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被称为”敦煌的女儿“，2020年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她登上领奖台，发表获奖感言时说：

“我的丈夫彭金章，放弃了武汉大学他创办的石窟考古专业，放弃了他心爱的商周考古的教学，来到敦煌。他从来没抱怨我，相反我做一些事能做成了，他为我高兴。非常可惜他2017年去世了，我觉得我对不起他，他对我那么好，而且勤勤恳恳为敦煌的学术工作做出了成绩。我想他在天之灵应该知道，这个军功章的一半应该属于老彭”。

相识于北大

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都是北大考古系的高材生。因为彭金章上学时候就一头少白头，显得比较成熟，樊锦诗就叫他“老彭”。

樊锦诗神经比较大条，对感情方面还很懵懂，只觉得老彭很温暖，去图书馆会给她占座位，会把老家带来的土特产留给她尝尝，会送给她黄色带红点点和绿点点的俗气手绢，樊锦诗觉得少年老成的老彭很可爱。

可是樊锦诗不知道的是，老彭对她的不一样，都是因为钟情于她。两人的心慢慢向一起靠拢，但从来老彭从来没有正式表白过。

有一天，老彭突然对樊锦诗说：我想带你去我大哥家，我哥哥住在百万山庄。樊锦诗知道老彭是哥哥带大的，长兄入父，这是要带她见家长的意思，虽然没有确立恋爱关系，但是樊锦诗明白了老彭的意思。

樊锦诗欣然接受，回来后在慢慢的相处中，樊锦诗对老彭越来越青睐。

1962年两人毕业了，樊锦诗分配到了敦煌，老彭分配到了武汉大学，两人相隔万米的距离。分别时，樊锦诗对老彭说：很快，也就三四年，等到学校分配新人，就去武汉找你。老彭说：“我等你”。期间他们靠书信往来，以解相思之苦。

老彭去武汉大学时，还没有考古系。1976年创办考古系后，老彭当系领导和考古教研室的负责人，可以说从零开始，一手建立了考古专业和第一批师资队伍。

60年代的敦煌住土房、睡大炕、吃杂粮，晚上用手电筒照明，上趟厕所要走很远，没有商店，生活条件跟北京比相差很远，这对于樊锦诗来说，适应是最大的挑战。

刚到敦煌的时候，樊锦诗特别怀念上海的家人和北京的生活，每当这个时候就特别失落。吃的方面除了土豆片，萝卜片就是白菜片，春天最好吃的东西竟然是榆树钱。因为长期营养不良，樊锦诗有一次直接晕倒在办公室。

但是樊锦诗把所有精力都用在了工作中，慢慢的习惯敦煌的条件她也曾经动摇过，但是每当走到石窟中，樊锦诗都觉得自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为祖国事业奋斗是值得的。

三年后相聚

1965年，樊锦诗在敦煌的第三年，老彭从武汉去看他。樊锦诗带他看了敦煌的许多莫高窟。从考古到艺术，两人相谈甚欢，有说不完的话。唯一没有谈也不敢谈的是两个人的未来，当初说好的三四年，可能遥遥无期了。

两人在一起度过了开心的8天，老彭回武汉时，拉着樊锦诗的手说：“我等着你。”这句话太重了，樊锦诗泪如雨下。

1967年两人结婚了，第二年樊锦诗就怀孕了。本来计划好樊锦诗提前约一个月回武汉生孩子，一切孩子的物品都在武汉。

当樊锦诗去革委会请假的时候，主任不但不给假，还对樊锦诗蛮横地说：“哪里不能生孩子？非要到武汉去生。”

樊锦诗含着眼泪转身就跑出了办公室，特别想放声大哭，但是她不想别人看出她的脆弱，强忍住了。随后，樊锦诗接到通知，和其他人一样参加秋收劳动。

同时劝樊锦诗请假，樊锦诗赌气没有请，挺着大肚子和大家一起摘棉花。摘了一天棉花，就动弹不得了。有经验老乡一眼就看出樊锦诗快生了，非常同情她，也很为她着急。劝樊锦诗赶紧回去，以免发生意外。

樊锦诗仍然倔强的坚持摘完棉花，等劳动结束回到研究所，樊锦诗再去已经走不了路了。因为劳动强度过大，回到单位没有多久，樊锦诗发现自己的小便有血。

樊锦诗赶紧找了位有经验的女同事咨询，女同事告诉樊锦诗这是见红了，哪儿都不能去了，必须马上去医院。

没想到计划不如变化快，樊锦诗没来得及回武汉，在敦煌就生了。当时孩子没有一件衣服，樊锦诗只能用自己的“棉猴”让护士给孩子裹上，然后又让护士发了加急电报给老彭，告诉他已经生了。

老彭接到电报，把给母子两准备的衣服、奶粉、鸡蛋等放了慢慢两筐，挑着扁担直奔火车站，两天两夜后才到了樊锦诗生产的医院，一见到老彭，樊锦诗所有的委屈出来了，她再也忍不住了放声大哭。老彭心疼的不得了，把妻子揽在怀里不停地安慰。

老彭在敦煌待了十多天就被武汉那边催着回去，樊锦诗只能自己带娃。产假修完后，樊锦诗只能把孩子绑在襁褓中，上班前喂一次，中间回来喂一次。

但是等到孩子六七个月，能爬时，有一次回家，樊锦诗发现孩子掉到了生着的炉子的煤渣里，不禁一阵后怕，如果掉到炉子里，后果不堪设想。

后来樊锦诗又有了老二，夫妻两决定老二送到河北的大姑姐家寄养，老大由老彭带到武汉。两三年后，樊锦诗把老二接到身边，因为教育问题，老二也送回武汉由老彭带着。老彭的工作也很忙，为了支持樊锦诗的工作，他无怨无悔，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两个孩子，既当爹又当妈。

19年后终团聚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两人都意识到，必须结束分居生活了。甘肃和武汉大学双方都不放人，争执了很久。1986年，为了两人工作调动问题，，甘肃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各派一位干部到武汉大学，跟校长谈判，校长也没有办法，最后让老彭自己做决定。

老彭决定去敦煌，他说：我们两个人，总有一个要动，那就我走吧。

樊锦诗说过，如果老彭选择不动，她是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放弃家庭的。只不过没有老彭的成全，就不会有后来的樊锦诗。两人毕业时的分开，整整团聚后竟整整花了19年。

2017年，老彭确诊为胰腺癌晚期，面对这样的结果，樊锦诗几乎绝望，她瘫坐在地上，嘴里喃喃道：怎么办？怎么办？她请求医院想尽办法救老彭，之后两个儿子到了医院后，和医生商量治疗方案时。

医生表示：老彭年龄大了，如果开刀，无疑雪上加霜，樊锦诗跟儿子们商量好，最后和医生定下的治疗方案是：减少痛苦，延长生命，不搞抢救。

虽然治疗过程中努力使老彭减轻痛苦，但是这个病不疼痛几乎是不可能，但是老彭一直保持乐观的心态，积极配合治疗。后期，樊锦诗搀着老彭走路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他在发抖。

老彭说：自己又酸又胀，想安乐死。老彭很要强，痛到忍无可忍的程度，也要坚持自己上卫生间，来回的变换姿势缓解疼痛，却从来没有喊叫过一声，医生来查房的时候，他还能露出笑容。

樊锦诗的心里是难过的，她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想各种办法，好好护理老彭，陪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有一天，樊锦诗轻轻摸摸老彭的额头，老彭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抬起身子，把樊锦诗搂过来吻了一下。老彭走的那一天早上，医院五六点钟就来了电话，说老彭心率、血压下降，樊锦诗知道可能不行了，就急忙往医院赶。

等到医院的时候老彭已经昏迷了，樊锦诗大声叫他：“老彭！老彭！老彭！”樊锦诗一叫，老彭就流眼泪了。听人说弥留之际听觉是最后消失的，樊锦诗觉得老彭应该是听到了，那是中午12点。

老彭走后的一个月，樊锦诗又回到了敦煌。她说：一切只是老样子，只是我的老彭不在了。

樊锦诗和老彭的感情让人感动，那个年代没有轰轰烈烈，只有朴实含蓄，却长久深情。感动于他们的相濡以沫，互相牺牲与成就。

2023年5月4日，北京大学建校125年，樊锦诗回到母校北大，捐赠1000万，设立“樊锦诗教育基金”，用于支持北大的敦煌研究所。当之无愧的“敦煌女儿”，致敬樊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