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走上政坛的文人们：（十三）宣传部长张道藩（下）

1926 年5 月 17 日，张道藩与邵洵美一同搭船回国，6 月中旬，他们抵达上海，回到阔别近 7 年的祖国。

抵沪后，他即在上海夏令文艺演讲，又应刘海粟之邀，到其创办的上海美专作有关“人体美”的长篇专题讲演，讲辞由上海几家大报连载多天。

上海《晨报》同时刊载了几篇文章：《画与看画的人》、《一个留英的画家》、《在上海夏令文艺演讲会的原稿》，第一篇是张道藩亲自撰写的，第二篇是邵洵美介绍张道藩的文章，第三篇文章是张道藩的演讲稿。

守旧的人认为，张道藩的言辞有伤风化，要求淞沪地方官将其缉捕，张道藩在上海无法立足，于是，考虑南下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军。

适刘纪文应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电邀由美返国，担任广东省政府农工厅厅长，刘纪文函约张道藩前往相助。

张道藩接到刘纪文的来信后，正在犹豫之际，西山会议派也看中了他，居正、邵元冲、张厉生等人找到了他，竭力劝阻他去广州。

回国才一个月的张道藩，对于国内的政治形势还是有所了解的，他在邵元冲和刘纪文这两个入党介绍人的盛情邀请间，左右为难，最后，他还是选择了赴广州参加革命的道路。

随后，张道藩便乘轮船南下，就任广东农工厅秘书，协助刘纪文处理日常事务，这是张道藩从政的开始。

10 月，刘纪文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经理处处长，由张道藩代理厅务。10 月 20 日，新厅长陈孚木上任，张道藩办理移交后离职。

这时，北伐军已进入湖南境内，贵州省的军事地位愈显重要，11 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陈果夫指定张道藩、黄宇人、李一之、商文立 4 人赴贵州，发动群众和推进党务工作。

在此之前，广州两大报同时刊登一条“贵州旅粤同志会”的启事，声称延揽在粤、穗的贵州同志，定期在中央党部集会，邀请旅粤贵州人士的参加，先后开了三次会议。

这一启事实则是张道藩个人杜撰的“贵州旅粤同志会”这个子虚乌有的组织发表的，目的在延揽招募贵州革命者回黔，开辟国民党在贵州的工作。

经过三次集会，贵州人虽反应热烈，但真要到采取实际行动时，就畏首畏尾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张道藩、黄宇人等4 人才从广州出发，历经艰险，于1927 年1 月初才到达贵阳，着手筹组贵州省党部。

当时，军阀周西成任贵州省长，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随时都有可能威胁北伐军的北上。周西成表面上同情北伐，实则对革命党人又怀疑又害怕。

张道藩一行到达贵阳后，周西成立即派人把他们的行李搬到省长公署的招待所，名为欢迎，实则监视，几日后，又安排他们到省长公署中住宿。

张道藩和商文立虽然四处游览，但心中实在不安，一天，二人漫游甲秀楼，商文立就愤愤道：

“我们10月27从广州出发，逆水行舟，坐了三十多天的乌篷小船，熬过冬月、腊月十七赶到省城。这几天倒好，周老倌把咱们请到省府招待所，可对办党务的事，总是闪烁其词，真让人心焦，难道我们就白跑一趟了不成?”

张道藩分析道：“周西成是骑墙草的性格，他的省政府大门挂着好几块牌子呢，他呀，想在南方、北方势力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现在中原战事正紧张，鹿死谁手尚无最后分晓，因而他采取观望态度，两头讨好，两边不得罪，等着最后下赌注呢!”

想到自己和商文立住进招待所后被全程监视了起来，张道藩又出了个主意，让黄宇人和李一之，住到李一之在贵阳的亲戚家里。

他们四人就在李的亲戚家建一个据点，等四人会合后就去拜望平刚听取意见，平刚见到张道藩四人后，对他们来贵州兴办党务表示支持，并关照他们，和周西成打交道极不容易，要小心相处。

之后，平刚带四人去拜访周西成，张道藩四人出示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派令，表示要在贵阳建立国民党组织，以帮助贵州桑梓改革，但周西成依旧敷衍了事，于是双方争执了起来。

周西成不屑地说：“要党大家党，你们拿七百万个党证来，贵州七百万人个个都是国民党!”

张道藩和李一之则坚持：“必须经过考验，方可入党，不可奉命入党。”周西成恼羞成怒：“你们想以少数压倒多数，太不公平!”虽有平刚从中斡旋，结果还是不欢而散。

游说周西成不成，张道藩等人便策划进行地下活动来发展党组织，他和商文立在上层社会人士中游说，李黄二人则在下层社会中策动组织工厂工人、学校师生反对军阀的罢工罢课，两者并行，这是他们力谋早日组党成功的第一个行动。

很快，北伐进军顺利，广州国民党代表的活动也从贵阳向外县展开，贵州很快就掀起了一场反对贵州地方军阀周西成的地下运动，可是，因周西成的暗中破坏，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一直没能建立起来。

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因久得不到张道藩等人组织党部的消息，就发出一封密电指示，周西成也查知了此事。适贵阳南门外兵工厂失火，周西成借口此事与张道藩等人有关，要他们交出秘密通讯用的电码，被张道藩严词拒绝：

“这是中央党部来电，我四人受命于中央，不能泄露于他人。”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西成深知国民党中央已无暇顾及贵州，便再次严令张道藩四人交出密电码，没有成功。

不过，张道藩一行人革命经验不足，对于矛盾不断加深的周西成又疏于防备，加之活动中保密措施不得力，他们的行动尽在周西成的掌握之中。

5 月 3 日，周西成下令将张道藩 3 人拘捕入狱（黄宇人幸免)，施以酷刑，先后五次受刑，夹棍、绞手、砖石吊颈、竹签刺手轮番折磨。

张道藩等人终不为所屈，趁周西成忙于联合云南胡若愚、张汝骥对付龙云之际，于9 月中旬，在平刚和吴桂贞的帮助下设法逃出了贵阳，经广州、香港,于11月回到上海。

可张道藩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一逃反倒连累了年迈的父亲，周西成关押监视张家凤长达一年多时间。其间，张道藩的老母和幼妹也受尽了苦难。此事令张道藩抱恨终生。

1935 年，张道藩将自己在贵州的这段亲身经历改编成剧本《密电码》，由中央电影制片厂拍摄成电影，于 1937 年上映，这是他的第一部力作。

张道藩和蒋碧微 图片来自网络

1928 年3 月初，经陈果夫、刘纪文两人推荐，张道藩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时组织部部长由蒋介石兼任，蒋十分欣赏张道藩在贵阳的坚贞表现，为了以示重视与信任，蒋介石在南京香铺营官邸亲自接见了张道藩，并像熟人般很坦率地说出了要张道藩出任组织部秘书的想法，这便是张在国民党中央服务的开始。

张道藩就职的第二天，蒋介石就发给他一个绿色横条的特别出人证，可以直接进入蒋的官邸，并特准张列席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以便报告组织部的工作或提案。

5 月，济南惨案发生，举国震惊，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组织了反日宣传活动。很巧的是，刚上任三个月的中央组织部秘书张道藩受蒋介石、于右任委托，到上海挽留欲他就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兼训练部长丁惟汾，上海方面请他作反日演讲。

实际上，张道藩是在替国民党做宣传，替南京国民政府拉拢人心，对反日并非有什么切实的高见。

这时，仕途顺利的张道藩开始提笔写信给远在欧洲的友人徐悲鸿、蒋碧微和妻子郭淑媛，又写信给家乡的父母亲友。

10 月，张道藩又兼任南京市党部监察委员，忙得团团转。后因刘纪文任南京市长，张道藩又兼任南京市政府秘书长。

就这样，张道藩随着刘纪文又担起了百废待兴的南京城的建设任务。《南京特别市市政府十八年度施政计划大纲》就是刘纪文、张道藩共同组织筹划的南京建设蓝图，各项建设费用预算数达 1450 多万，而当时的南京百姓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到处是流离失所的难民和等待救济的穷人。

为迎接孙中山灵柩从北平南归而要建筑的中山大道工程，张道藩更是不敢怠慢，他把办好这差事看成是飞黄腾达的捷径。为此，争取资金、提高税率、开征新税、强拆硬拆、迁移居民、克扣拆迁补偿，弄得民怨沸腾。

用张道藩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钱嘛，请中央拨款，其余的，整顿税收，加重税率，开征新税种，羊毛出在羊身上，咱为老百姓干事，老百姓不至于全跟着共产党跑，造我们的反吧。”

而他在南京城建工程中恰恰走到了老百姓的对立面，积下了无数民怨。

1929 年3月，张道藩以南京市代表资格出席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4 月，受同事兼好友杨剑虹贪污案的牵连，张道藩为求自保，辞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职，11 月初，再辞去南京市秘书长职。

12 月，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因发生纠纷被中央党部解散，张道藩、叶秀峰等6 人奉派为江苏省党务整理委员，协助主席钮永建整理全省各县市党部，工作极为繁重。

上任伊始，张道藩就发现江苏省各县公安局，竟把国民党地方党务人员随意安上共产党、赤化分子罪名任意拘捕，并愈演愈烈。

他感到事态严重，立即于 12 月 9 日向国民党中常会请示办法，才得以借中常会的命令推动江苏党务整理工作。

按照国民党中央给的目标，张道藩他们的工作是要在整顿各级党组织的基础上，选出对国民党有认识有用的人组成县党部、市党部，在此基础上重建省党部，成立省执行委员会才算完工。

可张道藩的身体在贵阳监狱造难后，还没完全恢复，江苏整委会的工作刚过小半，他就提出辞职，1930 年 6 月，张道藩在第 50 次江苏党整会上请假，获通过后就赴青岛疗养。

8 月，张道藩受聘担任国立青岛大学教务长，时杨振声担任青岛大学校长，闻一多担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系主任，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

青岛大学汇集了各领域的许多知名学者，是当时中国最具学术气氛的著名大学之一。12 月，张道藩奉蒋介石之命，出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次年 6 月，张道藩兼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蒋介石任部长）。

自此，张道藩每星期往来于杭州、南京之间，3 天时间在教育厅办公，另3天时间在组织部工作，极为辛苦。1931 年 12 月，张道藩辞去浙江省教育厅长一职，专心在南京办理党务工作。

张道藩在繁重的党务工作外，开始踏足文教界。1932 年 5 月，国民党党员作家在南京中山北路华侨俱乐部成立了中国文艺社，意在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相抗衡。中国文艺社公推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前中央宣传部部长、南社诗人叶楚伦为社长，选出张道藩、王平陵、徐仲年等7 人为理事，这是张道藩踏人文艺界的第一步。

张道藩编译创作了剧本《第一次的云雾》（后改名《蜜月之旅》）、《自救》、《自误》等。

1933 年7月8 日，国民政府为响应国际联盟“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提倡的国际教育电影的合作、交流、宣传，特发起成立中国教育电影协会。

大会选出陈立夫、郭有守、徐悲鸿、田汉、张道藩等为执行委员。1934 年4 月，他又兼任国民党中央电影事业委员会委员。

1935 年6 月，他与12 位中央委员建议在南京创办国立戏剧学校，培养话剧人才，并弄来了关在狱中的田汉。9 月，戏剧学校成立，校址设在南京通济门内大光路。第一期招生 50 名学生，张道藩担任该校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1936 年 12 月，张道藩与褚民谊一同出任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37 年 2 月，张道藩继许修直后，担任内政部常务次长。

1937 年底，南京沦陷，张道藩辗转至武汉。抗战爆发后，张道藩逐渐将心力投入文艺界，并在此后 30 年，成为中国国民党在文艺政策及执行方面的最高负责人。

1942 年 11 月，张道藩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他把宣传部的工作重点放在《中央日报》上面，聘请陈布雷、潘公展二人为该报顾问。

时值战时，中宣部责任重大，张道藩处事缜密，深思熟虑，一年之中，没有出过纰漏。抗日战争爆发后，约有六七万华侨回国参加抗战。他们散居于西南各地甚至中缅之间，在各条战线上顽强战斗，但他们的个人利益却得不到保证。

1943 年 10 月，张道藩调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后，亲赴云南、贵州、广西一带作实地考察，针对各种问题采取积极有效的解决之道，稳定了华侨归国后的情绪。

1944 年 11 月底，日军沿湘桂、黔桂铁路向贵州方向进犯，震动大后方。12 月初，蒋介石派张道藩驰往贵州前线，负责指挥临时成立的中央战时服务督导团。

蒋介石明确对他说:“你的任务就是要督导政军团采取一致行动，以应付严重的局势。”张道藩到贵阳时，城内已一片混乱。贵州省主席吴鼎昌是个文官，不懂军事，还专断独行，无法应付局面。

张道藩赶到后，迅速把聚集在贵阳的10 余万难民向贵州西路和北路疏散。同时，将贵阳各学校、戏院、寺院以及一切可以腾出的公共场所统统改为难民招待所，稳定了后方。

1945 年春，张道藩由贵阳回到重庆，应陈布雷之邀，曾短期兼任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在国民党“六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委。

1946 年，张道藩拜齐白石为师。11 月 3 日下午 6 时，张道藩在南京香铺营文化会堂举行隆重的拜师典礼。吴稚晖、张溥泉、于右任、陈果夫、溥心畲陪同白石老人坐于礼堂的中央，陈立夫、马超俊、谷正纲、罗家伦、余井塘、梁寒操、刘文岛、傅斯年、陈树人等百余位来宾前来观礼。

张道藩很恭敬地向白石老人行鞠躬礼，之后，张道藩郑重其事地宣读他拜师经过的书面报告，特别强调五点，表示要认真学习。

在抗战胜利以后的4年间，张道藩的主要工作是主持“文运会”。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以后，陆续在各主要省市成立分会以策划开展全国文化工作。

1947 年1月，张道藩在南京发起成立国际文化合作协会，配合外交与侨务工作，加强海外文化工作。1948 年 3 月，“文运会”与国防部新闻局合作，在中央训练团开办民间艺术训练班，分文学、戏剧、音乐、杂技4 组，训练为期半年，毕业后即派任军中文宣工作。

张道藩亲任该班指导委员会主委，安排所有课程及师资，率领师生到内战前线，进行反共宣传。

1949 年1 月，国民党大势已去，悲观、失望之情笼罩着张道藩。在一次国民党常务会议上，他提议撤销成立 8 年半之久的“文运会”，将原有业务归并到中央宣传部。

张道藩在陈布雷自杀后一个人担起了中央宣传方面的所有领导任务。

3 月，张道藩逃到台湾。12 月底,“中国广播公司”在台北改组，他当选为理事长，前后任职达5 年之久。

次年 3 月，张道藩、程天放等人在台北发起创办“中华文艺奖助委员会”（简称“文奖会”)，“奖助富有时代性的文艺创作，以激励民心士气，发挥反共抗俄的精神力量。”

在“文奖会”存在的7年又4个月中，获奖及从优获得稿费的作家约在千人以上，对于台湾20世纪 50 年代文艺思潮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50 年 5 月4 日文艺节时，张道藩又与文艺界的朋友们发起组织“中国文艺协会”《简称“文协”)，成立宗旨为“团结全国文艺界人士，研究文艺理论，从事文艺创作，展开文艺运动，发展文艺事业，实践三民主义文化建设，完成反共抗俄复国建国任务，促进世界和平。”

“文协”曾先后设置了小说、诗歌、散文、音乐、美术、话剧、电影、戏曲、摄影、舞蹈、文艺评论、民俗文艺、新闻文艺、广播电视文艺、“国外”文艺工作、文艺翻译、大陆文艺工作、文艺研究发展等 18 个委员会，是蒋介石政权败逃台湾后，成立最早、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文艺性社团。

“文协”的创立，对于台湾复兴初期的文艺工作者，有极大的鼓舞作用，连张道藩自己也说：“我怕像过去在大陆一样，成立一个文化团体，都推我当理事长，结果没有人管事，挂一块空招牌在那里”，“所以我坚决主张文协不能采理事长制，只能采常务理事制。文协的工作之所以获得开展，这个制度的保障是有力的。”

有了制度的保障，台湾地区的文化界不再混乱了，但又走入了另一种歧途，那就是被深深地打上了国民党“反攻复国”迷梦的印记，文坛的自由已荡然无存。

10 月，张道藩接任《中华日报》董事长。张道藩指令编辑部增设《中学生周刊》，专供各中学爱好文学的青年投稿，还定期举行投稿人座谈会，讨论读书与写作问题。

另外，张道藩还组织出版《火炬》半月刊、《宝岛文艺》《半月文艺》、《野风》等刊物。

1951 年元旦，张道藩与陈纪滢、王梦鸥、李辰冬、赵友培等联合成立“中国文艺创作研究部”，并创办《文艺创作》月刊。

1952 年，经蒋介石提名，张道藩出任“立法院”院长，一直干到 1961 年，历时 9 年，这是张道藩一生当中政治生涯的最高峰。

除了担任“立法院”院长外，张道藩自 1953 年10 月起，连任国民党第七、第八、第九届“中央常务委员”，直至 1968 年 6月病逝为止。

1957 年7月，“文奖会”解散后，张道藩借原址创办中兴文艺图书馆，自兼馆长，该图书馆每晚 7 到 9 时开放，馆藏有 1946 年至 1950 年间所搜集的各类文艺图籍约万册以上，中兴文艺图书馆是当时台湾收藏二三十年代文艺作品最多的图书馆。

1961 年春，张道藩获准辞去“立法院”院长一职。他决定重执荒疏的画笔，补写未完成的文章，以“中常委”身份为党尽言，以“立法委”身份为民服务，以有生之年为文艺效命。

可惜，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他病魔缠身，事与愿违，计划多半无法做到，1966 年9 月，“中山学术文化基金董事会”在台北成立，张道藩任副董事长，并兼任文艺创作奖助审议委员会召集人。

1967 年3 月，国民党九届三中全会通过《强化战斗文艺领导方案》，以适应当时“反攻大陆”的要求，增进对于文艺的辅导与服务，更进一步地开展战斗文艺运动，使其充分发挥担当思想作战前锋的功能，张道藩是该案审查组的召集人。

会后，国民党旋即成立“中央文艺工作指导小组”，由张道藩担任第一召集人，负责协调、运营、督导、考核等工作。

1968 年4 月 6 日，张道藩在病榻上侧身取物，突感重心不稳，自床上跌倒地上，头部撞在木柜角上，旋即昏迷不醒，6 月 12 日病逝于三军总医院，终年72 岁。

张道藩在生前曾对友人说，假如有一天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尽了我最后的责任，但愿文艺界的朋友替我刻上这样一块碑：“中华民国文艺斗士张道藩之墓”，则他就心满意足了。

张道藩去世不久，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在同年 10 月1 日将他未曾写完的自传《酸甜苦辣的回味》印成单行本，以作纪念。

除此之外，他的一生还有《近代欧洲绘画》、《三民主义文艺论》等著作存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