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明回忆11：我一看印着"日军占领沈阳"的报纸，情不自禁潸然泪下

我到上海已是9月了，学校已经开学。本来我考上的是上海中学，因为学费太高没有上成。当时，上海中学的毕业生，多半是上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的，这就走上搞科技、搞工程这条道路，想起来还颇感遗憾。那时，上海市的教育局长陈德征，是蒋介石的红人，曾经是蒋介石的一个笔杆子，相当于后来陈布雷的地位。他自己办了个学校叫建国中学。这所学校设有半费生和免费生的名额，我就上了这所学校。

和我大哥住在一起的一个好朋友，叫张警轩，也是个有进步思想的人。张警轩同大哥的关系，除了思想一致之外，另一层原因，是他的舅舅是我父亲的朋友。此人姓韩，蒲城人，和我父亲同在杨虎城部队，绰号"韩剥皮"。张警轩是大学本科生，毛笔字写得好。我大哥上的是预科，打算上预科把基础打好，以后去日本。为了使我能当免费生，张警轩把我领到陕西旅沪同学会，由同学会出面，通过陈德征的弟弟陈德馥介绍给陈德征。那个建国中学陕西籍的学生很少，他们本来就看不起北方。尤其是对西北来的学生，称古长安来的"北方挎子"。见到陈德征，他说要考一下。当时我虽学了一点英文，但底子很差，心里想着，要是考我写一篇文章那就最理想。果然，张警轩向陈德征介绍着我的情况，陈德征真的就要考我的文章，出的题目是《负笈求学记》，而且要当场面试。张警轩一听当场考愣了一下，因为他与我初识，尚不知我古文根底扎实。我却能沉住气，我说请题，陈德征是苏北盐城人。用苏北话说了题目，问我懂不懂？我回答懂！这就坐下开始写作文。我写了祖居哪里，世代书香，还有什么军阀混战……什么的。接下来，我写了人不学不如物，以及为什么到上海求学，赴上海沿途见闻等，写了一大套，三张卷子纸写满了。写后看了一遍，一字未改，交给陈德征。他一看很惊讶，说："哎呀！陕西教育能有这样高的程度呀！"又问我："你是高小毕业吗？有家馆吧。"我说："是高小毕业，也上过私塾。"他问："你在私塾读了些什么？"我一气把我读过的书连《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都讲了。他说，这篇文章写得好，如果在清朝科举应考，就当上举人了。接着他说："好！免费，明天上学！"我就这样上了建国中学。

第二天，我开始到建国中学上学。到上海后，我住在大哥的宿舍里，两人一张床，按农村的习惯"打脚头"睡。现在考上建国中学，学校距我哥住的法政大学远，就搬到学校去住校。建国中学在法租界金神甫路。从我哥哥的学校经过八仙桥到英租界再到闸北，再坐黄包车就到了。建国中学的校园原来叫沈家花园，环境优美，家具全是红木的，古香古色。据说学生的宿舍都是什么小姐的大绣房改建的。

教员当中，一位叫查猛镝，浙江金华人，是个国学大师，在浙江人称国学泰斗。他原来是个共产党员，坐过监狱。陈德征把他保释出狱，聘请来建国中学任教。大概是为了避免当局的继续迫害吧，这个人实际不疯却装疯。有时正讲着课，会突然大吼一声。他除了研究国学，著书立说外，还搞了个木鱼，每天敲打念佛，研究佛学。国学造诣的确很深。与校长陈德征关系甚密。

我们的化学教员，也是先进分子，从龙华监狱放出来的。这个人是留美博士，侨居国外，英文很好，汉文比较差，讲化学常用英语。上课点名时，常把我的名字"郝克勇"念成"赤克勇"，逗得学生满堂大笑。他不知道大家为什么笑，下次上课点名还是那样念。

教国民党党义的先生叫袁阴愚，是《国民日报》总编辑。此人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从头至尾不按当时国民党的教本和蒋介石的那套东西讲，而是大讲"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亦即孙先生后来的新三民主义。显然他是个国民党的左派，是反对蒋介石的。

还有一位是现在报纸上还能看得到的陶百川和他的弟弟陶百熊，另一位姓金的老师教社会科学，教英文的是个美国人，叫豪克斯。

我这个西北的乡里棒，出门独闯，到了上海，首先遇到的是说话听不懂。我找个厕所，我问厕所在哪里，人家听不懂，人家叫茅厕，我又听不懂。他们叫我"北方侉子"，备受歧视，当地学生连校役都欺侮我。最初独自一人在这学校，好像把一个人放在周围无人的沙滩上，难以忍受，曾几次想偷跑回家。功课中，英文、物理、化学、生理、几何、数学、党义等都听讲吃力。语文课那时叫国文，学的是《开明活叶文选》，内容都是我读过的古文，再如地理、历史、常识、修身等课程，都是读得烂熟的内容，倒不需费力。针对我学习上的这种情形，我想出了个办法：凡是我熟悉的国文、历史等课，我在上课前把要上的内容先看一下。上课时，不必费神听讲，只听老师怎样念就行了。这样不到一学期，我就掌握他们的方言了。那时的文章基本上是文言文，也有白话文，互相参看，我逐渐也学会了怎样将文言译成白话。上课时，先生讲文科的课，我就备其他的课。如英文、化学之类，以文科之余而补理科之不足。同时，耳也兼听，至少知道先生讲到哪里了。先生如向我提问，我也能马上站起回答，使先生看不出我在下面备其他的课。经过刻苦学习了两个多星期，我把没有学过的东西弄懂了，记住了，老师讲课也能听懂了。对于英文，凡是明天要教的新课，我在头天晚上就把它弄懂，用一本《模范英汉字典》，我先查单词，做到大体会读，知道意思。到了熄灯时间，我就跑到宿舍外路灯下去背。刚到校时，初考仅能及格，到期考时，经过刻苦磨练，各门功课都考取了较好的成绩。

入学时，与我同时被批准为免费生的另一位同学，是金山县的沈金荣。沈金荣与我关系非常好，称我小弟弟。免费生有个义务是在课余时间管理学校的图书馆，这对我这个好学的人，倒是一个读书的好机会。图书馆有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的《万有文库》，我就开始一本一本地阅读这套书。第一部读的是《石头记》，即《红楼梦》。接着如《桃花扇》、《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儒林外史》等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都通读了一遍。我既然是管理图书馆的，读书就有便利的条件了。拿出一本，一个晚上一气读完，第二天就还回去，还不耽误别人借阅。除此之外，这时还开始读了外国文艺书，例如《青鸟》、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剧本，小仲马的《茶花女》，高尔基的《母亲》，以及入选《万有文库》的一些童话、寓言、诗歌等作品。用了五年在上海读书的时间，我把《万有文库》的书乎读遍了。我至今常对自己的子女们和一些年轻人说，书还是要多读。不论你干什么，没有知识是不行的。后来我在写文章或在其他工作中起草文件和修改别人写的东西，词语很广，有时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其实还是读书读来的。读书和实际锻炼是不可偏废的。

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钻研，则得益于查猛先生。他看过我写的文章，除写了很赞赏的批语外，就给我吃小锅饭。诸子百家的文章，以前读的四书五经中读不到，在建国中学读的《活叶文选》里也很少，查猛镐却是这方面的专家。上自习时，他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有步骤地教给我诸子百家的书，如老子、墨子、庄子、韩非子，及吕不韦主持编著的那部《吕氏春秋》。这部书虽然有它的局限性，但考证严谨，文字精练，别有风格。每次查先生把我叫去，给我指定一篇文章，我回到教室读，下了自习，再到他房间谈我的心得，不懂就问他。他能用新的观点解释诸子百家，使我甚受教益。

在上海建国中学上学，除了学习，对我这个从西北农村来的少年来说，怎样能在派别严重的学校站稳脚跟，就是从原来受歧视的"北方侩子"上升为受尊敬的"小弟弟"。这个过程，是经历了三个事件的。一件是学会上海方言。开始是语言不通，常遭人笑话，等到学会了上海方言，可以同他们交谈了，人家也逐渐与我亲近了。另两件是打架，有人有意欺负我，打了两次架，打赢了。起初笑我的，尤其是女同学对我另眼相看了。年龄大的女同学，亲切地称我"小弟弟"了。

建国中学办有壁报，由老师指导，学生主办，学生写文章登在上面。查老师让我写一篇文章，我就写了一篇勤学之道的稿子。这稿子往壁报上一贴，许多高中学生都来抄，校长在纪念周会上也夸奖我的文章写得很好。有位威信很高的老师，主要教高三的课，他给高三上课时，手里拿着我那篇文章说："你们看，这位北方学生，写的这篇文章，讲学习方法，引经据典，连董仲舒的老师如何循循善诱，设帐授徒都讲到了。学习应该这样勤奋！"这样一来，我在建国中学不但打架出了名，学习也出了名，上海的大同学们不再叫我"北方挎子"，而亲切地称呼我为"小弟弟"了。

在建国中学组织了一个篮球队，我的个子高，常常能从中线投篮，命中率高，因此常担任中锋，有时是后卫，能从半空把对方截住。每次比赛我都参加。

在建国中学我还结识了一位姓詹的同学，名叫光祖，他和我不是一班，是高二学生，但住在一个楼上。有一天，我和沈金荣等同学刚打完篮球，一身汗，从楼下走过，遇上他从楼上向下泼洗脸水，一盆水正好倒在我身上。看见的同学都发慌，嚷嚷起来，因为我前几次打架出了名，以为我一旦蛮劲上来一定要打架了。姓詹的同学也有点害怕，赶快跑下楼来向我道歉说："对不起，我没有看见。"我说："啊，没有关系，你这不是故意向我泼的。"上楼以后，我换了袍子，就算了，这件事也使上海的同学很惊奇，认为我为人豁达大度，在人们眼中的形象更好。

1930年冬天来了，家里寄的钱来了，给我哥哥缝了一身西装，给我缝了一身呢子中山服，还一起照了相。这张照片寄回家中，我祖母看了之后，又哭又笑。这是我头一次穿中山服，以前是穿袍子。现在这张照片仍在，从照片上可以看到我那憨态。

我大哥郝克俊是个共产党员，在上海法政大学上学，在他的宿舍里给我安了一张床，每到星期天、暑假、寒假，我就在这儿度过。在他的宿舍里，有好多书，这是另一类书，对我影响很大。有一篇文章叫做《父亲的书架》，是说一个孩子从父亲的书架上读到很多书，受到丰富的教益。我这时可以说是从哥哥的书架上也受到了很多教益的。在家乡时虽读了不少书，但多是古文。来到上海以后，视野开阔了，学到的知识更宽广了。建国中学图书馆的《万有文库》，使我从中读到了一些中外名著。而哥哥的书架上，则多是当时出版的进步书报杂志，有些连书边都还没有裁开。这里面，有些还是共产党秘密发行的革命书刊。

我对世界地理和历史很感兴趣，并开始涉及社会科学方面的学习。法政大学著名教授高一涵，当时给我哥主讲政治经济学。我接触到的第一本社会科学书籍，就是高一涵的《政治经济学讲义》。高一涵讲课发有讲义，但他讲课时从头至尾不翻一下讲义。他上课时，学校的学生都来听讲，窗子外面都站满了人，弄得只好用买票的办法来限制人数。我那时虽然小，也跟哥哥挤进去听讲，并从哥哥那里弄到一本《政治经济学讲义》。初中毕业，我回陕西，弄到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所著的《原富》。当我读这本书时，被张警轩发现。他问我："你能看得懂吗？"我说："能看懂！"他鼓励我读下去。我在哥哥那里，又读了邓演达翻译的达尔文的《进化论》，我对这部书兴趣最大，接连读了三遍。以后又读了费尔巴哈《黑格尔哲学批判》，普列汉诺夫的《政治经济学》。1942年我在延安，写的自传上，还提到这本书。那时在延安，机关和学校学的是列昂杰夫的《政治经济学》。读后，我不大看得起这本书。所以自传上就只写了普列汉诺夫的《政治经济学》。审阅我的自传的欧阳钦同志，是个留法学生，向毛主席报告了。毛主席把我叫去，问了我的学习情况，还提到普列汉诺夫和这部书。

这时，我虽然还是个中学学生，但由于学习超前，又对社会科学有兴趣，所以在我哥哥的宿舍一群大学生讨论一些问题时我也参加了。他们常常争论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有时辩论起来还很激烈，我也参加了他们的辩论。

去上海之前，我一直是用毛笔写字的。上了建国中学后，我大哥给我买了一支自来水笔，花杆的，很粗壮，我想那就是在当时很时兴的"花杆派克"了。这时我才开始用钢笔写字，不过，学校规定写"大字"不准用钢笔，必须用毛笔，向学校要交"大字"，上小学时，我学的是欧体，这时他们都让我改学魏体，所以至今我写的毛笔字还是北魏体。

1931年3月，学校开学后，我又搬回学校继续上学。所学的课程除了数学和英文需要费工夫预备练习外，其他课程，特别是国文、地理、历史之类对我来说，基本上是一种复习性质的课程，所以每天都有时间阅读课外读物，学校的图书馆几乎成了我的第二学校。一部《万有文库》与我成了亲密的朋友。这个期间写有十几本读书札记，其中最多的是关于《红楼梦》、《水浒》和《史记》的札记，主要的内容是评述。可惜这些读书札记已全部遗失。同时，每天都写有日记，日记内容是些不满现状以及对蒋介石的政治评述。

在这半年中，我除了专心致志地学习外，仍同过去一样每星期六拿着一周的作文和日记到哥哥处，请哥哥和张警轩等对我日记作批改，并且吃一天北方饭。到了暑假，哥哥回陕探亲，叫我同张警轩、田璞住在一起补习英文课。每天早晨同田璞到公园去锻炼身体和读书，学习生活很愉快。

这一年7月，国民党调集了30万兵力，由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对红军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9月被红军粉碎。

8月16日，蒋介石密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乃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于不顾。"张学良被迫以蒋介石此电为宗旨，对日本入侵东北采取不抵抗政策。

就在九一八事变的当天，蒋介石置国难于不顾，亲自从南京赴江西指挥对中央红军的"围剿"。9月21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发表《中央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全国绝对服从中央，严守秩序，埋头工作，勿问国事。"9月23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党员大会发表讲话："此刻必须全国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裁决。"同日，南京政府颁发《告全国军民书》:"现在政府既以此案诉之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裁决，故希望中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须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入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广州、武汉等大城市的学生率先发动抗战热潮，从大专学校到中小学，成千上万的学生纷纷罢课、抗议、游行、宣传。各地学生纷纷成立抗日救国会、救国义勇军、抗日救国十人团、日货调查团、抗日讲演队、国际宣传队、军事训练班等各式各样抗日组织。各地学生络绎不绝到南京请愿。

1931年开学已是9月了，我哥哥回到上海，我回到学校继续上学。九一八事变发生第二天，就是9月19日凌晨，我从哥哥的法政大学赶头班电车返回学校。下车走到四马路时看见那里有很多人围着报童。报童高举倒印红字"日军占领沈阳"的《申报》、《时报》，并大喊："日军占领沈阳了！"人们抢着买报，堵得电车开不动了。我上前抢了一张报纸。我一看这张印着"日军占领沈阳"的报纸，情不自禁潸然泪下，看着看着放声大哭，许多人都哭了，并用上海话骂日本人，骂张学良。

买了报纸，身上没钱了，一口气跑到学校。学生们还都睡着没起床，我不顾一切，把学校的钟拉响，铛、铛、铛，拉个不停，一边拉，一边大喊："日军侵占沈阳了！"学生纷纷惊起，把我团团围住，一听到日军侵占沈阳的消息都哭了，接着个个摩拳擦掌，情绪激昂。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是我第一个传到建国中学的。从此我便和同学们一起投入了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

为了领导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建国中学改选了学生会，由校长陈德征的弟弟陈德馥任会长，他是地下党员(1932年进入苏区）。我和沈金荣都当选为委员。分工我任纠察队长。接着成立童子军，一律穿童子军服。谁要不穿这种服装，就被骂为"冷血动物"。有些少爷上学时穿，一进校门就脱了，大家就高喊"冷血动物来了！"

上海市成立了学生救国总联合会，以同济大学、交通大学为主，同济大学地下党力量很强。学联一成立就与当局和保皇派的阻挠开展了激烈的斗争，我们学校的学生会要参加学联，受到四川籍一伙保皇派学生捣乱，在会场上打起架来。我和沈金荣等是纠察队员，上前干涉并打败这伙人，学生会通过了参加上海学联的决定。在上海学联的领导下，决定罢课，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和军事训练外，上海学联从9月至12月组织学生多次赴南京要求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进行抗日大请愿。我亲自参加的是11月底上海学生到南京要求蒋介石抗日的那次大请愿。

那时，北平学联南下示威，中途受阻，由上海学联接班，组织了赴京请愿团。凡参加者一律穿军服，我去找哥哥商量，他同意我去，但缝军服需5块钱，花这么多钱缝一套军服似无必要。张警轩一听，说："钱不方便的话，我来拿。"他给了我五块钱，做了军服。我们学校编了一个大队，陈德馥为大队长，我是中队长。我们到了上海火车站，国民党把交通断了，只见火车停着没有人开。我们在车站等着，坚持等了三天，群众纷纷给我们送来吃的。到了12月1日，天还没有亮，上海学联决定火车由交通大学和同济大学学生开，把这批有组织、有秩序的请愿学生送往南京，虽中途几次受阻，终于到达南京的下关车站。

我们到达下关时天已黑了，下着毛毛雨，学生们下了车，被官兵包围不让走。派代表前去交涉，当局不许进城，说在下关谈，学生不愿意继续交涉，大家在车站的广场上一直等到天明。雨后初晴，旭日东升，太阳特别鲜艳夺目，再看阳光照在南京的清凉山（人们俗称狮子山），只见狮子山顶，顿时在丛林中徐徐升起云烟雾雨。这时的景致活像一只雄狮在酣睡着，我当时感慨地写下一首五言绝句和一首七言绝句：

红日照锦城，雄狮睡犹酣，

朱洪若有灵，九泉泪不干。

潇潇风雨洒下关，十万学生不胜寒。

虎踞龙盘逢国难，请谅雄狮睡犹酣。

经过了总学联的坚决斗争，12月2日下午3点钟，经交涉，我们终于整队进入了南京城，但不许游行，由宪兵维持秩序，实际上是押着我们手无寸铁的学生。蒋介石把我们放在中央军校里包围起来，由军校学生站岗，不许出去。名曰等接见，实际是关起来，不给饭吃，也不给水喝。市民们给我们送来了很多饼干，起初还可以吃点，以后因没有水喝，谁也吃不下去了。

12月3日，把我们集合到军校礼堂，蒋介石接见，四周围密密麻麻布满持枪军人，还架起了机关枪，如临大敌，蒋介石穿军装和宋子文还有戴季陶走上讲台。我校排在后楼上，正对讲台。学生们看见蒋介石走上讲台，一阵鼓掌，我旁边的沈金荣要鼓掌，我忙拉住他的手不要他鼓掌。这是因为我从小学写的作文《刺卖国贼》时起，就一直痛恨蒋介石，九一八事变后，不让抗日，就更加深了对他的痛恨。今天一看这种怪样子，就更加恶心了。学生代表正步走向讲台，向蒋呈递了请愿书。蒋介石开腔了，只见他开口一个本主席什么"守土有责"（责字读成咋），闭口一个本主席什么"决心北上"，赶走倭寇，收复领土。讲着讲着就发起脾气了，骂学生不好好读书，骂来南京向政府胡闹请愿。攘外必先安内，赤匪在捣乱，广东方面（指国民党反蒋派于5月28日在广州召开国民政府成立大会，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李宗仁、孙科、陈济棠、林森等15人为委员，通电要蒋介石下野）不听中央命令，还要我下野。他责备学生为什么不去广东请愿。他尖声地说："本主席已经下了决心北上，誓必收回我国的整个领土，但是广东那些卖国贼，他们逼着要我下野。诸位想想，哪里还能北上哩，所以本主席也同时下了一个决心，就是誓不下野……"对蒋介石的这次讲话，我于1931年12月16日的日记中做了评论。蒋介石讲话时，学生们又一阵阵鼓掌。我又拉住了沈金荣的手，悄悄向他说："这是骗人的。"他再没有鼓掌。自从这次亲眼看到蒋介石和亲耳听了他的讲话，他那副流氓瘪三的样子，更加加深了我对这个卖国贼的认识，也更加坚定了我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意志和信心。

蒋介石讲完话，警宪们把我们押到火车站，逼迫我们上了一列闷罐车，把我们送回上海，同学们一个个憋了一肚子气。车上不给吃喝，学生们喊着骂着。就在车上，某些油头粉面的上海学生，他们不关心国家大事，本来他们来南京是凑热闹的，现在在闷罐车上，他们就挨近女同学，摸摸揣揣耍流氓，欺侮女同学。一位同学叫王子厚，为人正直，父亲是杭州警察局长。他找我商量，我也很看不惯上海学生的流氓行为，就上前干涉。他们嚷着："为什么打人！"我们说："我们纠察队就是要维持秩序！"打了一下，他们老实了。

回校后，就实行军训，教官多是东北讲武堂出身的军官。我们那位教官姓张，名秀夫，很进步，讲日本怎样侵略东北和日军暴行，痛哭流涕。但那些西装革履的少爷们不愿意，把军训反掉了。每当我看见附近工人参加军训很认真，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爱国的，对此我曾专门写了一篇日记。

同我哥哥郝克俊住在一起的张警轩，也是可以求教的一位老师。那时我每天都写日记，到了周末将日记全部带到哥哥处请哥哥修改并加批语。后来他把这个批改日记的工作交给张警轩，请他帮助。张警轩思想进步，学识渊博，批改日记很认真。他看了我的日记高兴地说："你的日记和有些陕西籍大学生所写的日记相比，他们还写不到这样高水平。"他批改日记时，除了批上鼓励我的一些话之外，对字的结构和修辞要求都很严格，而且对日记的思想内容更为重视。他看到我写的日记并不像有些学生那样，只写些什么花呀，草呀之类东西，而是常常写到对世事的不平，对公子哥儿们的鄙视和批判，以及有时自己意志不够坚定等的反省，很是赞赏。通过对日记的批改，既提高了我的写作水平，也提高了我的思想修养和认识水平。实际上，他已成为我的一位很好的校外老师。遗憾得很，我写的大量日记已经遗失了。

这个期间，我常去法租界哥哥处，除了听到他们讲共产党和红军如何英勇反击蒋介石的"围剿"，陕西岳西峰如何被俘的情况外，还看到许多关于反对蒋介石的秘密小报。这些对我的政治见解和认识都起了很大的启发作用。

12月16日的日记，对蒋介石下野有这样评述："行不顾言，言不顾行的蒋介石，忽然今日正式通电下野，令人看了以后，着实有些蹊跷……（主要是分析蒋介石下野的原因）总之，我可以断定他不是出于真诚下野的，他是有很大的阴谋在内的。"当时看到罢课后的学生运动，五分钟热度过去了，一天一天地消沉下来了，特别是对那些借着罢课机会而玩乐的少爷公子学生们深恶痛绝，又由于看见工人们在上工之余，还不断地在进行爱国活动，这就使得我在思想上逐渐地树立起工人是可敬而伟大的。

【范明，1914年12月～2010年2月，陕西省临潼县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国民党政府军第十七路军第三十八军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后任中共西北局统战部处长，骑兵第六师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进藏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藏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八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