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垦往事——饥饿的记忆

前几天有个当年的知青看了我写的文字说，你们那时比到农村的知青条件好，起码还有供应粮和工资，这话也对。

即使是这样，许多军垦战士还是常常饿肚子，那时的战友一顿饭吃上七八个馒头的绝非个别。

八十年代前出生的人，大都体验过饥饿的滋味，那时人们见面打招呼第一句话是“你吃了吗”？可见吃饭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头等大事。饥饿的记忆深入灵魂。这种招呼方式一直延续至八十年代后，方才渐渐消失于人们日常生活礼仪中。

据当年西湖农场，即七团六连战友王燕儒回忆，她先是劳动，后来当了农场老师。

当年她在西湖农场和战友一起垦荒，顶风沙、战严寒，开荒种地、挖渠放水、打坯盖房，住地窝子、睡地铺的情景几十年后仍历历在目。

那些苦、那些累，都能忍受，唯有一种感受让她刻骨铭心、难以忘怀，那就是饥饿。

西湖地区土地沙化、盐碱化非常严重。浇过水的农田地表形成一层厚厚的碱皮，人走上去“咯吱咯吱”响，脚能陷进去一半，鞋里灌满了碱皮子。

他们开荒后播下的小麦籽种，不少都被碱壳糊死了，无法破土而出。没死的麦苗长势都不好，矮的只有一尺多高，麦粒也不饱满，割麦子时就像薅草。那时粮食定量，每人每月45斤。

听起来觉不少，但没肉没蛋、没油没菜，更没有什么副食品，只是干嚼那几口窝头和芽麦面馒头，每天又要干繁重的体力劳动，那点口粮根本不够吃。

每天等不到收工就已饥肠辘辘，饿得前心贴后心了。男生更甚。

大多数人都靠父母寄点粮票作补贴，或是让家里寄点食品。那时不管谁家寄来了包裹，常常是大家一同分享。包裹刚一打开，能入口的东西片刻间便被吃个精光。

饭量较小的女生还能节约一星半点的饭票支援给男生，饭量大的女生就爱莫能助了。

业余时间弄点什么能吃的东西充饥就成了大家最大的愿望和乐趣。

1970年秋天，王燕儒在二营小学当教员，她和田淑兰、毛华淑三人饿得实在受不住了，到炊事班好说歹说买了一捆大葱和一些辣椒，回来洗干净，切成寸段儿，撒上一把盐拌了拌，就大口小口地吃起来。一会功夫一盆大葱拌辣椒就被他们三人吃光了。

呆了一会，只觉得胃里一股烧灼感，手也火辣辣的。晚上躺在被窝里

就觉得下半身火辣辣地烧得难受。她非常纳闷，心想别是得了什么病吧？她悄悄问小田和小毛：“你们俩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有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回答是三人都有同样的感觉。这时才恍然大悟，对她俩说：“千万可别用手揉眼睛，不然就更麻烦了。”

又过些日子，饥饿难捱的他们又忍受不住了。他们想办法弄来一盆甜菜（西北特产可用于做糖的原料）疙瘩，煮熟了就狼吞虎咽吃了下去。吃完后就觉得肚子发胀，肚肠子好像拧了劲儿，“叽里咕噜”一个劲地闹，那滋味好难受啊！

还有一次中秋季节，她和营部卫生所的杨继红饿得不行了。就说：“这里要是有咱们天津那边的各种野菜：像马齿苋、灰灰菜、苦苦菜呀，就好了，也可以挖来充充饥，可是这里戈壁滩连一根青草都没有。

杨继红说：“咱俩到地里看看，说不定能找到点什么能吃的东西呢。”说着他俩就向地里走去。他们先到拉过秧的瓜地里，找了半天连个小瓜蛋子也没找到。心想摘瓜的捡得真干净啊，连瓜孙子也不给我们剩下几个。

其实小瓜蛋子在炊事员眼里也是宝贝疙瘩，早就被他们拾走腌起来了，准备到冬天当咸菜吃的，无奈他俩又到西红柿地里，终于找到几个青青的小西红柿蛋子。喜出望外，拿回来洗了洗，蘸点盐就吃开了，味道又苦又涩，但是两人还是吃得津津有味。

戈壁滩上的老鼠是随人迁徙的，因此他们的生活里总少不了这个角色，甚至成了我们饭锅里的常客。有一天早饭时，我从桶里给班里每个人舀汤面，舀到桶底时，一勺子舀上一只大老鼠，吓得她差点把碗给扔了。

这一下大家都傻眼了，前面的人已经快吃完了，有的人正吃了半截，顿时大家都吃不下去了。

伙房里大老鼠特别多，一望无际的沙漠草都不长，它们也没有啥吃的。经常看到一大锅凉水里有一两只大老鼠在游泳。随后炊事班也只能就用这锅水来做饭。因为喝“涝坝水”的地方，水也稀缺。

常说“一只老鼠坏一锅汤”，那时，人们太饿了，就管不了这锅汤是好还是坏了。人们的生存标准是随着外部条件的不同而改变，“何不食肉糜”那是皇帝说的话。

本文资料由王燕儒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