大限度地规避老百姓犯法的风险。此后历朝历代多多少少都有所继承，虽然它源自法家，但后世再信仰儒家思想的皇帝，都很难把这种刑罚废除。

说到这里，我们就能理解文章开头说的，为什么“五刑”里面没有车裂，商鞅却被车裂而死？因为人口的流动性越来越大，刑罚威慑的阈值越来越高，换句话说，老百姓们越来越不怕死了，统治者们要想继续稳固统治，只能不断提高刑罚的严峻程度，让老百姓们不敢再犯。

魏文侯当初任用李克（即李悝）变法时，李克写了一本《法经》，里面对盗贼处罚规定得很重，有人在路边捡了一捆无人认领的豆子，抓到了就得剁一只脚，虽然无人认领、没偷没抢，但心里动了偷抢的念头，也得重罚。

《法经》一共六篇，按顺序依次是《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李克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要想把国家治理好，最迫切的事情就是消灭盗贼。

古代“盗贼”的含义要比现在宽得多，小偷小摸，杀人放火，起义造反都算盗贼。魏国的开国君主魏文侯也算盗贼，他属于窃国大盗。只不过盗贼做到了他这个水平，不仅不会得到处罚，还能颁布法律去惩罚别人，但是心里多少会有些担忧，如果别人也模仿他该怎么办？

所以魏文侯要在魏国境内，全方位对盗贼行为严防死守，最好所有人一点点偷盗的心思都不要有，跟李克的法家思想是一拍即合。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法家搞这一套严防死守、严刑峻法，将整个社会全部纳入监控之内，不禁让人想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故事。

当初周厉王暴虐无道，首都人民对他很不满，于是周厉王派巫师在民间监听，听到有阴阳怪气说话的人，统统抓起来杀掉。导致首都人民走在大街上只能用眼神来交流——道路以目，最后发生“国人暴动”，民众将周厉王赶下了台。

这个事情发生在公元前842年，后人由此得出一个道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管理老百姓不能防得太死，要有个出口，多疏通采纳群众的意见。

那后人是不是都牢记并遵循了这个道理呢？从法家的盛行来看，很显然是没有。不仅没有，后世统治者还将“防民之口”玩出了花儿。

战国第一个变法的魏国，在法律条文里就有明确规定，议论国家政令和杀人同罪，一律死刑抄家，妻子罚入官奴。战国最后一个变法的秦国，在此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不仅说风凉话的要治罪，说好话的也一样。

总之无论国家颁布什么法令，老百姓只能做两件事，闭嘴和服从。难道他们都不看书，不知道“防民之口”的教训吗？不，他们当然知道，只不过时代不一样了。

周厉王时期还是传统的宗法社会，“国人暴动”里的“国人”指的是首都人民，多多少少都和周厉王沾亲带故，算是周朝的小股东，当然也还有召公这样的大股东，都有一定的政治权利。他们联合起来，是有这个力量将周厉王推下台的。

但是到了战国时代，整个社会礼崩乐坏，宗法体系全面瓦解，比如魏文侯之下，几乎全部都是外聘的高级打工仔。这种局面下，管理的性质变成了陌生人管陌生人，“防民之口”在技术上完全可行，而且也必须要做到“防民之口”，才能以雷霆速度推行变法。

尾声

最后总结一下，我国古代的刑罚从上古时期不掉皮不掉肉的“象刑”，逐渐演变成刀劈斧剁的严刑峻法，根本原因是时代变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人们的生存能力得到提升，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人口的流动性和社会规模与日俱增、不断扩大。

在这个局面下，用大砍大杀来震慑民众、用陌生人来监管陌生人、国君以下人人平等的法家思想适应了时代的发展要求，逐渐盛行起来。

多说一句，不是说法家的就一定好，孔子当年反对成文法的原因也不是没有道理：第一，有限的法律条文无法囊括人类复杂的行为，比如正当防卫就很难界定，操作起来太复杂；第二，语言文字具有模糊性，留下了很大的解读空间，容易被那些机灵的人钻空子，最后谁能玩转法律条文，谁就能赢得官司胜利。

试想孔子如果生在当代，估计有很大的可能会支持英美的海洋法系，尤其是英国的法律。法家的不足之处他们自己也知道，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拿出简单明确可操作的标准，让全社会迅速执行，一切以效率优先，尽快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像儒家那样扯皮拉钩，等长老们商量，猴年马月了才能解决问题。

以史鉴今，从中我们也可以学到一个为人处世方法，在如今的中国，和那些长期生活在人口流动性小、地区较为封闭的人群打交道，比如小县城、农村等，采用温情脉脉、亲疏有别这种带有强烈人情纽带的方式去沟通，更容易获得对方的好感和信任；而在人口流动性强，社会规模较大的地方，比如北、上、广、深这类一线城市，采用客观理性、就事论事、一切按规则这些看起来似乎有些不近人情的方式去处事，效率会更高，因为你也节约了对方的时间和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