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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照雪下玉关

编辑| 照雪下玉关

当年忠贞为国愁，何曾怕断头？而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据说，这首《诉衷肠（赠恩来）》是毛主席在1974年所作，也是他唯一一首送给周总理的词。

虽然有人称这是托名毛主席的伪作，因为不符合格律，而且不像是主席的风格。但也有很多人从情感上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毕竟，周总理可以说是毛主席最忠诚的亲密战友，对于毛主席的指示也坚决拥护。《诉衷肠》中流露出来对国家未来前途的忧虑，也很符合两位为了革命事业奋斗众生终生的伟人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然而，当1976年周总理逝世后，人们却在他办公室的抽屉里找到了一份毛主席批注过的“最高指示”，这份指示被周总理扣了下来，一直没有执行。

因为，它是关于邓颖超的指示。

相濡以沫的革命伴侣

中国有个词叫“七年之痒”，然而时间在这对夫妻身上却似乎从没有起到过作用，结婚多年，两人的信中，往往总会出现“吻你万千”、“还吻你万千”之类的甜言蜜语。

1942年时，周总理还曾经给妻子写过一首五言绝句：

“结婚十八载，至友兼爱妻；若云夫妇范，愧我未能齐！”

能够相濡以沫51年，自然不只是因为爱情，还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革命信仰，就像后来周总理跟自己的侄女说的那样：

“我是认定马克思主义，一定不变的，既然我誓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并不惜自己的生命，我的终身伴侣，理所当然必须是志同道合的，要经得起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战友。这一点，你七妈是当之无愧的。”

邓颖超对丈夫的事业是无条件信任和支持的。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前夕，中央就接到情报，台湾特务准备制造意外事件谋害周总理。

安全起见，周总理不去，或者是改期去参加会议最安全。但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周总理还是决定按时去万隆参加会议。

身为妻子的邓颖超，自然不可能不担心丈夫的安危，但还是用“知己兼好妻”的身份给“最亲爱的人”写了一封信，说：

“请你放心，我不会因为这些致引我的悬念不安。虽然偶一念及，亦难禁忐忑，但一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我们正从事前人从未做过的光辉伟大的事业，则就忘我而处之泰然了。”

腊梅

邓颖超说：“做总理的夫人其实很难。”

邓颖超生前最喜爱两幅画，至今仍悬挂在中南海西花厅后客厅内。其中一幅，是1950年何香凝女士为庆祝周总理和邓颖超银婚而专门绘制的国画《腊梅》。

在一根树枝上有两朵梅花，一朵向阳盛开，一朵则隐在了枝干的后面。

何香凝说：

“周恩来、邓颖超这一对伴侣就他们对革命的忠诚和贡献来说，都算得上是杰出的伟人。但是，由于周恩来一贯严于律己，一再让作为自己妻子的邓颖超受委屈。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职务、工资等方面都没有按有关规定办理、执行，所以，这就在客观上由于周恩来的“遮挡”，使邓颖超这朵‘红花’少了一定的光艳。”

何香凝女士这番话，可以说是十分恰当的。

当年，周总理和邓颖超之间有过一个“君子协议”，两个人不能在同一个部门工作。与此同时，周总理还尽可能的“压低”妻子的职务和待遇。

1949年北平解放后，组建新中国第一届政府的任务落到了周恩来身上，凡是他提名的政府主要组成人选，基本上都会获得通过。

比如，在北平和平解放中立下重大贡献的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大革命时就追随孙中山先生，为武汉解放作出贡献的李书诚担任农业部部长，冯玉祥夫人李德全担任卫生部部长。

不偏不倚，人尽其才。

周恩来的安排获得了党内和党外民主人士的齐声赞扬，但是大家很不解的是，邓颖超为何只是全国妇联副主席（副部级）。

当时有人提议让邓颖超进入政务委员会，结果周总理坚决反对，于是邓颖超跟毛主席打报告，要求去妇联工作，组织上就安排邓颖超担任妇联副主席。

据邓颖超回忆，当时周总理还和人家吵了一架，坚决反对。

邓颖超1925年就入了党，在瑞金时期就已经是中央机要局局长，相当于中央秘书长，继任者是邓小平，后来也参加过长征。

以她的资历和能力，完全可以担任正部级干部的。

因此，有很多人专门找到周总理，为邓颖超打抱不平。这些人里面有张治中，也有方志敏的遗孀江鲜云。

面对众人劝说，周恩来的态度十分的坚决。如果邓颖超担任某个部的部长的话，那么下面的人办事的可能会以为是总理的意思。总理认为，公事是公事，私事是私事，不能把家庭关系和革命工作搅到一起去，他还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小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数年后，国家开始实行工资制。

如果按照革命年限算，邓颖超应该领行政三级工资，如果按照行政级别算，她应该领行政四级。

但是邓颖超和总理商量后，却只跟中央申请定了行政五级工资。

当申请批下来了之后，周总理却又主动跟邓颖超说道：“小超啊，你近来身体不是太好，上班也不是太正常，我看呀，你拿六级工资就够了。”

对于丈夫的建议，邓颖超仍然选择了支持：“6级就6级吧，我听你的。”

于是，身为副部级干部的邓颖超就只领了六级工资。她对此毫无怨言：“我做了名人之妻，有时也要有点委屈嘛。”

扣下来的最高指示

一转眼到了1974年12月，党中央开始筹备召开四届人大会议。周总理此时虽然仍然身患重病，仍然肩负起了组阁重任。

中央政治局专门就人事安排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有人提议由当时仍然是全国妇联副主席的邓颖超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于是，12月23日，周总理专门乘坐飞机前往长沙，跟毛主席报告了政治局的提议，并敲定了相关的人事安排。

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说了什么，现在我们无从得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对于让邓颖超担任人大副委员长，毛主席也是十分认可的，他专门写了一份手令：

“政治局：

我同意在四届人大上安排邓颖超同志一个副委员长的职务。”

然而，当年的人大名单出炉后，人大副委员长中并没有邓颖超，而其他人事方面的安排，全部照办了。

直到一年零两个月后周总理逝世，秘书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才从锁着的抽屉里面发现了这份被周总理扣下的“最高指示”。

可想而知，当人们看到这份手令后，是多么的感动，在场所有人全都流下了热泪。

1976年年底，邓颖超在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正式增补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51年的婚姻，周总理从没有为自己和妻子争取什么好处，甚至还主动压低妻子的职务和待遇。在周总理的心中，公就是公，私就是私。哪怕“不讲情面”到让心爱的妻子受委屈，他也要坚持己见。

而邓颖超对于“不讲情面”的丈夫，也是毫无怨言。她说：“我是新的‘夫唱妇随’，他说什么，我都照办。我们全党都要听中央的，恩来是党中央副主席，他说得对，我们就要听他的。”

有妻如此，夫复何求？

有夫如此，何其有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