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芝圃简介

说到吴芝圃 , 上了年纪的河南人对他都不陌生.他生于河南 , 在河南参加革命 ,革命战争年代 , 作为河南地方主要负责人之一 , 他为革命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吴芝圃领导了豫东农民武装起义。任中共杞县县委书记，开封市委委员兼组织部长，考城县委书记，偃城工委书记。卢沟桥抗战爆发后，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中共豫西特委书记，河南省委组织部长，中共豫东特委书记，豫东游击第3支队司令员，中共豫皖苏区委书记，新四军游击支队副司令员。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4师兼淮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淮北路西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豫皖苏军区政治委员、区党委书记，华中军区第8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宣传部部长、副书记，中共开封市委书记，豫皖苏边区行政公署主任兼开封市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副主席，河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主席，河南省省长，中共河南省委第2书记、第1书记，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79年被平反。中国政府为他定性为“文革受害者”。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邓小平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战争年代，张震与吴芝圃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尽管工作岗位不同，但他对于老战友们的关心从未减少。这位老战友就是曾经与张震并肩作战的吴芝圃，后来成为一位市委一把手。然而，吴芝圃的工作却引发了很多争议。因此，张震决定给他写一封信，提醒他要注意工作上的问题。

吴芝圃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党员，早在1925年就加入了党组织，在河南省长期从事地方工作。吴芝圃与张震相识是在1938年，那时候他们在同一支队中，一同开展抗战工作。时至今日，虽然他们的工作岗位发生了变化，但他们依然保持着联系。吴芝圃成为河南省委书记后，他的主要工作转向了地方，而张震的妻子也在河南工作。吴芝圃对张震的妻子的工作非常支持，这也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情。

新四军第四支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的，由彭雪枫领导。为了加强豫东地区的力量，彭雪枫决定到豫东工作。吴芝圃和沈东平都是在豫东地区领导抗日武装的重要人物。最终，萧望东、吴芝圃等人的部队与彭雪枫的部队会合，成立了新四军游击支队。在这个组织中，彭雪枫担任司令员兼政委，吴芝圃担任副司令员，张震则担任参谋长。他们之间的配合与合作非常紧密。

随着时间的推移，吴芝圃继续在地方工作，并担任了豫皖苏边区的书记。在抗战中，部队的发展离不开地方的支持。仅仅两年时间，彭雪枫的部队从原来的几千人发展到了1.7万人。1940年，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部成立，张震兼任司令员，吴芝圃兼任政委。他们再次成为了搭档。

1949年冬，大批蒋军在四川起义投降。其中在巴中的127军军长赵自立通电起义，反响较大，127军309师师长刘子仁也一同起义。1951年，河南省长吴芝圃得知刘子仁下落时，要求把刘子仁押回河南，在开封处决了刘子仁。按照当时政策，对起义军官是不该杀的，哪怕他以前罪大恶极。像“绥远起义”中的刘万春就是个例子。还有被特赦的原蒋军将领、高官，哪个不是手上都占满了人民的鲜血。如果不是对其痛恨至极，吴芝圃作为高级干部断不会坚决要求处决刘子仁。

刘子仁曾是彭雪枫部的团长兼县长，以他为首与耿蕴斋、吴信容于1940年冬在豫、皖、苏根据地萧县和永城发动叛乱。吴芝圃当时是彭雪枫的副手，“事变”前去处理耿蕴斋、吴信容问题，被刘子仁使坏，挑拨耿蕴斋、吴信容部共计2000多人叛变。致使彭雪枫部失去根据地后方，在反頑战斗失利后彭雪枫部不得不退出津浦路东。叛变过程中，刘子仁抓捕干部，吴芝圃险些被杀。

1940年末，在豫、皖、苏抗日根据地萧县和永城发生了边区保安司令耿蕴斋；八路军第4纵队(新四军4师前身)6旅副旅长兼18团团长吴信容；17团团长兼夏邑县县长刘子仁叛变，即耿、吴、刘投敌事件。在我军历史上很罕见。这在事件发生前，吴芝圃带着一些人前去处理耿、吴二人与组织闹别扭的问题，随行人员包括神枪手吴守训。没想到事情复杂多变，耿蕴斋、吴信容并没有叛变。倒是彭雪枫非常信任的17团团长刘子仁施展奸计，利用耿、吴对边区领导的不满，挑拨耿、吴二人，拉耿、吴一起反水。吴芝圃被耿、吴派兵“请去”赴宴，表示他们并没有反对组织，质问吴芝圃为何要设“鸿门宴”杀他们。吴芝圃一再坚决否认，并要求与刘子仁当面对质……

当时边区领导彭雪枫、吴芝圃等认为耿蕴斋、吴信容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12月10日吴芝圃到达萧、永交界之地后，要与耿、吴私交好的刘子仁写信邀耿、吴前来17团驻地陈楼赴宴，准备在酒桌上劝说二人回心转意，否则就拿下处理。谁料到刘子仁已别具心肠，在请帖里附上密信说吴芝圃搞带着神枪手吴守训来的，要在酒桌上举杯为号枪毙你们！耿、吴兄千万不要来，这是“鸿门宴！”

11日当晚，刘子仁将17团里旅部派来的干部从政委到排长60多名干部全部关押起来，并要吴信容“同时行动”。

矛盾冲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1938年10月，彭雪枫奉命开辟豫皖苏地区，他带领一个大队373人从河南确山竹沟镇出发与吴芝圃和肖望东带来的队伍在西华回师，合编为新四军第6支队。经过艰苦奋斗，到1940年末，已创立了东到津浦路，西连睢、杞、太，南抵淮河，北至陇海线的豫皖苏根据地。部队从373人扩大了一百倍近4万人，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12个团3个独立营。遍及20多个县。

豫、皖、苏地区从民国初年就一直军阀混战之地，豪强并起，新四军一来，不少人也被新四军收编。这些人有些是原蒋方的的官员。有些是墙头草，摆来摆去。只要不离开本地，不损害他的利益，到哪边都一样。队伍扩大了，矛盾自然也多了，主要是边区领导对待本地干部问题。

1938年5月，萧县沦陷后，一批箫县地方有声望人士在我方的领导和推动下，彭笑千(萧县第一个提出“要抗日，就要把中共请出来”国方组织成员)、李忠道、纵翰民、孙叔平、孙象涵、耿蕴斋、路继先、吴信容、张舒民等，这些人有我方组织成员有国方组织成员，双方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基于乡土情意，共同战斗，抗日武装迅速发展到七个大队，树千人，并输送到八路军一部分。萧县的抗日活动有声有色。我方陇海路南工委任命彭笑千为肖县代理县长。到了1939年冬，肖、宿、永等县划归豫、皖、苏边区党政委员会领导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某些边区领导认为领导权必须抓到自己组织手里，彭笑千等非我方组织人员1940年2月被迫辞职，从县到乡，换了一大批人。引起地方上的混乱，人心浮动。

耿蕴斋早年加入组织，后与组织失去联系，干过蒋方区长，抗战兴起，重新回到组织。拉起了队伍后，并带队投向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他带去的队伍被苏鲁豫支队收编，耿蕴斋没有安排好，加上受“湖西事件”影响，耿蕴斋不受重视，一气之下，擅自从苏鲁豫支队跑回萧县。边区为安抚他，任命耿为3总队(下辖两个团）总队长，后边区领导将他的队伍上升为主力收编为特务团，耿改任为边区保安司令，手下只有几百人了。耿非常不满，认为明升暗降，剥夺了他兵权。12月初，耿蕴斋以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训斥他为由，再次带领警卫连跑回萧县，到吴信容处发泄不满。边区彭雪枫、吴芝圃等领导根据下面的汇报，认为耿蕴斋与吴信容“擅自接近”，恐其“图谋不轨”，决定吴芝圃出面劝耿回保安司令部，如耿不听劝告，就“武力拿办”。

吴信容的情况与耿蕴斋相似，也是认为受到排挤，牢骚满腹。1938年，吴信容拉起队伍后，参加过全歼一个鬼子小队的黄庙战斗。队伍扩大后，1939年8月吴任18团团长，后升为副旅长，当时打游击，他带一个营，政委带一个营、参谋长带一个营分散活动。有人叫他副旅长，他说：什么副旅长，叫我营长得了。他与政委方中铎尿不到一个壶里。方中铎与彭雪枫是西北军军官子弟学校同学，一起从竹沟出来开辟豫皖苏根据地。开始彭雪枫批评方中铎，“不会团结本地干部”，时间长了，彭雪枫沉默了。后来方中铎向彭雪枫提出：吴信容提升为副旅长，调出18团，另派一个团长来。安排吴信容到延安去学习，彭雪枫同意了。吴表示服从调动，内心却极度不满，旅长走了，他这个副旅长理应接替，却连团长的职位也保不住。做了个有职无权的副旅长，还被赶出部队到延安学习。他口头答应安排家属后再动身。恰好此时，耿蕴斋来萧县找吴信容诉苦。

边区领导要路南地委书记李忠道去劝说耿蕴斋回到边区保安司令部，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同志之间的问题。耿表示休息两天后就回去。李找吴谈话时，吴信容说：“虽说我对方政委有意见，但我绝不同意老耿的这种错误做法。”

李忠道汇报后，彭雪枫仍认定耿、吴“可能叛变”，于12月7日派边区党委书记、纵队副司令员吴芝圃，并以边区粮食局长张辑五为助手，还要营长吴守训(神枪手)和林乃清(干部，格斗高手）化装成警卫员同往肖、永交界处，准备依靠刘子仁及其17团武力拿办耿、吴。

刘子仁，是永城人，个子高大，心思细密。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善于逢迎，极会投机。青帮、孙殿英、西北军都干过，也当过蒋方的永城县保安总队副总队长。彭雪枫部来到永城后，此人以西北军的渊源，讨得彭雪枫喜欢，入了组织，深得信任。当上团长兼县长，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此人虽加入组织，生活上还是老一套，暗地里依然抽鸦片、吸海洛因。骨子里反感共产党领导干部像彭雪枫那种不徇私，不爱财的生活方式。1940年末，“皖南事变”前夕，蒋军汤恩伯大兵压境，冲突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刘子仁主动与汤恩伯挂钩，密谋策划武装叛变。恰在此时，边区领导把耿、吴“同谋不轨”的判断电告了刘子仁，并要刘严密监视耿、吴的动向。刘子仁正愁自己形支影单，“反水”易被彭雪枫收拾掉，如果拉上耿、吴，成事就更有把握了，真是打瞌睡送来了枕头。

12月10日，吴芝圃到达肖、永交界后，立即把路南地委书记李忠道、刘子仁找来开会密谋商处处置耿、吴的措施。吴芝圃要刘子仁出面在17团驻地设宴请耿、吴来陈楼吃饭。刘子仁说：不行。光我出面，他不来，怎么办？他提出要吴芝圃署名并起草《请柬》，吴芝圃当即答应。刘又提出：在酒桌上，他们要是不听咱们的，怎么办？吴芝圃说：他们不听，就把他们绑走。反正咱们带着神枪手。刘子仁很表赞成，并说：我和耿、吴都是老熟人，我比你们了解他们。他们早就铁心叛变了，咱们再不下手，他们就要下手了！刘子仁还对吴芝圃拍了胸脯：消灭这些叛徒，让我打先锋！对他们应该斩草除根，绝

刘子仁正愁自己形支影单，“反水”易被彭雪枫收拾掉，如果拉上耿、吴，成事就更有把握了，真是打瞌睡送来了枕头。

当夜，刘子仁赶到耿、吴住处，夸大其词，撺掇两人起兵造反。同时布置对旅部派来17团的干部进行大逮捕。

同时，深夜。萧县县长纵翰民，从县特务营长孟振声处得知刘子仁把吴芝圃秘密会议的内容扩散出去后，便连夜向吴芝圃汇报，并询问有无此事？吴芝圃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对纵翰民爱理不理，没有回答有无此事。纵翰民纳闷边区政府为何不通过萧县政府里与耿蕴斋、吴信容熟悉的人来解决问题？纵翰民无法理解吴芝圃的做法。

11日上午，刘子仁赶到东曹庄表面是汇报酒宴准备的情况，实际是观察吴芝圃的动静。中午，吴芝圃在酒桌上空等，纳闷耿蕴斋、吴信容为何不来？刘子仁便说：“算了！他们不来，咱们自己吃！”午饭后，刘子仁急忙赶到耿、吴住处，要他们派兵袭击东曹庄，干掉吴芝圃。刘子仁前脚走，吴芝圃派来的李忠道也到了18团驻地，了解耿、吴为啥不来赴宴。吴信容见到李忠道就放声大哭，质问吴芝圃为啥暗设“鸿门宴”杀他？李否认此事。耿蕴斋气呼呼地下了李忠道的枪，并把李关了起来。

当天深夜，刘子仁先后在张庄和王楼台集合亲信开会，造谣说：“部队要开到路东了。”这些人都是本地人，表示不愿意离开家乡。刘子仁趁机提出“人不离枪，枪不离乡”。说：“我们不再受蛮子的气了，要打蛮子去。”先派亲信把团政委蔡永捆绑起来，然后通知旅部派来的60多名干部以到团部开会为名，来一个、绑一个，全部关押起来。当时，团锄奸科长温志平、供给处主任李作舟住在东曹庄,第二天早上，刘子仁派其表弟警卫连连长朱世华带人到东曹庄，当着吴芝圃的面，把温、李二人抓走。

13日凌晨，被关押的干部举行越狱，绝大部分干部冲了出来。

吴信容尽管按照刘子仁的时间行动，却没有对外来干部“一网打尽”。仅仅扣押了他认为是跟着方中铎的11位外来干部。他给团参谋长廖弼臣、参谋主任李桂山一人一匹马，各5块银元送回旅部。也喊出“反对蛮子”。逢人就说吴芝圃设“鸿门宴”害他，大骂方中铎，说自己叛军不叛党组织。还说：“我要向党中央再要一个政委来!”

11日清晨，在刘子仁到东曹庄哄骗吴芝圃的同时，纵翰民找到原县农救会主任张舒民(对吴信容有恩)说“事急矣，耿、吴可能叛变，上级要处理他们。请你去18团驻地张三座楼一趟，务必劝阻吴信容。”张舒民到三座楼后，被去掉配枪才见到吴信容、耿蕴斋。吴见到张舒民后，又哭诉冤枉。正说着，刘子仁派人来要吴信容派部队袭击东曹庄，干掉吴芝圃。张舒民一听大惊，坚决阻止，不让吴行动。并向吴指出：你如果出兵打起来，就铸成大错无法挽回了!开始，耿、吴憋了一肚子气还是要打，张和他们拍桌大吵，讲明利害。最后，双方达成两点协议：一，耿、吴不派兵袭击吴芝圃；二，要李忠道带人把吴芝圃“请”来18团谈判。

12日早晨，耿、吴派两个参谋朱荆山、欧圣德带几个骑兵，随李忠道到东曹庄“请”吴芝圃。又派一个连长带两个排和三挺机枪埋伏在东曹庄外，如果吴芝圃对朱、欧等人动手，或吴芝圃不肯来，就把吴芝圃和李忠道一起干掉。

李忠道和朱荆山、欧圣道到达东曹庄后，李先走进院子，吴芝圃还没有起床。吴守训见耿、吴部骑兵围上门来，以为对吴芝圃不利，拔枪要打。李忠道急忙阻止，劝吴芝圃到耿、吴那里去，说：耿司令已下过命令，你如不去，他要消灭咱们!吴芝圃一听面红耳赤，牙齿直咬，拳头紧握。李忠道再三暗示，吴芝圃才勉强与李忠道一起去了。张辑五、吴守训、林乃清等也要跟上，朱荆山说：不行，耿司令只叫你(指吴芝圃)带个警卫员，不准别人跟去!

吴芝圃被带到洪河集小学校里，耿蕴斋、吴信容已等在那里。耿、吴到校门口迎接吴芝圃，坐定上茶后，吴信容情绪激动，为自己摆“功”、诉“冤”，说了一大套，质问吴芝圃为什么要设“鸿门宴”杀他？吴芝圃当然否认此事，一再说这是有人挑拨离间。并说：你们不要一误再误，不要叛党叛军!吴信容说：我对党没有意见，即使把队伍拉走，也不打共产党。我就是对彭雪枫、方中铎有意见。吴芝圃强调指出：有意见可以向中央申诉，请求上级解决，绝不能发生武装冲突。吴芝圃见二人只是闹情绪，没有反叛的意思，答应回去与边区领导商量，考虑耿、吴二人的意见。

中午，耿、吴设宴招待吴芝圃。这时，刘子仁派来4个武装人员，耿、吴正在酒桌，手下人伏近耳朵，说明刘子仁要耿、吴把吴芝圃与李忠道交与来人干掉。

耿蕴斋因在吴信容地盘，不做声。吴信容没有答应，还派人把刘子仁派来的人监视起来，不许他们动手。

饭后，耿蕴斋要吴芝圃与他同去陈楼，和刘子仁对质“鸿门宴”一事。吴芝圃提出：要先到萧县县政府驻地一条脊庄去，向县政府和一起的独立团打个招呼，说明事情可以和平解决，不要发生误会，然后再去陈楼与刘子仁对质。耿蕴斋还是不做声，吴信容要吴芝圃去一条脊庄打个招呼就回来。耿蕴斋怒气冲冲地跨骑上马到陈楼去找刘子仁了。吴信容见耿蕴斋生气，立即上马去追耿。这时，吴信容的警卫员，组织成员李振明，大叫一声：“快给副司令(指吴芝圃）备马!”

吴芝圃、李忠道急忙带着警卫员，上马冲出洪河集，直奔一条脊庄去了。才走不久，刘子仁派来的10个骑兵到了，扑了个空，吴芝圃一行“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吴芝圃到一条脊庄后，转道回到边区所在地。中途派干部给吴信容送去一封信，苦口婆心地对吴信容进行了规劝。吴信容看罢信后，对人表示：我心有情向明月，无奈明月照沟渠。我死后也要对得起马克思。旋即派人将干部送走。

萧县我方组织对于耿蕴斋、吴信容与边区领导闹别扭处于尴尬地位。边区领导彭雪枫、吴芝圃等人，不重视当地干部，撤换彭笑千，不顾及耿蕴斋、吴信容的感受，缺乏对他们的尊重，耿蕴斋是边区保安司令员，但是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居然训斥保安司令员耿蕴斋，耿蕴斋年纪也比政治部主任大，耿蕴斋就跑回萧县，耿蕴斋对人谈起此事，引起本地各方人士的反感，都说“蛮子(南方来的长征干部）”容不下人。另一方面，耿蕴斋、吴信容等人已加入党组织，思想境界还没有达到组织的要求，一味看重自己的地位，对组织安排不服从，自由行动，让边区领导威信扫地，不处理也不行。

吴芝圃离开后，萧县领导纵翰民、许西连、张舒民、冯蕴言、冯家平等继续争取耿蕴斋、吴信容。纵翰民约吴信容到县政府来见面，吴信容却要纵翰民到18团驻地商谈。最后，双方约定：都不带武器，在距双方同等距离的第三个村子见面。见面寒暄之后，吴信容又哭诉冤枉。纵翰民除规劝外，向吴信容提出：你对方政委有意见，我负责转达给边区领导；希望你以抗日大局为重，不要自相残杀；方政委一人做事一人当，请你把扣留的11个干部释放。后来，吴信容经许西连、张舒民、冯蕴言等奔走磋商，吴信容释放了11位干部。

吴芝圃回到边区领导驻地后，把事情向彭雪枫等几位领导汇报后，加上萧县领导纵翰民的报告，彭雪枫这才知道上了刘子仁大当。把原来“依靠刘子仁，拿办耿、吴”改为“打击刘子仁，争取耿、吴”。边区领导文武齐下，可是，对耿蕴斋、吴信容的安抚一下也不可能一步到位。双方正信件来往时，1941年元月，“皖南事变”发生，蒋军对新四军开始打压，形势发生了变化，彭雪枫部主力忙于对付汤恩伯、何柱国骑二军、骑八师马彪20万人的进攻。耿、吴、刘的反水2000人占了彭雪枫部队十五分之一，不仅用不上，还要派出部队警戒刘子仁。彭雪枫部难以对付汤恩伯部优势兵力，反击失败，退出路西。耿蕴斋、吴信容留在萧县，永城、夏邑被刘子仁部占据。

在汤恩伯大军压境之下，耿蕴斋、吴信容答应投入蒋方。1941年3月，汤恩伯在界首会见了耿、刘、吴(吴信容未去)，正式任命耿蕴斋为蒋方苏、鲁、豫、皖挺进游击第一纵队少将司令；刘子仁为副司令兼第二支队支队长；吴信容为第三支队支队长，正式叛变。他们几个熟悉我方情况，在彭雪枫部与汤恩伯部作战时，吴信容曾率部袭击萧县4、5区区公所，刘子仁部在万楼打死打伤和俘获16团百多人，给彭雪枫部造成不小损失，特别是使彭雪枫部失去了后方萧县、永城、夏邑后方。

汤恩伯是刘、耿、吴事变的背后推手。

彭雪枫部退出路西后，刘子仁志得意满，在永城为所欲为。耿蕴斋手下只有400人，说话没人听。手下渐渐散去，另找高枝，他*成了庙里的菩萨——摆设，反倒要看刘子仁的脸色。不久离开刘子仁，换了个地方，改任长江下游挺进军第二路副总指挥。耿蕴斋不明白，他竖旗呐喊，引臂高呼，千人呼应，是凭着抗日的号召。到蒋军后，光杆司令一个，比在新四军还差。闲来无聊，被迫表演了“樵山鱼水我所愿”，钓鱼打兔，吃喝嫖赌。他感慨地写了一首打油诗：“去年中秋节，打马去西南。今年中秋节，钓鱼沙河边。名为副指挥，部队全编完，瞻望我前途，坎坷又艰难。”

1947年，我军收复豫、皖、苏地区后，吴芝圃念及旧情，派一个排到黄口附近找到耿蕴斋，把他一家接回三分区。吴芝圃要耿蕴斋发表一个声明，必须承认自己所犯错误，检查得好，就分配在专署工作。几番周折的耿蕴斋，心灰意冷，默不作声。吴芝圃只给耿蕴斋的子女安排了学习和工作。1950年，耿蕴斋被地方政府逮捕，按投敌罪拟严肃处理。耿蕴斋家人向吴芝圃求救，吴芝圃写信给地方政府予以释放，后因病去世。

吴信容叛变后，与刘子仁表现迥异。不听蒋军的调遣；不接受蒋军派来的人员；不让蒋方县党部在3支队搞我方组织成员自首登记。留在路西的工作的彭笑千(尽管被撤职，还是为我方工作)、张舒民继续做争取吴信容的工作。不久，吴信容与彭雪枫、吴芝圃取得联系。1942年，正当吴信容准备向路东靠拢时，一个蒋军军官请吴信容吃了一顿饭。饭后，吴信容即卧床不起，几天后去世。吴死后，我四师领导给他家属送去吊唁信和几百块银元，供其丧事所用。支队长的位置为吴信容弟弟吴信元接任。1944年夏，彭雪枫部西征后，吴信元率部起义，回到新四军，授予萧县独立旅番号，吴信元任旅长。吴信容重新安葬时，应吴信元请求，1945年5月，吴芝圃为吴信容撰写了“吴支队长信容同志传略”的碑文，即安抚萧县独立旅指战员的情绪，又对吴信容的前半段做了肯定。

刘子仁叛变后夙愿得偿，当上了“永城王”。建立区、乡公所，恢复保甲制，办训练班，发行永城“流通卷”。经常袭击新四军，获得了汤恩伯的赞赏。1944年6月，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汤恩伯部溃不成军，逃离河南。刘子仁不愿南逃，干脆投降日寇，编入商丘伪军张岚峰部，做了汉奸。日本投降后，被蒋军收编，当上了少将高参、师长和军参谋长。1949年5月，蒋军张珍兵团起义，刘子仁到处游说，想动摇张珍的决心。到年底，随蒋军退到四川的刘子仁才不得已随部队起义。进入在西南军政大学(起义将领）高级研究班的刘子仁，被该校干部原17团刘子仁下级认出。吴芝圃知道后坚决要求把刘子仁押回河南，经审讯后，1951年在开封处决。1969年吴芝圃去世，邓公上任后，刘子仁家属以刘子仁是起义将领不应被杀申诉成功，被平反。不过，吴芝圃、刘子仁都已无从知晓了。

吴芝圃在地方工作中展现出了出色的领导才能。1957年，他发动了一场突然袭击，批评了地方领导潘复生对于资本主义纲领的宣传，称其存在右倾的思想。实际上，潘复生因为反对浮夸风而遭到批评，并被撤职到农场劳动。这导致了吴芝圃接替潘复生成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并全面主政河南工作。吴芝圃在1958年组织了农业大跃进讨论，提出了一些令人惊讶的口号，包括要在一年内实现豫北400斤，豫中500斤，豫南800斤的粮食产量，并推行水利化、除四害、绿化等措施。这些口号在一开始看起来似乎激励人心，但实际上却忽视了客观事实。在执行过程中，浮夸风盛行，许多地方纷纷效仿吴芝圃的做法。一颗又一颗的“高产卫星”被放出，宣传媒体刷新记录，声称小麦亩产两千多斤，三千多斤，甚至最后声称亩产7300斤，单产涨加70倍，玉米、高粱、谷子的单产高近百倍。然而，这种夸大的宣传与实际情况严重脱节，最终给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代价。大跃进时期的问题也为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埋下了隐患。

几年后，吴芝圃听到有人对他的工作提出了争议，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张震作为他的老战友，决定写信提醒他。在回信中，吴芝圃坦言自己是一个主观很强的人，过去在大跃进时期是“刚愎自用”。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承认这是他一生中最沉痛的教训。然而，当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吴芝圃还是无法避免被冲击。

吴芝圃，原名殿祥，字芝圃，曾化名杨邃之、纯甫，1906年3月16日出生，河南省杞县傅集镇赵村人，1924年参加革命工作，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豫东特委书记、豫东人民抗日游击第3支队司令、新四军4师政治部主任、豫皖苏军区政委等职务。

吴芝圃青少年时期先后就读于杞县黉学私塾、杞县甲种农校、北平励群学校、开封培文学院、河南省立二中(开封)。求学期间于1923年与进步学生张海峰、韩达生等组织反对旧礼教、旧风俗的“风俗改良会”和探讨革命理论的“读书会”。1924年又与开封二中的同学韩晓棠、刘少文、高炳坦等联系校外进步青年成立“社会科学研讨会”，研讨《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从事革命活动。他主编了《我们的通讯》和《现实生活》两种刊物，发表进步青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心得及驳斥反动谬论的文章。翌年，“社会科学研究会”改为“河南青年社”，发展社员500余人。192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五卅”运动爆发后，在开封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动全市学生、工人、市民和各界人士成立“惨案后援会”。6月5日，10万余人在开封南关演武厅集会，发表声援“五卅”宣言。会上，他作为学生领袖登台演讲。是年秋，他受党组织派遣回杞县领导农民运动，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2月，吴芝圃受党的派遣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聆听了毛泽东的教诲，并到海陆丰参观学习，列席当地农民代表大会和群众大会。9月，他回到河南，任中共杞县地委民运部长，秘密发展农民协会会员，建立农民协会。同时，以办夜校等形式，将红枪会转化为革命武装力量，至豫东农民暴动前夕，发展农民武装3000余人。

1927年3月，吴芝圃去武昌参加河南全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根据会议精神，回杞县后和省农协主席肖人鹄、豫东区委特派员张海峰召开杞县、睢县、通许、陈留等农民武装代表会议，宣布成立豫东农民自卫军，吴芝圃任主任。

1927年5月23日，吴芝圃与肖人鹄在杞县南何寨宣布豫东农民武装起义，参加起义的有杞县和睢县、通许部分农民武装1万多人，星夜向杞县城进发，于24日拂晓一举攻克杞县城。攻克杞县城后，建立了民主政权，吴芝圃被推选为杞县临时治安委员会主任(俗称县长)。农民暴动失败后，反动当局下令通缉他，并以缺席判决的形式判处他无期徒刑。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下，中共河南省委又以“农民运动过火”为由，停止其党籍(中共“八七”会议后才恢复他的组织生活)。大革命失败后，他先后流亡到睢县、扶沟、永城、兰封、偃师、洛阳等地，以教书为掩护，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1930年4月，中共河南省委任命吴芝圃为考城县委书记，公开职业是考城县城小学校长。

1931年，国民党考城县党部逮捕了吴芝圃，经过合法斗争，吴芝圃被释放，随后被迫离开了考城。

1934年4月，中共河南省工作委员会成立，由刘子久、吴芝圃、沈东平三人组成，机关设在开封。1937年8月，豫西工委改为豫西特委，吴芝圃任特委书记，负责豫西山区党的组织建设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7月的一天，中共豫东特委书记、豫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司令吴芝圃，突然接到李卫国一封信，说：“一来请教，二来共商抗日大事……”吴芝圃看着这封半通不通、不明不白的信沉思起来。

李卫国，何许人也？他是杞县著名的土匪头子。他同李继书、李朝建、李振国等10名匪首结拜为兄弟，称“十大老李”。他是老大，称大老李，统领1000多人的队伍，是杞县乃至豫东实力最大的土匪武装，盘踞在圉镇一带。经过吴芝圃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各方面的工作，“三支队”与其建立了统战关系，相互以客军对待，未发生过冲突。

日寇汉奸和国民党顽固派对大老李的武装早已垂涎三尺，企图收编。他们对大老李和他的把兄弟进行收买和拉拢，采取封官许愿、供给武器、奉送烟土等手段，千方百计想把这支队伍弄到手。而大老李并不吃这一套，他不管什么党，什么派，只想独霸一方，占地为王。国民党顽固派收买拉拢不成，又派说客到大老李处散布谣言，挑拨他与“三支队”的关系。说什么“三支队”到这里宣传抗日是假的，是想把你们把兄弟拆散，一个个的吃掉。共产党若收编了你们的队伍，还会留您这些拉杆子的土匪？你们队伍里已有一两个大队长投靠共产党了，务必当心提防。现在只有杀了吴芝圃，才能逢凶化吉，你们的队伍才可保全。

匪首李卫国虽然出身绿林，剽悍凶野，却非鲁莽之辈，对来人的游说，将信将疑，拿不定主意，便将他的智囊召来商议。他把说客的话略述一遍后问道：“你们看，他说的这些话是真是假？对吴芝圃动不动手？”

“放他娘的拐弯屁！他要哄咱哩，咱这1000多人的队伍，叫他捏在手心里玩？他算个屁！”说这话的人依门而蹲。他原是一个乡间无赖，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脸上有几颗黑麻子，三角小眼像刀尖剜出来的一样，整天疯疯颠颠，如同痴呆。而他却外痴内黠，心狠手毒，小眼珠子一转孬点子就出来了。人们不知其姓氏，都呼其为傻孬。而李卫国非常欣赏其孬性，对他另眼看待，几乎成了狗头军师。

“要是他说的话当真，我的队伍，我们兄弟岂不栽啦！”

“唔——”傻孬小眼珠子一转说：“这好办。就说咱要抗日，请吴芝圃来吃饭。他要是心虚就不敢来，那就是‘三支队’对咱真起了歹心；他若来了，当面看虚实，如若露出半点马脚，拉出去敲了枪毙了算啦！”

“傻小子，还真有两下子！”李卫国听后夸奖说。“好，好办法！”其他人也都附和着说。

李卫国便命人写信。说是“一来请教，二来共商抗日大事。”邀请“三支队”司令吴芝圃赴宴。

吴芝圃等“三支队”领导人，对国民党顽固派散播的谣言已有所闻。接到李卫国的信，便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人们讨论热烈，发言踊跃。“不能去！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何况这是一窝子土匪呢！”“李卫国性情凶野，惯用心计。他的弟兄多是嗜血成性的亡命之徒，干脆消灭他们！”“这是鸿门宴！”二大队长张辑五沉思后说：“芝圃同志去了有危险，可托病不去，由我代去。他们既不会杀我，又能应付过去，待当面探清虚实后再议。”

吴芝圃斯斯文文不紧不慢地说：“还是我去吧！他们请我去商讨抗日，我若不去，就显得我们心虚，没有诚意，加重他们的疑心，正中了敌人奸计；我去了可宣传党的政策，揭穿敌人阴谋，解除他们的疑虑。咱没有做对不起他们的事情，虽是‘鸿门宴’，我料无大危险。”“要研究一个既赴宴又安全的方案。”王海山、王静敏等人提议。

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吴芝圃带警卫员吴训章前去赴宴。吴训章勇敢机智，是出了名的神枪手，与吴芝圃同宗，又是大老李的金兰兄弟，估计那些“绿林好汉”不会不照顾到这一点；随从人员在厕所附近遛马，酒过三巡，如有疑点吴可借到厕所方便出走；选二三十名勇敢机智且枪支好的战士和干部，带着手枪、冲锋枪，在高粱棵的掩护下，秘密接近圉镇，以防不测；王海山副司令率一个加强连，在距圉镇一里左右的高粱地内接应。

一切布置妥当，吴芝圃等骑马出发了。到了大老李驻地圉镇，只见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荷枪实弹，气氛异常紧张。吴芝圃斯文儒雅，面带笑容，温厚有礼，一如常日。路过岗哨，同士兵和悦地点头致意，诚恳地道几句辛苦。使匪兵非常感动，他们没想到赫赫有名的“三支队”司令，竟温厚得像一位长者。吴训章紧握枪把，跟随其后，寸步不离。

“吴司令到——”随着禀报声，李卫国率领他的诸兄弟迎出门来。他们虽个个满脸杀气，却又强作笑颜，躬身揖道：“欢迎吴司令大驾光临！”

“打扰，打扰——”吴芝圃从容不迫拱手还礼。“吴司令请——”寒暄过后，李卫国伸出一只手说。

吴芝圃在众匪首簇拥下，走进客厅。匪兵们上茶让烟，叮叮当当忙个不停。一时佳肴美酒，杯盘满几。酒过三巡，吴芝圃为打破紧张的局面，调节一下气氛，摸清底细，便从容自若地说：“古代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今天，我请教诸位，当今中国什么样的人才是英雄呀？”吴芝圃这一问，可热闹了，众匪首七嘴八舌地嚷开了。“谁的兵多、枪多、地盘大，谁是英雄！”“天不管，地不问，吃喝玩乐自由自在，也不枉人生一场。”“不管英雄、狗熊，有兵就是草头王！”“为朋友两肋插刀，光明磊落才算是英雄！”大老李闷不作声，仔细观察吴芝圃的神色。听着弟兄们越说越离谱，看看吴芝圃微笑不语，便站起身说：“弟兄们，还是听听吴司令的高见吧！”

吴芝圃神态自若，微笑着说：“诸位说的无不在理。依我看英雄应顺时代潮流，所谓时势造英雄。当今日本鬼子侵我河山，杀我同胞，父老兄弟受尽苦难，我们岂能眼看国破家亡，不管不问？当今男儿，只有拿起枪杆，报效祖国，才算是真英雄。诸位以为如何？”吴芝圃讲得慷慨激昂，众匪首侧耳细听。吴芝圃的反问使一些人措手不及，只好顺口答：“对，对！吴先生高见！”“好，既然大家认识一致，来为我们共同抗日干杯！”吴芝圃说毕，端起酒杯同众匪首碰杯，一饮而尽。

“不能嘴上说得好听，暗中去拆别人的台呀！”一匪首似挑衅又似试探地说。吴芝圃从容不迫地说：“说得好呀。耳听是虚，眼见是实。我们都是中国人，应该携起手来，团结一致，打击日寇汉奸。万不可互相猜疑，听人挑拨，互相残杀。若是那样，正中了坏人的奸计。”他略一停顿又说：“我们共产党人，一向光明正大，决不耍阴谋诡计，暗地伤害朋友。这一点请大家尽管放心。”

吴芝圃的道德操守，名闻遐迩，只身前来赴宴，从容大度，看不出半点虚假；席间言词诚恳，胸怀坦荡，无懈可击。使在座的绿林之辈，不能不觉得吴确实是个好人，对这位温厚善良的先生不忍加害。李卫国顿释前疑，拱手说道：“吴先生的行事、学问，令人佩服。我们兄弟都是粗野之人，不懂国家事理，往后还得请先生多多指教。”“李司令言重了。吴某不才，愿在抗日大业中，与诸位携手奋斗！”吴芝圃站起拱手说：“感谢李司令的盛情款待，也请诸位得暇时，到敝处做客，吴某专候大驾。”

宴会在欢快友好的谈笑声中结束。吴芝圃一行在李卫国等匪首的欢送下，安全走出圉镇，返回驻地。

193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河南省委，吴芝圃任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长兼豫西特委书记。是月，日寇进犯豫东，省委先西迁许昌，再南迁确山竹沟。吴芝圃奉命返回豫东建立抗日武装，进行敌后抗战。他依靠睢县、杞县两个中心县委，以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为基础，联合地方势力，于6月间在赵村整编成立睢杞大队，共200余人，由他统一调动指挥。是月下旬，睢杞大队在杞县花胡寨包围了抢粮的日寇骑兵小分队，激战一个多小时，将日寇击溃，伤敌数人，夺马车2辆、麦子2000多斤，初战日骑取得胜利，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谎言。这是豫东平原上建立抗日武装后打的第一场胜仗，大大地增强了当地人民的抗战信心。7月初，吴芝圃在杞南傅集召开睢杞太三县党的负责人会议，决定整编三县抗日武装，正式成立豫东人民抗日游击第3支队，吴芝圃任司令，王海山、孟海若任副司令，王静敏任政治部主任。10月，吴芝圃率领3支队和肖望东率领的先遣大队一同到西华县杜岗村，与西华县人民抗日自卫军和彭雪枫率领的竹沟部队会师。

在西华县城，在彭雪枫主持召开的改组豫东特委会议上，吴芝圃任豫东特委书记。游击支队成立后，吴芝圃任副司令员。在游击支队东进途中于淮阳窦楼一带遭日寇袭击。彭雪枫、吴芝圃指挥若定，利用有利地形痛击日寇。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击毙日寇林浦少尉以下官兵数十人。吴芝圃随游击支队主力东进豫皖苏边区后，先后任边区党委副书记、书记。在永城、涡阳等地开展减租减息，建立了各级地方政权和群众团体以及永城、蒙城、亳县、夏邑、蚌埠、泗县、睢宁、灵璧等10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

1939年2月10日，吴芝圃为支持睢杞太地区抗日斗争，扩大武装、筹集经费、迎接中共中央派到新四军游击支队的干部，率支队独立营回师睢杞太地区，在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武装的配合下接连出击日、伪、顽、匪。2月17日，聚歼大朱庄地主武装朱子固部，缴获大量武器弹药；19日，歼荆岗土匪司令李继书部500余人，缴获步枪400多支、手枪10多支；继而歼灭睢县长岗伪军张心贞部300余人，活捉伪区长李继美。在支队节节胜利的形势下，杞县土匪杨凤寅、刘曰亭、曹德林等部300余人被编入新四军游击支队第3团(代号吉安团)。因此，彭雪枫称他是“革命的秀才”，“回回造反，回回成功”。1939年3月，吴芝圃在杞县赵村召开睢杞太地区党的负责干部会议。会议决定把根据地中心由杞县傅集一带转移到偏远的睢县潮庄、太康的龙曲、杞县的板木一带。会议提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继续扩大武装，创建抗日根据地。3月底，瓦岗战斗后，吴芝圃率部胜利返回永城书案店。

1939年8月16日，吴芝圃在《拂晓报》发表《睢杞太抗日健儿的新认识》一文，指出：睢杞太抗日与反抗日势力的斗争，已达到短兵相接最尖锐、最激烈的程度，号召睢杞太军民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发扬大革命策源地的光荣传统，坚持抗日斗争，完成党所赋予的任务。

1940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纠集30万兵力进攻豫皖苏边区。在这紧迫的形势下，革命内部又发生了耿(蕴斋)、吴(信荣)、刘(子仁)叛变。作为边区党委书记的吴芝圃奉命处理这一事件，狡猾的耿蕴斋设下伏兵，派人去“请”吴芝圃“谈话”。当时吴芝圃分析，如果不去，敌人会以此为借口挑起事端，给革命带来重大牺牲；如果去，个人可能惨遭杀害，但可以彻底揭露敌人的阴谋。为了争取大多数干部和战士，挽回革命损失，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如约赴“请”。当他带领几位警卫人员到达戒备森严、剑拔弩张的叛军团部后，面对叛徒，镇定自若，义正辞严地痛加斥责，劝他们不要自绝于人民。叛徒摄于吴芝圃的凛然正气，未敢轻举妄动，并放回了扣押在该部做说服工作的干部。待刘子仁派兵追杀时，他已安全返回。由于他深入虎穴，深明大义，使很多受骗的干部、战士受到教育，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

耿、吴、刘叛变始末综述：

一、叛变前的形势

早在1940年5月19日，彭雪枫在《关于豫皖苏边顽军不断挑衅请速令八路军三四四旅向永夏商边开动报朱德、彭德怀并刘少奇电》就提到：“豫东皖北顽固武装祁炎勋、鲁崇勤（夏、永县长）、蒋心亮（商丘自卫团长）、梅振华（亳县第三区长）、卫立把（皖北专署第三支队）、潘觉民（皖北第一支队），在骑兵第三军支持与指挥下，旬日以来，有计划的、露骨的、有步骤的向我军挑衅与进攻。该祁部在骑兵掩护下，潜入永夏，与蒋部配合，施行屠杀、活埋我军政民的恐怖政策。潘支队杀我副营长谢继书。蒋心亮横杀亳县地方同志及我领导下之区长刘文炎。梅、卫两部联合进攻我驻亳之部队。昨午，蒋心亮部进攻我驻永城四李楼之二、二营，被我击溃，缴枪3支，俘1名。旋又增援敌500人，再度进犯；正对峙中。查顽方这些行为，都是从上而下的所谓肃清中共势力之军事计划的实施，并有骑兵军为其有力的支援。骑兵军一贯的采用上层对我派人联络，说好听的话，而同时又指使与纵容下层，向我做得寸进尺的侵犯。在这种情况下，估计大的武装冲突将不可避免。请总部速令三四四旅迅速向永夏商边开动，并早日与此间电台联络，以便能随时应援我们。”

1940年6月20日，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黄克诚奉中共中央和十八集团军总部命令，率第三四四旅（辖六八七、六八八、六八九团）、新二旅（辖第五团、第六团）共5个团和教导营计12000余人及500名干部南下到达永南地区，与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师，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治委员黄克诚，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萧望东。辖4个旅，即第二旅（原新二旅）、第四旅（原三四四旅）、第五旅（原六支队一、二团）、第六旅（原六支队三团，第一、三总队各缩编为1个团），另设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部，领导和指挥地方武装。7月27日，黄克诚奉中原局指示，率三四四旅六八七团、新二旅以及原二纵队领导机关，越过津浦路进抵皖东北，与当地部队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执行“向东发展”的任务。

八路军第四纵队重新整编后，辖第四旅、第五旅、第六旅，执行“向西防御”的任务。第四旅旅长刘震，政治委员康志强，辖第十一团（团长盛士坤、政治委员朱世金）、第十团（团长王德荣、政治委员王德贵），全旅4000余人，每连有机枪五六挺；第五旅旅长滕海清、政治委员孔石泉、副旅长张太生，辖第十三团（张太生兼任团长和政治委员）、第十四团（团长姚运良、政治委员黎同新），全旅3 000余人，机枪40余挺；第六旅旅长谭友林、政治委员赖毅、副旅长吴信容，辖第十六团（团长张永远、政治委员李廷杰）、第十七团（团长刘子仁、政治委员蔡永）、第十八团（团长吴信容、政治委员方中铎），全旅4 000余人，有机枪48挺。保安司令部司令耿蕴斋，政治委员吴芝圃兼，下辖永城独立团（团长寿松涛）、萧县独立团、宿西独立团、睢杞太独立团，四纵队另有特务团（团长程致远），连同直属队、抗大四分校等共17000余人。

8月，国民党调集桂系李品仙部、西北军马彪骑八师共四个师的兵力，对淮上我军形成三面包围之势。为此，八路军第四纵队除留第六旅和保安司令部坚持后方外，彭雪枫于9月亲率主力进军淮上。

1940年秋开始，日寇加紧引诱中国投降。与此相呼应，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于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失败，继续推行其反动政策，坚持消极抗战，再次掀起反共反人民的高潮。同年冬，皖南事变前夕，国民党头子蒋介石密令其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王仲廉等，率20余万大军，疯狂向我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先后占领涡阳、蒙城及涡河沿岸。并令其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率部向我亳州、白庙、夏邑、永城进犯。同时，永城、砀山、宿县和蚌埠等地的日伪军从北面和东面对我根据地加紧了骚扰、“扫荡”。一时间，乌云压顶，局势十分紧张。正是在此背景之下，耿蕴斋、吴信容、刘子仁在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永城、萧县边境发动了武装叛变，史称耿、吴、刘叛变或永萧兵变，它使豫皖苏边区革命力量遭受了严重损失，对敌斗争经受了严峻考验。

二、预谋叛变和我们的对策

耿蕴斋，1897年出生，原名耿玉璞，安徽萧县黄口区孙庙乡孙庙村人。由于其留一蓬四五寸的黑胡须，因此人称绰号“耿胡子”。他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自幼读书。1928年加中国共产党，后脱党。1932年，任八区（黄口)区长、三区（袁圩）区长。西安事变后因发表反蒋言论被革职。七七事变后，耿蕴斋参加动员民众抗日工作，不久恢复中国共产党党籍。年底，复任三区（袁圩）区长。萧县沦陷后，他举起抗日旗帜，组织近百人的游击队。次年6月下旬，他和孙叔平一起将队伍带至微山湖西部地区整顿，改编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第十五大队”，自任大队长，后与十六大队、十七大队相配合，在全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扩展壮大武装力量。不久，耿蕴斋私自拉起部队跑回陇海路以南他的家乡活动，组织上虽然对他进行了教育，但他仍然不回路北。1939年初，原部队改编上升为主力部队，他任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总队长，在陇海铁路以南配合新四军开辟豫皖苏抗日根据地。9月，调往湖西，时值“湖西萧托”事件发生。他自带一警卫连返萧，改任新四军六支队第三总队总队长。1940年3月调任萧县抗敌总队总队长。1940年8月，八路军第四纵队决定，将第三总队和萧县抗敌总队各一部，改编为特务团进军淮上，原总队长耿蕴斋调豫皖苏边区任保安司令，领导各县的地方武装，并留一个营和一个骑兵队随其活动。耿蕴斋对党的这个正确决定极为不满，认为是明升暗降，夺了他的兵权，削了他的实力，因此怀恨在心。于是，他于11月下旬擅自带警卫连离开司令部驻地涡北大王庄，回到家乡萧县随吴信容部活动。

吴信容，1910年出生，字燕如，安徽萧县龙城区业庄乡吴八庄人，地主出身，自幼读书。1929年曾任本县六区联防团团长。1938年萧县沦陷后，他打着抗日的招牌，在地方招兵买马拉武装，并当上了游击队支队长。后把六区联庄会壮丁集中成立自卫队，自任队长。曾随许西连等人攻打县城维持会。同年10月，中共萧县中心县委以六区联庄会武装为基础，组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第二十大队，他任大队长。1939元月25日，吴信容派十余人化装潜入张大屯，活捉汉奸纵衍棻（香亭），解至王汉楼附近处决，拔除了萧、永边境的伪据点。8月，萧县抗日游击支队成立，他任支队长。12月7日，他率部设防大吴集，阻击向抗日民主根据地进犯的日军，击毙日军多名。1940年夏，吴部被编入八路军第四纵队六旅十八团，吴被提升为六旅副旅长兼十八团团长。吴信容这个人素有野心，总想往上爬。旅长谭友林同志去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时，他满以为自己可以接任旅长。结果，上级决定由红军干部饶子健同志任代旅长。为此，吴信容满腹牢骚。当时部队四处打游击，十八团三个营，分别由吴和团政委、参谋长各带一个营活动，他为此又常常发泄不满，说他不是副旅长，也不是团长，而是营长。吴还和政委方中铎同志闹不和，因此，他经常带团直属队和第一营在其家乡萧县单独活动。当耿蕴斋以政治部主任刘作孚同志压迫他为借口，再次私自带领部队（警卫连）回萧县活动后，就自然和臭味相投的吴信容紧紧勾搭在一起了。

豫皖苏边区党政军委员会在淮上获悉耿、吴擅自接近后，恐其图谋不轨，遂派边区党委组织部长周季方前往调查。党政军委员会主席彭雪枫听了周的调查报告后，立即将情况电告中共中央，中央复电作了指示。接着，党政军委员会作出处理耿、吴的方案，规劝耿蕴斋回司令部，如耿不听劝告，必要时以刘子仁的十七团武力拿办。1940年12月初，党政军委员会派边区保安司令部参谋长黄思沛，将此方案向路南地委和刘子仁分别作了传达，并安排路南地委书记李忠道去做耿、吴的工作，让刘子仁密切注意耿、吴的动向。在此之前，旅部曾调刘子仁团由永城太丘一带南下，而刘闻讯耿、吴在萧县单独活动后，竟趁团政委蔡永去旅部汇报工作之机，以攻打薛湖敌伪据点为名，将团直属机关和二、三营拉至他的家乡永城东北芒砀山附近的姜楼、王楼一带，靠近了耿、吴部，并与耿、吴在萧县、永城边境频繁往来。刘子仁接受党政军委员会密令后，当面表示坚决执行，暗中却密告耿、吴，并于12月9日与耿、吴在磨山自己家里密谋了一天一夜。

路南地委书记李忠道奉命去做耿、吴的工作无效，党政军委员会决定派边区党委书记吴芝圃前往萧县处理耿、吴问题。吴芝圃、张辑五、吴守训、林乃清、王孝纯、侯德忠、顾书田一行于12月10日傍晚抵达刘子仁十七团驻地附近东曹庄。当晚，吴芝圃即主持召开解决耿、吴问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边区党委组织部民周季方，民运部长谢邦治，联防委员会粮食局长张辑五，路南地委书记李忠道，组织部长何启光(张德群)，萧县县长纵汉民，萧县独立团政治处主任王静敏，六旅十六团营长吴守训，以及十七团团长刘子仁和政委蔡永等。经研究决定：以刘子仁的名义请耿、吴于11日上午12时前来刘部驻地陈楼吃饭，从中对耿、吴进行说服教育，如果耿、吴再不听劝告，就把他们扣留，押送司令部处理。如果他们不来赴宴，就以十七团为主力，加上萧县独立团，武力解决他们。同时，吴芝圃又安排李忠道、纵汉民等人，于11日上午继续做耿、吴的工作。

会后，吴芝圃将起草好的请柬，交给刘子仁。刘子仁，1900年出生，原名刘德良，改名为刘俊德，字子仁，永城县磨山人，地主出身。曾在西北军当过连长、营长、团长和代旅长，西北军散架后，他溜回永城，曾担任永城县国民党保安大队副大队长。1938年6月，永城被日军占领，刘乘机混入鲁雨亭组织的抗日游击队，任湖西人民义勇军第二总队二十九大队副大队长。次年8月，鲁部改编为新四军六支队一总队，刘为二大队大队长，后又任二团团长。1940年“四·一”战斗时，鲁雨亭不幸牺牲。同年夏秋间，一总队缩编为八路军四纵队六旅十七团，刘任该团团长。因刘的身材粗壮，块头很大，说话略有口吃，外貌给人以憨厚的感觉，指挥打仗也有点能耐。他平时工作伪装积极，编入八路军后加入了党组织。对上级，他会吹会捧，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个人面前说一套，那个人面前说一套，很会来事。因此，有的领导为他所迷惑，对他印象不错，也比较信任他。虽然在抗战初期，刘子仁为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斗争做过一些工作。但是，在旧军队的经历，使他沾染许多恶习。入党后不注意思想改造，越来越放纵自己，个人主义更加膨胀，居功自傲，自以为是，拒不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帮助，发展到在生活上贪图享受、腐化堕落；在组织上，培植亲信、拉帮结派、搞小团体活动；在政治上，悲观失望，消极动摇。直至最终公开背叛革命、背叛党、背叛人民，成为可耻的叛徒。

而此时，刘子仁和耿蕴斋、吴信容早已串通一气，他在分送请柬时，却另附一封密信给耿、吴。信中说：“吴芝圃带有神枪手吴守训，将以举杯为令谋害你们，耿、吴二兄千万不能来赴宴，这将是一场‘鸿门宴’。”请柬和密信连夜送走后，刘子仁又于11日两次暗中去吴信容部驻地——萧县西南张三座楼，与耿、吴直接会面，共同策划了叛变的具体步骤。

12月11日中午，吴芝圃按照原计划，等待耿、吴来入席，预先化装成端饭菜的武装人员吴守训、林乃清、侯杰、王孝纯，也都做好了扣押他们的准备。一直等到下午两点，耿蕴斋、吴信容却迟迟不来赴宴。吴芝圃等不到人来，急忙派人去了解情况，这时方知刘子仁和耿、吴已经串通一起了。至此，“鸿门宴”没有摆成，做耿、吴工作落了空。

11日上午9时，李忠道去张三座楼做耿、吴的工作，恰遇二人送刘子仁出门，又发现吴部正在擦拭武器，准备战斗，预感情况有变。刘子仁走后，吴信容质问李忠道说：“我有什么罪，你们竟然摆鸿门宴要扣押我，还要杀我?”李忠道解释说：“没有这回事，千万不要受别人挑拨，一定要和平解决。”耿、吴不听劝告，随即下了李的枪，并将他软禁起来。接着，萧县参议会秘书张舒民和县政府秘书冯蕴言、县民政科科长许西连，也先后来到张三座楼劝说耿、吴，直至深夜方达成不诉诸武力的协议。并决定在12日由李忠道出面去“请”吴芝圃来洪河集谈判，同时，言定“吴芝圃来洪河集时，耿、吴必须仍以首长相待。”11日深夜，刘子仁在芒砀山东北张庄召开二营和特务连排以上地方干部会议，他煽动说：“我们决不能受外地干部的气，我们要做到人不离枪，枪不离乡，现在彭雪枫面临国民党大军的进攻准备逃跑，要把我们拉到津浦路东去。我们祖祖辈辈都是永城人，决不能离开家乡，不能跟他们去路东！”并提出了打“蛮子”（指上级派来的南方党员干部）的口号。午夜后，刘又在王楼召集其亲信、特务连长朱世华等十余人的会议，具体布置逮捕外来党员干部的行动计划。

12日凌晨四五点钟，刘子仁以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为名，通知一个，扣押一个。刘的表弟、警卫连长朱世华亲自执行扣押任务，充当刘的打手。与此同时，吴信容在张三座楼也向其部提出“叛军不叛党”的口号，决定翌日晨动手逮捕外来党员干部。刘子仁逮捕的干部主要有：副团长周大灿、政治部主任糜云辉、军需处长李作舟、三营营长兼教导员陈迎荣、一营营长吴生才、团部宣传股长路丁、六旅政治部民运科科长丁池等。在萧县西南张三座楼，吴信容逮捕关押了十余名外地党员干部。其中主要有：一营教导员张漫平、团直属连指导员项丹、特务连指导员李安邦、宣传队副队长孔清平、电台台长王翔及王锦春等。

三、公开叛变和洪河集谈判

12日凌晨4时许，刘子仁和吴信容分别在两地开始大逮捕。在永城芒砀山东北隅王楼，十七团特务连连长朱世华带领一伙人首先闯进政委蔡永的住室。蔡永，1919年出生，江西省泰和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三营教导员、新四军第六支队特务团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淮海军分区特务团团长兼政治委员等职，率部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和段村、襄安、钱上集及苏鲁豫、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多次反扫荡、反蚕食战斗。

蔡永听到一声剧烈地踢门声响，正想持枪跃起，警卫连长朱世华带领一帮人，已气势汹汹闯进门来，一把将蔡永按住，枪口当即对准了他。“你们想干什么？造反么？”蔡永严厉地责问他们。

“嘿嘿，蔡政委，团长有请。”朱世华滑头滑脑的朝蔡永应付了一句，然后枪一挥，对他身旁的几个士兵说：“快搜！”顿时，那几个士兵放开了胆量，前后左右乱翻一通，搜夺去了蔡永的手枪和印章。乘他们忙乱之际，蔡永一个箭步夺门而出，不料刚跑出里屋，又被外屋的岗哨拦住了。朱世华恶狠狠地朝蔡永跨了过来，说：“还想跑！”一边说着，一边用驳壳枪抵住蔡永的脑门，猛一扣，枪没有响，可蔡永的脑门却被枪头敲破了，鲜血顺着眼睛流了下来。

“走！”朱世华一声令下，几个兵便推推搡搡，押着蔡永和何启光（张德群）走了。何启光同志是路南地委组织部长，原来在这个地区当中心县委书记，对此地人事熟悉。这天上级派他来同蔡永联系工作，夜里就住在蔡永这里，因此也一起被捕。叛军把他们关进了王楼（属永城六区僖山乡）一所后院北屋不久，副团长周大灿和团机关直属队的同志，一营和二营的同志也陆续被押送进来。团直和一营的干部被关在北屋，和蔡永在一起，二营的被关在西屋。天亮时，上级党组织派遣来十七团谈判的萧独立团政治处主任王静敏同志，刚出王楼，也被下了枪，押送进来了。

12日晨，吴信容派五名骑兵，“护送”李忠道去吴芝圃驻地东曹庄。随后，又派两个排带两挺轻机枪埋伏在东曹庄村外，并指示他们“如发生武装冲突就将吴芝圃、李忠道及随行人员全部解决”。李忠道见到吴芝圃后，详细汇报了有关情况。吴芝圃考虑到许多干部已被扣押，这些被捕的近百名党员干部中，有的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有的是党一手培养的青年干部。不和平解决损失太大，遂决定和李忠道一起到洪河集同耿、吴谈判。谈判中，耿、吴一再质问为何摆“鸿门宴”谋害他们。吴芝圃指出：“这是挑拨离间，不要受人愚弄。”吴芝圃借机给吴信容做工作说：“党培养你多年，现在你却要叛党去投敌，当汉奸。”吴信容表示，我就是把队伍拉走也不打共产党，论说我对党没意见，就是不满意彭雪枫，说彭看不起他，不重用他，为什么不提他当旅长。吴芝圃劝他们说：“有意见，可以向党中央反映，请求上级解决，无论如何不能发生武装冲突，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损失。”并批评耿蕴斋不可一误再误，说吴信容没有害怕受惩罚的必要。下午，刘子仁派5名骑兵催促耿、吴带兵去后陈楼会合，宣布他们合谋举事成功。耿、吴要吴芝圃、李忠道同去见刘子仁，当面澄清“鸿门宴”问题。吴芝圃、李忠道为防不测，遂向耿、吴提出：“既然你们赞成和平解决，就应当让我们马上和边区党委、地委、县委、独立团的负责人见面，说明情况，避免发生误会。然后，我们再到刘子仁那里去。”并让耿、吴先走。他们坚决不同意。李忠道单独找吴信容谈话，问他：“既然答应和平解决，应当允许我们留下，和外边的人见面谈一下再去，为什么你不相信我的话。”吴说：“老耿不同意。”李忠道反问吴：“老耿能当你的家吗？部队是你领导的，他只不过有一个连的人。”这时吴说：“同意你们留下，可不能让吴芝圃走了。如果他走了，老耿不会饶我的。”李忠道满口答应说：“和平解决问题，不会走的。”就这样，他们勉强同意李忠道和吴芝圃同志，以及到吴信容部队检查工作的四纵队卫生部长林士笑同志，一起到离洪河集二里的一条脊村等候。

李忠道和吴芝圃、林士笑和警卫员一起到了一条脊村后。李忠道问吴芝圃：“我们是否离开这里？”吴芝圃说：“在刘、吴部队里还有我们很多干部被扣留着，既然和平解决，就不能离开这里。”李忠道又向吴芝圃建议说：“没有得力的人做刘子仁的工作，他不可能转变过来，我们见了他怎么说？他不会放我们走，还不如我们先走。”此时，吴芝圃才同意离开一条脊，即至萧县县政府驻地青龙集，后经宿西返回了区党委。当吴、李刚离开洪河集，刘子仁又派骑兵排长李贵明等四个骑兵，各带一长一短两支枪，送密信给耿、吴，要他们把吴芝圃、李忠道杀害在洪河里。耿、吴虑及事关重大，未敢下手。待刘子仁得知吴芝圃、李忠道去一条脊后，复又派十几名骑兵追赶，时吴、李等人已经走远。

四、邵山突围

被刘子仁逮捕后，十七团政委蔡永后来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当时遭关押时的沉重心情：“多年来转战南北，没有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如今，竟然做了叛徒的阶下囚。怎么办呢？在枪林弹雨中能冲锋陷阵、英勇战斗的革命战士，难道能在叛徒的手里坐以待毙，或是等着叛徒交给敌人当‘见面礼’？不能不能！在困难面前，在挫折面前，在生死考验面前，更能显示出一个革命战士、一个共产党人的赤胆忠心。”于是蔡永同副团长周大灿，萧县独立团政治处主任王静敏，路南地委组织部长何启光同志悄悄地商量，分析形势，一致表示坚持斗争，做好准备，伺机突围。经过仔细研究，决定白天突围，虽然白天跑出去后目标很清楚，容易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付出的代价必然大。但白天突围，也有很多有利条件。首先是刘子仁刚叛变，还来不及对整个部队做过细的工作，内部还处于混乱状态，比较容易钻空子；其次是永城、萧县这一带，群众基础很好，民情熟悉，地形道路也熟悉；再之，提前暴动突围，能够打乱叛军的计划。如果等到晚上，夜长梦多，情况还可能发生突然恶变，那时将难以收拾。生死关头，必须只争朝夕。由于团领导和西直、一营的同志关在北面堂屋，二营的同志关在西屋，不能直接联系。一个屋的同志单独行动，力量薄弱分散。于是，蔡永决定以扔个公文包作为突围的信号，并写在纸条上，让其警卫员韩守芳佯装解手，借机会送给二营政委范炳炎，请他秘密组织二营的同志配合行动。负责看守的叛军有十几个人，两挺机枪正分别对准两个屋子门口，对蔡永他们威胁最大。为了减少损失，保证突围顺利进行，必须安排专人打掉机枪手，夺取机枪。屋外不远处拴着许多军马，突围后如果马匹多就骑着马跑掉，如果马匹不够，就用机枪和手榴弹将马打死，免得叛军骑马追赶。

上午八九点钟时，突围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只等一声令下便可行动。然而就在此时，刘子仁决定将逮捕的干部从王楼转移到邵山村，叛军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把蔡永他们逐个地从屋里押出来排成两路纵队，用绳子将每个人的胳膊都绑起来，一个接一个紧串着，押着转移。前后左右都是持枪押送的士兵，戒备森严。并且规定路上不准交头接耳，不准拉开距离。到邵山时已经深夜，关押蔡永一干人的监房，是个三节院子里头的房子，是三间通房，坐北朝南，都是石头彻成，牢固异常。从院子门外走到最里头的房子，要经过一条二三十米长的狭窄胡同，易守难逃，这显然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叛军从屋里到屋外，从院里到院外，层层设岗立哨。监房里有两个哨兵监视，门口正面对着架一挺机枪，三院到二院设一个岗哨，二院到一院设一个岗哨，院门口又有一个岗哨，把守十分严密。

关进监房后，蔡永和周大灿、王静敏、何启光几位领导假装睡觉，凑在一起研究突围方案，进一步做了周密地分析研究，尽量准备充分。叛军把他们转移到邵山来，主要是因为监房比较牢固，地形易守难逃。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把其关在三个可以互相串通的房子里，反而使力量更加集中了，这对组织突围是十分有利的。为了麻痹刘子仁，摸一摸他们的底细，这天晚上，蔡永和周大灿、王静敏、何启光迫切要见刘子仁。刘来后，蔡永和周大灿、王静敏、何启光轮番质问刘子仁：为什么要下掉我们的武器？为什么要逮捕我们?我们犯了什么罪？难道打日本鬼子、打汉奸有罪？难道在敌后发动民众抗日有罪？问得刘子仁张口结舌，拔腿就溜。这时，萧县独立团政治部主任王静敏受大家之托，叫住刘子仁，单独和刘子仁在门口谈判。王静敏当时是新四军部队中的知识分子，年纪很轻，精明强干，做政治工作也有经验。他又和刘子仁共过事。1939年，王静敏同志在一总队二大队当政委时，刘就是这个大队队长。刘子仁伪装得很可怜，说上级不信任他，怀疑他，要抓他，他是迫不得已才这样做的。王静敏就抓住他的“尾巴”，顺着刘的话讲：“既然你刘子仁没有其他不良企图，你采取这种武装扣押的办法，就使人感到不可理解，况且上级对你并没有任何坏想法。现在你们又扣押很多党员干部，实属叛党叛军。国共合作打击日本侵略军乃中华民族当务之急，谁破坏抗战谁就是历史的罪人，请你三思，千万‘一错铸成千古恨！”慷慨激昂的陈词，说得刘子仁闭口无言。王静敏义正辞严，要求刘子仁马上释放被扣的同志，恢复部队的正常秩序。刘子仁执意不听，谈判未果，刘子仁认为这批人在他手里，一来可以作为人质，上级不敢派兵打他；二来今后还可以送给敌人，当作升官发财的资本。

刘子仁走后，蔡永和周大灿、王静敏继续抓紧进行突围准备。鉴于这里岗哨多，情况复杂，专门组织了一个对付屋里屋外的哨兵、夺取敌人机枪武器的突击队，成员有一营营长吴生才，团部的罗参谋，指导员孙克祥，通讯排长邱正基等同志。突围时间决定选在拂晓之前。13日凌晨四五点，营长吴生才、指导员孙克祥、八连连长梅汉方和通讯排长邱正基假装解手，先后出了监房，准备夺取机枪，对付哨兵。与此同时，屋内的同志纷纷喊冷，要求哨兵敞开房门烤火。他们点燃了麦秸取暖，烟雾把哨兵熏得远远的。同志们又趁机将屋内的两盏油灯打灭，再将麦秸的火打灭，一时间浓烟滚滚。“灯灭了，来点灯。”屋内的一个同志大喊道。哨兵咳嗽着走进屋。当“洋火”一划亮，就代表着预先设计好的突围信号发出去了！早就持木棒等候在油灯旁的突击队员，手举棒落，哨兵应声而倒。在屋外的孙克祥同志和另一各突击队员，一奔而出，三下五除二干倒了院内胡同里的几个哨兵。夺机枪的同志也迅速和敌人展开搏斗。监房里的同志，在蔡永和周大灿、王静敏几个领导的率领下，跟着冲出了门口。突围的呼声、枪声，惊动了村内外的敌人。敌人边喊边开枪，子弹从同志们的头上、身旁飕飕而过。不过绝大多数人还是冲了出去。

而蔡永、李作舟、吴生才突围时等负伤，周大灿、糜云辉以及组织股长盖卓如、特派员温治平等壮烈牺牲。突围时，蔡永的头部右侧中弹，王静敏等三位同志轮流背着蔡永，走过五六里地，绕过叛军驻的村庄，来到了永城六区僖山乡郭楼。为了不暴露目标，并且稳定伤情，蔡永被暂藏在一个老乡家里。这个老乡叫郭相山，有个18岁的女儿郭瑞兰。知道情况后，老乡将蔡永藏在北面一间屋里墙根的麦秸下。留下来照顾蔡永的王枫因为是上海人，担心因口音问题暴露，所以换上了农民服装病躺在床上，郭瑞兰扮成他的妻子，应对盘查。这天拂晓后，叛军三次进郭楼搜捕，挨家挨户查找，见到麦秸堆就用刺刀捅。但郭家临危不惧，与敌人巧妙周旋，帮助蔡永顺利躲过这场劫难。直到12月13日傍晚，王静敏派了萧县独立团的一个武装连队，带着担架悄悄来接走了蔡永。

三营营长陈迎荣突围后，在群众帮助下，绕过敌据点，闯过封锁线，两昼夜跋涉，经永北火神店、王河和永西北歧麦、龙岗、卧龙到达永西南夏桥集，遇到本营七连从旅部领棉衣归来，他把刘子仁叛变，血战突围的情况告诉了连领导，并提出快把七连带回旅部。正当与几个领导干部商讨之际，在这一关键时刻，刘子仁暗插在七连的亲信、排长姬朝凤突然开枪，陈迎荣和连长吴xx、指导员吴平当场壮烈牺牲。陈迎荣同志牺牲时，年仅24岁。并将带队的团参谋长冯胜打伤，胁迫该连重新回到刘子仁处。

五、善后措施

事件发生后，彭雪枫于13日、18日、27日连续急电中央，报告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并提出善后应急措施。指明：“此次事变主动者系刘子仁……”确定“对耿、吴的方针仍在决心争取，最低限度争取作为我之外围军……刘子仁反动较坚决，我们采取打击瓦解的方针。”在利用与耿、吴、刘有关系者，写信去设法营救被扣干部，以及不惜金钱收买去分化耿、吴、刘三人的同时。并于13日急令五旅十四团和六旅十六团主力分别由淮上、涡北开往萧永边对叛军进行军事威慑和镇压。五旅十四团在旅长滕海清、副旅长张泰生的率领下，从蒙城的檀城急行军一天一夜到达距刘子仁部六里许的王白楼。由于吴芝圃提出等待谈判解决，没有及时出击。十六团挺进至萧永边境与日军遭遇，激战竟日，将日军击退。由于我军已接近叛军，刘子仁14日夜被迫释放了少数未能突围的干部，而他也乘机率部逃窜。吴信容经我多方工作，不久也将逮捕的干部全部释放。为了继续打击瓦解刘子仁部，党政军委员会决定，在萧县成立独立旅，纵汉民任旅长，李忠道任政委。在夏邑县成立雨亭总队，县长鲁禹道兼总队长，配合六旅十六团继续打击瓦解叛军刘子仁部。

六、损失和影响

耿、吴、刘叛变后，深受国民党当局的赏识。1941年3月，汤恩伯在安徽省界首亲自召见耿蕴斋和刘子仁，继而任命耿为苏鲁豫皖边区挺进游击第一纵队少将司令，刘子仁为副司令兼第二支队长，吴信容为第三支队长。同年6月14日，国民党立法军事委员会机要组编印的《周报》第七期《奸伪情报》栏中以《匪军反正》为题，对耿、吴、刘叛军作了如下报道：“盘踞永、萧、夏一带活动之某某军队司令耿蕴斋、刘子仁、吴新华(应为吴信容)等部5000余人，被我方策动后现已反正。该部有步枪3900余支、机枪60挺、迫击炮3门。现耿蕴斋已被委为豫鄂皖边区独立游击纵队，由汤总司令恩伯指挥。”国民党对耿、吴、刘叛变所带走的军事力量显然是夸大之词。但这次叛变的确使我们遭到严重损失。

首先，耿、吴、刘叛变，使第四纵队直接损失了近2000人和相应的武器装备。其中刘子仁部千余人，吴信容部六七百人，耿蕴斋的警卫连百余人，使敌强我弱的军事势态更加严峻。特别是这些部队绝大多数都是永、萧一带的人，他们和当地军政人员以及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夏、永、砀、萧、宿一带的部分地方干部随之反水，不少区乡政权相继变色，根据地急剧缩小，我们的兵源、粮源、财源都发生了极大地困难。

其次，耿、吴、刘叛变后，很快掉转枪头参加了敌伪顽“围剿”豫皖苏边区的军事行动。由于他们熟识我们的内情，往往起到了敌伪顽所不能起到的作用。1941年元旦，吴信容带一个营突袭萧县董屯我五区区公所，俘区干、区队几十人，缴长短枪30余支；当夜又袭击四区区队，一个排全被缴械。二三月间，萧县县政府驻罗河附近，耿、吴、刘配合土顽刘瑞歧部向我突然袭击，四区区长张长文牺性，多人被俘。在此三人中，以刘子仁最为刁钻凶狠，他多次袭击我区乡政权和地方武装。1941年4月6日，刘子仁伙同国民党马彪部、土顽蒋心亮部等，在永城西南万楼打死、打伤、俘我十二旅三十五团一营100余人。同时，他还在永城建立了国民党县、区、乡政权，设立情报站，捕杀、诱降共产党员和地方干部。他滥印纸币，搜刮民财；编印报纸，进行反共宣传，给我党在永城的工作造成极大地困难。因反共有功，1942年夏，刘子仁即取代了耿蕴斋。

再次，耿、吴、刘叛变后，敌伪顽即乘机对我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使我豫皖苏边区内外告急，腹背受敌，战斗失利，部队减员，与鲁西南八路军的联系亦被切断，根据地只剩下永南、涡北的狭长地带。面临此种形势，加之其他主、客观原因，新四军四师不得不于1941年5月，奉命转移至津浦路东，豫皖苏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暂时又处于敌伪顽的残酷统治之下。

不过，乌云毕竟难蔽日，反动派终究不久长，叛徒也决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耿蕴斋少将司令没当多久，就被其主子撤掉了。解放后，被人民政府依法逮捕，释放后病死。吴信容在1942年病死，传说，吴得病前，曾和刘子仁同席饮酒，酒后就卧床不起，直至死去，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名堂，现在是难以考证了。刘子仁是一条地地道道的“变色龙”。1940年，在国民党反动派大军压境之时，他叛变而去；1944年，日寇以其强弩之末大举侵犯中原，汤恩伯数十万部队不战而溃，刘子仁感到国民党大势已去，遂投向西北军出身的商丘伪军总司令张岚峰，驻进日寇刺刀保护下的城堡，充当汉奸；日本投降后，刘子仁摇身一变，又在张岚峰庇护下为国民党所收编，并先后爬上旅长、师长、军参谋长的宝座；1949年5月，刘子仁所在的张轸兵团宣布起义，刘子仁同国民党一二七军军长赵子立，坚持反动立场，劫走张轸兵团司令部，成为起义部队的叛徒；1949年底，刘子仁和赵子立困居四川，成了瓮中之鳖，这时，他又摇身一变，竟然还宣布“起义”。当然，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可耻叛徒，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1951年为人民政府所镇压。

七、分析原因，吸取教训

发生耿、吴、刘叛变这样重大的事件，并不是偶然的，对其中的原因，彭雪枫在1940年12月27日给中央的电报中，也曾作过具体的分析。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是比较突出的。

首先，耿、吴、刘叛变革命不是偶然的，是由其思想本质所决定的。特别是刘子仁，作为一个早期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为全县抗战做出了一定成绩，正因为如此，他才受到党的信任，被重任为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但是，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他没有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和抗战必胜信心，而是个人英雄主义、资产阶级腐化思想严重，一心只想个人利益，自认为对边区抗战有功，自以为是，唯我独尊，迷恋权位，贪图享受，甚至为达到独霸边区的个人目的，于党的组织纪律而不顾，结党营私，拉帮结伙，破坏党的团结，搞小集团，闹宗派，排斥异己，闹独立性，最终发展到谋杀革命领导干部、叛变投敌，成为遗臭万年的历史罪人。这个令人深思的教训告诫人们，革命道路是漫长而坎坷的，思想改造也是艰苦而无止境的。作为一名献身革命的共产党员，就必须做到既要从组织上更要从思想上入党，自觉加强党性锻炼，时刻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理想，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不论职位多高，始终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当好人民的公仆。只有这样，才能经受住各种考验，克服各种困难，在革命道路上不迷失方向，为党的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其次，随着抗日战争的进展，大批各色各样的人物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他们虽然多是响应党的抗日号召，但阶级出身、政治立场及参加革命的动机却不相同。就此彭雪枫在《关于耿吴刘叛变事件之经验教训及对付方针报毛泽东、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陈毅电报》曾指出：“一般兵痞流氓过去对下层尚存利用心理。今应彻底打破，对此种利用之结果，往往所得少，所失大，而其上层如落伍军人、官僚，在党内仅可利用一时，不可利用永远，政治教育与争取之可能性极小。此辈对党员有利用之心，以求假借我党之势力去壮大，（和）党及政治工作不一致，假如此种企图矛盾到不可调和时，即发生叛变。如耿蕴斋年将近50，担任萧垦区长八年，地主，多年前即混入党。因之曾有号召力量，其原有武装千余，曾被苏支收编，地方人士甚不满意，称耿为“枪贩子”。加以苏支对耿之方式不好，耿带其亲信之一个连开小差回萧。当时我们诚恳认识其反党靠顽，故对其实行怀柔政策，逐渐削弱其影响，故今使耿在群众中之信仰甚差。至刘子仁则为老西北军官，曾任旅长多年，和善其貌，阴险其心，毒辣，不料刘之能出此手。”事实证明，耿、吴、刘三人就是属于此种情况，他们均系地主出身，长期混迹于旧军政界，个人野心较大，军阀思想和土皇帝思想严重，他们被抗日浪潮卷入革命阵营之后，虽然组织上入了党，但思想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当革命形势顺利发展，并能满足他们的某些私欲时，尚能附和一时。但形势一旦恶化，其某些私欲又受到限制时，他们原有的阶级本性就逐渐暴露出来。始而对组织不满，对革命动摇，继而发展为对抗，直至叛变革命。

其次，耿、吴、刘三支部队都是抗战初期就地组建的，他们建立时的情况虽不大相同，但大都借助于亲戚、乡土关系。对此类部队的特点，彭雪枫在《关于耿吴刘叛变事件之经验教训及对付方针报毛泽东、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陈毅电报》中曾指出：“地方性和封建基础及影响极大，此辈即以此而扩兵，而扩来者多为其亲戚朋友子弟，政治一课没有彼等之话一句力大，而彼等即倚恃此地方性与封建性，与党的政策及政治工作尖锐对立。豫皖苏边区由于过去没有很好党的基础，故党政军民上层多为外来干部，而经验能力又弱，特别是工作技术、方法及社会经验不易应付。蔡永即为红军中勤务员出身之22岁的青年，刘子仁完全不看在眼中，以致人家认外来干部为蛮子。关于干部幼稚，作事不会转弯，致彼辈借口为蛮子专制，形成对立。因此要早即努力于地方干部之培养，但首先从介绍入党着手，农民文化低，外县学生尚须经过教育阶段，且亦为外方人，故与群众发生血肉相连的干部仅为下层，而经验能力又太弱。”边区领导虽给这些部队派去大批外来党员干部，并发展许多人入党，但对上述原有基础并没有根本改造。加上耿、吴、刘得以利用外来干部的某些缺点，制造“蛮子专政”等流言飞语，煽动地方主义，挑起本地人与外来干部的矛盾。他们在叛变时提出的“人不离枪，枪不离乡”、“打蛮子”、“叛军不叛党”等口号，的确蒙蔽了许多人。这是耿、吴、刘之所以能把近两千人拉走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耿、吴、刘问题出现后，边区党政军委员会虽然及时采取了有效措施，但并未能控制局势的发展。吴信容在三人中年纪较轻，抗日热情一度较高，对党虽有不满但没有耿蕴斋、刘子仁严重，并且对耿擅自离开司令部也不尽同意。但我党在处理耿、吴问题时，却过早地把他和耿连在一起，一样看待，一样处理，这就促使吴倒向耿的一边，扩大了异己势力。而最大的失策是，只看到在刘子仁部派去的党员较多，把他作为军事解决的依靠力量，这样做应需认真斟酌，刘与耿、吴都是当地人，不论他们本人，还是他们控制的部队，关系都较密切。现在要刘部断然对耿、吴采取军事行动，是没有充分把握的。在三人叛变之后，党政军委员会采取的打击刘而争取耿、吴的方针是正确的，只是在执行中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第四，如何用正确的方式方法解决党内或工作上的矛盾，这也是时刻应该注意研究的。工作中有矛盾、有隔阂、有不同意见，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如何去化解、去统一，这里就有一个工作艺术问题。冷静处理，耐心说服，诚恳帮助，求得一心，就会消除矛盾，加强团结，共同搞好工作；相反，态度生硬，方法简单，就会使矛盾激化，向不利方面发展，甚至出现意想不到的恶果。这是值得我们万分警惕的。

最后，通过耿、吴、刘叛变这一事件，应该认真考虑对党的高级干部如何加强管理的问题。做为党政高级领导干部的耿蕴斋、吴信容和刘子仁，虽然对革命有过贡献，但其身上存在的许多缺点不足，是边区干部战士群众甚至上级有目共睹的。虽然上级组织也对其进行过批评、帮助、教育，但多是婉言相劝，并没有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尽管耿、吴、刘叛变主要是其内因起决定作用，但如果注意加强对高级干部管理教育，严格要求，发现问题严肃批评，从根本上注意解决思想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那将又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所以说，如何加强高级干部的管理也是党的领导机关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

“皖南事变”后，吴芝圃任新四军4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兼淮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淮北路西地委书记。

1942年前后是敌后抗战最艰苦时期，在当时异常艰苦困难的险恶形势下，一些意志薄弱的人，包括个别经不起考验的团营级干部，有的在政治上发生动摇，有的开小差逃跑，甚至有的叛变投敌。针对这种情况，吴芝圃在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共产党员的享受观》的报告。指出：“这些人的痛苦将与他腐化的程度同样增长，他的人格将和他的堕落程度一齐消亡”，他们的“享受观”就是“寻死观”。他用大量的篇幅阐述了共产党员的思想、道德、情操和对物质享受的态度。他这篇著名报告和《个人主义的发展规律》等文章在淮北区党委、华中局的刊物上发表后，引起了很大反响。紧接着，华中局又将这些文章推荐给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印发各地，作为党内外整风学习的重要材料。

1946年12月，国民党反动派向豫皖苏根据地发起全面进攻。吴芝圃和张国华率领一部分武装到豫东地区，把水东地委与华中军区八分区合并，重建了豫皖苏区党委和军区，张国华任司令员、吴芝圃任政委兼党委书记。在完成思想转变和整顿组织的基础上，吴芝圃放手发动群众，坚持游击战争，扩大革命根据地。至1948年夏，豫皖苏区已扩大到陇海路以南、淮河以北、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的广阔地带，武装力量由3个军分区发展到8个军分区，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为淮海战役和解放军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8年11月，开封解放后，吴芝圃担任开封市委书记和市长。翌年1月，他参加了组建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省军区的工作，历任中原省临时人民政府副主席，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第二书记、书记，河南省军区政委，河南省省长等职，并当选为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委员会委员。他领导河南广大军民为安定社会秩序，巩固革命成果，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工农业生产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57年以后，由于党在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上的严重失误，河南省在1958和1959年接连开展了左倾运动，使得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严重泛滥。对此，吴芝圃严格地检查自己，并积极采取措施，努力挽回和减少损失。

1960年10月，吴芝圃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文革”期间，吴芝圃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迫害。

1967年10月19日，吴芝圃在广州逝世。1979年1月24日，在邓小平主持下，为吴芝圃等召开了平反昭雪大会，党中央评价他“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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