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谦语谈书风

编辑|谦语谈书风

18世纪中后期，法国160多位著名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合作，编撰了一部《百科全书》，在当时影响极大，这部巨著的主编是启蒙思想家狄德罗（1713—1784）。

而在英国汉学家、历史学家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中，也有一位被誉为“中国狄德罗”的科学家，他就是宋应星。

博学多识的宋应星

宋国霖对儿子宋应星的管教是严格的，很小就教他识字读书；小宋应星也很好学，且聪明强记，才几岁的年纪就能作诗了，很得长辈的喜爱。

年纪稍长，他考入本县县学为庠生。在这里，除了熟读“四书五经”这些儒家经典以完成科举考试所必需的课业外。

他还读了《左传》《国语》《史记》等史书，以及诸子百家、文学、自然地理、农业工艺等方面的书籍，从而扩展了知识面，使自己不同于那些死啃八股文章的书呆子。

在“二程”、周敦颐、朱熹及张载中，宋应星独推张载的“关学”，从中接受了唯物主义自然观。他还对天文学、声学、农学及工艺制造有着很大兴趣，熟读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书。

应该说，青年时的宋应星就已经成为一位博学多识之士，有着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在性格和处世上，他不愿阿谀权贵和谄媚名流，而喜欢结交为人清正耿直、不与流俗为伍、勤于著述及热爱读书的人。

万历四十三年（1615），宋应星和他的大哥宋应升一起参加江西省乡试。在一万多名考生中，宋应星考取全省第三名，其兄名列第六。奉新诸生中只有他们兄弟中举，故称“奉新二宋”。

同年冬，兄弟二人兴致勃勃地离开家乡，来到京师，参加次年的会试，结果没有考中。事后得知，这次考试有严重的舞弊行为，这怎能不令人气愤！宋应星想到祖父和父亲在科举道路上消磨青春的辛酸遭遇，功名心不由得冷淡下来。

他回到家里，很感慨地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家食之问堂”，意思是：宁愿在家吃普通百姓的饭，也不追求做官吃俸禄。

此后，宋应星把主要精力用于游历考察，通过实际见闻，将各地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及经验记录下来，为编写一部科技专著做准备。

崇祯八年（1635），年近五十的宋应星大概由于生计等原因，到本省袁州府的分宜县任县学教谕。

教谕是县学教官，级别很低，月俸也很少，是当时士大夫口中所谓的冷官。但当冷官也有个好处，就是事情少，闲暇时间多。

当教谕是宋应星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段时间里，他能够专心致志地写作，其主要著作都完成于此时，包括闻名后世的《天工开物》（写成于崇祯十年）。

崇祯十一年，宋应星在分宜任期满，升任福建汀州府（治所在今长汀县）推官，掌管刑狱审判。宋应星又出任南直隶凤阳府亳州知州。

此时的明朝在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以及清军的进攻下，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随时可能覆亡。一年后，清军入关。

宋应星拒不出仕，过着隐居的清贫生活，大约卒于康熙五年（1666）。他的两个儿子——长子士慧、次子士意均有文才，人称“双玉”。

我们今天提到宋应星，往往想到他的《天工开物》。其实，宋氏才大学博，研究领域涉及自然及人文学科，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不仅在科学技术方面有着杰出的贡献，而且在哲学、军事、政治、文学诸领域均有建树。

伟大的政治理想和人生追求

宋应星一生经历了明万历、泰昌、天启，清顺治、康熙五个时期，亲身经历了“明亡清兴”的历史变革。

面对明朝的衰落，社会的动荡，宋应星有着自己的思考，并体现在他的作品中。《野议》是一部议论时局的政论著作。

宋应星在书中对明末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提出了改革的主张。

书名“野议”，就在于它是不同于“朝议”的“从野而议”，集中体现了这位进步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

比如，书中尖锐抨击了封建统治阶级残酷压榨百姓和奢侈挥霍的行为，指出朝廷以筹办军饷为名，“搜刮与加派”有增无已；皇帝派出去的宦官和地方上的藩王“骚扰又日新而月盛”。

宋应星愤慨地写下自己目睹的事实：“今方春二月，新谷尚未播种，而严征（赋税）已起者纷纷矣。”老百姓缴纳不起沉重的赋税，官府就严刑追逼，最终导致官逼民反。

宋应星还大胆提出，不应向百姓增加赋税，而应该“节省无益上供”。所谓上供，是指皇帝为了宫廷享乐而令各地进贡的物品。

他甚至质问道：朝廷每年令仪真（今江苏仪征）上供酒缸十万口，难道酒缸只能用一年，明年就不可用？

宫内糊窗的纸，花一千两银子在市上购买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广信府（今江西上饶一带）上缴大量窗纸，“岁费一二十万”两银子呢？这些银两，最终还要摊派到百姓身上，无疑是吮吸人民的脂膏。

应该说，宋应星对当时社会弊病的把握还是比较准确的，分析得也很到位，体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之心，以及敢于批评时政得失的勇气。

身为学者和官员，宋应星有着自己的人生追求，集中体现在他的诗文中。《思美诗·其四》就说：“德全才足与时宜，一曲名流未是奇。奕到入神情若拙，书成泣鬼意如痴。

微醺契合醇醪性，清咏赓飏击壤词。韫就太和充四体，谁能不系美人思。”在宋应星眼中，理想人格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德全、才足、适合时宜。

前者就是我们所说的德才兼备，后者则要求灵活变通，能随形势的变化而做出改变。直到今天，这三个条件仍是我们为人处世应该具备的素质。

宋应星还注重和追求风俗的纯化。在《野议·风俗议》中，他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风俗，人心之所为也。人心一趋，可以造成风俗。然风俗既变，亦可以移易人心。”

宋应星所说的风俗是指社会风气，人心是指思想，他认为风俗和人心是相互影响的，并进一步指出：“人心定而职分安，职分安而风俗变，风俗变而乱萌息。”

他强调一个社会稳定的标志是“人心定”，要想人心安定，首先在于国家太平，其次在于人们知止知足、不贪名利。而这两点正是明末社会所缺失的，宋应星一针见血地指了出来。

宋应星还特别看重“士”在淳化风俗中的作用，提出了“国家扶危定倾，皆借士气。其气盛与衰弱，或运会之所为耶”的观点，认为士气的盛与衰不是天命所注定，只要“上以功令作之，下以学问充之”，就可以使士气反衰为盛。

在宋氏眼中，“士”即知识分子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士气的盛衰，关乎国家的命运。所以，作为统治者，要真正对“士”加以重视，进而改革弊政，扭转世风日下的局面。

倡导实学，注重实用，是宋应星人生追求的另一表现。他在《思美诗》中说：“充繁东壁尽书编，不解删存枉展诠。天产哲人今贯古，时宗盟主俗资贤。

无情片语弁髦弃，有用群言琬琰传。从此缥缃怀至宝，祖龙不用虐灰燃。”宋应星认为，对待历史典籍应采取剔除糟粕、保存精华的态度，而不应盲目崇拜。

贯通古今的哲人是遵循客观规律、讲求实学的人，所谓一代宗师绝不是靠人们的吹捧。因此，虚伪不实的文章应该废弃，旨深有用的文章才会像美玉一样流传。

宋应星的追求还表现在穷究真理、有所成就的人生抱负上。在《谈天序》中，他已经认识到一直困扰人类的“天”的秘密是可以探求的。

因此，他无所畏惧地对大自然进行探索，“既犯泄漏天心之戒，又罹违背儒说之讥，然亦不遑恤也”。

正是依靠这种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钻研精神，宋应星提出的许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十分先进的，有的甚至接近现代的认识。

比如，在物理学领域，他研究了声音的发生和传播，提出声是气中的波的见解。在认识论方面，他提出“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

他还说研究事物“皆须试见后详之”，即主张科学实践；又认为世界是可知的，而人是认识和探求未知的主体。

璀璨的瑰宝

让宋应星后世留名的，不是他为官的政绩，也不是他的诗文作品，而是他撰就的一部科学著作——《天工开物》。

如今，宋应星和《天工开物》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提到此人就会联系到这部书，提到这部书必然会想到其作者。

他在《天工开物》中感慨地写道：富贵人家的纨绔子弟把劳动人民看作罪犯，读死书的书生则把“农夫”一词当作骂人的话语；人们餐餐吃饭，“知其味而忘其源者众矣”。

又说：那些王孙帝子，生长于深宫，虽然御厨饭香，宫衣锦绣，却没有见过农具和织机。对这些人来说，打开《天工开物》的图卷看看，能使他们长些见识。如果你只热衷于仕途，那就把这本书扔在一边吧，“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

《天工开物》完成于崇祯十年（1637），当时宋应星五十岁。全书共分上中下三卷，十八章，内容十分丰富，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农业、手工业的生产种类，既有大量确切的数据，又绘制了一百二十余幅插图。可谓图文并茂，清晰明了。

结语

《天工开物》这部书，倾注了宋应星的心血，体现着他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

总体而言，宋应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在科学研究上所秉持的“有益生人”的思想，以及重视实地考察和实践经验的实事求是精神，值得后人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