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医往事之师爷章次公三
文/施建勇
章次公先生医学生涯中的另一位影响至深的先生就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今日回顾分享给朋友们,先生求学求理的至诚形象仍然跃然若现,值得我等后辈铭记。

▲民国大师章太炎
章太炎(1869~1936),浙江余杭人,原名学乘,字枚叔,后易名为炳麟。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绛(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世人常称之为“太炎先生”。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后自认“民国遗民”。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朴学大师,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朴学、医学等等,著述甚丰。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即《革命军》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光绪三十年(1904年)与蔡元培等合作,发起光复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出狱后,孙中山等迎其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宣统三年(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
曾参加张謇统一党,散布“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言论。民国二年(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前往北京,为袁世凯所禁锢,袁世凯死后被释放。民国六年(1917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晚年愤恨日本侵略中国,积极赞助抗日救亡运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
章太炎是民国时期有名的医学大家
章太炎先生是民国时期有名的学问家,在他的众多学问中,对医学尤其重视,对自己的医学见解也甚为自许,曾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章太炎答道:“实不相瞒,我是医学第一。”近代国医恽铁樵曾评价说:“太炎先生为当代国学大师,稍知治学者,无不仰之如泰山北斗,医学乃其余绪,而深造如此,洵奇人也。”

▲章太炎纪念馆
章太炎出生于中医之家,据《余杭县志》记载,章家三世皆知医,并都曾悬壶乡众,行医救人。在此影响下,章太炎在儿时就埋下了对中医的钟情与志趣。他16岁时因病放弃功名,然而却萌发了他心底久存的关注医学的种子。章太炎耳濡目染于先生俞樾,遍涉医典,也是得益良多。反清活动时期,他因政避难台湾、日本,在日本曾大量搜集医书精本,古代验方,抄录成册,遂开始涉足医论。晚年他更是投入了大量精力在医学研究领域。
章太炎与许多近代名医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和往来,其中更是有很多人拜入其门下,尊其为师,如余云岫、褚民谊、陆渊雷、章次公、孙世扬、徐衡之、陈存仁等,而一些当时中医界的领军人物,如恽铁樵、丁福保、秦伯未、王慎轩、王一仁等,也都对他十分敬仰,与他结下莫逆之交。这些门生弟子中,不少成为中医柱梁,也有日后力主废除中医的急先锋,如余云岫、褚民谊便是。
章次公曾拜师于章太炎门下
章次公先生拜于太炎先生门下,是在上海学业完成,医名有成以后。因仰慕太炎先生的医学见解,且与太炎先生为同宗本家,故拜太炎先生为师学医在章先生眼中顺理成章,但这一举动似乎自降身份,很是出人意表,颇受某些同人批评讥讽,但先生立志坚定,撰文申述己意,对章太炎评价甚高。这是民国期间中医拜师一段佳话。上海苏州相距不远,往来便利,师徒相见频繁,不仅多次拜访请益交谈,更多书札往来,采获良多。
章次公所作《章太炎先生的医学》一文(见1936年《苏州国医杂志》第十一期),用精练的语言介绍了章太炎的治学门径与方法,概括其对中医学的卓越见解,抒发“启新复古”之己志,是章次公倡导“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之滥觞。文中说章太炎“尝谓学术无大小,所贵在成条贯,制割大理,不过二途:一曰求是,再曰致用”。学术品类不一,治学门径则同,治医亦不例外,必须有条理、成系统,裁量应有理有据。求是,不为个人好恶所左右,亦不为书本所羁绊,独立思考,不避毁誉,追求真谛,即“为学问而学问”;致用,不尚空谈,直面实际,可资应用,即“为实用而学问”。唯“求是”方切实用,欲“致用”必须求是,所以章次公说,“求是、致用更互相为矣”,可谓一言中的。

章太炎是医学大家
关于遣方用药,章太炎强调“贯习群方,用资证验”。他首先重视的是仲景方,然后取《千金要方》、《外台秘要》方,因为二书“所存六朝人方甚众”,古义犹存。但二书“疏方甚众,议病太少,非先知《伤寒》《金匮》,亦不能用也”(《致钱玄同论医书》)。这和清代医家张璐所云,“不读《金匮》方,无以知《千金》之法源,不读《千金》方,何以广《金匮》之变法”(《千金方衍义》),其旨正同。再则取宋代朱肱《活人方》(《类证活人书》),因其能“守古”;还有《苏沈良方》、许叔微《普济本事方》以及《圣济总录》《和剂局方》,悉可备览。
至于金元四大家,则认为“皆好附会五行,虽处方不无一得,而览之易入迷惘之途”。而“明、清之景岳、天士诸师,虽才有高下,学有疏密,然不免弃六朝、唐宋切实之术,而不忘五行玄虚之说以为本”。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医学术不断发展,但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在所难免。章太炎看重的是切实之术而非玄虚之说,这是其取舍古方之标准。他还主张通过临床实践加以验证,这是求实的科学态度。
章太炎喜欢研究民间中医
章太炎注重民间的中医实践经验,认为“药性至微,非更迭校验不能知”(《医术平议》)。又说,“虽古之增益本草者,岂医师孟浪而言之与强以理定之哉?其大半亦出于铃医也”(1921年《中国医学大辞典》序言)。他阐发药性融会新知,将古老的命题给予全新的诠释。如说“柴胡、大黄,《神农本草经》皆谓其推陈致新,大黄推陈致新在破积攻坚,而柴胡则疏泄淋巴之瘀阻也;黄连、石斛皆厚肠胃,黄连之厚肠胃,有收敛止泻之功,石斛之厚肠胃,有润燥护腐之力,用于肠窒扶斯(肠伤寒),更能补充营养之效,而肠出血自免,其理与东人论肠窒扶斯当注意维他命C之缺乏同也”。中西学理融合无间,前人从未有此妙解。
章次公先生活学活用,常以新知妙解药理,“考月经不正常,恒能引起胃证候”(王女案以越菊丸调经),“古人用平胃散通经,即是此理”(陈女停经案);“凡宣肺药多是祛痰剂,肃肺药多是镇咳剂”(朱幼咳嗽案),等等。与章太炎所论相较,命意何其相似,此间的传承关系不言自明。
作为训诂大家的章太炎以其深厚的考据学功底,对中医四大经典皆有涉猎,对中医学历代的医学典籍也进行了系统而详细地梳理。他存疑于五行学说及《内经》言论,主张对其舍瑕取瑜。其医学思想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他极为推崇汉代张仲景的《伤寒论》,并对之进行了大量的考证、论析和研究工作。他指出“余于方书,独信《伤寒论》,其杂病之书,自《金匮》时复而下,率不敢一一保任”;“(西医)彼中伤寒治疗,至今浅陋无胜人处,而吾土独《伤寒论》辨析最详”。足见其对《伤寒论》的推崇。
章太炎是近代研究《伤寒论》的集大成者
后人整理他的医论专著《章太炎全集·医论集》中,就收录了专论《伤寒论》的论文23篇。涉及了对《伤寒论》的人物考证、版本考证、六经考证、经方考证、注释研究、伤寒概念研究、寒温区分研究、以及六经病的辨治和经方的使用等诸多方面。
章太炎认为伤寒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伤寒论》中所涉伤寒是指广义的伤寒。他在《伤寒论讲词》中提出:“《伤寒论》一书,大概是治外感的书。《难经》云: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温病、有热病。则《伤寒论》是广义的伤寒,非五者中之一种伤寒。”他还考证了伤寒中六经的含义,指出:“仲景书不说经脉流注,《伤寒·太阳篇》有传经、再经等语,柯氏以为经指经界,不指经脉,实则经有多义,本非以一端尽也。”他认为六经并非指《内经》中的经脉,指出六经应有三种含义,第一指六部,即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第二种含义为时间,即六至七日为一经;第三种含义为清代医家柯琴所谓的经界说。

▲中医大家章太炎
对于《伤寒论》中的经方,章太炎也进行了系统地考证,如大青龙汤、麻杏甘石汤、大陷胸汤、桃核承气汤、抵当汤、五苓散、桂枝汤等。不但总结了治疗温病的十八法十三方,还对不同经方的适应病证,用药时间,变通应用,做了详细地考察和论证。章太炎对《伤寒论》的评价、医理考证和论析,进一步证明了中医的科学理念。所以当西医东渐之时,他提出不可因西医之精而轻言废止中医。他在1927年为王一仁《中国医药问题》一书作序中指出:“是故中医诚有缺陷,遽以为可废,则非也。习西医者,见其起病有验,辄谓中土医术不足道,其效乃在药。夫药由人用,方由人合,用之失,虽黄精、人参亦杀人,然则所以能起病者,果药之功耶?抑医之功耶?”
章太炎对中西医的研究探讨
章太炎通过对中西医治疗效果的比较分析,认为中西医学各有优劣。“远西医术解剖至精,其治脏腑积聚,胜于中土,而客邪时病,则不逮中土甚远……西方虽有远达疗法,然工拙相悬矣。”他分析认为,“窃观藏腑锢病,以中医不习解剖生理,自让西医独步”,“中医之忽略解剖,不精生理,或不免绌于西医也。独伤寒热病之属,其邪浮而无根,非脏腑症结比,自仲景以来,论其脉证独备,而治法亦详,中医能按法治之者,率视西医为胜”。据此,章太炎认为“中医之胜于西医者,大抵伤寒为独甚”。西医在治疗内伤杂病方面多有疗效,而中医尤善外感时病,其中以《伤寒论》最具代表性。
同时他指出中医也具有科学性,西医虽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但在科学性方面也有其弱点。“中国医药,来自实验,信而有征,皆合乎科学,中间历受劫难,一为阴阳家言,掺入五行之说,是为一劫;次为道教,掺入仙方丹药,又一劫;又受佛教及积年神鬼迷信影响,又受理学家玄空推论,深文周内,离疾病愈远,学说愈空,皆中国医学之劫难”。章次公先生也深为认同太炎先生关于五行的观点,对五行学说一直持否定态度,曾撰文“从太炎先生‘论中医与五行说’谈起”,载于1956年《新中医》杂志第十期。然而,这种观点让章先生在京城医学界颇受争议,另文介绍。
“西医则有化学家植物学家矿物学家,助其药学;理学家发明体温计、X光、显微镜,助其诊断;电学机械家助其治疗,此中西医一进一退之关键在焉。”章太炎通过比对,提出西医自身也存在缺点和不足,即七过论,从而肯定了中医在综合论诊、辨证求本、复方论治等方面的优势。
章太炎主张“融会中西,更造新医”
章太炎是近代以来最早倡导中西医融汇互通、共同发展的医家之一,为此他提出了中医应自信自立,“融会中西,更造新医”的主张。
一方面,他认为西医以解剖学为基础的认知理论,可以应用于中医的脏腑经络理论,二者相互印证,从而纠正中医在认知方面的错误。他指出“自远西解剖之说行,有可以证明吾土旧说者,即如冲、任、督三脉,冲即大动脉……任即输精管,督即脊髓神经,惟神经散布于周身者,为吾土所未也”;“《难经》则谓三焦有名无形,试问三焦究有物否?大概即西医之所谓淋巴腺者是”。他的这些归结,并非简单比照中西医的形态方位,而是结合历代医典中相关论述,详细考证得出的结论。为此,他还倡议,中西医应统一名实,在称谓、概念上相融通,为中医走向现代做准备。
另一方面,他认为通过中西医对同一病症的诊断、治疗,以及不同的表述和认识理解,可以使中西医相互借鉴、相互印证。如对于霍乱的治法,他指出:“夫霍乱甚者,厥利交作,渐至脉脱。在此土则以四逆汤、通脉四逆汤救之。在西土则樟脑针、盐水针救之。四逆汤二方,并以生附子为君,强其心脏。以干姜为臣,止其吐利。二者相合,脉自得通。樟脑针亦强心之术,与此同意。若夫以水淡血,以盐收拾脉管,则所谓以盐养脉者也。”
这种比对研究,在他的医论代表作《猝病新论》中屡见不鲜。这对于中西医在病理病机考察,以及药物撷用等方面,都提供了相互借鉴的内容。中医可以容西医之新知,发展中医之理论,取西医之长,补中医之短,并指导中医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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