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小学生活

难忘的小学生活

牛存金

我们北村逐步发展成了一所完全小学，虽是远近有名，条件可真差得可以。学校分前后两个院子，前边的院子较为平整，供跑操上体育课什么的。后院可就太糟糕了，它的西部是高高的岩石，向东慢慢地坡下来。整个院子里石头遍地，尖角林立，什么样式的都有。摔破了脑袋和胳膊的事司空见惯，叫人防不胜防！

因为学校建在山顶上，我们天天在石头堆里滚。后院的石崖上，放着开山打石的工具，老师们都在学习愚公移山，谁没有课，就拿起大锤铁锹，叮叮当当地干一会儿，这成了一种传统和习惯。

教室都是民房的样式，只是比民房要高一些，宽一些，窗户大一些，都是农家常用的木窗棂。墙壁用石头垒成，顶是用石子拌石灰捶的，平顶。

厕所更是可想而知，坑子边上立几块石头，就是蹲位，学生们很少遵守，又不及时清理，于是整天屎尿遍流，苍蝇乱飞，蛆虫乱爬，臭气熏天。说它脏乱差一点也不夸张，因为学校和村里太穷，想讲究也讲究不上去。

从上学开始，同学对老师就很神秘，把他们的话奉若神明，张口闭口就是老师说的。家长的话可以不听，别人的话可以不听，老师的话却不能不听。见了老师，绝对是毕恭毕敬的。

四年级上学期时，一个姓靳的老师教我们。这可是个厉害角色。他教学艺术不怎么样，惩罚学生绝对有一套，算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上课时，他看到有的学生在削铅笔，马上走过去，揪住头发教育一番，然后再把小刀弯来弯去折为几段扔掉。遇到做错题的同学，他把学生叫上讲台，抓住头发，让后脑壳地磕着黑板，一边磕，一边一字一顿地问：某、某、某、你、会、了、不？

他讲算术一塌糊涂，却老自以为是，简单而又粗暴。想叫他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连门都没有。他布置作业时总是这样说：“下课前，从第一题做到第二十题或者第二十五题”。布置完后扭头就走，不管你会不会。所以同学们都很怕他讨厌他，恨不能叫他立马消失掉。但他很牢固，老调不走。

后来，也许他感觉不是当老师的材料，加上老师和同学们都对他意见蛮大，不管什么原因吧，反正他调走了。同学们听后，高兴不已，喜笑颜开！

下学期，换成了李老师。李老师是个多面手。虽说是民办教师，但他语文、数学、音乐、体育都教得很好，跳高他在几百个老师中是数一数二的。他还会简谱，会拉板胡，会脚踏琴，吹笙等乐器。手榴弹投掷也很远，这么多才多艺的老师绝对不多见。

他纪律严明，无论上什么课，很少有人捣乱，都在静静地听。学校搞大集合，他带的班级一是集合迅速，二是遵守纪律，很少有交头接耳的现象。

五年级时，教我们语文课兼班主任的是孙老师，孙老师知识渊博，接触面广，教学上很有一套。如他教的《陶者》《蚕妇》《咏溪前诸境》，《望庐山瀑布》《早发白帝城》等的诗文至今难忘，还能背下来。

那是一九六五年，我十一岁，同学们都比我大几岁。

那时候，我读书很上进很投入。除了读爷爷给买的《大冬瓜》外，丛吉庆，孙庆铎，赵申庆等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很是诧异：他们怎么会有那么多书呢？后来听说，他们的哥哥和朋友在平阴四中上学，那里有图书馆，用借书证借的。

其间，我读了他们借来的梁斌的《红旗谱》，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冯德英的《苦菜花》《迎春花》，柳青的《创业史》，杜鹏程的《保卫延安》，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欧阳山的《三家巷》，刘流的《烈火金刚》，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等。

这些长篇小说，都是我见缝插针读的，我这点知识也是这时候积累的。

那时的我读书是走马观花，图看热闹，不看主题和重点，不搞人物分析，只是觉得挺有意思，欲罢不能。但课外书读多了，语文水平大有提高。

有一次，我写了一篇作文，叫《抬雪》，居然得了两个班的第一名。孙老师在班里宣布说：“我从开始教学到现在，这是我遇到的最好的一篇作文，估计以后也不会超过这一篇了。”

孙老师对我大加表扬，范读了我的作文。五一班读完了，又去五二班去讲评。一时我名声大噪。

可以说，这是我一生中的高峰，后来我有所发展，大都受益于那段时间的读书经历。

开始，他们的书首先借给关系好的同学，一般人看不到。我只有借书来读，借书可不是件简单的事。第一要看主人高兴不高兴，第二要听从主人的安排，叫你什么时候还，就什么时候还，丝毫不能拖延。因为我有这个爱好，只要看到书，就千方百计的借了来，不管是四百页还是五百页，必须一晚上看完，因为明天到校后是必须归还的。这样，每次我借到书后，放学后飞快地跑回家，放下书包，坐在门槛上就读起来。晚饭后点上小煤油灯继续读。至于书里写的什么，我来不及分析琢磨，一心想着读完还书归还。

有一次放学后，我把书放在门槛上去厕所，回来后，我忽然发现那本《迎春花》少了六页，我惊慌失措，立时变了脸色。只一会的功夫，怎么会少了呢？这书借来时好好的呀？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呢？借本书本来就不容易，可叫我怎么还呀？为此，我又气又急！

后来我才知道，是没有文化的奶奶撕下来点了煤炉子，这可把我急坏了。这怎么向人家交代呢？为此，我气愤不已，跟奶奶吵了一场，一个劲地问：“好好的书你撕它干什么？咱能赔得起吗？想赔也没地方买呀！”

那天，我晚饭都没心思吃，一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老想着天明还书的事。总之，我考虑了若干个还书的方案，并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事居然出现了奇迹。第二天，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丛吉庆同学说起了撕书的事。他接过书看了看，轻描淡写地说：“撕了就撕了，没什么了不起的，别难过，我看着处理就是了。”

听了这句话，我激动万分。就凭他这句话，我要感谢他一辈子；就凭他这句话，我把他当成了最好的朋友！

后来。不少人问起我写作的诀窍。我告诉他们：要想提高写作水平，没什么捷径可走。只有多读书，多思考，多写作，走捷径图省事那是骗人的鬼话！

一九六六年，我刚升入六年级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很多书籍统统成了大毒草，成了封资修货色，受到了批判。各地的书厨里再也见不到它们的踪影，批斗走资派成了人们的主旋律。我的爱好从此也宣告结束。

随之，造反派们“破四旧，立四新，拉碑平坟，拆庙抬神”，造反派们一马当先，先挖了地主富农家的坟。

看到从坟墓里挖出来的旧棺木，干部们动了心思说：

“这些棺木都是柏木或者松木，烧了怪可惜的。以前，这些地主叫穷人交租子，干长工打短工，没少剥削了穷人。他们虽然已经死了，也不能叫他们安宁。这回，得听咱们的，叫他们做点儿贡献！”

于是，就找了一些木工，用棺材木做了一批课桌凳，抬进教室里。

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很害怕，因为这棺木毕竟是以前死人住过的房子，而且还有一种刺鼻的腐朽味。现在却叫我们在上边学习做作业，老是感到别扭！

但时间长了，没见有死尸从桌底下跳出来，也没见有邪灵鬼怪跑出来，慢慢地也就习以为常了。

从上到下都在闹革命，革命小将也应该加入到革命洪流中去，于是，我们就仿而效之，找对方辩论，写大字报，也糊了三角小旗高举着。人云亦云地批判走资派。.

小学生们那字写得歪七扭八，粗粗细细，蚯蚓找妈妈一般，效果怎么样且不去管它，要的就是这个态度和声势！

大学生、中学生们去北京、上海、大连、武汉、广州等地去串联，互相交流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他们不用带粮食钱物，只在学校开个介绍信，就走到哪里吃住到哪里。谁要不认真接待，就是不支持革命的行动！

于是，各汽车火车上、饭店里都挨挨挤挤的，那是去串联的革命青年。

我班周长忠同学找我们商量说，人家去大城市里搞串联，咱们为什么不能去串联？这话一拍即合，于是，周长忠和弟弟周长恩，我和哥哥牛存才四个人就出发了。目的地是本公社的尹庄小学，此行大约有七八里路。其时，哥哥他们十三岁，我们才十二岁。

到了尹庄小学，校长亲切地接见了我们。我们郑重地学习了对方的宝贵经验，接着，传达了我们的革命经验，无非是怎样批斗走资派之类。这叫“传经送宝，互相学习”。

各地都在积极地破四旧立四新，就是打倒旧文化、旧道德、旧风俗、旧习惯。

爷爷看我们在学校学不到什么知识，和爸爸妈妈商量后，就叫我和哥哥停了学，回家去割草和放羊。

至于后来，我当了民办教师，获得了大学毕业证书，都是靠自学得来的。

壹点号 尹燕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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