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nirvana

编辑丨nirvana

写在本文开头

其实对封建王朝的盛世之说，我原本没什么兴趣，主要是前面一篇文章，本来是写清代苗族人民起义反抗压迫的事件，突然发现大家竟然对有没有“康乾盛世”之说很感兴趣，这也勾起了我的兴趣。。。

因为康乾盛世这个词在我们读书的时候的历史课本里面就出现了，大家都学过，我也没有具体多想，后来网上一查，居然说康乾盛世都从历史课本里面删除了，我去，这又是咋回事？然后我搜了下，大致是说现在初中人教版历史课本，没有提到康乾盛世，然后以此为理由，称康乾盛世根本就不配称为盛世。我也有点懵逼，然后我网上查了下，初中版的确实没有，但是高中版的新版网上我没找到，我又专门去买了一本最新版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人教版的《历史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结果第十四章里面康乾盛世赫然在列。唉，真TM好奇害死猫。。。

盛世的标准

既然都开始写了，要不就谈一谈大家褒贬不一的康乾盛世吧。既然是谈盛世，那自然得有个标准，什么是盛世？

这不查不知道，原来我们国家居然有这么多XX之治、盛世、中兴。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一个朝代里面，“XX之治”就是经济最好的那个阶段，“盛世”是巅峰，要求的是文治武功齐全的阶段，中兴就是这个王朝已经衰落了，途中又出现回光返照。比如说同光中兴，弘治中兴，基本在一个朝代的尾巴上来那么一两次。

那么现在大致已经可以知道，盛世，至少是文治武功都牛逼的时期。这样一算下来，加上宋代的仁宗盛治，和元朝的一次初盛，已就那么十次。之治就多了，接近60%。大致判断下，还是武功方面要欠缺一些。

所以我们定义下盛世，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

“首先它得具备强大的政治文明，政治制度先进，吏治相对清明，平民阶层能够完成向上的社会流动，疆域辽阔，国家统一。

其次，他还得具备强大的物质文明，经济上繁荣昌盛，国力领先于世界，军力强大，自身能及时合理调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矛盾。

第三，他应该还要具备强大的精神文明，文化上繁荣昌盛，科教发达，像我们这种多民族国家，还得民族关系和谐，对周边地区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康雍乾时期的吏治

满族入主中原后,为了稳定全国的政治局面，广泛启用了汉官,中央集权内部，满、汉官员的比例几乎达到一对一，这些汉族官僚、地主，尤其是那些明代遗老遗少，把明中、后期极其腐朽的作风带进清政府的统治机构。如明代一年的化妆费为四十万两纹银，膳食费为数百万两，明末宫女有九千人,宦官十万人,如此的穷奢极侈加剧了明的灭亡。

一些陋习感染了清朝吏治。再则，清定都北京后，满族贵族、官员大肆抢掠,他们高官俸禄;贪赃枉法，逐步趋于腐败。顺治时代政局未稳,无暇整伤吏治,而顺治本身又施行了一系列暴政，这样满族统治阶层走上了腐化堕落的道路。

吏治的黑暗及对社会的影响,使康熙认识到,吏治不清，实为民之大害，他说:“从来民生不遂，由于吏治不清,长吏贤则百姓自安矣。”

因此康熙决心全面整顿吏治，严肃纪纲。首先对中央各部院官吏进行整顿,接着开始整顿地方各级官更,罢免贪官,任用清正有为之人,使官场呈现一片清明景象,国泰民安,社会逐步趋于稳定,为康乾盛世打下坚实的基础。

而雍正帝在位十三年，十几年的除旧革新，尤其是在吏治方面采取的措施，严厉打击了贪官污吏，使他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敢以身试法，故而使国库丰盈,吏治澄清。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乾隆前期。

乾隆前期其实表现得还算不错，特别是惩罚贪官污吏这块，都是予以严惩，但是乾隆后期骄侈之风日炽，尤其是四十年以后对和珅的宠信和庇护，使得他揽权索贿,乱政祸国。和珅赃款合价银不下八亿两，民谣流传:“和坤跌倒,嘉庆吃饱。”

在对疆域的管控方面。康雍乾三帝的确都作出了一些重大的历史性贡献，康熙尤大。三朝最主要的贡献是先后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平定准噶尔部、回部、罗卜藏丹津、大小金川土司叛乱等，实现和巩固了国家统一，将汉、唐、元朝以来的中国版图从此固定了下来，为多民族现代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基础。

又以“改土归流”为代表的一系列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管理，对加快各民族经济交流与文化融合，作出了重要贡献，从而大大加强了从朝廷到省州府县各级政府对这些民族地区的管理，有力地促进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

加强了少数民族百姓的国家观念、统一意识、地域归属感和大民族归属感等重要的民族文化心理，从根本上削弱并逐渐消除了容易被某些头人、外人利用而引发动乱的隐患，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边远地区的开发，促进了多元的中华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康乾时期的一些经济数据

自秦汉以降，迄至清代，2000 多年间，我们看到，“盛世”皆成于一代王朝的上升期，或称发展期。一般来说，都是新一代王朝初建后，剔除前代之弊，采取新政策，人民生活安定，社会发展加速，当达到或超越前代的发展水平时，“天下大治”或称“盛世”也就来到了。

康熙十七年（1678年），大规模的战争停止以后，中国人口合计约为1.6亿。自此以后，中国人口走出明末以来的低谷，开始了长达百年以上的持续增长。从康熙十八年（1679年）至乾隆四十年（1775年）的近百年间，清朝治下人口约为3.1亿，大大突破了此前历代的人口规模。

它的年均增长是8.37‰，同期英国的年均增长是4.49‰，世界人口从 1700 年的 6. 03 亿增加到 1820 年的 10. 42亿，年均增长 4. 57‰，中国的人口增长率接近于世界人口增长率的两倍，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当时中国的经济是繁荣的，能够承载人口的快速增长。

作为一个农耕社会，粮食产量自然也是衡量的一个指标，这个有几代学者都研究过，我们参考刘瑞中 ( 1987) 的测算，测算结果显示，康乾时期粮食总产量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从 1665年的1163. 7 亿市斤增加至1795年的2576 亿市斤，其中 18 世纪增速尤为明显，粮食总产量实现了翻番。

在财政收入方面，在这个时期，经济发展呈现出良好的态势，农业、手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使得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有所增长。国库存银也在不断增加，那时的国库储备充足，常年保持6000 至 7000 余万两，最高的年份达到8000 余万两（1776年，8280万两）。

所以你还记得乾隆打大小金川时鼓励前线将士的话吗？“此时部库所积多至八千余万两，朕每以存积太多为嫌。。。但能扫荡擒歼为一劳永逸之计，即使再多费一千万两，朕亦不靳”，意思是前线的将士们，只管安心在前线打仗，钱，那不叫事儿。

我们再来看看进出口贸易方面，由于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这些商品，在欧洲市场特别畅销，尤其是到了18世纪，来自中国的商品已经变成欧洲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对中国商品需求的激增催生了中欧贸易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也推动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在进出口总量上，从1760年的554.6万两，在1794年增加到了1332.5万两。而且这个时期的出口总额均大于进口总额，也就是处于贸易顺差的地位。

饱受诟病的文字狱

讨论康雍乾时期，最让人诟病的应该就是文字狱，胡奇光在《中国文祸史》说：“ （清代文字狱） 持续时间之长，文网之密，案件之多，打击面之广，罗织罪名之阴毒，手段之狠，都是超越前代的。

清朝在这个时期，屡兴文字狱，用杀戮政策对待士大夫知识分子，杀戮之多、之惨，为历史所罕见。仅见诸史籍记载的文字狱就不下70余起。清朝康雍乾时代，疆域辽阔，政权稳固，边境安宁，百废俱兴，而文字狱却是一兴再兴，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

康雍乾祖孙三个文字狱一个比一个厉害残酷。规定苛刻，连坐面广，动辄斩首、弃市、凌迟、门诛甚至灭几族，连已死去多年者都要开棺戮尸！

康熙帝是清代最优秀且最有作为的君主，在位 61年，政局稳定，国家统一，号称盛世。在文治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笼络，利用汉族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措施，一些明末人的野史笔记及有反清意识的诗文集也得以出版。故这一时期被人们称为“宽文字之禁”的时期，但作为威慑士人，禁锢思想，打击异类为主的文化专制政策的表现形式的文字狱依然存在。

据统计，康熙朝有文字狱11起，其中有两起文字狱案尤为残酷，它打破了人们对康熙的幻想，这就是被卓越的史学家全祖望称为“江浙两大狱”的《明史》案和《南山集》案。

《明史》案起于顺治十八年(时康熙帝已即位)，浙江湖州富户庄廷鑨购买了故明相国朱国桢未完成的《明史》，召集各方人才，补写崇祯及南明史事，书中叙及南明史事时奉弘光、隆武、永历为正朔，不写清朝年号，还提到清朝入关前的一些不光彩的秘闻，结果被人告发而酿成大狱，此案除首犯庄廷鑨和朱佑明二家外，株连极广。《南山集》案同样是因为桐城世家子弟戴名世在其作品中使用了南明年号，而被视为有反清复明之志，最后被以“谋大逆”罪 名处斩。戴氏一族亦被连坐。

雍正朝的文字狱以年羹尧案最具代表性，其牵扯之广、影响之久是雍正朝所有案件之最。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文武双全，自幼饱读诗书，高中进士，且有带兵打仗之能，先后戡 乱西藏，平定青海，功绩赫赫。再加上他是雍正潜龙时期的重要班底，妹妹更是宫中贵妃， 使得朝中文武大臣多与其有交往。在他倒台后，为了消除影响和清算同党，雍正帝广设文字狱， 《西征随笔》案便是其中代表。

该书作者汪景祺为年府客卿，此书为其陕西游历期间所著， 后赠与年羹尧，在年府被抄时搜出。书中有“狡兔死，走狗烹”一语，被雍正曲解为“讥讪帝王，悖谬狂乱”，后将汪景祺枭首示众，妻儿发配黑龙江，亲族或流放宁古塔，或革职查办。 是为《西征随笔》案。

乾隆年间是清代文字狱的最高峰。比起其父，乾隆帝连辩驳讨论的耐心都没有了，不仅如此， 他更是将宋明时期传下来攻击元朝的文章都算做诋毁朝廷，只因其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 这其中又以《字贯》案和《一柱楼诗》案最为典型。

乾隆三十四年，王锡侯认为《康熙字典》字数过多、体例松散，于是自创了一套“以义贯字”的方法，即以字义为编订字典的标准，并编成一部字典，命名《字贯》。后被仇家王陇南发现，并以诋毁《康熙字典》为由举报。乾隆认定其行为“狂妄不法”，命满门抄斩。为其作过序的官员亦受牵连而被流放革职。

乾隆四十三年（1778），举人徐述夔因其诗集《一柱楼诗》中出现“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 “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等诗句，被仇家蔡嘉树举报。乾隆便以“壶儿”通“胡 儿”，指其有“兴明灭清之意”，将徐述夔及其子开棺戮尸，族人秋后问斩。

乾隆时期之所以被称为清朝文字狱最高峰，不仅是因其数量最多，更在于其范围扩大。 比起雍正朝，文字狱的对象由文人士子延伸到了粗通文墨的平民百姓，主要目的也从镇压异己变成言论控制。至此，文字狱已彻底沦为朝廷加强中央集权的工具，并为处理一些不方便应用《大清律例》的案件找到了说辞。

曹振镛

乾隆47年进士。嘉庆、道光朝的大学士、军机大臣曹振镛，别人问他为官之道，他说：“无他，多磕头，少说话耳。”

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国家，必定是一个人才蔚起的国家。 而人才的蔚起，不仅需要宽松的精神气候，更需要鼓励创新的制度保障。当时的西方，思想不断翻陈出新、各种学说竞相争鸣之际，但在康乾盛世，我们看到的不是精神上的宽松，不是制度上的创新，而是“读圣贤之书的士大夫们在精神上日趋蜷缩，并越来越远地疏离了二千年儒学涵育出来的担当世运之气”。

比较历史上的汉唐盛世

由于篇幅的原因，我们就初略的比较下吧。首先我认为康雍乾时代，是不如汉唐盛世的，在同时代的横向的比较上，汉朝在当时世界上的领先程度只有横跨欧洲、北非的罗马帝国可以相比，康雍乾三朝在当时的世界上不具备这种领先与强大。 而唐朝在当时世界上之强大独一无二。

唐朝盛世的富庶也是康雍乾时期无法比拟的。据《通典．食货志》记载，天宝八年（749）各道仓粮存储数字，仅河南道与河北道正仓、义仓、常平仓所存储的粮食就超过四千万石。加上全国其他地方的存粮总数达到九千六百万石，这还不算老百姓家中的存粮。而当时全国人口 不过五六千万。因此开元天宝年间物价非常便宜，青州、齐州一带斗米五文而已。

当时另两个世界强国东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都不如唐朝，所以历史学家称“隋、唐皇朝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

康雍乾之世与汉唐盛世的主要差距还不是物质生产水平，而是缺乏汉唐所具备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和高昂的民族精神，而这正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品格和财富。 西汉前期一百多年和唐代贞观至开元期间的政治环境比康雍乾时期宽松得多，皇帝总的说来相对地比较开明。刘邦虽然没多少文化，比较粗鲁，爱骂人，但他为汉王时就很注意纳谏，所以萧何将逃跑的韩信追回能拜为大将军。

刘邦一次宴请群臣时说：“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就毫无顾忌地批评刘邦道：“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刘邦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说了一通自己哪些地方不如张良、韩信、萧何，哪些为自己之所长。

但是康雍乾时期也不是一无是处，对比另外两次盛世，有一点做得还是不错，那就是清朝政府对版图内所有领土都实现了真正的、全部的、有效的、长时间的统治，有完整的军政机构和赋税制度。

马戛尔尼的书真实性存疑

马戛尔尼

前一篇文章，我专门仔细分析了马戛尔尼来华前后的台前幕后，我有段时间特别喜欢看各种游记，回忆录这类的书，其中就有很多过去的外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回忆录，马戛尔尼的书也其中之一。

他这书我觉得是有情绪化的，马戛尔尼这个人，他毕竟是个西方政客，他写东西，他不是为了说留个纪念之类，他写这些就是单纯要为政治服务的。

我对他写的这本书存疑的原因就在于此，他写这些是为了干什么？第一，受了侮辱，双腿下跪，虽然他口口声声说为了目的，取悦一下乾隆也没什么，但是，那就是他的一面之词，我不认为他有那格局，所以首先，他是带着仇恨来写的。第二，他写这个回去是给谁看的，给金主爸爸看呗。一个是乔治三世，一个是东印度公司的上层，所以你越写得中国如何荒蛮，体制如何落后，人民如何愚昧无知，军队如何不堪一击，越能增加金主爸爸们动武的决心。第三，结合他的经历和乾隆的一些上谕，乾隆防他跟防贼娃子一样，他的使团根本没多少机会接触到太多的信息。

所以我始终认为，不能把这本书作为研究康雍乾时期的主要文献，情绪化太重、目的性太强。有关18 世纪中西方的实力对比，我们往往只能从西人当时的报道找寻中西之间差异的依据。

这是因为国人当时基本上缺乏游历欧洲的经验，士大夫普遍缺乏世界知识，缺乏向外探险的冲动，因而也就无法根据中方文献对中、西方之间的差异( 差距) 进行真实对比，也就无从谈起从中国士人的文献了解其对比中西方的真实感受。西方人的记载当然可能带有成见、偏见、误会，甚至盲点，所以我们对他们的文献资料虽然不能简单否定、弃置不用，但是也不能盲目相信。

总结

总而言之，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绝对的太平盛世，盛世中仍存在各种矛盾，直至爆发战争。在汉代,就在汉景帝统治的年代中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吴楚七国之乱。唐代的盛世，则自始至终贯穿着激烈的宫廷斗争和频繁的宫廷政变。而清代的盛世,也就是血腥的文字狱集中发生的时期。每场文字狱株连的人数，即被杀者及被流放、充军或发往边疆为奴的受害者,大多有数十人,直至数百人。因此，认为盛世时期到处国泰民安、歌舞升平,是与史实不符的。

正因为如此，盛世时的君主并不能高枕无忧,而是必须兢兢业业，否则，盛世便会嘎然终止。开创大唐盛世的君主,便是提出并实践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一至理名言的唐太宗。然而，到了“君王不早朝"的唐玄宗天宝年间,北方的渔阳已隐隐传出肃杀的鼇鼓声,并最终导致唐代的盛世突然落幕。

清代是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的皇朝,在开国之初清兵有过“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血洗城市的暴行,因而直到清代行将灭亡时“反清复明”的呼号始终在民间回荡。然而，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君主正视了清皇朝的先天不足，以其始终不怠的勤政展示了新皇朝逾越汉、唐的兴盛,并采取尊崇懦学、屡次豁免全国百姓全年赋税钱粮等多种措施来争取汉族人士的人心,终于他多数汉族人士认同了他们的统治，并与他们共创康乾盛世。

可见，盛世是文治武功，民富国强的年代,但不是迄今尚未出现过的“大同世界”。以康雍乾三朝所取得的巨大甚至超越前代的成就，名之为“盛世”，也算属实。但是说“盛世”，并非一切皆好，一点缺欠也没有。

回顾历史，是为了从中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我们应该认识这段历史，客观、公正地对其进行评价。就积极的一面来说，当时的国家大一统、经济繁荣、国家财政储备雄厚、人口快速增长、文化大繁荣； 就消极的一面来说，当时的人口问题、物价持续上涨、闭关自守、限制工商业发展、禁锢思想等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问题。

上面所列出的东西，如果再细化，还可以举出很多方面，比如重农抑商、民生、后期财政危机问题。

最后大致总结一下吧，康乾盛世属实，但是是一个平庸化的盛世，在辉煌和沉沦的二重变奏之下，各种危机暗流涌动，特别是接下来又是全国各地的民变、起事，耗掉了清朝鼎盛期最后那点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