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鹤年：陈独秀幼子，童年生活动荡，青年投身革命，87岁落寞离世

陈鹤年：陈独秀幼子，童年生活动荡，青年投身革命，87岁落寞离世

1991年，香港某家电影院里，一位年过古稀的老者正凝神观看着《开天辟地》这部反映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影片。三个小时里，他始终挺直腰板，目不转睛地盯着银幕。影片结束后，他仍久久未能离席，直到工作人员来催场，他才对身旁的女儿轻声说道：＂这是我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关于你爷爷比较公正的形象。＂这位老者就是陈独秀最小的儿子陈鹤年。他的人生，既承载着一个革命家庭的沧桑，也见证着近代中国的风云变幻。从战火纷飞的抗日年代，到孤身一人在香港的数十年光阴，他始终怀抱着对祖国的深深眷恋。然而，究竟是什么样的经历，让这位革命先驱的幼子选择了这样一条独特的人生道路？他又是如何在时代的浪潮中坚守自己的信念？

一、颠沛流离的童年（1913-1931）

1913年春天，在安徽安庆的一个雨夜，陈鹤年降生在这个动荡的年代。他的父亲陈独秀正值人生的重要转折期，在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成为了朝廷通缉的要犯。

就在陈鹤年出生后不久，一个深夜，陈独秀带着妻子高君曼和刚出生的陈鹤年，还有女儿陈子美，连夜乘船离开了安庆。在长江的波涛中，这艘承载着革命者一家的船只驶向了未知的方向。

从此，陈鹤年的童年便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一家人先是在上海租住在一间狭小的里弄房里。白天，父亲陈独秀出门谋生，母亲高君曼则在家照看年幼的孩子。夜晚，他们常常要在突如其来的敲门声中惊醒，迅速收拾行李转移住所。

1915年，一家人辗转到了北京。在这里，陈独秀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这段时期是陈鹤年童年时期最稳定的日子。他和姐姐在北京的胡同里玩耍，偶尔也会跟着父亲去北大的校园。然而好景不长，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再次被通缉，一家人又不得不转移到广州。

1923年，十岁的陈鹤年遭遇了人生的第一个重大打击。父母的感情出现了裂痕，最终分道扬镳。母亲高君曼带着他和姐姐陈子美来到南京定居。在南京，他们住进了城郊的一间破旧草房。母亲靠做些零工维持生计，常常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

这段艰难的日子里，陈鹤年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他白天在一家小店里当学徒，晚上则在煤油灯下读书。1931年，噩耗传来，母亲高君曼因病去世。这一年，陈鹤年才18岁，他的童年就此画上了句号。

姐姐陈子美随后出嫁，陈鹤年则独自一人在南京生活。就在这一年，他得知父亲陈独秀被关押在南京监狱。他前往探望，却因一场激烈的争执，父子二人从此再也没有见面。这次见面成为了他们此生的最后一面。

二、投身革命的青年时代（1931-1937）

母亲去世后，陈鹤年考入了扬州中学。在这所历史悠久的学府里，他凭借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免学费的资格。为了维持基本生活，他在学校图书馆做管理员，每月能领到几块钱的补贴。

1933年夏天，陈鹤年以扬州中学优等生的身份被北京大学政法系录取。这所由父亲陈独秀曾经执教的学府，成为了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在北大，他开始接触进步思想，阅读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这一时期的北平学界正处于剧烈动荡之中。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引发了北平学生的强烈反抗。1934年冬天，陈鹤年通过同学介绍，加入了北平地下党组织，成为一名预备党员。

在地下党组织的培养下，陈鹤年很快成长为北平学生运动的重要骨干。他与其他两位学生领袖一起被称为＂北平三大学生领袖＂。他们组织读书会，秘密传播革命思想，发动学生参加反帝爱国运动。

1935年，日军在华北的侵略行动日益猖獗。12月9日，陈鹤年与其他爱国学生一起，组织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九＂运动。当天清晨，数千名北平学生不顾军警阻拦，走上街头示威游行。陈鹤年站在队伍最前列，高举＂反对华北自治＂的旗帜，带领学生高喊口号。

游行队伍遭到军警的多次驱散，但学生们依然前仆后继。陈鹤年的衣服被撕破，手臂也在推搡中受伤，但他始终坚持在队伍前列。这次运动后，他被学校当局列入黑名单，多次受到警察跟踪。

就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中，陈鹤年认识了同样投身革命的进步青年许桂馨。两人志同道合，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1936年春天，他们在几位同志的见证下，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1936年底，陈鹤年获悉两位哥哥陈乔年和陈潭秋为革命牺牲的消息。这个打击反而坚定了他继续革命的决心。他带领更多的青年学生参加革命活动，在北平的各个学校建立地下联络点，发展进步学生加入革命队伍。

1937年初，陈鹤年的女儿出生。同年七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许多革命青年纷纷奔赴延安，但陈鹤年因为要照顾妻女，暂时留在北平。他开始联系地下党组织，准备以另一种方式投入抗日斗争。

三、抗日战争中的隐秘贡献（1937-1945）

1937年秋，陈鹤年接到组织指示，带着妻子许桂馨和女儿秘密南下香港。在这座英国殖民地城市里，他以报社编辑的身份作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香港的特殊地理位置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其成为了中共与国际反法西斯力量联系的重要窗口。

在香港《大公报》工作期间，陈鹤年负责建立秘密电台。这座隐藏在报社顶楼的电台，成为了延安与香港地下党联络的重要枢纽。他每天凌晨都要收发电报，将延安的指示传达给香港和华南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同时将各地的情报传回延安。

1938年春，陈鹤年在九龙一间不起眼的茶楼里创办了地下电讯训练班。这个训练班表面上是一个普通的英语补习班，实际上培养了大批电讯人才。学员们白天学习摩斯密码和无线电技术，晚上则轮流值班收发电报。三年间，共培养了超过50名电讯员，他们后来分别被派往各个抗日根据地。

1939年，陈鹤年与几位进步文人在香港创办《抗日周刊》。这份刊物以揭露日军暴行、报道抗日战况为主，同时也刊登大量进步文章。为了躲避日本特务的监视，他们经常更换印刷地点，有时甚至要在地下室里秘密印刷。

1941年底，日军进攻香港。在香港沦陷前夕，陈鹤年临危受命，负责转移地下党重要文件和电台设备。他将文件分散存放在多个地点，电台则被拆解成零件，藏在各个党员家中。这些准备为后来香港地下党继续坚持斗争提供了重要保障。

香港沦陷后，陈鹤年没有撤离。他改用理发店老板的身份作掩护，继续经营着一个秘密联络点。这间位于湾仔区的小店，成为了地下党传递情报的重要据点。他们利用理发店顾客进进出出的特点，将情报藏在理发工具中传递。

1943年，陈鹤年协助组建了香港抗日游击队。他负责为游击队提供情报支持，并帮助建立了多个秘密据点。这支游击队后来发展到200多人，在新界地区开展了多次破坏日军设施的行动。

1944年，陈鹤年在九龙城寨建立了一个秘密印刷厂，专门印制抗日传单和地下刊物。这些传单经常在夜间被秘密散发到香港街头，成为鼓舞民众抗日的重要力量。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陈鹤年带领地下党员从各个藏匿点取出设备，重新组建起了通讯网络。这个时期，他还参与组织了香港各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但始终保持着地下工作者的低调作风。

四、香港岁月：从革命者到小书店老板（1946-1989）

1946年初，陈鹤年接到组织指示，留在香港继续开展统战工作。这一年，他在湾仔道租下一间旧店面，开设了＂新知书店＂。这家不起眼的小书店，既是他谋生的营生，也是他继续为革命事业服务的阵地。

书店开业之初，陈鹤年每天早晨五点就要起床，骑着破旧的自行车到码头接收新到的报纸和书籍。他将进步书刊摆在店内显眼的位置，同时也销售一些普通的教科书和文具用品。白天，他在店里接待顾客；夜晚，书店则成为地下党联络的秘密据点。

1947年夏天，大批进步学生和知识分子从内地来到香港。陈鹤年的书店成为他们寻找组织的重要联络点。他利用卖书的机会，为这些进步青年提供帮助，并将他们介绍给相关组织。书店后间的一个小房间，常常挤满了等待接头的青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陈鹤年收到了返回内地的邀请。但组织考虑到他在香港的特殊作用，决定让他继续留守。从此，他以一个普通书店老板的身份，在这座殖民地城市默默工作。

五十年代初，香港政府加强了对左派力量的管控。新知书店多次遭到突击检查，有些进步书籍被查封。陈鹤年不得不将一些重要书籍藏在地板下的暗格里。他开始在店内增加了更多中性的书籍，以降低当局的注意。

1956年，陈鹤年在书店二楼开设了一个读书会。这个读书会表面上讨论文学作品，实际上也传播进步思想。每周日下午，十几位老主顾会准时出现，围坐在破旧的方桌旁，低声讨论着各种社会议题。

六十年代，香港发生了一系列社会动荡。新知书店的生意也受到影响，有段时间几乎难以维持。陈鹤年不得不改变经营策略，增加了代售课本和租借图书的业务。这期间，他仍坚持进货一些进步书籍，尽管销量很小。

1967年，香港左派运动高潮时期，很多左派书店被迫关门。新知书店因为经营方式低调，得以继续存在。这段时期，陈鹤年将更多精力放在了普通市民的文化需求上，同时秘密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

七十年代末，香港开始出现大型连锁书店。新知书店的生意每况愈下，但陈鹤年仍然坚持经营。他开始整理多年收藏的书籍和资料，将一些重要的历史文献复印保存。书店虽小，却储存着几十年来香港进步文化的珍贵记忆。

1989年，已经76岁的陈鹤年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结束了新知书店43年的经营。在最后一天，他将书店里的藏书分送给了多年来的老主顾。这些书籍中，有不少都承载着特殊的历史意义。

五、晚年生活与历史遗产（1989-2002）

1989年冬，结束了书店经营的陈鹤年搬入了九龙塘的一间老房子。这座建于五十年代的两层楼房，是他用毕生积蓄购买的。房子虽然简陋，但有一个宽敞的书房，可以存放他多年收藏的书籍和资料。

1990年初，应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之邀，陈鹤年开始整理抗战时期的历史资料。他将保存了几十年的文件、照片和记录进行分类，并口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这些资料后来成为研究香港抗战史的重要档案。

1991年，陈鹤年开始撰写回忆录。他每天早上坐在书房的老藤椅上，用钢笔工整地记录往事。这些手稿记述了从北平学运到香港地下工作的经历，总计写了二十多万字。为了确保史实准确，他常常要翻阅当年的文件和日记进行核实。

1993年，一批历史学者开始走访陈鹤年，记录他的口述史。他们每周都会来到九龙塘的老房子，听这位老人讲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陈鹤年将自己收藏的《大公报》、《抗日周刊》等珍贵报刊捐赠给了香港历史博物馆。

1995年，陈鹤年整理出一批抗战时期的地下电台密码本和通讯记录。这些年代久远的文件，记录了香港与延安之间的秘密联系。他将这些资料捐赠给了相关研究机构，为研究抗战史提供了重要的一手资料。

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已经84岁的陈鹤年接受了多家媒体采访。他讲述了自己亲历的香港抗战史和地下工作的经历。这些采访后来被整理成专题报道，成为了解香港近代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1998年，陈鹤年将自己保存的＂新知书店＂账簿和进货记录捐赠给香港历史档案馆。这些泛黄的账簿记录了香港战后文化生活的变迁，也反映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社会状况。

2000年，陈鹤年开始整理父亲陈独秀的相关资料。他将收藏多年的家书、照片和文稿进行分类，并详细记录了每份资料的来源和背景。这些珍贵的史料为研究陈独秀提供了新的视角。

2001年，陈鹤年将自己的藏书分批捐赠给多所大学图书馆。这批藏书中包括了许多珍贵的进步书刊和历史文献，其中不少都是孤本或绝版书。

2002年4月，陈鹤年在香港养和医院去世，享年89岁。他生前整理的大量历史资料，为研究香港抗战史和进步文化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支持。他的书房里还留下了几箱未及整理的手稿，这些材料后来被整理成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