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女战士王泉媛,24岁被俘,遭敌人霸占,再见前夫已是副国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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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82年夏天,一列专车沿着京广线朝北京驶去,车上坐着的人心情很是复杂。尽管窗外风景旖旎,她却完全无心欣赏,心中默念的仅有两件事:恢复自己的党籍以及看一看自己曾经的丈夫。
车上的人是已经69岁的王泉媛,自24岁与丈夫王首道分别后,两人已经有47年未曾再见。
当年,两人在长征路上结为夫妻,真正意义上相处的日子不过短短两天。随后,便是漫长的47年的守候与等待。

王泉媛
长征路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一对刚刚成婚不久的爱侣被迫分开呢?
1935年元月,22岁的王泉媛随着红军到达遵义,与蔡畅大姐、金维映以及刚刚从保卫局调过来的王首道等人一起,肩负起了对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动群众打土豪等工作。
别看年龄小,此时的王泉媛参加革命已经有五六年了。16岁那年,她偶然碰到了敖城起义成功的红军战士们向群众作宣传。挤进人群听了一会儿后,这颗年轻的心中被注入了新的红色血液。王泉媛心动了:起义是对的,我也要加入进去,领导穷人翻身!
回家后,她就学着红军的样子剪了一顶八角帽子,剪去自己的长发,做了一身非常利落的打扮。随后便经常参与到起义成果的宣传队伍中,还曾经参加起义队伍的日常操练。不久后王泉媛便成为少年先锋队队长,兼任当地共青团妇女干事。

虽然年纪小且没读过书,王泉媛却聪明又努力,于宣传工作上很有天赋,很快便被上级发现了她的才能。1931年,刚刚参加革命一年多的王泉媛升任吉安县少共县委妇女部长。
王泉媛奉命去古冈白区发展青年团。当她划着一艘小船快到达目的地时,却被四个“白军”截住了。四人端着枪威胁道:“黄毛丫头要往哪里跑?”
面对威胁,王泉媛镇定自若:“你们要捉我的话,我一定拉着你们一起死到河里!”
俗话说,脾气暴得怕不要命的。王泉媛摆出了一副拼命的架势,吓住了岸上的几个白军。几人不敢接近她,只远远地放冷枪。王泉媛俯身趴到船上,沉着划桨前行,成功从“白军”的眼皮底下闯了过去。
随后的几年间,她的工作成果屡屡获得认可,1933年十月时已经够资格出席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后她进入“共产主义马克思大学”高级班学习,毛主席也是这里的老师之一,经常会为学生们上课。

一次,同学们刚好碰到了毛主席和贺子珍傍晚抱着孩子散步,便纷纷上去逗孩子玩。毛主席也与同学们交流起来,他刚好问到了王泉媛:“小鬼,你叫什么名字呀?”
王泉媛认真回答了主席的问题,向主席汇报了自己这几年在家乡妇女和青年工作中的成果。毛主席听后十分高兴地称赞道:“妇女能顶半边天,再加上青年,你做了多半边的工作,这很好哇!”受到毛主席鼓励的王泉媛更加高兴,也更有动力投入到为群众闹革命的工作中去。
自小没有读过书的王泉媛很珍惜学习的机会。但因不识字,她读书听课很是困难。得知她情况特殊后,董必武专门安排了一个女生辅导她识字。半年学习后,王泉媛认识了大部分常用字,读书便没什么问题了。
除了文化课,学校还要求学生们学习军事课程,如投弹、射击等。于军事实践一项上,不怕吃苦的王泉媛表现非常出色,军事成绩非常优秀。
王泉媛在充实自己的同时,革命局势却日益凶险。1933年到1934年间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迫使红军走上了艰苦的长征道路。

王泉媛不怕吃苦,她随同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尽管长征军中女性很少,但她们也得不到特别的照顾,往往还承担着群众宣传、照顾伤病员等任务。
据她回忆,有一次她负责护理一名受伤的师长时,负责抬担架的脚夫不慎受伤,王泉媛顶了上去抬担架。在肚子填不饱的情况下,抬着一个男人走上好几天的山路,王泉媛的韧性和精神可想而知。在长征途中,她一人安置的伤病员就有五十多人。
每到一地,红军仍然要向当地群众作宣传,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搭台演习。王泉媛天生一副好嗓子,身材又高大,经常在戏中反串演男性角色,也能博得阵阵掌声。

这样一位优秀的女同志,自然会吸引其他男同志的目光。进入遵义后日日与她一起工作的王首道就是其中之一。为追求王泉媛,王首道拜托一同工作的蔡畅、金维映等人代为捅破窗户纸。
蔡大姐她们也是痛快人,直接找上了王泉媛:“你看,王首道这个人怎么样?”话音一落,王泉媛的脸一下子就红了。金维映打趣了一句:“你羞什么呢,你也知道,他早就对你有意思呢!”
王泉媛也早已对王首道有了情谊,两人顺理成章地就在一起了。到达遵义的第七天时,部队接到命令,次日就将离开此地。于是,两人没有讲究那么多,就在长征路上办了一场简陋但依然温馨的婚礼。
王首道与王泉媛的结合,也成为长征路上党组织第一对批准结婚的新人。

左一王首道
其实,对于两人来说这都不是第一次婚姻。王首道的第一任妻子王绍坤也是革命者,早年曾经在湖南加入过游击队。但1931年时,王绍坤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后杀害,年仅20岁。
王泉媛的第一次婚姻则是封建迫害的产物——她曾经是一名童养媳,“王”这个姓氏也是随第一任丈夫的姓。王泉媛本姓欧阳,是家中的第四个孩子。然而,连年战乱与灾荒很快让父母养不起四张嗷嗷待哺的嘴。九岁那年,最小的女儿被卖到了临乡做童养媳,自此改名为“王泉媛”。
好处是,临乡人对她并不算差,她要求参加革命时也得到了婆婆和丈夫的理解。只是为了怕事情有变,要求她立刻完婚。16岁那年王泉媛第一次结婚,她的第一任丈夫此时已经32岁了。
走上革命道路后,王泉媛逐渐与第一任夫家失去了联系,在得知消息时已经是对方病重不治。尽管两人谈不上什么感情,王泉媛还是带上了白花以表哀悼。

这次与王首道结婚,完完全全是两情相悦,这是王泉媛上一段婚姻关系中没有的。新婚的晚上,王首道送了她一把三号小手枪和八粒子弹作为礼物。王泉媛想了想,对王首道承诺道:“按照我家乡的风俗,我该送你一双亲手纳的千层底布鞋。我现在拿不出来,以后一定会给你做!”
新婚之夜后,两人便因所在部队路线不同而分开了。王泉媛随着红四方面军走,王首道则随红一方面军北上。
再见时已经是1935年6月,两支部队相聚于两河口驻地。王泉媛刚随卫生部到达两河口,便接到了王首道派通讯员送来的信,邀请她到木楼中一聚。离别时,王首道送她回到卫生部驻地,还特意叮嘱:“记得你要送我的鞋子!”
当时两人还不知道,这一离别,就是足足半个世纪。

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错误指挥下,错误变北上为南逃。王泉媛并非高层干部,对这些并不特别清楚,依然十分认真干自己的工作。
部队南下翻越夹金山打进西藏地区时,当地有人向土司造谣称:“共产党派来了巫婆,不杀掉她们就会有大祸来临。”
为应对土司的谣言,王泉媛找了当地懂汉语的藏族翻译帮助宣传红军的政策,同时自己深入每家每户为藏族群众治病,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三个月的努力后,她成功在道孚、炉霍两县建立了青年团组织。
四方面军曾经三次翻越夹金山,学过藏语、懂得藏族群众风俗的王泉媛成为队伍的“领头羊”,每当需要与藏族群众沟通的时候总是她来负责。贺龙、肖克率领的二、六军团前来会和时,也是她前去接应,还为部队搞到了四十多袋粮食。

与二、六军团会合后,四方面军将全军一千三百余名女同志单独成编,组成了妇女先锋团。王泉媛成为了这支先锋团的团长。
这支优秀的妇女部队却没有存在很久。1937年,红四方面军遭遇西北军阀马步芳的疯狂阻击:1月,第五军全军覆没;3月,第九军同样基本丧失战斗力。危急情况下,王泉媛主动站出来,提出由妇女先锋团来打掩护,用自己的牺牲掩护大部队撤离。
请求被批准后,王泉媛带领同志们在芦源口设下了三道防线,要求同志们至少守住半天时间,以保证部队能够转移脱险。
当时,女子先锋团的武装力量已经到了近乎山穷水尽的地步,全团每人只有五发子弹。为了珍惜子弹,王泉媛不得不要求同志们等到敌人距离阵地二百米以内时再开打,做到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尽管如此,子弹还是很快用光了,只能换上红军自制的土手榴弹。手榴弹能扔出去的范围更短,女同志们不得不将敌人放到距离只有二三十米的时候再打。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敌人也看清了对面都是女同志。一群缺乏纪律的军阀手下顿时兴奋起来,喊着“捉到了就做老婆”,向妇女先锋团的女同志们扑来。
后来王泉媛悲痛地回忆,这一战中妇女先锋团至少战死了六百人,其余的只有少部分侥幸逃脱,大部分都被俘虏了。
王泉媛带着部分战士在芦源口逃脱了,但因为对地形不熟悉,加上战士们身上大都有伤,她们转战数月后还是被俘了。
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在洽谈中,马步芳不好公开杀了她们,而是陆续将女战士们发配给马家军中的士兵做妻妾。女战士们誓死抗议,却无奈她们此时已经被缴械,只能臣服于暴力。
王泉媛没能幸免,马匪要将她嫁给工兵团长马正昌,要么同意,要么被打死。王泉媛心中记挂着王首道,本是宁可被打死也不愿同意的。但此时她身边还有两名身患重病的女同志,她以给两名同志治病作为交换条件同意了。

马匪表面上同意了,实际上并未兑现诺言。得知情况后王泉媛愤怒撞向了城墙,醒来后又遭到了马正昌一顿毒打。她身上血流不止,足足贴了五道黄纸才止住。因为性格刚烈,王泉媛多次遭到毒打。
隐忍一段时间后,王泉媛趁着马正昌的工兵团调走修路之机,向马家做饭的女佣求救。女佣同情她,为她找到了一些化妆用的东西,以及一些男式服装。王泉媛化妆成了一个男士,终于逃出马正昌家,于1939年3月到达兰州。
逃出后王泉媛想要第一时间回到部队。但因为当时情况特殊,部队不接待第三年后回来的离散同志,担心有奸细,王泉媛被迫离开了自己深爱的革命队伍。后来她无意中得知母亲重病的消息,只身乞讨回到了老家江西。因不知道王首道的情况,她嫁给了当地农民,过上了种田的普通农妇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过了一段相当不容易的日子,终于在1962年又联系到了朱德老总和他的夫人康克清。由康克清作保,她来到北京恢复了党组织关系,也再次见到了王首道。
此时两人已经各有了新的家室,但曾经的那份感情和战友情,还是让他们忍不住泪流满面。走的时候,王泉媛留下了47年前曾经承诺过的那双布鞋,这双鞋本应象征着两人爱情的开始,最终却成为了两人永别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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