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史5 古埃及早期历史
古埃及漫长的历史几乎与两河流域的西亚历史完全同步，讲到两河流域的西亚历史，就不能不讲讲早期的古埃及历史。
“在讨论任何一个上古文明时，对其发展都不能不受制于自然客观环境和气候地理条件的影响”对于这一结论，我们要有所了解。
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国家和文明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吧：
首先，国家的出现是以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为前提条件的：
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工具的革新，生产力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约公元前 6 千纪，人们逐渐使用金属工具进行生产，最初人们只知道使用铜制工具，纯钢的质地较软，并不适合做生产工具。于是人们又逐渐学会了在铜中加入锡，冶炼成青钢。青钢工具不仅锋利，并且坚硬，生产效率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一部分人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专门从事手工业，于是出现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
社会分工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使人们的劳动除了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之外，有了一部分剩余。
当生严力低下时，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共同劳动，共同消费，这时候没有私有时产，也就没有私有观念，但当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剩余产品为私有制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氏族首领和家族长利用对公共财产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将公共财产占为己有，这就不可避免地促进了私有制的发展和公共财产的解体。
最先变为私有财产的是生产工具、家畜、农产品等动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组织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集体劳动中逐渐分化出一些个体家庭的劳动，最初人们把农具放在自己家里，久面久之，它们就成了主人的私有财产，随后家畜和农产品也慢慢变为私有财产。
家畜变为私有在财产私有制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家畜除了食用，还可以充当罚金以及在宗教活动中作为牺牲，是较为重要的私有财产。
土地长期以来属于氏族的公共财产，但随着个体家庭在社会生产中作用的不断知强，属于集体的土地逐渐被个体家庭所占用，慢慢变为私有。土地，作为最重要的一种生产资料变为私有之后，私有制也就慢慢形成了。
私有制产生之后，阶级分化也就不可避免。先前部落之间血亲复仇的战争现在则变成了掠夺财富的战争。战争俘虏之前由于没有经济价值，经常被杀死。现在人们认识到可以利用战俘来进行生产劳动，创造财富，剥削他们的剩余劳动，战俘此后不再被杀死。这些被剥削的战俘就变成了低人一等的奴隶，他们无偿为主人服务，于是就出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而阶级也就自然随之出现了。
氏族内部财富的积累还引起了各家长制大家庭之间财富的分化。有的家族占有较多的土地、牲畜和奴隶，成为氏族部落贵族，而有的家族则日益贫困，成为穷人。
这样，除了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差别外，又出现了富人和穷人的差别。原始社会末期一系列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破坏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氏族制度，氏族制度也就逐渐瓦解了。
同时，由于生产关系的变化，也导致了当时社会各方面的相应变化，例如在氏族公社我们向最初的国家转化的过程中，就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制度，称为军事民主制。而这个从野蛮到文明的过渡时期，也称之为军事民主制时期。
军事民主制可以以氏族为单位，也可以以部落为单位，但以部落为多。
军事民主制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在形式上不同程度地保留着氏族民主制的因素，原来的部落组织如长老议事会、部落大会等等，虽然由于内部的分化而四分五裂，但仍然存在，在习惯上还具有一定影响；二是出现了军事首领的个人权力，但这种个人权力尚未达到国家统治权力的程度，个人权力受到氏族民主机构的限制。
成年男子参加的公民大会，氏族贵族和长老组成的议事会及军事首长，是构成军事民主制的三大要素。
随着战争的日趋频繁和私人财富的日益增长，部落酋长和军事首长的权力也就日益膨胀，因此他们的权威就构成了后世王权形成的基础。
随着军事权威的日益增长，那些代表民意的机构如公民大会、议事会等的作用也日益减弱，让位于以国王为首的官僚机构，国家也就最终产生了。
那国家和氏族之间有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呢？
其实，国家和氏族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其主要区别有以下两点：
第一，国家是按照地域来划分居民，而不再靠血缘关系，血缘关系对居民的维系作用越来越不重要。
第二，国家对居民的管理不再是原始的民主制度，而是使用凌驾于全体成员之上的公共权力，这种公共权力包括军队、警察、法庭和监狱等强制性的机构。
至于国家的产生有哪些途径和类型，恩格斯则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进行了精辟的论述。
他认为国家产生的途径主要有三种：雅典式、罗马式和日耳曼式。
雅典式国家是从氏族内部的阶级分化中直接产生的，没有或很少受到外来暴力的干涉，是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罗马式国家则是在贵族和平民激烈的斗争中形成的。平民摧毁了旧的氏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新的国家，贵族和平民都融合在新的国家之中了。日耳曼式国家则是日耳曼人在征服了其他民族广大领土的过程中逐渐建立了国家，是使用了暴力，在军事征服中产生的。
其次，当时那些金属器、社会分工和个体交换的发展；由此而来的私有制、私有观念以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发生；父权制、个体家庭的出现以及氏族公社的解体；掠夺战争、世袭王权以及亲兵制的萌芽等，这些都是导致国家产生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然而这并不是说，必须要等到这些条件充分具备、完全成熟以后才能产生国家。
大概正是由于考虑到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恩格斯才根据欧洲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把国家的产生归结为多种途径而不是一种途径。所以雅典是一个类型，国家是在氏族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罗马是又一个类型，国家是在原有氏族成员——罗马人和外来平民的斗争中，即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中产生的；日耳曼是第三个类型，国家是通过征服而产生的，为统治被征服地区，就需要把氏族组织变为暴力机关。
虽然各地区国家具体成立的方式可能有所不同，然而，不论各地区、各民族的具体情况是怎样地互不相同，在一般情况下，国家的出现总是与私有制、阶级相联系的，这应该是一种“不平衡中的平衡”、“个性中的共性”的社会规律了。
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出现在地中海沿岸的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稍后恒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以及希腊半岛和黄河流域也都出现了国家。
国家的产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它标志着史前时代的结束和文明时代的开始。
最早的文明中心就是在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和西亚的两河流域出现的，其形成时间大约在公元前四千年代后半期至三千年代初。继之在南亚的印度河流域、中国的黄河流域和爱琴海的克里特岛也出现了另三个文明中心，其形成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年代中期至末期。这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世界五大文明发祥地，在这里出现了第一批国家。
因为最初的国家又都是在原始部落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它一般只能局限于一个狭小的地理范围内，并且在不同程度上都带有一些军事民主制残留的痕迹。
这些刚成型的小国大都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并结合附近的农村而建立起来的，所以故曰城市国家，或简称为城邦。这是人类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
而城邦的政体有各种类型，大体可分为君主制与共和制两类，而共和又有民主共和与贵族共和之分。
这几种类型的政体，既同时存在于不同城邦之中，又构成为一个城邦的政体发展的不同阶段。例如，公元前 5～前 4 世纪初的希腊半岛，同时存在着雅典的民主共和制、斯巴达的贵族共和制和马其顿的君主制。列国时代印度的城邦，也同时存在着君主制与共和制。
在某些城邦中，贵族共和与民主共和是作为前后发展的两个阶段。例如，雅典在梭伦改革前是贵族共和政体，而后则发展为民主共和制。民主共和政体代替贵族共和制，是历史上的一个进步。因为它在政治上给予更多的自由民以民主，这不仅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至于君主专制帝国是在城邦领域扩大后，社会诸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的结果，是后来才发生的。这一过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存在。例如古代埃及的法老和罗马帝国的皇帝就都是专制君主。东方大河与谷地统一管理水利灌溉事业的需要，对于君主专制政体的早熟是有促进作用的。
正是由于古代世界各个民族历史发展的具体环境不同，所以君主专制政体形成的时间、发展的过程以及统治的形式都是有差异的；但是总的来说，从各种类型的城邦走向统一的专制帝国，是古代国家政体发展的一般趋势。
同时，世界古代文化虽然开始于埃及和两河流域，但其发展的高峰则是在后世的中国、希腊和印度，这一点我们也不可不知。
公元前 8 ～ 前 3 世纪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 5 ～ 前 4 世纪希腊的古典时代和公元前 6 ～ 前 4 世纪印度的列国时代，大体上处于同一个时代。在这三个古老国家的这一时代里，人才辈出，不仅在思想领域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而且在文学、艺术、史学以及自然科学等领域里也是百花齐放，欣欣向荣。这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这一时代的巨人们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就，不仅给各自民族的性格和思想文化传统打上了深刻的烙印，而且对后世的东西方文明也都给予不同程度的影响。因而这些辉煌的成果，堪称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不朽的遗产，在人类文明史上划出了一个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时代。
好了，讲了这里，我们来看看古埃及的地理环境到底对其有何影响吧：
首先，我们认为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影响是连续的永不间断的。自然界是先于人类而存在的，人类文明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的一切文化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进行的，地理环境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空间。
从时间上讲，人类文化活动永远不可能离开一定的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对文明发展的影响作用是永远存在的，这种影响作用从人类诞生的那一时刻便已开始，并将伴随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
古埃及文明就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影响下形成的。研究地理环境对古代埃及文明的影响，不仅可以使我们充分认识到地理环境对于一个民族文明的可塑性，认识到地理环境对于人类文明产生的重要作用，而且还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更好地把握古埃及文明的本质特征。
一、古埃及地理环境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正如恩格斯所说，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决定性的生产部门。而我们知道，世界最早文明发源地是古埃及和两河流域，同时，这里也是原始农业的发祥地之一。
在古代，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并不把自己的国家叫作“埃及”，而是叫作“凯麦特”，意为“黑土地”，有别于未经河流灌溉的“红土地”，即沙漠或荒芜之地。
而“埃及”这个名字是古希腊人对埃及古城孟菲斯（Memphis）的讹称。
古代埃及人原来把孟菲斯城叫作“白城”，意为“普塔神神灵之宫”，希腊语将其读作 Aigyptos ，如今埃及的英文名称（Egypt）即由 Aigyptos 演变而来。
现在，人们沿用了 Egypt 这个词来称呼这片土地，而原来埃及人称呼自己国家的名字却被人们遗忘了。
至于古代埃及的居民，通常认为最初是由东北非的土著人所构成，他们被称为哈姆人。后来西亚的塞姆人一批批地进入埃及，与土著居民逐渐融合。所以他们的语言属于所谓的塞姆·哈姆语系。
埃及地处非洲东北部尼罗河下游、亚欧非三大洲交界处的撒哈拉沙漠东部，其四周皆有天然物作为屏障：东面是海拔 800 米的阿拉伯沙漠高原，西面是利比亚沙漠，南部为高地，北部为浅滩密布、暗礁罗列的地中海海岸。埃及疆域，自第一瀑布起，直至地中海为止。
在地理上，古埃及分为两大区：孟斐斯以南的尼罗河谷地，叫作“上埃及”；孟斐斯至地中海岸的尼罗河入海口的地带，叫作“下埃及”。
上埃及（尼罗河下游）是一个狭长的谷地，宽度一般在 15 公里至 25 公里左右，东西两侧山峦起伏，山外是一望无际的沙漠。
下埃及（尼罗河上游）河川密布，气候湿润，土地平缓肥沃，自古就是埃及的粮仓。但是，此处却多沼泽，古时不易通行；只有从三角洲东面穿过苏伊士地峡，经由西奈半岛才可抵达西亚的巴勒斯坦、叙利亚等地，这是古代亚、非两洲的一条重要的通道。由于埃及的地理位置，它和西亚地区以及爱琴海等地区，很早就建立了联系。
上下埃及的分界线在今天的开罗（古代的孟菲斯）附近。
上下埃及在自然条件上，有很大的差异：上埃及气候干燥，几乎常年不降雨；下埃及则为地中海气候，雨量较多。
需要注意的是，上下埃及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文化概念，上下埃及具有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形成了不同的政治王国。
古埃及境内除了北部地中海沿岸地区有 50 ~ 200 毫米的年降水量外，其余地区的年平均降雨量均在 30 毫米以下。由于气候炎热而干燥和雨量极少，尼罗河——这条由白尼罗河和青尼罗河两条支流所构成的大河的泛滥，对于埃及农业经济的意义就显得特别重大。因为它不仅规定着古代埃及农业的生产节奏，而且也关系着整个埃及农业的丰歉和社会的兴衰。
尼罗河靠近赤道、发源于非洲东北部的布隆迪高原，河长约 6670 公里，它与亚马逊河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的两条河流（至于谁才是第一，还有不少争议）。
在极端干旱的环境中，尼罗河泛滥蕴含的水资源不仅提供了生产生活所需的水源，而且还将上游大量的营养土等矿物质带到埃及。
尼罗河每年 6 月开始涨水， 7 至 10 月是泛滥期，这时洪水夹带着大量有机物，灌满了两岸干涸的农田。几个星期后，当洪水退去时，农田便会留下一层厚厚的富含营养的淤泥，于是人们便可以 11 月进行播种，第二年的 3 至 4 月时就能收获。
此外，尼罗河还有一个特性，那就是每年的涨水情况基本上都是定时定量的（虽有一定的出入，但差别不是太大），所以，埃及从没有发生过像其他地区那样洪水滔天、淹没一切的大灾大难的情景。在希腊时代，西方人便把埃及称为“尼罗河送来的礼物”。古埃及人则更是将尼罗河视为“母亲河”。
由于尼罗河定期泛滥，使得河谷中冲击的土壤是柔软和疏松的，所以人们只要用简单的工具，例如小型的锄头和运土的篮子，就可以挖掘灌溉网，修筑拦水的堤坝，或开凿沟渠，排干低地沼泽的水，利用河水灌溉农田，开始灌溉农业。
正如希罗多德在埃及所看到的那样：
现在必须承认，他们比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包括其他埃及人在内，都易于不费什么劳力而取得大地的果实，因为他们要取得收获，并不需要做其他人所必须做的工作。
那里的农夫只需等河水自行泛滥出来，流到田地上去灌溉，灌溉后再退回河床，然后每个人把种子撒在自己的土地上，叫猪上去踏进这些种子，此后便只是等待收获了。
他们是用猪来打谷的，然后把粮食收入谷仓；并且尼罗河泛滥了几千年，几千年都没有成灾。
优越的地理条件、富裕的农业生产，给埃及文明的发展带来了明显的后果，尼罗河在古代埃及人的物质、精神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肥沃的土地和繁荣的农业使古代埃及的园艺、畜牧业发达，渔业也很可观。
但是，良好的自然条件却使古代埃及的农业技术长期处于了停滞的状态：几千年间农具并没有多大改进，直到新王国时期也只才把耕田用的犁具的形状稍加改变了一下而已。
这种优越的农耕生产条件，降低了他们应用铜铁工具的迫切性，从长远来看，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埃及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
二、古埃及地理环境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其实，在埃及至今尚未发现早期人类化石，但在尼三河河谷地和利比亚高原等地却发现了一些旧石器时代的遗物，其中最早的可追溯到 60 万 ~ 70 万年前，甚至 100 万年前。
在 1 万 ～ 2 万年前，由于气候发生重大变化，北非大部分地区变成不毛之地，人们逐渐聚集到尼罗河流域，依靠河水泛滥的平原和沼泽地，过着渔猎采集生活。
约公元前 18000 年，由于弓箭的使用，埃及进入旧石器时代末期或中石器时代。
到了公元前 6000 年以后，古埃及进入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尼罗河流域的文明从此开端。
但是整个埃及古代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考古学的历史。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古埃及人在被希腊人征服统治之后，其本土文明就在不断地消退，其文字也在逐渐地被废弃。
当后来的阿拉伯人又征服埃及之后，埃及人大多数就逐渐改信伊斯兰教了，并且还同时采用了阿拉伯语言和文字，之后，古埃及文明便逐渐消失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没有人能读懂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也没有人能够看懂古埃及人留下的建筑、雕像和壁画。
随着近代对古埃及考古挖掘的展开、文字的破译，逝去的古老文明才逐渐呈现在人们面前，古埃及文明这才“死而复生”。
早在旧石器时代，尼罗河流城的绿洲上就有居民在这里生活。
新石器时代之后，由于气候湿润，在埃及几乎所有的沙漠绿洲中，都有人类生活的印迹。在尼罗河的河谷地区，埃及人就发展出了丰富多彩的新石器文化。
约公元前 4500 ～ 前 4000 年前后，古埃及人逐渐学会了冶炼、制造铜器。此时，在上下埃及也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体系。
下埃及主要是法尤姆A文化、马阿迪文化，上埃及主要是巴达里文化、涅加达文化一期和二期。
下埃及的文化系统与巴勒斯坦地的文化联系密切，其陶器和叶片石器的形状与巴勒斯坦地区的类似。
上埃及的文化系统，从考古学的角度而言，具有完整的地层序列，更具有代表性。
1. 巴达里文化（前 4300 ～ 前 3700 ）
巴达里位于埃及中部阿西尤特（Asiut）的东南，尼罗河东岸。
巴达里文化约始于公元前 4300 年。当时的居民已定居务农，从事农业和畜牧业。他们种植大麦、小麦、亚麻等农作物，驯羊、绵羊、猪等家畜。生产工具除了使用石器工具外，也开始少量地使用铜刀、铜斧等工具表明巴达里文化属于铜石并用文化。
在手工业方面，巴达里居民能够烧出一种质地良好的薄壁陶器以及具有特色的黑顶陶器。
这一时期巴达里居民已经具有了“灵魂”这一观念，他们建造墓穴，埋葬尸体，同时供奉食品和用具，以供死者“享用”。
不过从墓葬的规模和殉葬的物品来看，这时居民之间并没有产生悬殊的差别。
一般认为，这个时期的埃及居民还是过着原始氏族公社那种平等民主的生活。
早期古埃及地理范围
2.涅加达文化一期（前 4000 ～ 前 3500 ）和二期（前 3500 ～ 前 3100 ）
在巴达里文化兴起的稍后，涅加达文化开始兴起，两个文化有重叠交叉的历史时间。涅加达文化与巴达里文化一样，也是以著名的考古遗址命名的。
涅加达文化，其实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称为涅加达文化一期、二期和三期。
在涅加达文化一期（也叫阿姆拉文化），社会分工进一步强化，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除在生产技术上较巴达里文化有所发展外，一个重要的成就，就是在居住地开始建筑起城堡（城市的雏形）。
涅伽达附近的“南城”可说是一个重要遗迹。城堡筑有防御的垣墙，还有用小砖建成的近似长方形的房屋，俨然一座设防的城市。这一时期的慕葬，在规模上和殉葬品上都有了明显的差别，它表明居民中开始有了贫富分化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私有制也似乎开始出现了。这种文化所反映的时代已到了氏族社会的末期。
在涅加达二期（也叫格尔塞文化），社会生产力取得了巨大进步，与生产力发展相联系的是社会分化也进一步加深了，导致了王权的逐步形成。
这一时期在生产技术上的一大进步是冶金术的发明。这时已不再利用天然铜，而是用经过冶练的铜来制造刀、钻、斧、锛以及匕首等工具和武器，并初步掌握了金银的加工和制作。因为金属工具的使用会大大地便于劳动和生活，所以当时的居民就纷纷从尼罗河两岸的边缘地带迁徒到尼罗河定期泛滥的平原上，开渠筑规，改进耕作，增进农业生产。商业贸易不但在国内进行，而且同国外，特别是巴勒斯坦、叙利亚地区，也有了交往。
此时，在上埃及也逐渐形成了三个主要的中心：阿拜多斯、涅加达和希拉康坡里斯。与此同时，上埃及的文化也开始向北部扩散。
当时古埃及的主要城镇分布在尼罗河两岸的平原地区。河谷盆地成为古代城市的生长点并非偶然，因为这些地区的土地不仅相对开阔、平坦，而且土壤肥沃、交通方便，适于人类生活、生产和发展经济。
到了原始王朝（涅加达文化三期）的时候，上埃及已经开始步入了文明时代，形成了若干个小的城市国家（城邦）。
上埃及的三个主要中心继续发展，虽然三个中心都属于涅加达文化，但是从陶器上来看，却存在着地方化的倾向。此时，人们逐渐发明了文字，在蝎子王的坟墓中，一些骨头和象牙做的小板上，以及陶制器皿和泥制图章上，出现了最早的象形文字。因为文字是从野蛮过渡到文明的一个显著标志。所以，文字的出现，更加表明了涅加达文化已经迈入了文明的门槛。
3.上下埃及的统一
在涅加达文化后期，希拉康坡里斯王国开始兴起。
希拉康坡里斯位于尼罗河西岸，底比斯的南边。
在希拉康坡里斯出土了一些文物，通过对这些文物的研究，学者们大致弄清了希拉康坡里斯王朝的世系及统一埃及的过程。
希拉康坡里斯王国的王大概有三位：卡王、蝎子王和那尔迈王。
虽然出土的有关卡王的文物不多，学术界也有争议，但是后面的两位国王则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另外，虽然有人认为蝎子王征服了下埃及，但是目前只除了一点零星的文物外，并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能够有力地证明蝎子王的确征服了下埃及，更多地学者认为蝎子王未必征服过下埃及，最多只不过认为他是征服下埃及的一个开端而已。
公元前 3 世纪的古埃及编年史家曼涅托，把埃及古代史分为 31 个王朝。其中，第 1、2王朝习惯上被称为早王朝时代（ 约前 3100 ~ 前 2686 年 ）。它是古埃及统一国家逐步形成，中央集权统治的雏形期。
虽然曼涅托在《埃及史》中记载，是美尼斯统一了上、下埃及，并成为第 1 王朝的第 1 位国王。但是在考古上却找不到美尼斯的任何考古证据，所以有的学者倾向于否定美尼斯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而认为他可能是一个传说中的英雄人物。有的学者则认为那尔迈很可能就是美尼斯，认为他们两个人不过是同一个人的不同称呼而已。因此，纳尔迈被现代的许多埃及学家认为是第 1 王朝的建立者，因为有确凿的文物作为其真实存在的证据，而不像美尼斯那样没有任何文物作为其存在的证据。
曼涅托说，埃及的统一是由美尼斯实现的，但考古发掘的证据表明，统一战争在所谓的美尼斯之前，至少在蝎子王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蝎子王的文物不仅在希拉康波里有发现，而且在北方的图拉地区也有发现，这说明他的活动范围至少已达到三角洲附近。
另外，在蝎子王权标头的浮雕中，最上面一栏里雕刻了一排旗帜，每面旗帜顶上都有一个小国家的特殊标志。据推测，这一部分雕刻可能反映了蝎子王领导的上埃及的一些小国，战胜了生活于绿洲或附近沙漠中的外国人，也可能是征服了下埃及的某些地方，甚至可能是三角洲东部。但蝎子王的统一活动仅仅是开始，并未完成。即使是征服了的地方，其统治也未必巩固。
他以后的第 1 王朝的纳尔迈的统一活动规模比他要大得多，但纳尔迈也未能完成统一。因为从早王朝政治形势的发展和当时生产力的水平来看，很难说那尔迈“完全征服和统一了埃及”，那尔迈的统一应该仅仅只是一个开端，是他开创了埃及统一的局面。此后在第 1 至第 2 王朝的许多国王统治时期，一直都在进行战争就说明了这一点。
古埃及真正的统一是在古王国时代（第 3 ~ 6 王朝，约前 2686 ~ 前 2181 ）。
这是古埃及史上农业、手工业、商业、建筑业等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第一个伟大时代。随着各州被兼并，形成了统一奴隶制国家，政权机构加强，确立了以官僚体制为基础的、君主独裁的专制统治。
古代埃及和其他许多地区一样，最初形成的都是小国寡民式的国家，国土面积不大，人口不多。当氏族部落开始转向国家过渡时，最早是在上埃及的许多“州”内发生的，并由上埃及向下埃及扩展。
这些州原来是适应水利灌溉事业的需要，由一些地域性的村庄结合而成的。希腊人称之为“诺姆”（nomos），中文译为“州”。
州长拥有军事、行政、司法、祭祀的大权，实为小国王。在州内一方面是由上层分子构成的贵族特权阶级，另一方面是由平民和奴隶构成的下层劳苦大众。
每个州都有自己的保护神，例如鹰神、公牛神、狼神、鳄鱼神等。这些州的国都是以某一城市（政治和宗教的中心）为中心联合附近一些村庄而形成的，故有些学者称之为城市国家，或简称城邦。
在当时形成的各个州或城邦中，他们为了争夺土地、水源、奴隶和财富，便经常发生战争。在战争中有时州与州之间彼此结成联盟，相互对抗，争夺霸权。在战争中失败的一方，要么会被杀掉，要么就成了俘虏。
后来在那尔迈初步统一了上、下埃及之后，埃及的历史就脱离了史前阶段，进入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文明阶段，一般称之为早王朝时代，又可称为古风时代。
那尔迈王在建立了第 1 王朝之后，他又在尼罗河三角洲的南端修建了一座新城，因为这座新城被白色的石膏粉所粉刷，所以其名曰“白城”，后来的希腊人称呼它为孟斐斯，埃及至第 3 王朝时曾迁都至此。
孟菲斯位于上下埃及交界之处，既可属于上埃及，也可属于下埃及，以此表明此城是上下埃及共同的首都，埃及是统一的国家。
从第一王朝开始，古埃及便正式开启了它那漫长的历史。
随着埃及国家的逐渐统一，便需要进行大量的农田灌溉和复杂的管理（以此来养活更多的人口）。由于备耕需要掌握河水泛滥的确切日期，于是确定季节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天文学就成为了与当时人们生死攸关的一件头等大事。
古埃及人为了不违农时和顺利地发展农业生产，他们便逐渐地认识到必须要掌握好尼罗河泛滥的规律。但是，如果想要准确地计算这一时间的话，那么就必须另外还需要有一种能够计算时间的历法才行。
又因为尼罗河的泛滥又和天上星体的运动有关，特别是每隔 1460 年便会出现日食、天狼星升空与尼罗河泛滥——这三者同时出现的奇特现象。所以，埃及神庙里的那些祭司们，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制作“形象图”。以此为基础，古埃及人便发展出了太阳历。
古埃及人把一年定为 365 天，把天狼星与太阳同时从地平线升起的那一天，定为一年的起点。一年分为 12 个月，每月 30 天，年终加 5 天作为节日，这就是埃及的太阳历。埃及的太阳历将一年定为 365 天，与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圈的时间（回归年）相比较，只相差 1/4 天，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准确的了。
埃及人又根据尼罗河的涨落和农作物的生长变化，将一年分为 3 个季节，每个季节 4 个月。第一个季节叫阿赫特，意为“泛滥”，是尼罗河水泛滥的季节 （ 7 ~ 10 月）。第二季节叫佩雷特，是“出”的意思，意即河水退去，土地露出水面，是农作物播种和生长的季节（ 11 月 ~ 次年的 2 月），也是埃及的冬季。最后一个季节，则是埃及的夏季（ 3 ～ 6 月），它是农作物成熟、收割的季节。
由于埃及相对孤立封闭的环境，太阳每天重复东升西落，尼罗河每年要定期泛滥；人的出生和死亡以及法老的即位和退位；从创世起开始延续，一直到无限，等等。按照这种概念，时间不断地循环和更新，季节每年轮回转换，生命体生死循环。
这种相对稳定和规律的自然环境，以及相对应的植物有茂盛和枯萎，使古代埃及人便产生了这样一种观念：世界是循环往复的，自然万物可以由死复生，人也应当如此。
为了准备来世的复活，他们认为必须好好保存尸体，没有尸体，人死后不灭的灵魂就无所依附，人也就无法再生。在这种来世观的支配下，将尸体制成木乃伊在古代埃及非常盛行。
这样，古埃及的医生于是很早就了解到人体内部各种器官的形状、位置，积累了较多的解剖学知识。这种制作木乃伊的特殊习俗，对人类医学科学的研究和发展也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因此，古埃及的医学有很大成就，在古王国时代，医生就有内脏、眼科、牙科等等之分。新王国时期，出现了介绍血液循环的医书。十八王朝初留下一部分治疗创伤的手稿，特别是像治疗头骨裂口或鼻内腔损伤。这部手稿的论述在科学上异常严整。
随着木乃伊制作技术的提高，埃及人掌握了物理和化学等学科知识。现代化学分析表明，泡碱是由碳酸钠、碳酸氢钠、盐和硫化钠混合而成的。由此可见，这些物质的化学作用已为埃及人所熟知，在制作木乃伊时作为浸泡尸体的干燥剂。
此外，尼罗河一年一度的泛滥之后，土地需要重新丈量，土地租税和宗教建筑中的数据也需要精确的计算，所以数学也就由此而发展起来。
三、古埃及地理环境对宗教发展的影响
一般来说，一种比较成熟的宗教应该有自己的创世说、神谱和对字宙的看法，即字宙观。埃及的创世说的形成，就与当地的地理环境的影响分不开。埃及尼罗河上游，夜短昼长，冬夏如一，故气候干燥。而日光的沐浴，又能使埃及人安心耕种，祛病延年，并喜从事种种活动。这样一来，长期的物质生产活动，就对古埃及宗教中的创世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而创世说在古埃及的宗教中又占有重要位置，它又深刻的影响了古埃及社会的许多方面。
古埃及关于字宙创造的神话，不仅是世界上最早的，可能也是最丰富的。
在古代埃及，保留了创世论的三大宇宙神学体系：赫里奥波里斯（Heliopolis）神学、赫尔摩坡里斯（Hermopolitan ）神学和孟斐斯神学。
赫里奥波里斯神学就是埃及早王朝时代流行的宇宙创造的最早的神话学说。
赫里奥波里斯（今埃及开罗），被古希腊人称之为“太阳城”，它是古代埃及除孟菲斯和底比斯之外最重要的城市，也是下埃及 13 个诺姆（州）的首府。
赫里奥波里斯神学的主要特征在于其创世论和神祗体系，其神祗体系为九神团（Ennead）体系，即后世希腊作家阐述时所引用的体系，分别包括太阳神阿图姆、风和空气之神舒、雨神泰芙努特、天空女神努特、大地之神盖布、冥王和农业之神奥西里斯、生命与魔法女神伊西斯、沙漠和风暴之神赛特、房屋和死者的守护神奈芙提斯等九位由血脉所关联的神祗。
其中空气之神舒和雨神泰芙努特均为由西亚迦南地区传来的亚洲地方神祗信仰，冥神奥西里斯也是由布赛里斯（Busiris，原名杰都Djedu）地区原本的死亡之神安杰提（Andjety）的神格演化而来，但这并不影响赫利奥波利斯神系的最终融合与形成 。
此外古埃及最早的创世神学不仅出现在赫里奥波里斯城，同时它也成为了太阳神“拉”的崇拜中心。
古代埃及人称所以称自己的国家是太阳的国度，是因为太阳不仅自古就是埃及人最重要的神明，而且也是它给予了万物以光明和生命。因此古埃及人对于太阳特别崇拜，太阳对埃及人来说至关重要。
由于太阳每天早晨从尼罗河东岸升起，然后晚上在西岸降落，所以在古埃及不同时期，便有了分别信仰不同的太阳神。例如早晨的太阳神凯布利（Khepri），正午的太阳神拉（Ra），黄昏的太阳神阿图姆（Atum）。此外，还有阿蒙神（原本是底比斯的主神，当底比斯成为全埃及的都城后，他便成为新的太阳神。后来和拉融合为阿蒙拉），阿顿神（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埃赫那吞改革时期的太阳神）等等。
在希腊语中，赫里奥坡里斯等同于埃及语的“拉”。拉是用来指太阳，特别是一天中正午的太阳是最耀眼、最明亮的时候。
从早王朝到古王国时期，古埃及国家的太阳神信仰经历了从萌芽到成熟的发展历程。在这一过程中，太阳神崇拜、王权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来世信仰三者之间产生了复杂的互动关系。
早王朝时期是太阳神信仰的萌芽阶段，到阶梯金字塔建造之前，都只有零星的史料。
在第 4 王朝时期，君主成为太阳神在人间的代表，太阳神、君主及其来世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死去君主的供奉成为太阳神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 5 王朝是太阳神信仰的全盛时期，在官僚体系与王权制度化的同时，太阳神信仰也走向制度化，君主修建单独的太阳神庙，对太阳神的供奉从对君主的供奉中独立出来。
第 5 王朝末期至第 6 王朝，冥王奥西里斯信仰出现，并与太阳神信仰相互融合，世俗君主在来世信仰中的地位为奥西里斯所取代。至此，古埃及宗教体系的基本框架已构建完备，太阳神、王权与以奥西里斯为主的来世信仰这三大要素成为了后世埃及神学体系的基础。
在古埃及宗教信仰中，太阳代表着生命与复活。根据丧葬经文的描述，太阳神在夜晚进入冥界，照亮地府的亡灵，使其复活，并在午夜与冥界之王奥西里斯（Osiris）相结合而获得新生。同时，太阳神与王权也密不可分。君主作为太阳神之子统治着世间万物，而太阳永无止境地东升西落，则象征着王权的永恒。
拉神最初只是埃及众多太阳神之一。随着古王国第 5 王朝（前 26 ~ 前 25 世纪）的逐渐强大，拉神从赫里奥波里斯的地方神一跃为全埃及的神，从而取代了古老的创世大神阿图姆，位列九柱神之首。但其他方的太阳神并没有消失，而是和拉一起构成复合神。比如与阿图姆融合形成了拉—阿图姆，与阿蒙神形成了阿蒙—拉，偶尔也有把许多神的名字连在一起，如“拉—哈拉赫提—阿图姆—赫普里”等等。
拉神被认为是众神之父，是埃及的第一代国王，因此在埃及法老的徽章上都标明了“拉神之子”的字样，就如同我们中国古代的“天子”一样。
阿图姆原是古埃及神话赫里奥波里斯这一体系中的太阳神。它不仅是黄昏的太阳，并且还被认为是宇宙惟一的创造者。赫里奥坡里斯神学的宇宙“创世论”，就宣扬阿图姆或拉—阿图姆，或阿图姆—凯布利，为一切事物的创造者。在后起的拉神信仰出现后，阿图姆的最高神和太阳神的地位便被逐渐取代，并与拉融合为一个神的不同神格，被视为黄昏的太阳。
原初凸地阿图姆的形象，具有极为重要的含义。
传说，阿图姆最早出现于混沌之水中的“原始丘”，而“原始丘”或许是象征着赫里奥坡里斯市区旁边的太阳神庙中的“沙丘”或“高沙地”。
这种原初山丘或凸地的意象与尼罗河洪水泛滥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每年一度的洪水来临时天地苍茫，惟余莽莽。一旦洪水消退，无数的凸地便从水中显露出来，很快就神奇般地布满了各种生命——草木、花卉、昆虫、动物。凸地本身仿佛就是千姿百态的新生命的渊源。
这种观念扩而大之到宇宙范畴，便导致了“包含一切之神”——阿图姆的诞生。
从象征的含义而言，从原初一片水天相接的混沌中出现的原始丘阜是世间第一块凸地，是生命的摇篮。这块凸地四周的坡面以阶梯为主而成为种植农作物的梯田，进而演化成为古埃及最典型的象征符号。
虽然孟菲斯神学在三大神系中产生最晚，而且也大量的借鉴了前两者的众多内容，但孟菲斯神系学与前两者不同之处在于它拥有古埃及时期的典籍系统的记载，而不像前两者仅能以现有的残存文献文本进行归纳总结，所以孟菲斯神学反而是三大神学中最具体详细，而又最为现代人所熟知的一个。
赫里奥波里斯神学以阿图姆为造物主，并保留了九柱神的起源及其与王权关系的神话。赫尔摩坡里斯神学鼓吹八神团，显然来自于赫里奥坡里斯神学。孟斐斯神学以普塔神的创世为主，并保存了有关荷鲁斯和塞特之争的神话。
宇宙创始的三大神学体系，反映了在不同中心形成的古埃及人关于宇宙及其起源的不同的观念，展现了古埃及人对天地大自然崇拜的普遍性。
与尼罗河水每年有规律的泛滥与消退相对应，植物也有茂盛和枯萎；太阳每天也有升起和落下，等等。由此在埃及人的原始思维中，便开始认为时间是由众多周而复始的周期循环构成的（这与印度古代哲学关于时间的观念相似），包括日、夜、周（ 10 天 ）、月、年乃至数百上千年的具体周期。
这些自然现象的周而复始，便像刚才我们所说的那样，它使古代埃及人产生了一种世界是循环往复的，自然万物可以由死复生，人也应当如此的世界观。
他们相信生命与死亡之间的界限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逾越的，就如同一年一度的尼罗河泛滥使枯萎的植物复苏一样。他们希望，在各种条件具备的时候，死去的人也能够复活。
古埃及的冥界概念与自然的节律尤其是太阳的升落有密切关系。
奥西里斯被塞特谋害后成为冥界之神，成为大自然潜在的力量，他蛰伏于黑暗的地下，颓然无助，但他的爱妻伊西斯却是埃及人心目中引导太阳升起的天狼星，她在东方的地平线上，是新年的前导，因此她与奥西里斯的结晶荷鲁斯的诞生，昭示着新年和新时代的来临。
此外，太阳每天早晨从尼罗河东岸升起，然后晚上在西岸降落，这一自然现象令古代埃及人产生了这样的联想：太阳在早晨出生，经过了婴儿、童年、青年、壮年和老年的“生平”之后，晚上回到阴间，经过一夜的休整在晨曦中又获得了再生。
古代埃及人从史前时期开始便把墓地放在居住地以西的沙漠上。这样做一是因为可作为耕地的河谷地带面积有限，二是因为他们认为死去的人应该尽可能被安置在离日落的位置更加接近的地方，以便他们能够沿着日落的方向尽快到达太阳在夜间休养生息之地，并且借助太阳在早晨新生的力量重获生命。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的影响，埃及人注重来世。古埃及人关心死亡，他们把对死后的物质准备工作当作现世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他们相信，只要尸体保存完好，不死的灵魂就会返回到它的主人那里，并且和它的主人一起在来世享受永恒的生命。
后来出现了主要为贵族奴隶主阶级死者安葬时，用于帮助死者顺利通过奥西里斯冥府之神的审判，并保证来世的美好生活的宗教文献，其中包括馆文、死者书（亡灵书）等等。
由此可知，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社会，农业、科学技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理环境。正是基于人类生产、生活的需要，出现了适应当地环境的农业、技术，也形成了反映当地环境条件的宗教信仰。
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地域文明的差异性。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认为，全部历史都必须用地理观点来研究，地理提供了历史和文化的自然背景和舞台场景，历史事实与它联系在一起才具有意义。这一说法虽然有些武断，但是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确实是有着密切而又分不开的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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