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补遗、天国进士

太平天国的早期领导人以文盲半文盲居多，其中极少数文化人，如韦昌辉、石达开、冯云山、卢贤拔、曾钊扬、洪秀全自己，甚至包括自比诸葛孔明的洪大全，只是粗通文墨的童生、秀才。太平天国立国的根本拜上帝教，以打倒孔孟，消灭儒教传统为己任，教义本身又甚粗鄙，知识分子自然不肯追随太平军，“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俱是寒苦之家”。

太平天国每到一处，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捣毁儒、佛、道各家的神像，焚毁经文。自然，太平军每到一处，大知识分子都先跑掉了，剩下一些小知识分子，按他们自己的说法，“不幸而陷入”太平军中。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也出乎历史研究者意料的是，一开始他们并没有遭到杀戮或者凌辱，太平军反而尊称他们为“先生”，对他们很客气。

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太平天国要在精神世界树立自己的权威，自然要打倒一切学派的哲学和理论，儒学大师、高僧、老道这些思想精深，辩词犀利，又誓死要卫道的人自然是留不得，留下来自然会在太平天国治下大放“毒草”。但是小知识分子就不一样了，他们对于自己所追随的学问本来就没什么深刻的认识，很容易被太平天国的教义驳倒和洗脑，再说这些人多半没有什么操守，很容易为太平天国改造，成为对拜上帝教有用的笔帖式。一旦文化人在思想上对拜上帝教无法构成威胁，那么，他们能写会算的本事对太平天国就很有用了。军队里算帐、写信等需要文化知识的工作，太平军中的大老粗都是干不来的，自然很欢迎他们。

晚清大学者顾观光的儿子顾深就是一个“不幸陷匪”的读书人，顾深写过一本《虎穴生还记》，描述了自己在太平军中的经历，太平军中那些文盲士兵对他显然是尊敬的。他被太平军抓住后，表示自己“系文人，不能做生活”，无法提供劳力，文化上也不行，“训蒙为业”，只是个穷教书先生。但太平军士兵知道了他是“读书人”，就把他硬留下来做事，“不要你做重事便了”。当地的太平军头领对顾深特别关照，到了除夕让顾深写对联，太平军士兵都围拢观看，对识文断字的先生十分佩服，“贼围绕而看，或为余伸纸，或为余磨墨”，“群贼相谓曰，他先生的字都不怪。不怪者，犹言不劣也。写对（联）毕，又写拜年帖……贼又相谓曰：他大字小字都不怪，更加见重。每有问答，必和颜悦色。”太平军上下级之间也常有文书往来，但太平军将领以文盲居多，自然更需要文人帮忙看文书，顾深记载道“有文书至，群贼围看，皆不懂，字多不识，令余阅之……终皆鼓掌大笑，咸曰：‘难得这位通品先生在此，不然将若之何？’自此愈见亲热，有事不明，辄曰：‘呼通品先生来’。”

知识分子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显然是必须的，但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又让洪秀全十分头疼。洪秀全希望培养出拜上帝教自己的知识分子来，他一方面颁布自己删改的千字文等著作给占领区的童生读，一方面自己开科取士。但是洪秀全开科取士，又必须以拜上帝教的经典为依据，以太平天国高层为考官，这就成了一个笑话。拜上帝教的教义粗俗而无文，太平天国高层都是文盲，洪秀全的科举，大概是中国科举史上最大的洋相。

自从占领永安起，太平天国就开始开科取士，但是读书人都跑光了，本地百姓又都编入了太平军，几乎就没有平民应试，只好在太平军内部科考，南王冯云山拿了状元。太平军进了南京后，条件好了，洪秀全更要实践当初科举不第时发下的宏愿，“让老子来开科取士”，于是开始大规模的开科。还没有逃离南京城的读书人几乎没有应试的，即使脑有反骨的人心存侥幸，想攀附新朝而得功名富贵，也不敢应试，因为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研究拜上帝教的“经典”，胡乱歌颂洪秀全也怕马屁拍在马脚上，掉了脑袋。

太平天国的科举，大约分“天试”、“东试”、“北试”、“翼试”等，程序上还比较正规。乡试以军帅为考官，继为县试、郡试（类于清朝的县、府试）都是守土官的考试。县试以县监军为考官，郡试以郡总制为考官。乡、县、郡试后为省试，省试后为天试。一有诸王的生日，太平天国就搞科举，但应试者寥寥，于是杨秀清下令读书人不来应试为天国效力的都要砍脑袋，勉强应试的人当中，还是有不少人交白卷，或者写诗讽刺谩骂洪杨，不少人因此被处以极刑。

洪秀全后来也明白了，读书人不太可能认真的阅读拜上帝教的经典来应试，于是他也对科举采取马虎应对的态度。科举东西，搞还是要搞的，有科举才是正统王朝，太平盛世的景象，读书人来不及从头学习拜上帝教理论也不打紧，随便凑合记点名词，敷衍一首小诗表示下顺从，对天王表示下尊敬就可以了。这样，太平天国的科举日益像一场闹剧，主考官如蒙得恩、陈玉成都几乎都是完全不识字的文盲，但是他们乐此不疲，大概这样有一种侮辱科举的快感，取得了对以往不可一世的读书人的优越心态。陈玉成担任过科举总裁以后，每每自称本总裁，而不称本王、本将，可见陈玉成对主持科举很是上瘾。

太平天国内部也有通文化的人，比如卢贤拔，不用卢贤拔主考而用陈玉成，洪秀全的举动很有恶作剧的嫌疑。洪秀全也能写一些还象样，至少文字通顺的诗文，但出的题目却可笑到极点：“不好拜邪神赋”，“诛残妖以安良善策”，“天王东王操心劳力安养世人功德巍巍论”。大概在吸引读书人入仕的愿望破产后，洪秀全开科的目的就只剩下向科举制度报复。

太平天国科举金榜题名的几率很高，只要完卷就能高中。某年湖北一千人应试，中举者达九百人之多。洪秀全还开过女科，让女子参加考试，也没有出什么成绩，唯一值得称道的，是考出了中国第一个女状元傅善祥。（傅善祥曾作对联，“独手擎天，重新大明新气象。丹心誓国，扫除外族旧衣冠”，器宇相当不凡。傅善祥又曾代杨秀清笔，“马上得之，马上治之，造亿万年太平天国于弓刀锋镝间，斯诚健者；东面而征，西面而征，救廿一省无罪良民于水火倒悬之会，是曰仁人”。）

太平天国应试的试卷中，有不少笑料，如新阳考生孙启楙，号吟秋，考中解元，其应试文章最被考官圈点的句子是“恨不得杀尽妖头，上答天王之高厚”（《岁寒文稿》卷三）。湖北状元的文章《真神独一皇上帝》，有如下佳句：“皇矣上帝，神真无二也。夫犹是神也。得其真者，非独一皇上帝上而何。”“诸神皆非真神也。真神独一皇上帝也。”

太平天国最被称道的一首试帖诗如下：“一统天朝界，山河万重新。士民皆欢乐，成颂太平春”。几乎就是首打油诗。

科举虽然没有成就，太平天国在江南招贤却取得不少成绩。洪秀全开招贤馆，亲自手书招贤榜：“江南人才最多，英雄不少。或木匠，或竹匠，或铜铁匠，或吹鼓手，你有那长，我便用你那长；你若无长，只可出出力的了。”全文俱是白话，境界却远在洪氏那些四六文字之上。笔者认为，洪秀全军政才华都很平庸，唯独用人十分有水平，也很有气度，这篇白话文告，足以与曹操那篇鸡鸣狗盗的《求贤令》媲美。

太平天国招贤远比科举有成效，大概普通的农夫和手工业者比较容易接受拜上帝教，而这些贩夫走卒中倒也有不少真豪杰、大丈夫被科举堵住了进身的门路，于是都到太平天国来了。据沈梓记载，太平天国招贤主要招一下几类人：“一、通晓天文星象、算学者；一、习知地理山川形势厄塞者；一、熟读孙武书，知兵法阵图者；一、熟悉风士民情利弊者；一、熟悉古今史事政事得失者；一、善书记笔札者；一、民间豪杰能习拳棒武艺骑射者；一、绿林好汉能弃邪归正者；一、江湖游士以及方外戏班中人有能飞行走跳者；一、医士之能内外科者。”（沈梓《避寇日记》）

太平天国任命不少木匠、竹匠、铜铁匠担任官员，于是清朝有人讽刺道：“天朝一统四十二里半，文武各官三百六十行”。但平心而论，太平天国中非文人出身的官员多数十分称职，也很有军政才华，倒比许多酸腐文人来得干练。这些官员多是跑江湖的老手，见解经验丰富，打仗是一把好手，缺的只是文治经验。太平天国，始终在军事人才上过剩而文治人才上匮乏。

圣相元凶

在介绍湘军与太平军即将开始的十余年的生死大战之前，让我们先来介绍即将登场的这位大名鼎鼎的主人公。

曾国籓，初名子城，字涤生，当时人称其为涤帅或涤丈，因死后谥文正，后人多称为曾文正公，也有对曾国藩不客气的人，直呼其诨名“曾剃头”（曾国藩在长沙办团，杀人太多，故有此外号）。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其家世代务农，到曾国藩祖父曾玉屏“始慕乡学”。曾国藩道光十八年中了进士，此后以文员治军，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为清朝立下汗马功劳。曾国藩是近代史上一个极其关键的人物，如果没有曾国藩披肝沥胆，出生入死，不待孙文出世，清朝的命运恐怕提早五十年结束，如果没有曾国藩选贤任能、转移风气，鼓励吸收西方技术，“同光中兴”、“洋务运动”等名词恐怕也不会出现在历史上。曾国藩对历史的影响如此之大，而他得到各方面的评价之反差，也令人震惊，正如近人章炳麟说，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清人评价：“昔日有言，明代有一君一相，君谓洪武帝，相谓张居正……清代有一君一相，康熙帝与国藩也”，评价如此之高，而共和国史书则指斥曾国藩为“汉奸刽子手”，此中差别，耐人寻味。

曾国藩的毁誉，主要取决于史家对太平天国的态度，一般人们认为，洪秀全是“启发民族革命的伟业，为社会主义作先导”的伟人，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继洪杨而倡排满运动，建民国而复皇汉声威，不免就要唾骂曾文正公了”①。就如今所见而言，史家支持曾国藩者，有以清王朝为正统，洪杨为草寇者，也有以曾国藩为孔孟文化的卫道士，以洪杨为邪教之人；反对曾国藩者，以曾国藩本汉人，却效忠满人，带兵镇压汉人的民族革命，自是汉奸。章炳麟对曾国藩的评价，很能代表大多数人看法，章氏骂曾国藩骂得相当恶毒：“死三十年，其家人犹曰：‘吾祖民贼’。悲夫，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章炳麟厌恶曾国藩为清廷效力，骂其为民贼，甚至托之于其子孙之口，诅咒达到顶峰。章炳麟虽然反对曾国藩为清廷效力，却并不反感曾国藩攻灭洪秀全，章炳麟的态度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他希望爆发民族革命，反对曾国藩镇压汉人起义，但是洪秀全毁灭中国的儒家传统，这让他这个文人十分不痛快，这时他似乎又赞成曾国藩镇压洪秀全。章炳麟一生从未写过如此逻辑混乱的怪异文章，“湘军之夷洪氏，名言非正”，显然反对湘军攻杀洪秀全，但接下来又写道：“洪氏以夏人挞建夷（对清朝的蔑称），不修德政，而暴虐是闻，又横张神教以干之”，“曾国藩、左宗棠之起，其始不过卫保乡邑，非敢赞清也”，“故其檄书不称讨逆，独以异教愆礼数之”，这里似乎又在为曾国藩辩解，说他不是支持清朝，而是保卫文化和乡土。章炳麟之所以写出这么混乱的文章，笔者仔细揣摩，无非是希望汉人起来闹一场民族革命，搞垮清朝，等到民族革命太平天国起义搞起来，又发现这个起义完全不是他们希望的那样，太平天国在文化立场上甚至“比异族还异族”，所以对于曾国藩，真是难下判决。休论章炳麟，就是到了今日，人们依然为了曾国藩的政治立场而争论不休，可见那个混乱的时代，读书人要站稳立场是多么困难。

曾国藩的政治问题十分难下结论，其才能却得到了无数人的肯定，共和国虽然骂曾国藩为汉奸，将其劣迹比之蒋光头，但即使毛泽东也宣称“近人独服曾文正”，他的事功、学问，为官处世之道，甚至神乎其神的“相术”都得到人们的追捧，湘人唐浩明《曾国藩》一书一版再版，曾国藩的家书、奏稿、日记、语录不断出版，曾国藩俨然一人生成功学大师，官场生存学巨擘。

其实，历史上的曾国藩，远远不是如今那些贩卖成功学的人所包装出来的那个成功学典范。所谓讲究道德、苛于律己、不苟言笑、发奋读书的清教徒式的曾国藩，恐怕不是历史上那个真实的曾国藩，那个精于相术、胸襟宽广的活诸葛，也不是曾国藩的本来面目，要认清楚这个人物，必须从地摊书精心包装的曾国藩脸谱中走出来。笔者在这里讲述一些曾国藩鲜为人知的生平小事，相信能帮助我们很好地认识曾国藩其人。

世人多把曾国藩当成“耕读为本”的典型，以此为模板教育子弟老老实实地读书做人，要做一个脚踏实地的本分书生。其实曾国藩本人并不这样看，他也不打算让子弟、后人做老实巴交的读书人。曾国藩晚年嘱托自己墓志铭的主笔吴敏树、郭嵩焘，其他称赞夸饰的句子，二位可自行斟酌，但最后两句必须自己来写，“铭辞结句，吾自有之，曰‘不信书，靠运气’”②。“不信书，靠运气”，这句墓志铭把曾国藩文集里大段大段关于要勤恳读书和踏实苦干的论述统统推翻，相信让不少曾国藩崇拜者大跌眼镜。其实曾国藩提倡读书，提倡勤恳，不过是对他人而已，他喜欢用崇拜书本，踏实刻苦的读书人做部下，大概是洗脑彻底，易于掌控，他自己，却并不相信书本上那些胡说八道的忠君爱国、修身齐家的谎话。曾国藩的后人对罗尔纲先生口述，李秀成劝曾国藩做皇帝，曾国藩不敢，特别强调是“不敢”，而不是不干。一字之差，足见曾国藩脑子里，实在没有多少忠君思想。

曾经有人写书时奇怪到，李鸿章自称曾国藩门下大弟子，一生学问为人，尽来源于曾国藩传授，但其师曾国藩为人处世，最为讲究“诚”、“敬”、“惧”——在好权术计谋的李鸿章身上却看不出有几分薪传。其实这并不奇怪，李鸿章的权谋机诈，尽数传自曾国藩，只不过曾国藩本人用权术却不标榜权术，提倡道德，却不拘泥道德，自然有一个“诚”、“敬”、“惧”的表象。关于这点，笔者可以举几个例子。

曾国藩用人，特别讲究“名教”二字，取才以德为先，门下有“三圣七贤”，都是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但以道德、文章著称的“名教”典范。曾国藩把这些文武不能的人收在门下养着，似乎是标榜道德，但不久就露了破绽。安徽池州儒生杨长年，投在曾国藩门下。这人大概也是来混一个“三圣七贤”的名分，为此特地作《不动心说》一篇标榜自己的道德高标：“使置吾于二八佳人之侧，问吾动好色之心否？曰不动；又置吾于红蓝大顶之旁，问吾动高爵厚禄之心否，曰不动。”。道教神仙吕洞宾曾作诗，“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丈夫”，老神仙都受不得二八佳人的挑逗，杨长年却心如古井，这道德水准着实了得。只是奇怪，杨大圣贤既然如此超脱，为何又来曾国藩幕府“干禄”？另一幕僚李眉生读完后，鸡皮疙瘩掉了一地，大笔一挥，在文后题下一首读后感：

“曼妙蛾眉侧，红蓝大顶旁，尔心皆不动，只想见中堂”；

曾国藩都看到李眉生的诗，不禁感慨孺子不可教也，这个视如子侄的门生看来是没什么出息了。曾国藩急召李眉生，教训说：“眉生，你晓得什么叫作‘名教’么？不过是个空名而已，这些道学先生，都是满嘴仁义道德，腹内男盗女娼的人，言行并不能坦白如一。你以为老师不知道么？这些人之所以还能够吃我的饭，不过是老师我欲借他们的虚名而已。你一定揭破他干什么？”李眉生“悚然受教”！

就通常所见文书，都说曾国藩非常注重礼仪廉耻，道德标准很高，但事实也并非如此，在许多时候，曾国藩其实也十分变通，对属下的丑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李鸿章是个滑头，打仗见形势不对时常“脚底抹油”，首次从军就丢下上司吕贤基逃跑，在皖北的战事中又多次逃窜，和春就讽刺李鸿章说：“畏怂溃逃，当以闻阁下为先”。李鸿章入曾国藩幕，曾国藩在祈门被困，李鸿章又借故劾李元度一事抛弃老师，逃往江西。按理说，这种毫无道德感的人，曾国藩必先杀之而后快。出乎意料的是，祈门逃兵李鸿章一年后，厚着脸皮写信祝贺老师攻克安庆，曾国藩却顺水推舟，召李鸿章前来，“若在江西无事，可即前来”。李鸿章一到就被委以重任。李鸿章虽然没什么道德水准，但是有权谋，能办大事，曾国藩对他只好忍着，绝口不提道德。

湘军后期，军纪败坏，四处抢掠杀戮平民，按理说，一向主张军队要爱民护民的曾国藩会竭力的整肃军队，但曾国藩却知道，如果不放任毕金科、朱洪章这些人抢掠，军队就没有战斗力，于是采取不管不问的态度，到最后他的兄弟曾老九的军队抢得最凶，他也“老僧不见不闻——惟懵懂可以祓不祥也”。

曾国藩谥“文正”，后世对曾国藩的解释也不外乎这两个子，文：努力读书，正：塌实做人。其实曾国藩既不信书，也不喜欢太过踏实。他的门生幕僚自然不好指出，左宗棠却屡屡出言讥讽曾国藩是既不文也不正，以至于曾国藩死了都还要嘲笑。“文正（曾国藩）卒，内阁拟谥以进，果蒙圈出，文襄（左宗棠）操湘语谓人曰：‘他都谥了文正，我们将来不要谥武邪么？’”③

笔者提起这些事情，并不是要“剥”曾国藩的“皮”，只是想表明，历史上有绝大作为的人，无论“忠”还是“奸”，他们的行为和思想，都是相当复杂难于认识的，把他们简单地图画为古板的夫子或者古怪的清官，非但不利于我们看清历史，也学不到什么成功学。

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不但在“事功”上面比较实用主义，能抛开僵化的道德说教，在生活里，曾国藩也并非通常所描述的严酷而难于接近的人。曾国藩和同僚相处，其实相当随和，甚至有门生说曾国藩是个相当幽默，爱讲笑话的人。曾国藩自己就说，“人当愁思之际，一闻谑语，开口便笑，百忧顿解”。曾国藩的门人对他的幽默多有记载，如李鸿章就回忆说：“我老师文正公，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耙，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这真被他摆布苦了”。④又如，曾国藩攻克金陵，各处纷纷书信来贺，不外乎都是歌功颂德的言辞，曾国藩把这些文稿编辑起来，在封面题签：“米汤大全”，门人见后都大笑。

曾国藩被人追捧的，还有他的相术。关于当今风传曾国藩的《冰鉴》，热追曾国藩相人之术，笔者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可以说说。

湘军攻克天京，曾国藩治理江南，四处求贤。有一浙江萧山县骗子，自称是原浙江的教育官员，拜谒曾国藩，“雄谈大睨，不可一世，文正心奇之”。曾国藩某日与下属谈起下级欺骗上级的事情，这人正色道:“属官欺与不欺，不值得讨论。上司受不受欺，全在自己。文忠（胡林翼）那种人，人虽不欺已疑其欺，自然人不能欺；左大帅（宗棠），严气正性，人不敢欺，这二位都不愧是当代豪杰。但胡公和左公，比之中堂，已经落了第二义。因为中堂以至诚感人，已经做到了‘人不忍欺’的境界。”

一番马屁拍得曾国藩十分舒畅，又试让其品目幕府人才，其人独赞涂宗瀛和郭柏萌，曾国藩也十分赞同，于是派他督造船炮，几天后，萧山骗子辜负了曾国藩的栽培，携款潜逃。属下欲发海捕公文抓捕，曾国藩默然良久，说：“止，勿追也”。回到内室，曾国藩黯然独坐，自捋其须，自言自语：“人不忍欺？人不忍欺！人不忍欺？”。属下传为笑话。

曾国藩大概面子上挂不住，又翻古籍查得一典故，命幕僚四下传播，企图捞回面子。那个典故是这样的：北宋时韩琦经略西夏，有人持伪书拜访，骗得大量金银而去。属下建议追捕，韩琦却说，这人敢在百万军中骗我，其才华胆识，都是一流，如果追捕得急了，不免逃往西夏，则西夏又多一员虎将也。幕僚受曾国藩命，四处宣讲这个典故，说，曾公用心，也与韩琦相同，曾公谋国深远，又何惜区区之金和受欺之名？于是谣言被压了下去。

值得一提的还有关于曾国藩识刘铭传的典故。许多讲曾国藩相术的文章里说，李鸿章带了三个人去见曾国藩，曾国藩大约只花了数秒钟屡屡一看，就得出结论，某人是小人，某人是厚道的后勤工作者，只有刘铭传堂堂正正，顶天立地，是大将之才。这个典故把曾国藩的相术提高到近乎神话的境界。然而就笔者所了解的史料来看，曾国藩许刘铭传为大将之才不过是事后的附会，曾国藩最初的念头是要杀掉刘铭传。

李鸿章带去见曾国藩的三个人，除了刘铭传，一个是吴长庆，一个是刘秉章。曾国藩的论是，刘秉章“骨重神寒”，是“封疆之器”，要大用（鼓吹曾国藩相术的人就把这个附会给了刘铭传）；吴长庆听话，精力过人，是值得重用的人才；至于刘铭传，跋扈不平之气流露而不知，“能用则用之，不能用则杀之”。⑤

曾国藩看上的大才是刘秉章而非后来天下闻名的省三先生。

前文说了曾国藩不少丑事，相信已经把大家印象中那个古板僵化的曾国藩形象给破除了，我们现在再来介绍曾国藩正面的事迹，也先讲一件小事：

曾国藩二十四岁时，在岳麓书院读书，与某生同屋。曾国藩置案窗前取光读书，某生大怒说，“我案头的光线，从窗户而来，现在你遮住了，减我光线，叫我如何读书？”曾国藩问，那我的书案又摆在何处，某生指床头说，放在这里，曾国藩竟如其言。这年曾国藩中举，某生又捶床大怒，“此屋风水，当为我得，今乃为汝夺去”。书院同学都为曾国藩抱不平，但曾国藩处之泰然，与之同住甚久。这正是曾国藩之所以成大器的地方，能人所不能，能忍人所不能忍，曾国藩全靠一股坚韧得成大事。

曾国藩在二十五岁以前，见识学问都很一般，不过是一个作八股文的寻常举子，志趣不高，只知“寻声逐响”，追逐功名。出湖南入京师参加会试后，曾国藩才结交了朋友，开拓了眼界，开始学着读韩愈，读《史记》了。曾国藩比较幸运的是，在年轻时候就中了科举，自然较早就把求官的敲门砖八股文丢到一旁，开始研究正统的学问了。曾国藩道光二十三年就在一封给兄弟的信里写到：“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

曾国藩点了翰林后，没有实际的政务，于是花不少时间研读历史，诗文，学问的功底开始厚起来，后来又拜湖南善化人，大儒唐鉴为师，以理学为根基，研究历代典章制度，经世学问方才大进。唐鉴教给曾国藩的功夫，是一个“静”字，“束检身心，读书明理……最是静字功夫要紧”。曾国藩于“静”字得益甚多，因为静，在纷乱的时世中，曾国藩不被复杂的表象所迷，能看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自然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也因为这个静字，曾国藩能对看准的事情扎住根，下死功夫。曾国藩解决太平天国，就在与他比其他人更能看准问题，下死力气，打一仗，收一仗之功。

曾国藩在翰林院，除了拜唐鉴为师外，又投靠了权相穆彰阿，此后官运亨通，一路升到侍郎。穆彰阿后来被咸丰扳倒，由于曾国藩长袖善舞，平常既得穆彰阿的推荐又不给人留下丝毫“穆党”的把柄，咸丰倒没有罢免他。曾国藩趁机冒险上了两个“逆龙鳞”的奏折批评皇帝，在朝野博得个敢死谏的好名声，在官场上反而更得意了。

曾国藩在京师，学会两件大本事，首先是“忍”。江忠源庐州战败立即自杀，曾国藩打的败仗多过江忠源十倍，却坚持活了下来，虽然也有几次自杀，那也是因为害怕被太平军抓获，和江忠源因羞愤而自杀有很大不同。忍耐，让他在艰难的时局熬了下来，有时候，活得长就是一种胜利，曾国藩熬过了天京变乱，熬到了西太后的重用，这是他比江忠源等打了败仗就自杀的人成功的地方。

满人对汉人有猜忌之心，对汉员多有排挤，在某种程度上讲，江忠源就是因为旗人舒兴阿不肯救援而亡，张国梁也因受猜忌而不得授命节制江南大营，间接因此而战死，其他如吴文熔等人的败亡也多类此。曾国藩的忍字诀，在这种排挤中帮了他不少忙。曾国藩在长沙练兵，遭人排挤，于是自行退出省城相让，有人劝曾国藩上本参劾，曾国藩说，“大难未已，吾人敢以私愤渎君父乎？”曾国藩心里恨得直想把政敌磨水吞了，却愣是忍了下来。这句话传开后，大得赞赏，曾国藩被排挤的状况，反而因此得以改善。

善于标榜道德而不受道德框束，也是曾国藩在京师那些假道学先生身上学到的一个大本领。在中国，办政治，干大事，最重要的就是“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只有在道德上占据制高点，才能得到上下支持。只是完全依靠道德做事，又难免束手束脚，曾国藩把这个分寸把握得恰如其分，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当代人每每欣赏曹操那句“许我负天下人，不许天下人负我”，以为完全不受道德约束，才是成功的关键。殊不知，曹操以北方数十万众，不能统一天下，在历史上又被骂了数千年，就因为他愚蠢地把这句话放在嘴边。你都明白告诉了天下人，你是个恶人，随时要背叛负心，还有人跟从你吗？枭雄的做事原则，是想得，做得，却说不得的。

隐忍加玩弄道德于股掌之上，如果现代人一定从曾国藩身上挖出什么，我想恐怕就这么两点了，其他的如文章、诗词、兵法，外交，他与方苞、袁枚、江忠源、李鸿章等人相比，差得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