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敏：重生（二）‖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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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读到苏敏的散文《重生》是在《滇池》，全文三万多字，我一口气读完了。
认识苏敏有几年之久，但阅读这篇散文之前，我并不知道他经历过这样的涅槃重生。
感佩之余，特向他约稿，准备分两次推出。
苏敏有些担心，文章太长了，会不会没有多少读者。
而我坚持要推出，毕竟，做这个公众号，原本不是为了流量。
今天推出《重生》余下的篇章，致敬生命，致敬为了活着拼尽全力的每一个人！
重生（二）
文/苏敏
6
“疼，疼，疼啊……”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喊道。医生开的止疼药已经失去了作用。
一只粗糙的带有老茧的手不断轻揉着我的胸口，我的手臂，我的膝关节。我的胸口疼痛，我的手臂和膝关节疼痛。我浑身疼痛，像在不断下坠，要掉入一个无底的黑洞，深不见底。
也许，人生总会在某些时候会掉入某个黑洞。这黑洞神秘，幽深，具有极大的引力，足以吞噬所有的一切，任凭你竭尽全力挣扎，反抗，皆是徒劳。
拉着我不继续往黑洞坠入的是我的父亲。他大概是骑着瘦马手持长矛和旧盾的堂吉诃德，是那个说“我和你奉陪到死”的叫圣地亚哥的老人。
9月12日清晨，他与三叔一起从老家赶到合肥。父亲赶到合肥时，已经是下午三四点的样子了。除了吃过那个中秋节的五仁月饼和喝了大量的水以外，我已经差不多两天粒米未进了。持续的高烧，让我一点胃口都没有。
我不知道父亲是怎样来面对他这个躺在病床上的儿子的。我才二十五岁，他也就五十岁刚出头。我们的人生中，都未曾经历过这突如其来的灾难，都没有任何经验来应对这样的不测。
父亲从来没有对我们“客气”过，兄弟三人中间，我挨他的巴掌和竹枝条的次数可能是最多的。我常常因调皮或与伙伴们打架，被父亲一次又次毫不手软地教训过，每次的教训直至我遍体鳞伤，嘴角吐血，保证下回不再犯为止。
父亲静静地坐在我的床边。这么多年来，这是我们父子第一次坐得这么近，也是我们父子之间很难得的一次不以仇恨的目光相对。
我闭上眼睛。我想起了我以前的报仇计划，想起了我用父亲一样的动作，一样的巴掌或竹枝，一样大的力气，将父亲给我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折磨加倍地还回去。我似乎看到父亲身上血痕累累，跪着向我求饶。——可是，我大仇未报，自己却先倒下。
父亲终于可以实现了他多年前的咒愿了——你怎么不早死呢？如今，我高烧，陷入昏迷，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真的就要早死了。
“拉回去吧，免得到时候家破人亡。”医生对大弟弟苏肖说。9月11日晚上，我已经被安医附院的医生宣判了死刑。
也许，做医生的小叔内心里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事实。这并不是做医生的人比起一般的人要冷血一些。按照安医附院的医疗水平，按照我当时的状态，他们已经是山穷水尽，黔驴技穷了。两天的治疗过程中，医生除了给我开了一种吞服的药丸和几粒止痛药，连一瓶盐水也没给我挂。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在一个无药可救的人身上再去花费精力，也没必要让我的家人再增加一些不必要的药费支出。
小叔把一切都告诉了父亲，也让父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我并不知道病房之外发生了一场怎样的家庭辩论，或是一场激烈的争论。也许没有。我能不能继续多活几天，或者是就此放弃治疗，也许就是在父亲来到我的病床，给我抚摸浑身的关节之后做出的决定。我不知道，父亲在做出这样的决定时，是否想到过我们父子之间的那些恩怨，是否会想到在以后的日子里他需要低三下四到处求人借钱来给我治病。
我到现在仍一直相信，有一些超越药物的神奇的东西，比如乐观，比如自信，比如意志力，比如亲情与爱。父亲缓慢而用了些暗劲儿的抚摸，竟彻底地将我身上的病痛驱赶走了。在父亲那双粗糙、长满老茧的双手的抚摸下，我渐渐进入了梦乡。而且神奇的是，我的身上再没有这样疼痛过。
9月13日，合肥，初秋的清晨，第一缕阳光从东方的鱼肚白里升起，住院部楼下的停车场上，有一缕略带凉意的风吹来，混杂有露水与药水的气息。小叔、三叔、弟弟，将依旧半昏迷状态的我从担架上抬了下来，然后再将我抱进一辆绿色的出租车后座。
关上车门的一刹那，我睁开了眼睛，望见了玻璃车窗外的父亲，那个矮小的老男人，一手拎着些什么，一手举过肩头。他深情而又隐忍，嘴唇翕动着，仿佛要对我们说些什么，却终究又什么都没说出来。清晨的微风掀起他稀疏的头发。我这时才发现，一夜之间，他的头发全白了。
——我冲着窗外说：“爸，没事，死不了。”我想要与父亲和解。
我们分头出发，小叔头天晚上联系上了苏州第一人民医院血液科，出租车将带着我去往那里，等待我的将是一场暗无天日的血腥较量与战斗。父亲急匆匆赶回家中，疯了一样，卖房子，四处找人借债，占卜算命，烧香拜佛求菩萨，想尽一切办法，怎么也不让我死。
我并不知道父亲是怎样赶回家中的，他在摇摇晃晃的车上是否掉过一两滴浑浊的泪珠？他是否绝望过？他是否后悔过自己仓促地作出这样的决定？他是否想到这极有可能是他最后一次见这个与他有孽债的儿子？他回到家中如何向那个已经哭瞎了一只眼睛的老婆讲述他的儿子是身患绝症很可能没有几天的活头？他该如何面对那个才刚满六个月连话也不会说的孙女？
小叔坐在副驾驶上，三叔和大弟将我架在后座的中间位置。我那时已经连坐着的力气都几乎没有了。还没等到父亲的身影消失在视线中，我又再次陷入昏迷状态。
不知过了多久，我隐隐约约听到有人说“南京长江大桥”。就在一刹那，我突然就清醒了过来。或许是我突然间获得了某种神助的力量吧，也许就是毛主席的那句诗词，我想起了小学课本里的《南京长江大桥》：
“清晨，我来到南京长江大桥。今天的天气格外好，万里碧空飘着朵朵白云。大桥在明媚的阳光下，显得十分壮丽。
我手扶着桥栏杆，站在大桥上，远望江面，江上的轮船像一叶叶扁舟，随着波浪时起时伏，侧耳倾听，一列列火车鸣着汽笛，从脚下呼啸而过。
滔滔的江水浩浩荡荡，奔向大海。自古称作天堑的长江，被我们征服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今天，我终于路过了南京长江大桥。我使劲地伸长脖子，向车窗外望去。这可是我第一次经过南京长江大桥啊，这真的就是小学课本里的南京长江大桥啊。它之前只是存在我那些早已发黄的小学课本里，只是一个模糊而抽象的概念，我在脑海里曾无数次勾勒过那两座雄伟的工农兵塑像，想象过那一面面映着阳光的红旗。现在，眼前，我们的车子底下，泛黄的江水，波浪滚滚，浩浩荡荡，而我身下的桥，它不就是那条钢铁巨龙吗。
人的一生之中，总要走许多的路，过许多的桥。如此多的桥梁之中，会有哪一架能让你铭心刻骨，终生难忘呢？假如出租车师傅没有在那一刻不经意地说这么一句“南京长江大桥”，我还能不能渡过生命中最重要的这座桥梁呢？
多年后，父亲跟我讲，算命的先生跟他说过——你儿子的桥还没断。为了给我救命，父亲疯了一样，四处找人借债。刚开始，乡亲们，同事们，也都会展现一下他们的慈善之心，会给我父亲三十五十，一百两百，但随着我在医院里的开销越来越大，人们开始躲着他，视他为瘟神。每敲开一户紧闭的大门时，父亲总会迫不及待地说，你放心好了，我儿子不会死的，我儿子的桥还没断。
父亲越来越执拗，越来越倔强，许多人都劝他放弃，劝他不要再这样抱幻想，可父亲从来没有忘记我对他的庄重承诺——爸，没事，死不了。父亲后来跟我说，我上出租车之前的这句话给了他无穷的力量与信心。他说，我相信我儿子的命没那么脆弱。
我简直有些后怕起来——父亲不知道，我那只是随口一说而已的啊。
7
醒来时，我已经躺在了一张窄小的床上。我的两只手臂上分别插上了一根粗大的皮管，皮管内浑浊的血液正在奔流，循环往复。我的左手边靠近头部的位置有一台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仪器，仪器的顶部有两只转盘，像是两只巨大的水车，正嗡嗡作响，从我身体里抽取的血液冲击着水车的叶轮。随着水车的转动，血液如获得解放了一般，举杯欢庆，相互碰撞，翻滚欢畅，激起白色的浪花。
是的，血液的白色的浪花。仪器上，两只透明的塑料袋子里，灌满了从血液中分离出来的恶性白细胞。就是这些细胞，险些要了我的小命。
进行白细胞清除术——这是抢救我生命的第一步。为了表述准确，我专门查询了有关资料，有关文献中对白细胞清除术是这样描述的：通过放置在一根静脉中的导管从一只手臂上抽取血液，然后将血液从手臂上取出并放入离心机中。离心机旋转，并根据血液的重量和密度将其分离成各种成分。血液可以分为红血球、白血球和血小板。通常情况下，白血球被清除，其余的细胞和血浆通过另一根导管或另一根针头回到身体内。
这样的仪器在安医附院那座高大但略显破旧的住院大楼里我是没有见到的。后来，我在苏州第一人民医院又做过两次类似的手术。负责这个手术的医生姓常，大家都喊他常主任，我的手机里至今还保存着他的联系方式。2012年我应邀回医院出席全国白血病峰会，晚宴上，又见过一次常主任，相隔9年之后，我不再躺着，而是站着。常主任还能一眼认出我，我也一眼能认出他来。我那会儿刚住进医院时，常主任大约四十来岁的样子，给人的感觉和蔼可亲，像是一位兄长。
从过南京长江大桥醒来一会功夫之后，我陷入重度昏迷达四五个小时了。住进医院等待做白细胞清除术的过程中，我已经高烧到42度，浑身上下几乎一点就着，所有的退烧药物已经完全不起作用。也就是说，假如没有进一步的治疗方案，我可能就是在一场滚烫的高烧中结束这短暂潦草的一生的。我将与许多死去的人不一样——我死去的时候，不是浑身冰冷，而是全身滚烫。
2011年，有一部叫《最爱》的电影特别感人，其中有一幅画面我至今记忆尤深，女主人公小美（章子怡饰）为了给高烧不退的男主人公小帅（郭富城饰）降体温，把自己浸泡在冷水缸里，然后用自己冰凉的身体一遍又一遍紧紧地抱着小帅。
那只是电影。为了给我降这该死的体温，小叔和三叔在我的身上放满了冰块，一袋袋冰块占据了我的脑袋、颈部、腋窝和大腿内侧，在我的身上“滋滋”地冒着热气。许多年后，小叔曾跟我说：“你那时已经快不行了。我和三叔轮流用毛巾给你擦拭，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边擦，一边不断地掉眼泪。”小叔在跟我描述这样的场景时，他又忍不住再次掉下眼泪来。
生死往往就在一瞬之间。也许上天并不想那么早收回我的性命，我终于挺了过来，我终于等到了白细胞清除术。我在那张窄小的病床上醒来时，我看见小叔、三叔、大弟弟齐刷刷地站在我的周围，他们脸上仿佛刚刚流过滚烫的热泪。
我住的是12号病床。病房的装修，干净与整洁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护士站里的医生与护士忙碌而有序，走廊宽敞大气，走廊上方的指示灯不断闪烁，喇叭里不停地奏响那首单调却略显俏皮的音乐，地面铺的是一层光亮的淡绿色的油漆，看不见一点点的垃圾。小叔将我带到病房里时，我跟小叔开玩笑说：“你们医院的环境比起这个，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
我那时并不知道自己生命正垂危着，不知道自己已身患绝症病入膏肓，也不知道即将进行的治疗将要花掉一笔天文数字的钞票——现在想起来，那时的单纯与幼稚是多么的可笑，而又多么可爱啊。就在所有的人为我急得要命时，我竟然像是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我甚至为自己能住进条件这么好的医院而暗地里感到兴奋不已。
病房里一共三张病床，13号是一名胖胖的个头比我高的一名高中生；14号是一名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他们俩都比我早些住院。
14床很明显是一名资深的病人了，后来他教过我很多自我保护的常识，比如每次大便后要用高锰酸钾洗屁股，坐在盆里的时间不能低于三分钟；发烧时不要吹风着凉了，一定要用被子紧裹着，捂住一身汗来；他还教我学会看血象，肝功能，以及一些生化指标。
但更多的时候，14床是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也很少说话。他教我那些时，声音也很小，小到只需一阵微风便被吹散得不见踪影。刚开始，下午探视的时间里，偶尔有一个长相不错，身材也不错的女人给他送些吃的，等我住进去大概两周后，这个女人便再也没有出现过，取而代之的是一名年纪更大些的女人。我后来知道，年纪大些的这个女人是他的姐姐。
14床已经是好几次化疗了，他一直在等合适的骨髓。可是后来，他并没有等到。假如他在上天有灵，他应该为我感到庆幸，他教了我那么多抵抗病魔的法宝，在那间病房里，在那些没日没夜的吃药、挂水、化疗中，我们曾一起并肩作战与死神博斗过，如今我完成了他没能完成的事业——活着。是的，活着，是我这一生伟大的事业。也是他，以及所有的白血病患者们共同的梦想。
大约住进医院一个星期之后的某个下午，我正午睡，突然感觉像下起了一阵小雨，凉丝丝的雨水落在我的脸上，惊醒了我。我睁开眼睛一看，只见13床那高大的，胖胖的小病友，正手持一支注射器，不断朝着病房里喷射，一会喷到天花板上，一会喷到墙壁上，一会喷到我们的床上。
我有些不高兴起来，责怪地说：“你这是干嘛？还让不让人睡觉？”
“你都快要死了，还怕没时间睡觉？”他得意地笑了起来。
“你才快要死了呢！”
“大家都快要死了！哈哈，大家都快要死了！”
“闭上你的乌鸦嘴！”
“乌鸦嘴？白鸦嘴？到这里的，都是白血病，你还能活着回去？”
“咣”的一声，我仿佛被迎头重重地敲了一棒。直到这时，我才知道我得的是白血病，我才明白小叔跟我说的“慢粒就是一种病”，我才晓得主治医生唐晓文说的“慢粒急淋变晚期二阶”是什么意思。我突然觉得自己在那一刻掉入了一个无底洞，身体不断下坠。我又仿佛看到自己如一缕青烟，缓缓上升，直至天堂。
8
“你告诉我，大概要多少钱？”
“哎哟啦，苏敏真棒啊，你们瞧，你们瞧，肚子一天比一天小啦。”唐晓文，我的主治医生（后来，我喊她姐姐。），她像没听到我讲话一般，以她习惯性的微笑和惊讶，对我说，也对着跟在她身边那些穿白大褂的年轻的医生们说。“你真是奇迹啊，我为你感到骄傲！”
“你告诉我，到底要多少钱？”我对她的微笑报以冷漠。
“真的太神奇了耶。”
“多少钱？”
“你看，小了很多啊。”姐姐用手摸着我的脾脏的位置。
“我想知道需要多少钱？”
“不会要多少钱啦，”姐姐继续微笑，她笑起来，脸上会有酒窝。“也就二三十万吧。”
我脑子里快速地过了一遍这个数字，二十万，三十万。那时，我和老婆两个人的月工资收入加起来大概是两千不到的样子，一年的收入也就是两万块钱左右。按照这样计算，我大概需要十到十五年，才能赚回这笔治病的钱。
2003年，我们乡村教师并没有缴纳医保，只有城里的老师才享受医保待遇，我的医保直到2005年才缴上的。我常跟自己开玩笑说，如果坚持两年再生这个病，我的家人也不会受这么多罪，也不会欠下这么多的债。说实话，我那时竟没有责怪过单位为什么没有给我缴纳医保。也许那时我不知道，给职工缴纳社保是学校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吧。当然，我们所有的乡下老师都不知道。或者，知道了能怎样呢？
脑子里转了这么一圈之后，我觉得还可以尝试一下了。但没想到的是，后来的治疗，远远超出了这个数字。假如当初姐姐认真地跟我说，要五六十万，我想我一定会坚持自己最初的那个念头——放弃治疗，从医院的五楼一跃而下。
我高高隆起的腹部的确像姐姐说的那样一天天变小。刚住进12号病床时，姐姐拿着一支圆珠笔在我的肚子上画了一个圈。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圈啊。姐姐给我画圈时，我突然想起了一首歌：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二零零三年，我的主治医生唐晓文姐姐在我的肚子上画了一个圈。姐姐跟我说：“加油，我要看着你的肚子一天天变小啊！”
或许是年轻，也或许是对药物的敏感反应，我硕大坚硬的腹部一天天变小，变软起来。那个神奇的圈圈，在我的肚子上一天天变小。姐姐告诉我，腹部超声显示，我肿大的脾脏已经基本恢复原状了。
“太出乎我的意料了，苏敏，你是我最满意的作品！”一连几天查房，姐姐都这样冲我微笑。
我举起拳头，报以胜利的微笑作为回复。
可是，有谁知道，在这样的笑容背后，有多少辛酸与痛苦呢？
比如吃药：
在病房里，每顿都要吃一大把药物。有胶囊，有片剂，有圆形的，椭圆形的，红色的，绿色的，白色的，我将这些药物或者放在一个瓶盖儿里，也或者直接放在手掌中。我仰起脖子，抬起头，张开嘴，将药物倒进去，然后喝一大口水，然后“咕咚”一下，吞下去。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的喉咙原来具有如此巨大的收缩功能，那一大把的药物吞服下去，在狭窄的喉咙里一点阻力都没有遇到，只需一口水就足以将它们送至我的胃囊。许多年过去，我吃药的功夫依旧保持得很好，平时遇上个头疼感冒，咳嗽发烧，一大把的药物一口就能吞咽下去，有时候连水都不需要，竟然可以干咽。
在《我不是药神》中，可能大家都听说过一种叫作“格列宁”的天价抗癌药物，其实它真正的名称是“格列卫”。我曾吃过两盒由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格列卫”。我当年吃的时候，这药就已经是两万多一盒了。折合下来，一颗两百多元，最多时我一天要吃六颗。
因为化疗药物的作用，恶心、呕吐就是家常便饭了。想吃，却又吃不得；强忍着吃下去，食物在胃里呆不了三分钟，就又全部翻腾上来。胃里吐空了，就吐黄色的胆汁，直吐得人肝肠寸断。等胃里平静下来，再试着吃药。有时，刚将“格列卫”吞下去，马上便会反胃，剧烈地呕吐。吐在垃圾桶里的药物，那可是钱啊，一颗两百多，两颗就是四五百，怎么舍得呢？我从垃圾袋里将它一颗颗捡起来，用开水冲洗一下，等到胃里的反应小点时，再强行吞下去。等再吞咽下去时，我将嘴巴闭得死死的，不敢打开，生怕它再从胃里面跑了出来。
比如打针与挂水：
血管开始罢工，两只手的手背已经全部被插烂了，留置针插进去用不了三天就堵塞了起来。血管被化疗药物损伤，血管受到药物的刺激后，变得无比脆弱起来，手背上青一块，紫一块。没有办法，医生开的药水还得挂，护士便只能从我的小手臂上插管。可是到后来，手臂上的血管也变得硬邦邦的，摸上去如同一根根细铁丝，针也插不进去了。
其实，远不止在静脉或肌肉上注射了。骨穿刺与腰穿刺手术，就得在骨头上打洞。骨穿手术一般会在两个部位来做，一是胸骨上，另一处是髋骨上。胸骨的危险系数大一些，不小心会将针头穿刺到肺部或者心脏等内脏，所以多半会安排在髋骨上进行。腰穿则只能是安排在腰椎骨上了。骨穿刺与腰穿刺的共同点就是都得先打麻药，然后用一根粗大的钢针在骨头上打洞。你能清楚地听到你的骨头在钢针的威逼利诱之下，一点点丧失自己的领地和尊严——骨头原来竟是如此地脆弱啊。随着姐姐的钢针在骨头上一点点地开凿，骨头上渐渐被打开一个小洞来。
骨穿刺手术会从开启的洞内抽取一定的骨髓液出来，而腰穿刺手术则是要向骨髓内注射某种药物。抽出来的骨髓液会被送到化验室，通过检测看其中恶性细胞的变化情况。腰穿刺我前后做了六次，通过腰穿刺手术注入的药物通过脊柱的运输，送至我的脑部，避免癌细胞占据我的大脑司令部。如果不做腰穿刺手术，就无法防止癌细胞向脑部扩散的风险。一旦癌细胞转入脑部，那就是华佗再世也无力回天了。
骨穿刺手术后，只要穿刺的部位不出血，便可以自由活动，但是腰穿刺则不行，必须至少卧床6个小时。这6个小时里，不能抬头，更不能起身。吃饭到是可以忍一下，但如果想要小便则是无法忍受的，如果内急，那只能在病床上解决了。所以，在做腰穿刺手术时，必须提前上洗手间，而且尿壶是必须准备好的。
再比如各类检查：
抽血是最频繁的，每天早上天还蒙蒙亮，我们还没有醒来的时候，值班的护士就推着小车悄悄地走进病房来。
护士轻轻地在我耳边唤我：“喂，苏敏，该抽血了。”
“哦，”我醒了过来，“几管？”
“今天就血常规和肝功能，两管呢。”
一般的情况下，每天得抽上两三管血，隔三五天就得抽上七八管甚至更多的血来。护士甜美娇羞的声音让抽血的痛苦减少了许多。
借着蒙蒙的床头灯光，我跟护士说：“天哪，这样抽下去，我快成骷髅了。”
护士微微一笑，轻声地说：“不会的呢。”
9
一天早上，我无意间摸了一下头，发现好像有什么掉落下来一样，仔细一看，摸过头的手上全都是细碎的短毛发。我再转身看枕头和床单，发现也全是这样的毛发。我几乎傻眼了，差点就要喊了出来：天哪，我掉头发了。
住院的那天晚上，小叔从医生那里找来一把推剪，给我剃了个光头。小叔在他的医院里负责神经外科，也就是主要在脑袋上做手术。或许是职业习惯，干脆便将我也剃了个光头。我已经许多年没有剃过光头了。我那一头早生的华发（少年白），不止一次让我自卑过，让我在女孩子们面前缺少一份自信。可如今，这花白的头发，竟然如雪落一般，哗哗地往下掉。
姐姐跟我说，因为化疗药物的作用，掉头发属正常现象，以后还会长出来的。我曾一度以为姐姐又是在善意地骗我。放疗和化疗后，我的头发几乎全部掉光了，后来甚至连眉毛和胡须都掉光了。从净化舱里出来大概一个月左右，我无意间从镜子里发现，在我光溜溜的脑袋上，已经生出了不少的毛茸茸的头发来。我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冲着窗外的妻子和母亲大声地喊道：我长头发了，我长头发了。我来到窗前，将头伸给窗外的妻子和母亲看。
头发、指甲、胡须，还有皮肤，全都长出新的来，我像一条蛇一样，蜕了整整一层皮。如今，它们新生出来。它们的新生，具有积极重大的意义，这表明弟弟的骨髓在我的体内已经生根发芽了。
除了掉头发，拉肚子或者便秘也是轮番上阵，折磨得人难以忍受。在净化舱里，我几乎一天要上二十几次洗手间，经过微波炉加热得烂熟的食物吃下去，也就是到胃囊，大肠，小肠一游而已，几乎不做停留。我几乎能闻到自己拉出来的东西，仍有食物的味道，比如我吃下去的那些胡萝卜，白菜，土豆，它们都还几乎保持着原来的样子。
拉肚子让人乏力发软，而便秘则让人无比烦燥与恐慌。刚住进医院时，化疗药物的副作用尚还未完全表现出来，由于服用了大量的激素，我的食欲变得特别的好，属于特能吃的那种，我几乎每顿能吃一大盘食物，鱼肉蛋虾，蔬菜水果。但是纵然这样吃，却怎么也不用解手。肚子摸上去结实得像铁一般坚硬。最久时，超过一个星期没上过厕所。这么多的食物究竟是吃到哪里去了？都是去和体内的那些恶性细胞作斗争去了吗？
我蹲在马桶上，憋了半天，才挤出黄豆那么大的一粒“屎”来。最开始，用开塞露还是能管些用，过了几天，也变得一点作用都没有了。无奈之下，医生只好给我灌肠。我侧卧在病床上，病床上方挂着一袋肥皂水，护士将一根粗大的管子插进我的肛门（护士真是天使啊，这样令我自己都恶心的事情她们连眼都不眨一下，毫不犹豫地就干上了）。在重力的作用下，一大袋肥皂水灌进我的大肠之中。
这下，终于有了便意，我急匆匆地冲向马桶，十几分钟下来，拉出来的排泄物快有满满一马桶了。由于大便干涩，坚硬，结果将马桶堵得死死的。
这些其实我还都能克服的。真正让我感到害怕的，是隔三差五传来的呼天抢地的嚎啕大哭。一个可能前两天还一起在走廊里散步的病友，突然之间便没了，永远地闭上了双眼，然后被盖上白色的床单拉了出去。第一次遇到有人死去时，我刚好一个人住一间病房，说实话，我从未这样近距离地接近过死亡，更没有这样近距离地看到过一个熟悉的面孔离我而去。我开始变得恐惧和不安起来，怎么也不敢睡觉，闭上眼就，棉签便是许多的僵尸、厉鬼，他们獠牙利齿、恐怖阴森。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克服这样的恐惧心理。妻子晚间来探视，安抚我，让我不要害怕。可是人在那种场合下，怎样才能不让自己恐惧呢。我浑身颤立，发抖，精神简直快要崩溃了。
我跟妻子说：“我想……”
“想什么……”妻子一脸疑惑。
“我想你，我想要，想要和你做爱！”
一边要照顾孩子，一边要照顾我，精神上的巨大压力，身体上的疲劳，让妻子也变得瘦弱不堪，她剪掉了长发，颧骨突起，面色憔悴，发黄，几乎没有一点女人的样子了。妻子有些犹豫，但并没有拒绝我。白色的灯光之下，她的脸上泛起一阵红晕来。我生病后，她好久没有这样好看过了。
我让妻子关好病房门，然后从床上一跃而下，是的，一跃而下，仿佛我根本就不是一个病人。我拉着妻子来到洗手间，关上洗手间的门，我飞快地脱掉自己的病号服，再迅速地脱掉妻子的衣服，紧紧地抱着妻子的身体，然后将自己与这个曾经那么熟悉如今快要陌生的肉体合二为一，融为一体。
生病之后，我和妻子之间好久没有肌肤之亲了，我的意识里甚至早忘记了夫妻之间的性事。因为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每天都是再与药物为伴，都是在想着怎么弄到救命的钱，我们谁也没有心思去想这些男女之间的事情。可不知道为什么，在人如此虚弱，体力如此差的情况下，我竟然有了要与妻子做爱的冲动。在那一刻，我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那天，在洗手间里，我不再是一个病号，我仍然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突然有这样的冲动和想法。也许，在每天都与死神擦肩的巨大压力下，唯有做一次爱才能缓解我心头的焦虑，我的不安，我的绝望与我的恐惧吧。
10
肚子上的圈圈一天比一天小，各项指标也一天比一天好。离移植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弟弟苏肖也开始戒了烟，为了加强锻炼，他每天早晨到公园里跟一个老人打太极拳。他的体内，已经为我准备好了最优质最健康的骨髓与干细胞。
我的治疗方案总体来讲便是化疗、放疗、骨髓移植。化疗是利用化学药物杀死肿瘤细胞、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繁殖和促进肿瘤细胞的分化，简单来说就是吃和挂各种不同的抗癌药物。放疗指的是用各种不同能量的射线照射肿瘤，以抑制和杀灭癌细胞的一种治疗方法，主要是利用放射线如放射性同位素产生的α、β、γ射线等。放疗与化疗一起形成协同作用，可以达到增加化疗的治疗效果。
根据姐姐的治疗方案，化疗达到缓解后，便安排我进行放疗。放疗之后立马安排住进净化舱（也就是无菌病房，但在医院里，大家都叫净化舱）。那时，我多么盼望自己能早日住进净化舱啊。
2003年10月15日，杨利伟由长征二号F火箭运载的神舟五号飞船首次进入太空。第二天下午6点左右，我在电视上看到英雄杨利伟从一个金属容器里平安地走了出来。这个高科技的金属容器便是返回舱。我一直觉得我即将要入住的净化舱大致就应该长成返回舱这般模样，它能将一个濒临死亡的人重新带回人间，走向新生与希望。
在杨利伟返回地球后两天（也可能是后三天），我被安排进行了插管手术，也就是我在文章一开始时描述的那位胖护士给我插管。但由于她的粗心，也或许是业务水平问题，我脖子上的那根管子插错了地方，我不得不推迟了一周才进行骨髓与干细胞移植。
在这一周里，发生了很多故事。仅姐姐给我拔掉管子的那一天，我就花了两万元，主要的治疗便是防止出血和感染。除了西药，姐姐还给我开了一种非常难吃的中药“三七粉”，用开水冲过之后，“三七粉”成糊状，特别难以下咽。一周之后，我的体重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四十五公斤长到了四十七点五公斤，整整增加了五斤。这样一来，上海瑞金医院给我做的那块遮挡肺部的铅块小了一圈。就是这小了一圈的铅块没能将我的肺部遮挡严实，间接地导致了后期我的肺部出现了间质性肺炎感染。
放疗手术之前，弟弟给我买了一碗小米粥，一个包子。弟弟随口说，好贵，小米粥十元一碗，包子要两块一个。天哪，那可是十七年前，我简直不敢相信，立马责怪弟弟起来，说他不知道心疼钱。
那时，父亲已经将家中的那几间土房子卖掉了，一共换回了五千块钱。这五千块钱可以让我在净化舱里呆上十天左右。在净化舱里，不吃药不打针，一天的开销大概需要五百多元。住进净化舱前，父亲已经将家里但凡能变卖的东西都变成了钱，更是将但凡能借的亲戚和朋友们都借了个遍。
我的老师虞晓红，当时正担任学校的校长，在我生病之后，他迅速组织全校的师生给我捐了些款，接着又带领几个老师到其他学校里给我募捐。那年给我捐款的，有同事，有学生，更有许多我不知道名字的老师和学生。虞老师一共给我募捐到了八万多元，另外，教育局也善心大发，给了我两万元的大病救助款。这两笔钱，大大地缓解了我经济上的困窘，为我能够继续活下来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常说，我这条命是许多人一起救过来的，我这一辈子欠人的太多太多。
弟弟在一旁低着头，没有啃声，任由我数落责怪。说归说，我还是将这碗小米粥和这个包子吃了下去。我知道，放疗也将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我需要充足的体力与百倍的精神才能应战。当然，这十块钱一碗的小米粥，两块钱一个的包子，味道的确与平时吃过的不大一样，我竟吃得有滋有味起来。许多年后，我因公事出差过上海，真正见识过魔都那不同凡响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城市风光。不过，终归是过客，对于上海的印象，大概也如我吃到的那份早餐吧，精致，味道十足，但的确很贵很贵。
放疗室里，我脱光了衣服，露出浑身嶙峋的骨头，软踏踏的已经缩成一丁点儿的生殖器藏在稀疏的快要掉光的阴毛之中，活脱脱的一只雏鸟儿在窝里露出头来。按照医生的吩咐，我站到一台高大的机器前，此刻，我体内的山河将等待它的审视与检阅。医生按下按钮，机器开始启动，有轰鸣声发出，我身体里的每一根血管，每一块骨头，每一寸肌肤，每一种器官与内脏，都被那看不见的射线穿透。
那个银灰色的铅块，静静地放在我胸前，看上去，像极了一件先锋派雕塑艺术品。但它的确不是一件艺术品，而是我脆弱的肺部的保护神。我曾教过化学，给学生教过元素周期表，铅的原子序数为82，因原子质量数很大、原子结构非常致密，所以能阻止射线的穿透，甚至可以将射线反弹回去。我深情地看了它一眼——我的肺部大概就长成这副模样吧。
在上海瑞金医院放疗时，小弟弟苏前江专程从湖北赶到了上海。这是我生病之后他第一次来看我。
黄浦江畔，永嘉路口，瑞金二路，197号，那一座座拔地而起、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那一张张灯光闪烁的霓虹招牌，那一辆辆川流不息的车辆，和那一个个行色匆匆而面无表情的人们，无不展现出这座国际大都市的繁华与热闹。我戴着一副厚厚的口罩，静静地躺在推车上，几乎不能动弹，身上被一床白色的棉被裹得严严实实。
办好所有的手续后，弟弟说：“哥，我回去了。”说完，他便头也不回，转身而去——弟弟急着回去给我筹救命的钱。在这之前，他已经将他全部的积蓄悉数交给了医院，并找人借了一些。十月的上海街头，已有阵阵凉意，风掀起弟弟油腻的长发，舞动起他单薄的衣衫。躺在推车上，我默默地目送着转身而去的弟弟，他那高大而瘦弱的身影越来越矮，越来越小，直至缩成一团小黑点，最终消失在茫茫人海。
多年后，我曾无数次想起那个场景，想起那个悲壮而伤感的黄昏。那血一样的夕阳，从林立的高楼间照射过来；那血一样的黄浦江水，呜咽着咆哮着滚滚而去。谁说这不是一次上海滩边上演的生离死别呢？
许多年后，小弟弟跟我说起那天在上海见我的事情，他说，在上海的街头，他突然有一个念头，如果我死了，他就会去流浪。
生活不是剧本，但在很多时候，它远比剧本的情节还要曲折，离奇，荒诞，惊心，和令人难以捉摸。一帆风顺，对于我来讲，或许永远只是一种美好的祝福罢了。幸运的是，当死神扼住我的脖子时，命运之神眷顾了我，也放过了我的弟弟一马。
11
浴池里放满了消毒水，味道闻起来有些刺鼻，但与“大蒜素”的气味比起来，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我至今仿佛还能嗅到那种刺鼻的难闻的大蒜气味。
每天清晨醒来，或者是午睡后，我都会按照护士的吩咐，小心翼翼地将体温计放在舌头底下。我一边含着这硬邦邦的温度计，一边默默地祈祷着体温计里那条细小的水银线条缩短，再缩短一点。我每次都用手机掐着时间，三分钟，一秒钟不多，一秒钟不少，时间一到，便将体温计从舌头底下取出来，再轻轻地递给值班的护士。护士也轻轻地接了过去，迎着光亮，放在眼前。那时，我总盼着，拿开体温计后，她对我报以最灿烂的微笑，然后兴奋地告诉我：36.5。
可是，她每次都是轻轻地摇了摇头。水银线似乎早已忘记了退回去的本领，这些日子以来，一直停留在37.3，有时候是37.5。姐姐几乎试遍了所有的抗生素和抗真菌感染的药物，这其中包括那些漂洋过海来的昂贵的进口药物。后来，姐姐建议我试试“大蒜素”。
大蒜居然也可以做药物？我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莫非姐姐已将我“死马当活马医”了？
“大蒜素”是大蒜提取物制成的，学名二烯丙基硫代亚磺酸酯。从外观看起来，“大蒜素”与普通的药水并没什么两样。可就当第一滴“大蒜素”进入我脆弱的血管时，我就觉得这可不是一般的药物，一种剧烈的火烧火辣的刺激与疼痛，让我的手背、手臂都发麻起来。针口处，虫啮一般疼痛，我差一点儿便拔掉了手上的输液管。没一会儿功夫，病房里充满了浓郁的大蒜味儿，熏得人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沿着输液管，这些大蒜提取物，正一滴滴以万马奔腾之势奔涌向我密集交错的血管，直至进入我的骨髓。
一段时间后，我终于看到了护士脸上欣慰的笑容，也终于听到了她说出了那个神奇的数字——36.5。尽管，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独属于“大蒜素”功劳，但我至少相信，“大蒜素”这种普通而又神奇的药物，它没能令我失望。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细菌与真菌歼灭战中，它横刀立马，纵横驰奔，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与“大蒜素”比起来，这消毒药水的味道好多了。从上海瑞金医院放疗回到苏州，我便要安排入住净化舱。住进净化舱之前，每一名患者都要经过反复地消毒才能进到净化舱中，避免将外部的细菌带进舱内。
弟弟和小舅子一起给我脖子上缠上一层又一层的保鲜膜，主要是为了防止药水浸泡后渗透到了插管的地方。在消毒液中，我将近泡了三十分钟，将全身泡了个遍。然后，换上病号服，进到2号舱。
直到我进到舱里时，我才知道，我之前想象中的舱和现实中的舱完全不一样，它其实也就是一间房子，只不过这间房子里，净化等级是100级的，而且与外界存在一定的气压差。我前后一共在舱里住了五十多天，仅这一笔费用就花了将近三万元。
进入净化舱前，都需要经过大剂量的化疗和放疗，病人几乎都虚弱到了极点。按照姐姐的说法，当我体内的白细胞降到100以下，甚至0时，才有可能将领土让给即将输入我体内的弟弟的骨髓与干细胞。某种意义上讲，我从此不再是我，我的体内流淌的将是弟弟的血液。假如我的那些已变质腐朽、已成为恶性的细胞依旧占据着不肯退出江湖，而是与输进来的弟弟的骨髓液干一仗，甚至将对手杀得片甲不留，那这样看似的胜利则意味着骨髓移植的彻底失败。
那个已经变坏了的我的血液其实远远不想就这样草率退下阵去。后来，我真的出现了急性排斥和慢性排斥反应。骨髓移植后，姐姐每天都会来病房看我，我的口腔，眼底，身上的每一处肌肤的变化，她都绝不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大概在移植后的第五天，姐姐例行来到净化舱查房时，在我的后背上，她发现了一个小红点。
姐姐告诉我，排异反应是一把双刃剑。出现排异反应，则表明弟弟的骨髓液和干细胞已经在我体内开始生根了。但是，这些骨髓液来到一个与弟弟体内并不一样的环境里，它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苦难。如果它不能战胜我体内的那些残兵败将，则便宣告我生命倒计时的开始。
为了抑制住急性排异反应，我用了两支最昂贵的药物。医院为了让我节省开支，同意我直接从药材供应商处拿药。但即使如此，一支抗排异的药物也要一万九千八百元。
姐姐知道我的家底，想方设法给我节省开支。在净化舱里钱不够时，姐姐在医院里为我组织了一次捐款。除此之外，姐姐还将其他病人用不完的药统一收集起来给我用。在净化舱里，几乎所有的药物都是按照体重来确定剂量的，少了不行，但是多了对身体的损伤也会很大。由于缺钱，我用的好几种药物都是靠姐姐这样东拼西凑起来的。
我常想，我今天能活着，要感谢的人太多太多了，这其中可能包括那些没有等到匹配的骨髓的，没能熬过急性排斥的，或者是重度感染的早已化作一缕青烟的病友们。
12
我以切身的经历真正领悟了“瘦骨嶙峋”这个词语。在舱里，我最瘦的时候只有80斤，用手摸过去，胸骨，锁骨，肋骨，髋骨，大腿骨，全是骨头，骨骼分明，一块块，清晰，凸出，仿佛随时要从皮肤底下揭竿而起。如果断了那一口微弱的气息，便是一具骷髅了。躺在床上，如果不将头露出来，你几乎看不到被子里竟然还有一个人。稍坐一会儿功夫，就感觉屁股生疼；躺久了，得不断变换姿势，否则也是浑身疼痛。
我想起了保尔——青春终于胜利了。保尔没有死于伤寒。这是他第四次死里逃生。在床上整整躺了一个月之后，苍白消瘦的保尔已能够勉强用两条摇摇晃晃的腿站起来，摸着墙壁，在房间里走动了。
我不想死，我要活着。活着，总是需要有一些信念的。如果没有强烈的求生欲望的支撑，也许我可能会像很多病友一样，最终都没能从净化舱里走出来。舱里的病友们都和我一样，吃什么吐什么，吃什么拉什么。这还不说，在肉体遭受病魔无情折磨的同时，精神上也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死亡的魔爪就隐藏在床沿，在天花板，在门缝里，在马桶上，在墙角，在灯管里，在床头柜的抽屉里。
为了让患者能够自由活动，医院给我们病人使用的都是那种加长的输液管，它的长度足足可以从病床上方的输液架延伸到舱里的任何一个角落。脖子上的这根管子，连接着五路加长的输液管，它们是我血管的延申，是我重生的关键部位，如今它们已经成为了我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我每天带着它们起床，吃药，吃饭，挂水，睡觉和做噩梦。
我在多年后常会回忆起那个场景：
清晨，日光灯悉数醒来，可它们似乎并不太愿意这么早醒来，看上去仍有些睡意朦胧的样子。我掀开被子，带着我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下床。床边，有一小块空地，它让我想起了学校的操场。站在这块小小的空地上，我像重新回到那个遥远的乡村学校一样，我开始在那里原地踏步慢跑。
十分钟左右的慢跑结束后，我会回到床上休息大概十分钟，接着再下床，再次来到那块空地上。这时，耳边仿佛响起了广播体操的喇叭声。我开始做广播体操，我一边做一边模仿着喇叭里的那个男声大喊：“现在开始做第七套广播体操，第一节，伸展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做完广播体操，我再次回到床上，吃早餐。然后，拿出笔和本子，开始写诗歌，写感谢信。在舱里，我曾写了两首诗，一首是《天使的模样》，一首是《无怨无悔，付出所有》。《天使的模样》被一个护士发现了，她拿去张贴在医院的走廊里。诗歌贴出后，我一夜之间成了医院里的“名人”，家属们都知道有一个叫“苏敏”的病人创作了一首诗歌。《无怨无悔，付出所有》则由小弟弟苏前江谱了曲。曲子写好后，弟弟在电话里给我演奏了这首曲子，他的学生演唱，他弹奏钢琴。那悲壮的歌声和琴声从遥远的鄂州伴着滚滚的长江之水滔滔而来。我一边听，一边眼泪 “哗哗哗”地往下掉。
生病后，我哭过两次。一次是骨髓移植前一天，父亲、二叔、妻子和刚满七个月的女儿从老家赶到苏州，到医院时，已经是傍晚了。
“父亲手里捧着一个杯子，在那有些刺眼的灯光下，他依旧显得异常地平静，目光更是那样的坚定。此时的父亲，头发似乎变得更加苍白，个子似乎变得比以前更矮，脸上的皱纹似乎也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二叔拿起通话的听筒，语重心长地安慰我，鼓励我，让我树立战胜病魔的信心和勇气。
父亲在一旁静静地听着。等到二叔将话筒交给他时，他不紧不慢地放下手中的杯子，把话筒紧紧地凑在耳边和嘴边。透过玻璃，我分明看到此时的父亲，手微微颤抖，混浊的眸子里淌出几颗晶莹的泪滴来。父亲的嘴翕动了一下，听筒这头，我听到了父亲颤抖的然而又是那样浑厚的声音：
“孩子，不要怕，你看……一切……都……会好……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的……，你是……我的……花……朵”
“嗯……”
此时的我早已忘了自己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病人。虽然在这之前，医生曾经跟我的父亲说过，我活下来的几率不到30%，但我却从父亲的眼里看不出半丝的担忧。望着窗外刚满五十，头发差不多已经全白的父亲，那个曾经在我看来老实无能、懦弱怕事的父亲，奄奄一息的我突然间没有了那股对病魔和死亡的恐惧。我使劲地朝窗外点了点头。是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定会好起来的！
北京时间2003年10月26号上午9点30分，从弟弟身上采下来的鲜红的骨髓液被护士捧了进来。护士小心翼翼地把它挂在床头的架子上，并朝我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望着那一滴滴救命的骨髓液缓缓地注入我几近虚脱的身体，我的眼泪就像老家那口老井的泉水一样，汩汩地往外淌。亲人啊，你们无私真诚的爱，必将感动上苍。我也要更加顽强地同病魔斗争，早日回到你们的身旁。
当晚的探视，除了捐献骨髓还在卧床休息的弟弟苏肖没有来，父亲、妻子都满面春风地站在窗外，还有尚不能清楚地喊我一声爸爸的七个月大的女儿，她趴在窗台上，两只手不停地拍打着那厚厚的玻璃，好奇地看着我。
今晚的父亲，脸色红润，几分醉意漾在他那瘦弱和饱经风霜的脸上。大概他今晚喝了点劣质的白酒。父亲因严重的肝病戒掉了那唯一能看出仅有的一点男人味道的嗜好，在这之前，纵使有再大的喜事，他也未曾沾过一滴带酒精的东西。可我想象得出，在苏州的某个街道上，某个昏暗的路灯下，某张窄小的餐桌旁，我的父亲，他旁若无人地，举着酒瓶，仰着脖子模样。或许，这在旁人看来，那是一种可以嗤之以鼻的姿势，可我觉得那时的父亲，一定是兴奋的，一定是激动的，也一定是五味杂陈的。然而，父亲并没有醉，甚至神智异常清晰——我从未见过如此般模样的父亲。他拿起话筒，轻轻地说：
“孩子，你是我的花朵。”
然后，默默地深情地看着我。那一刻，从那双混浊的眼里，我读到了一个父亲最伟大、最质朴的爱子情深。
妻子还带着初三的班主任和数学，也为了节省开支，在我移植后的第二天，父亲、二叔和妻子一起，在我依依不舍甚至有些生离死别的分手后，搭车回了老家。临走时，父亲给我打来电话：
“孩子，我先回去了，子一（女儿的名字，后来改叫家卉），叫爸爸！”
电话那头传来女儿甜甜的稚嫩的声音——这些天里，我极力地控制着我那并不发达的泪腺，抑制着我那并不丰富的情感。可是这一刻，却再也顾及不了正在给我看病的医生和护士，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我在《孩子，你是我的花朵》里写到了生病后我的第一次哭泣。当电话筒里传来弟弟的钢琴声和他的学生们的合唱时，我的眼泪再一次夺眶而出。这是第二次了。
过了一段时间，弟弟将这首曲子刻成了光盘，从鄂州寄到了苏州。收到光盘后，妻子将这些光盘赠送给了科室的吴主任、姐姐、护士长等人，他们都说，这是他们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许多年后，父亲将这首曲子工整地誊写了下来，放置在他的琴谱里，父亲隔段时间便会用他的二胡演奏这首曲子。在父亲心中，这大概是一首最伟大，最珍贵，而且独一无二曲子吧——词作者是他的大儿子，曲作者是他的小儿子，而让他的大儿子继续活下来的，是他的第二的儿子。
在净化舱里，我各项血象指标都很低，白细胞接近0（正常值4000-10000），血小板也就三四十（正常值100-300），身体极度虚弱，抵抗力极其低下。为了防止出血，我不能吃任何带骨头或刺儿的东西，硬一点也不行。所有带进净化舱的东西都要消毒，每天的饭菜都要经过微波炉转上几分钟消毒。那时，我的齿龈，口腔粘膜，食道，胃，大肠，小肠，肛门，都脆弱得如一层薄纸，不小心便可能破了，一旦破了便会引起感染。对于正常的人来说，划个口子、破个皮儿可能算不了什么，可是对于一个移植的病人来讲，这是绝对不允许的。特别是如果因为食物中有硬的东西而导致肠内出血，那足足可以要人性命的。
这在当时并不觉得，现在想起来，觉得在净化舱里的每时每刻，我其实都是挣扎在死亡线上，那只隐藏的魔爪随时都可能伸出来，将我拉去见地底下的阎王和那一大群已经死了的白血病友们。
由于长期用药，加之一直不能刷牙，我舌头上的舌苔丛生密布，像是植了一层厚厚的绒线。我甚至能从镜子里看到舌头上已经有《敕勒歌》里的景象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我的舌头啊，见牛羊。
两名女护工轮流照顾我。其中一位年轻的女护工对我的照顾尤为仔细和周到。每次给我清理口腔时，她总是微笑地对我说：“张嘴，啊…”
我学着她的样子“啊……”地张开了嘴巴。她取出两支棉签，蘸上漱口的药水，小心翼翼地给我清理牙齿和舌头。她离我那么近，几乎快要贴着我的脸了。我半靠在床头，半张着嘴，静静地看着她，淡蓝色的口罩后面，她五官匀称，甜美的笑容是那么地好看。
“嫁给我吧，你真漂亮。”
“你有老婆了耶。”她咯咯地笑着，她的笑声也那么动人。随后，她用手中的棉签轻轻地按压着我的舌头，让我的舌头不能动弹，让我流出满嘴的口水来。
我出院后，这位年轻的女护工还提着一篮水果到出租屋里看过我。可惜的是，我早已忘记了她的名字，这么多年也一直没能联系上她。写到这里，不禁觉得有些遗憾起来，我至少应该对她说一声谢谢吧，如果当着面说那是最好的了。假如不能，她若是能看到我写的这些文字，那也行啊。
13
五十多天后，我执意要出舱。一是我自己感觉良好，各项指标也接近正常，二是这个舱里太费钱了，仅住宿费用一天就是五百多元，相当于一间五星级酒店的价格。但现在想，假如那时能在舱里再多呆一个星期的话，我后面出现肺部感染的可能性会小很多。
出院并不代表脱离了生命危险，真正意义上的康复还远远没有到来。家暂时是回不去的，那时家中的老房子也已经贱卖给了邻居，算是无家可归了。隔天我就要到医院去做一次检查，每周要到门诊复查一次，所以这就必须要留在苏州的出租屋里再呆一段时间了。
出租屋的位置就在苏州大学本部西门右侧的一个自建小区里，距离苏州第一人民医院大概十分钟左右的路程。街道两旁是一间间商铺，理发店，早餐店，干洗店，药店等，高大的法国梧桐，熙熙攘攘的人流车流，让这里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充满了活力。
我曾在出租屋里给妻子做过一顿生日宴。妻子比我大一岁，腊月初七生日。那天一早，我摸黑起了床，穿着厚厚的衣服，戴着厚厚的口罩，蹑手蹑脚地穿过庭院，来到厨房里，洗菜，切菜，炒菜，忙活了快两个小时。在平时，我是很喜欢烧菜的，也能烧得出一两桌酒席来。不过，我从到苏州治病后，我要么在医院，要么便在去医院的路上，回到出租屋也是关在房间里，从来没有下过厨房，过的真正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对厨房的陌生让我闹出了一个笑话，在那昏暗的灯光下，我分不清味精与盐。而妻子是不吃味精的。妻子那天强忍着吃了我给她做的生日宴。等我心满意足地躺下后，她跑去洗手间全给吐了出来。
2004年4月，家里实在是拿不出钱来了，那时我的肺部出现间质性肺炎感染。据统计，这种感染对于骨髓移植的病人，致死率竟高达95%。鬼门关前，我逃过了急淋变晚期，逃过了那次插错血管，逃过了急性排斥期，但是我可能逃不过这次肺部感染了。
在一条狭长幽暗的通道里，一名护工推着我，轮椅的轮子摩擦地面，发出“滋滋”的响声，护工穿着拖鞋，拖鞋踩在地面上，“哒哒哒”作响，这声响在狭长的通道里回荡，久久不能散去。我穿着从一件房东家衣柜里翻出来的黄单袄，那种军用的服装。不知道听谁说的，说军用的衣服可以用来抵挡一些邪恶的侵袭。未经房东同意，弟弟将这套黄单袄翻了出来，穿在了我的身上。
会诊的是一名胸外科的医生，他举起我的胸片，对着灯光看了看，放了下来，接着又举了起来对着光，然后再放下。
“还有多少天？”
“一个月左右。”
“确定？”
“最多不会超过四十天。”
“好，我知道了。”
“不过，可以去北京协和医院看看，需要做一个肺穿刺。”
“不用了，谢谢。”
“那个，……”
……
“咣”的一声，护工推我出门。那关门的声音在通道里回荡，像是在时光的隧道里送我最后一程。
那天下午，等我回到病房里，姐姐丢下她手头的工作，来到我的床边，陪我聊了好久。
“你别放弃啊，我有85% 的把握救你。”
“可是我没有了子弹。”我苦笑着，摇了摇头。“如果我死了，我想让女儿喊你干妈，可以吗？”
……
我决定放弃治疗了（其实我的感染已经开始在好转了）。我对妻子说，我不想死在外边，我要回去看一眼女儿。女儿那时刚满一岁。
在出租屋里，经过了一段生不如死的恐慌和绝望之后，我开始为自己准备后事。我曾在《我要活着》里这样写到过：
“我打电话给角膜捐献机构，我说，我是一名白血病患者，我的角膜可以捐献吗？我的角膜捐献有人要吗？我还想继续看着这个美丽的世界，还要看着我的女儿不断地长大……
我拿起毛笔，其实我已经虚弱得连拿毛笔都有些吃力。四月的阳光，透过出租房的玻璃窗，温暖而又明亮。我平静而又悲凉地几乎用尽生命中最后的力量，给我刚满一岁的女儿写信。我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或许我根本不配做父亲；但是，前世的缘分，我生下了我的女儿，尽管她还不能清楚地喊我一声爸爸。我就要走了，我不能像别的父亲，给她一个完整的家，给她美好而快乐的童年。这些书信权当是我留给她的遗物。多年后，如果有一天，她站在一堆长满野草的坟茔前，偶尔想起我时，脑海里或许飘过一个身影……”
2020年，因公事出差苏州，我还专门去了一趟出租屋。那里的一切都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只是当初那个在此绝望的人，如今正来故地重游，感慨地回忆那些绝望的日子。
14
存折上再也拿不出钱来了。我的生命开始进入“倒计时”。2004年4月14日，小叔找了一个朋友开车将我接回老家。车子启动一刹那，我并没有太多伤感，反而有一丝兴奋和激动。至此，我从2003年9月11日离开老家已经有七个多月的时间了。这七个多月里，发生了许多的事情，我的女儿学会了走路和说话，我家中的老房子换了主人，我学校里换了校长。
老家已无法回去，学校里人多担心容易感染，在此情况下，小姑父接纳了我。小姑父家在离学校大概三四里路，两层简易建筑的房子，紧挨着马路，屋后是青山，门前是一条河流。我在姑父家住了大概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在此期间，也先后出现过几次危险，120急救车来了几次。
骨髓移植满五周年即为医学意义上的康复。从2003年10月26日骨髓移植后，我就一直期盼着2008年10月25日这一天的到来。我能否坚持到这一天，将决定我是否能够获得医学意义上的康复，真正实现重生。
15
在阿拉伯半岛上的一口枯井附近，每当黎明来临时，会有一只鸟儿在清晨的阳光下沐浴，并唱着美妙动听的歌。每当歌声响起，太阳神就会停下他的战车，静静地聆听这动听的歌声。这时，世界上仿佛就只有这只鸟儿的存在了。每当这只鸟知道自己要接近死亡时，它都会用芬芳的树枝来筑巢，然后在火焰中燃烧。当它快燃尽的时候，会有一只新生的鸟儿从火焰中飞出。新生的鸟儿会用没药树的汁液涂在死前那只鸟儿的身上，然后和它一起飞向太阳之城。这便是希腊神话中的不死鸟。
不死鸟，在我们的文化里，被称为凤凰。“春潮涨了，春潮涨了，死了的宇宙更生了。”读师范时，我曾大声地背诵过郭沫若的《凤凰涅槃》，被凤凰的重生深深地震撼过。
古人认为，人死后，灵魂依然在，但灵魂如果离开身体太久，就会死亡。《招魂》里写到“而说者以为招魂复魄，又以为尽爱之道而有祷祠之心者，盖犹冀其复生也。如是而不生，则不生矣，于是乃行死事。”想想，我这些年的经历，过往，绝处逢生时经受了巨大的痛苦，或许是一次招魂与重生的过程吧。
“她双手合十，仰望上天。她不是佛教徒，也不信那些有名有姓的神。但她为自己创立了一尊，每当她陷入极大的恐惧之中的时候，她祈祷这尊神，期待着神理解她的苦心，原谅她的暴行，不要把更大的灾难降临在她的头上。这样默默地祈祷了一阵之后，她的心灵渐渐平息了。她觉得自己是问心无愧的。”
——这是《血玲珑》里对主人翁卜绣文的精彩描写片段。为了拯救一个如一瓣露珠般清澈的稚嫩生命——她的女儿早早，她铤而走险，实施了“血玲珑”计划。经过错综复杂的情节发展，最终医生用新生婴儿晚晚的脐血给患一种罕见血液病的早早成功地做了骨髓移植。如果没有爱，就没有这么揪心的故事，也就没有这个故事完美的结局。
记得史铁生曾说过说，死亡将来临，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活着，仅仅是不甘心而已。而我那时还那么年轻，我是真的不想死啊。这种不想死的信念，为我艰难地战胜病魔可能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当然，生病后，我历经过几次死神的威胁，也算是看透了人间百态与世态炎凉。我侥幸地活了下来。也许，活着本就是一件侥幸的事情。而一个白血病人的活着，那则更是如履薄冰、百倍艰辛了。
许多人说，你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想，我其实并不乞求要有多少后福，只要能平安健康地活着就好。在活着的同时，再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只有这样，我才对得起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才对得起给我骨髓的弟弟，才对得起跟着我一起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的家人。——没有他们，我不可能活到今天，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
每一朵鲜花，都有它的一只蝴蝶。每一只小鸟，都有它的一片蓝天。每一名白血病患者，也一定会有重生的那个春天。
原刊《滇池》
苏敏，1979年生，安徽安庆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入选浙江省新荷人才计划，作品散见于《青年文学》《天津文学》《文艺报》《文学报》等报刊，出版散文集《我的右眼没有泪水》，有作品入选散文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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