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产到消费：新闻时间研究的受众转向

作者：方惠（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曹璞（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14期

导 读

本研究认为应当将消费端的复杂性纳入对新闻时间的研究中来，并结合当前的研究总结提炼了新闻时间的受众多元化、新闻时间的体验多重性、新闻消费的时间政治等三个可能的研究方向。‍

时间是现代性的核心话题之一。在前现代文明中，时间和空间绑定在一起，往往变化不定。时间的确定需要参照其他的社会—空间标记，而空间受制于地域性活动的支配[1]。而现代性则意味着钟表时间对于空间与社会的支配。与之几乎同时兴起的是现代新闻机制的确立。狭义上的媒介时间通常指的是以大众传播媒介为中介和参照系的时间体系，而新闻时间（journalistic time）则是其中更为简化和具体的面向，它往往由新闻机构建立，是用来协调新闻传播主体（行动者）之间新闻交往与社会行动的一种制度化时间形式。[2]新闻时间与自然时间、社会时间及其他媒介时间一同构成了时间性的多重面向，不过新闻时间并不是恒定规律的，而是伴随着媒介的演化经历了多轮结构性的变迁。

从报纸到互联网：新闻时间的变迁

西方社会中新闻时间的出现与时间的标准化几乎同时发生，中国也不例外。“时间”这一概念成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常用词是清末经历词义转换和扩展的结果[3]。与之同时流行开来的还有“公元”“世纪”“年代”“星期”等大量描述现代时间的新词汇，它们与手表等现代计时器、报纸等新闻媒体共同构成了具有精确功能的“现代性”[4]，强有力地撼动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秩序。

（一）报纸时间：现代新闻时间的开端

《申报》《北华捷报》《上海新报》等象征着“现代”的大众化报刊的创办标志着新闻时间的真正开端，它们契合了商业化和现代化急速并进的过程中人们对于信息的极大渴求，从而在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中寻求商机和确定性。黄旦认为，现代报刊在其内容还是出版周期上都体现了现代的线性时间，它动摇了中国千年来的知识生产方式，从面向过去和经典转变为了面向当下和未来。[5]第一份日报《申报》首次为上海输入了一种新的报纸时间，通过每日出版“今日之事”，勾连起了一个共时的空间，从而带来了时间上的总体性卷入，以及中介化了的城市社会关系及其认同。[6]

（二）电视时间：全新新闻时间的来临

电视的出现使得新闻超出了本地范畴，并带来了实时新闻和24小时新闻[7]。1958年，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的开播意味着这种全新的媒介时间的来临。“只有每天晚上看《新闻联播》的人，才可能相信自己的确置身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8]电视之于报纸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一种线性流动的动态影像，这种线性的特质也决定了电视具有比报纸更强的时间约制，观众很难跳转前进或倒退，而影像观看模式则要求观看者更加专注，否则便难以把握稍纵即逝的“电视流”（flow）。在此技术特性的规训下，诸如《新闻联播》等电视节目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时间参照，而电视直播所营造的媒介事件更发挥着日历、周历甚至年历的作用，可以说，电视一度取代了钟表，建构着家庭内日常生活时间和人们的时间观念[9]。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电视提供了与钟表不同的时间参照形式，这一时期的新闻时间仍然是一种标准化的时间参照，不仅体现为新闻节目的播出时间由新闻媒体所控制，也体现为新闻内容的时间性是在新闻编辑室内和剪辑台上被确定。罗伯特·艾伦认为人们在体验电视的时候，遇到的不是孤立的作品，而是充满多层文本的大块时间段，电视网企图控制文本的流向，从而使一个时段的电视节目自然地导向另一时段。[10]

（三）互联网时间：新闻的“无时间之时间”

传统媒体时代（尤其是电视时代）所建立起来的标准化的时间参照系统被解构，电视时代所形成的“黄金时段”在互联网时代趋于崩解，公共的、标准化的时间轴与私人的、个性化的时间轴并行[11]。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的发展推动了社会时间结构的调整[12]，既有的日常时间结构遭遇了松动与解构，卡斯特尔称之为“无时间之时间”（timeless time），即过往的时间结构——日作夜息的自然时间、出勤打卡的工作时间、待时守分的媒介时间对人们的日常生活都不再具有强有力的约制。得益于技术的发展，时间被压缩到极限，从而不再具有锚定社会行动与情境的意义，从这意义上看，时间序列以及时间本身消失了。[13]《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NO.11（2020）》指出，新媒体已经成为我国网民获取新闻信息的主要渠道，而以微信、抖音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成为获取新闻信息的重要新媒体类型。无论是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还是抖音、视频号等短视频平台，借助新媒体技术所编制的实时信息流将传统媒体时代所形成的线性的媒介时间不断切割，在压缩和消灭时间差的同时，也将媒介时间切割到极致，使之成为点状的、不连续的弥散状态。有学者将其形容为“分子云”式的无序状态[14]。此外，平台不仅仅是新闻机构分发新闻的地方，也是新闻机构与其他信息发布者竞争注意力资源的地方，他们通过算法对于新闻时间（生命周期、存档等）不断进行重新配置。“无时间之时间”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突出地体现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实时更新的瀑布流中发布时间的相对隐匿与不可见。如果说报纸上方的日期“提供了一种最根本的联结——即同质的、空洞的时间随着时钟滴答作响地稳定前进”[15]，那么社交平台的去时间化则意味着这种基于钟表时代标准化时间结构而形成的联结瓦解。

生产还是消费：新闻时间研究的视角

纵观新闻时间的三次变迁，加速是其过程中的核心特征，与之相对应的是更大范围内人类生产生活时间的日益紧张与急迫，人们对于社会运行的速度、节奏感知明显加快。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新闻媒体大多面临着更新频次、持续时长、日程、顺序、节奏、截稿期等方面的“加速”压力，深刻冲击着编辑部既有的时间结构和运行秩序。困境求生的方式往往也是在先后顺序、持续时长、更新频次、节奏和协作维度全面践行“新闻提速”。[16]对标“互联网时间”成为新闻组织实现创新的重要方式，锚定新闻常规推行即时性理念、实践原则和相应叙事模式。[17]时间性的变化也带来了新闻内容的调适，尤其是硬新闻的生产往往耗费时间与精力，难以跟上新媒体的生产节奏，因此情感类、服务类、生活类信息成为填充“版面”的重要方式。[18]在此种流量组织文化之中，新闻从业者不得不卷入无尽的“赶工”游戏（game of making out）中。

以上是新闻生产层面关于时间性的典型记述。这些研究倾向于认为加速带来了诸多问题，除了新闻行业内部的超负荷劳动之外，在社会意义层面，这种即时性可能会带来新闻业过度迎合市场而带来的与公共性相背离、压缩用户思考和讨论社会议题的时间，难以形成深度的思考和全面的认识，继而有损审慎、协商、政治参与等公民社会的运行原则。[19]此外，人们的日常生活被信息塞满，造成了“信息过曝”，个体可能会对无休止的新闻产生厌倦，造成“共同世界”意识的减弱，使得新闻时间的参照成为失真的存在。[20]

尽管这些论断发人深省，但是，其中对于新闻时间影响的推理逻辑并不一定牢靠。“快”与“慢”、“加速”与“减速”的二分法仅仅是从技术角度解释了速度的影响，而没有认识到新闻消费的复杂性。[21]有研究发现，消费者在数字新闻上花费的时间多少并不直接等同于注意力的深浅，花费的时间短暂也许意味着更多的兴趣和参与度，因为有经验的新闻用户往往熟稔如何最为高效地查找并浏览新闻信息，并能够根据新闻设备、平台的变化灵活调整其新闻使用行为。[22]事实上，新闻消费者并不简单地栖身于以新闻生产周期、新闻流通技术和新闻内容本身的时间性为特征的新闻业时间性中，而是居于自身经验所派生出的家庭时间、工作时间等多重时间性之中。因此，新闻消费者不一定会有新闻从业者的“加速”困扰，更不一定会因为新闻生产的加速而感到迷失或分心。[23]照此说来，如果新闻时间在生产端的异化并不足以直接推论其在消费端的影响，那么在生产端的精细化研究可能无法深化我们对于新闻时间性的全面理解，从而限制了研究空间。因此，对于新闻时间本身的研究还必须将新闻传播过程的消费端纳入考量，即在经验层面上考察公众在新闻消费中的时间性体验[24]，以及生产端和消费端关于时间的互动与博弈。

新闻时间研究的受众转向

近年来，国内外新闻学研究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受众转向”（audience turn），即传统研究谱系中的“受众”、数字新闻生态下的消费人群逐渐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包括他们获取新闻的方式、途径、时间以及评价，以及研究者切入时间性研究的方法路径等等。[25]在本文看来，受众是达成新闻时间的“最后一公里”，也是理解新闻时间性必不可少的一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三个可能的方向，以探讨本土语境下受众视角的新闻时间研究的实现路径。

（一）新闻时间的受众多元化

在我们概而化之地讨论新闻时间带来的影响之前，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同一时空中的社会成员是否共享着一种整体的时间体验？不同的公众往往有着不同的时间尺度。[26]生命阶段、地位角色、时空心境无一不对个人的时间体验产生着影响，锚定不同的受众人群，或许可以给新闻时间研究带来丰富的面向。比如，报纸与电视时代的新闻消费对于用户实际上是有着时间与空间的要求的，比如报纸的发行区域主要分布在城市具有购买力的地区或人群之中，且发行的时间直接影响到读者何时能够阅读到新闻。广播、电视则更是如此。这种媒介技术的可供性构成了一种客观的参照性约束，使得新闻消费的时间性可能存在区域和阶层上的分化。比如，1935年《良友》曾经以“如何分配每日之二十四小时”为主题拍摄了一对年轻夫妇的系列生活照，其中丈夫的一天就包含早餐后的读报活动，以“增广见闻”。这种展报阅读是当时的都市中产家庭“标准的生活时间表”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27]，民国时期政坛要人谭延闿的日常安排中，同样写道日常读报，安排在晨起之后、早餐之前：“七时醒，起，坐四十分。盥洗后，下楼，读报。食粥。”“七时起，坐四十分。下读报。得炎午电，乃云无事……”[28]这一过程连缀起了家庭和公共，从而将个体带入更为广阔的城市与政治空间之中。但这种新闻时间是面向受过教育的读书人的，他们拥有读报的能力和条件，对于当时相当多地处边远且不识字的底层民众而言，新闻时间在他们的生活中究竟意味着什么，现有研究讨论得并不充分。

此外，新闻时间的消费是一个双重接合（double articulation）的过程，报纸、电视与互联网作为媒介技术的特殊性在于其不仅是媒介内容，同时也是具有功能特性的物体，消费者首先要具有消费物品的能力，其次才能消费媒介内容。[29]在个体发生学上，这种消费无时无刻不提醒着新闻时间的受众群体中城乡、阶层、教育程度等社会分化的广泛存在。

（二）新闻时间的体验多重性

新闻使用根植于人们日常生活中，是错综复杂的媒介体验的一部分，消费者对于新闻的理解也并不像新闻业界一般抱持着理想使命的宏大愿景，因此日常经验中的新闻时间研究需要立足于一种现实的、以经验为基础的批判性讨论，关注其中时间体验的多重性。[30]这种研究路径以用户为中心，关注日常新闻使用的意义。

比如，电视的流动影像以及互联网虽然取消了阅听门槛，让真正意义上的全民观看成为可能，但是当电视时间成为人们行动依据的重要维度，在很长时间内，观众需要借由电视节目预告、电视节目表等工具来驯化电视流（flow），并通过《电视节目报》等媒介来实现与电视台的时间编排协商，让多重社会时间得以有序交织在一起。比如有观众曾建议“在17点至18点的时间，能有适合中学生收看的节目，帮助他们了解社会，了解未来，了解自己”[31]。这是基于中学生的学习作息时间而定的；而部队体系的观众则希望“中央电视台军事节目的时间安排能考虑到部队的作息时间，节目安排在晚10点以后，部队收看就比较困难”[32]。甚至当电视节目没有按照预告时播出会引发观众的抱怨：“我们辛苦工作、赶公交车，挤来挤去，无非就是为了赶上想看的节目，结果呢，就只放广告和其他没用的节目。”[33]从这个视角出发，值得关注的便是什么样的新闻时间如何嵌入或脱嵌于日常生活的意义之网中。正如有研究所指出的，应当从编辑室内的新闻“常规”视角走出，重视新闻时间与其他社会进程之间的关系，在新闻生态内的主体实践及主体间关系互动中来理解新闻加速的形成及其结果。[34]

（三）新闻消费的时间政治

Tenenboim-Weinblatt 和Neiger曾指出，新闻具有深刻的时间指向性，不仅体现在新闻的生产要满足新闻周期的时间要求，而且由此而生产出来的新闻故事表征了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35]从这个意义看，新闻生产即记忆实践。[36]但互联网时代这种记忆实践网络中不再只有新闻媒体，用户身份具有多重性，他们不仅是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和传播者，他们同样参与到了新闻故事的生命周期中，由此形成了个人与公共、媒体与公众、精英与草根间关于铭记与遗忘的记忆政治。比如“克拉玛依大火”这一新闻事件因为主流媒体报道中的一句“让领导先走”在网络平台中震荡十余年，在被主流媒体遗忘之后借由个体性的数字痕迹延续记忆，关于新闻故事的公共记忆书写成为以历史事件为由头的公共政治参与。[37]

此外，互联网新闻报道的即时性、回溯性、现场性、固着性等时间可供性（temporal affordance）虽然大大延展了新闻故事的时间维度[38]，但是其即逝性也让新闻内容的移易、更改或者删除变得更加轻易。2022年，百度、搜狗先后停用快照功能，也让信息的回溯变得越发困难，Archive Team、Wayback Machine、豆坟等归档工具与备份插件的兴起与勃发均从侧面验证了这种新闻与信息生命的易夭。由此，超越新闻业对于“现在”的过分关注，而将目光投向新闻故事本身的时间维度，其中用户的多重身份和多维实践以及其中关于时间和记忆的控制与争夺，或许能够让新闻时间性获得更加全面的考察。

结 语

本文基于本土化语境，从历时性的角度梳理了从报纸—电视—互联网三次技术巨变下的新闻时间变迁：大众化报刊的创办标志着新闻时间的开端，推动了时间的标准化；电视的普及使得实时新闻成为可能，强化了标准化时间参照，与此同时，电视流的线性时间束缚了受众的时间自主性；互联网打破了电视时代所塑造的“黄金时段”，标准化的时间参照系统被解构，公共的、标准化的时间轴与私人的、个性化的时间轴并行，借助新媒体技术所编织的实时信息流将传统媒体时代所形成的线性时间不断切割，新闻时间呈现出点状的、不连续的无序状态。而面对媒介技术影响下新闻时间的变迁，既有相关研究主要聚焦新闻生产这一视角，对新闻消费在时间性方面的复杂性揭示不足。

近年来，新闻学研究（尤其是数字新闻学研究）出现“受众转向”，系统地对用户的新闻使用、参与、评论等行为进行研究[39]。具体到受众视角下的新闻时间面向，本文提出了三个可能的研究方向。一是注重受众的多样性及其由于城乡、阶层等社会分化而导致的新闻时间性的消费差异；二是考察新闻时间和自然时间、社会时间如何交织嵌入在个体或群体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人们行动依据的重要维度；三是关注技术可供性下新闻文本的流动和生命周期，以及用户的记忆实践所带来的新闻消费的时间政治。

时间看不见摸不着，却真实地存在于我们所感知到的长度、速度、节奏等属性之中，超越生产层面，新闻时间研究的巨大潜力仍有待挖掘。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媒介记忆视角下香港通识教科书的国家认同研究”（批准号: 21CXW02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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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方惠,曹璞.从生产到消费：新闻时间研究的受众转向[J],2023(14):3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