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南京中院《金陵法苑》| 对醉驾犯罪治理困境的反思

对醉驾犯罪治理困境的反思

文 /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课题组

本文刊登于《人民司法》2023年第4期

醉驾收案量持续保持高位是评价10年来醉驾入刑治理效果不可忽略的问题。醉驾犯罪持续高位增长表明，经过10年间以刑罚处罚为主的刑事规制手段的应对，对醉驾犯罪的治理举措已经渐渐进入瓶颈阶段。

一、取证过程存在瑕疵

醉驾虽然是轻微犯罪，但取证程序并不简单。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困境：

（一）入罪门槛单一。当前，醉驾案件中，血液酒精含量系是否入罪的关键。这种入罪设置虽然简单明确，但也存在过于唯一的特性，导致可能出现认定犯罪僵化、机械的问题。另一方面，司法实践中对酒精含量的认定多以血检为主、呼气为辅，当血检结果被污染不能认定时，有的执法机关以呼气为参考，但呼气检测主体实际上并非具有鉴定人资格的人员，严格意义上无法保证检测结果权威准确。同时，在血检和呼气都没有的情况下，实践中，虽然有证人指认、被告人承认，但由于缺少酒精含量检测结果，原则上还是不应当认定为犯罪。上述情况还反映出酒精含量结果直接决定了 醉驾犯罪是否成立，也会导致有的被告人极力反抗、逃避检测，可能增加执法风险。

（二）行刑取证同步。司法实践中，醉驾案件证据范围有限，取证工作貌似比其他刑事案件更容易开展，但也不乏由于程序不规范等致使全案难以认定。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行政调查与刑事侦查两种程序在醉驾案件中的取证是同步进行的，酒精含量结果如果显示低于80mg/100ml，按行政案件处理，大于或等于80mg/100ml的则按刑事案件处理，取证方式交织碰撞，对醉驾犯罪查办形成完整证据链条带来困难；另一方面，醉驾案件属于一次性取证案件，酒精含量取证工作需要第一时间进行，且一旦完成，后续重复取证便不再准确，而第一次取证往往适用行政案件程序。

（三）血样较易毁损。醉驾案件中血液酒精含量绝对是关键性证据，但其在收集、保存、移送、鉴定、检验等流程中较易出现毁损的情况。一方面，提取操作程序不规范，比如，提取血液过程中，使用碘酊、碘酒等含有酒精的消毒液体，消毒过程破坏了血液酒精含量检验的真实性。此外，有的血样检材密封保存不规范、送检时间过长等，均可能直接影响到检测结果的真实性、合法性。另一方面，有的醉驾案件，办案人员在抽取血样时缺乏适格的见证人，血样提取登记表中记录不准确，出现人为随意改动样本量的情况，最终出现血液检材是否一致存疑的情况，导致无法排除合理怀疑而不能认定。

二、法律适用存在争议

自醉驾入刑以来，对其的法律适用、政策把握等就存在不少争议，一定程度也影响到对醉驾行为的打击效果。

（一）刑事政策上宽严不够协调。宽严相济是我国基本刑事政策，对于醉驾案件，宽和严也需要保持动态调整。课题组认为，醉驾入刑10年来，犯罪的数量变化也发映出，单纯的严厉或宽缓都会走向极端。故刑事规制的宽严只能是动态的，要立足文化传统、公众观念、犯罪态势、治理资源等多方面因素的变化来综合考量、作出判断，不能固守打击的便利而一成不变。

（二）犯罪构成上认定不够统一。在刑法对危险驾驶罪的描述当中，对醉驾的规定为“醉酒驾驶机动车”这一单一情节，实践中也是只要酒精含量达到或超过80mg/100ml即入罪，但理论界和实务界也有观点认为，由于危险驾驶罪属于“微罪”，是否能根据刑法第十三条“但书”条款，对部分醉驾予以出罪处理？课题组认为总则“但书”条款适用于分则醉驾条款是符合立法和司法逻辑的，应当基于醉驾行为实质上是否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从而不作为犯罪处理。同时，目前多数观点普遍认为醉驾是抽象危险犯，实践中，针对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是否应同追逐竞驶型危险驾驶罪一样，加入情节严重的构罪要件，从而体现对行为人醉酒状态是否危及公共安全的量的考虑成分，对此也具有争议。

三、社会治理存在短板

从醉驾犯罪发案的动机而言，不少行为人仍然抱有一种侥幸心理，有的认为行驶路线短，有的认为不会被检查，有的认为自己酒量大，铤而走险，最终被查获。与此同时，社会上还有不少人乐于劝酒，助长了醉驾发案的可能。上述现象本质上表明，虽然醉驾入刑已有10年，但仍然有不少人未彻底认识到其危害性，深层次上也反映出对醉驾犯罪社会治理上还有短板。

（一）处罚手段衔接有疏漏。现行规范存在处罚的漏洞，即如果行为人涉嫌醉驾，但最终被不起诉或者被定罪免刑甚至是判处缓刑的情况下，特别是判前采取非羁押强制措施的，其所受的处罚并不必然比酒驾重，出现了酒驾与醉驾、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之间轻重失衡的状态。

（二）格式化办案降低认同。司法实践中，由于醉驾案件数量很大，办案人员处理醉驾往往按照一定的格式化办案流程快速办理，特别是刑事诉讼法增设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后，以及刑事速裁程序的要求，检察院、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办理均要求从快，其中法院适用速裁程序的审限仅10日，庭前程序、庭审流程、文书格式等都作了最大限度简化。这种快速审理的程序主要是基于醉驾作为“微罪”，且系刑法分则中仅有的几个最高刑为拘役的罪名之一，大部分案件犯罪情节相对简单，故对应的简易程序也是考虑到诉讼成本。但过于简化的程序、过于格式化的处理，就像工厂流水线出来的产品，可能导致程序的随意性以及削弱刑罚的严肃性，降低行为人对醉驾犯罪危害性的认知和再犯罪的预警性，必然影响刑罚对醉驾行为的潜在震慑。

（三）非刑罚配套机制缺位。刑罚处罚虽然起到了一定威慑作用，但长期来看，并不能整体减少这类现象。纵观目前的醉驾治理形势，除了刑事处罚，还有很多配套性治理举措没有及时跟上。一方面，社会复归效果不佳。由于在我国一旦犯罪就会产生前科，且目前暂时没有前科消灭制度，醉驾虽然是“微罪”，但仍然系犯罪，一旦构成，即便处罚较轻，也会被归入罪犯行列，再就业难度大大增加，目前对其缺少差异化的社会复归、改造、接纳、管理制度，很可能助长醉驾行为人的反社会情绪。另一方面，根据调研，醉驾犯罪中还衍生出一些乱象，比如代驾司机以途中抬价、临时有事路中间下车、小区门口停车、配合钓鱼执法等形式，对醉酒车主进行敲诈勒索。此类行为严重影响醉驾犯罪治理成效，削弱执法权威，还易滋生其他违法犯罪行为。

（课题组成员：李爱君、鲍强、李涛、周晓、戴志强，原载《金陵法苑》2022年第3期，李泊毅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