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安徽文史资料》第十三辑(晚清时期史料，1983年1月出版）程华亭口述、张景周整理，原标题《我所知道淮南煤矿的缘起》

正文

淮南煤矿的开发始于清末，先是由杜兴远、徐世忠、段书云三个官僚用土法摸索，继之以民元大通公司的合资经营，又继以一九三〇年张静江官僚资本的开采。到了解放以后，才装备以新式设备，科学管理，大量开发，成为每年产煤一千余万吨的我国煤炭基地之一。今就我所知道的一些片断史实，简述于下。

一、清末私人三度开采的失败

在淮河以南，寿县和凤台、怀远三县之间有一列东西绵亘六十里的山峦，其主峰是相传虞舜曾在这里耕种过的舜耕山。最东为花山（今日九龙岗矿所在地），最西为赖山（今日李一矿所在地），中部有洞山（今日淮南矿务局所在地）、赵家大山等等。赵家大山北麓下，有一小村庄名倪家瓦房。在清末时期，这是一片人烟稀少、土质瘠薄、农业生产极不发达的地区。据当地人传说：这个地方每遇暴雨，就流出颜色发黑的山洪，人们推测可能是地下蕴藏着煤炭的原故。这种传说，由来已久。到了清末光绪年间，寿春镇游击杜兴远，听到这种传说很感兴趣，认为这是地下一笔财富，“货弃于地”未免可惜，因有投资、发财致富的动机。经过多时策划，遂于光绪三十年（1905年）秋天，筹得银元三千，雇工百余名，来到赵家大山北麓倪家瓦房前面动手开采。这个原始开采所在，就是现在的大通矿所在地。

可是杜兴远本为一介武夫，他开采煤矿，原与国计民生无关，只是为了剥削劳力，替他私人创造财源。他自己又没有科学常识和采煤经验，全靠这些工人凭着一股干劲，摸索一点采煤的土法。开工以后，有的用铁锹朝地下深刨，有的用柳条筐往上搬土，苦干硬干，惜乎缺乏经验，摸不到前进的目标。为着人行道的出入便利，他们把井筒挖成平坡，向里进的很远，但向下挖得不深，费了很多力量，仍不能挖到煤层。及挖到两三丈深处的时候，挖的都是上层煤渣，不能引火燃烧，难做燃料。一直挖到第二年春夏之交，已把原筹资金消耗殆尽，不得不宣告结束。

隔了不久，寿春镇营务处兼巡防统领徐世忠觉得杜游击半途而废，很为可惜，因又筹出两千银元，雇工数十名，仍到原地继续开采。但他既不研究过去杜姓失败的原因，又不作实地调查，也未能吸取烈山和枣庄两矿的先进经验，依然沿袭过去的土法子在这里顶着头皮硬干。结果白费气力，所得仍是无用的煤渣。干了不到一年，资金告竭，计划又告失败。

到了宣统元二年间（1909-1910年）烈山煤矿总办段书云(江苏人，清末曾任湖北巡抚）了解到杜游击、徐统领开采淮南煤矿失败的情况，作了研究，认为这里煤层必深，产量必富，只因他二人都是外行，所以功亏一篑。于是他利用官僚资本，派人来到这里寻取财源。并且利用职权，调用烈山矿的工头，来负责设计和施工。这些工头，有多年经验，自然可以结合当地情况，施行开采。开工以后，挖了三座井口，一下井即竖起土架，用牛皮包打水上来，藉以排除井下积水，便利挖掘的工作。两个井是向下挖掘，直上直下，挖的煤炭，盛到藤筐里面，用辘轴架一上一下的转运上来。这种法子，比较过去总算有点进步，稍可省力省工。及挖到十几丈深度的时候，煤质很好，能合火车、轮船使用燃料的标准。是时津浦路已经通车，蚌埠已成为水陆交通商埠，需用燃料甚殷。正在计划继续开采，向蚌埠运销的时候，适值辛亥革命，淮上军起义于寿州，接着皖北各州县闻风响应，兵马仓皇，该矿开采暂行停止。

二、民国初年大通煤矿公司的发起

民国成立，万象更新，各项工商企业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元年（1912）秋，有怀远县商人凌艮臣、杨耀南等，发起招股集资，开办这座煤矿。因段书云曾有一度在这里开采的经过，且可利用他烈山矿的先进经验，也就去函相邀，段亦欣然加入。不久，招开筹备会议，定名为大通煤矿合记公司，公推凌艮臣为经理，负责进行。当即依照开矿手续，向农商部请领执照，并划定矿厂范围，东起陈家巷，西至安顿铺，东西计为二十里。各项手续办妥，即按照原定计划，及早开工，惟因股金暂难收齐，一切措施，都为经济所限，不能达到机械设备的要求。只得变更计划，暂用土法开采，俟有生产收入，再行改进。同时，段书云由烈山矿调用工人二三百来，遂在以前开采的基础上动手开工。后来，由于原有基础，多可利用，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而施工不久，出煤很旺，质量亦好，物资在握，前途大可乐观。但是当时农村习惯，燃料都用柴草，藉便积肥，因而农村销煤不多，必须向外地推广。经当地人倪聚之设计，购用两丈宽十里长的地皮，铺设一条由矿厂通至河岸的路基，以便由水路运蚌(埠)销售。这条路基的终点，是为淮河南岸一个渡口，附近并无人家，仅有一人以摆渡为生。渡夫姓田，搭了一间茅庵，食宿于此，后遂名此地为田家庵，这大概就是田家庵的由来。

路基铺成以后，开始运输，用骡马驮，用大车推，编十余人为一组，推定一人为组长。关于领运数量和领发工资各样手续，统由组长负责办理，以免差错。接着，又于田家庵搭成草房十余间，作为卸煤的堆栈，名为下厂。河边备有运煤的帆船，随时由堆栈上船起运，如遇一帆风顺，一天多可达蚌滨。从此以后关于水陆运输，已没有什么困难。隔了不久，又购置了一段铁道的路轨和铁路推车，沿着已经铺成的路基，从矿区修至下厂，于是这一段陆路运输，又可减少很多劳力了。

大通矿到了这个阶段，关于生产和运输问题已经有了基础，所应积极争取的先决条件，只有销售出路而已。因为在这以前的时期，蚌埠方面的用煤，都是枣庄和烈山两矿到此倾销。大通矿初次问世，一则资本不厚，二则信誉未著，自然难与竞争。遂设法与枣庄中兴煤矿总办戴理庵接洽合作，企图能在经济上和技术上得到他的大力支援。戴理庵祖居寿县东乡，与大通矿相距甚近（他在中兴矿所用出纳会计人员，多系家乡亲故），或者来往经过，对此早已垂涎。因此一经接洽，立即承认五万元股金。他又偕着技术工程人员，亲自来到大通，做了进一步的勘查研究。他的意见，认为大通矿蕴藏无限，有利条件亦多，必须多下本钱，才能得到发展。在双方磋商之下,决定以土法与洋法并用，并利用中兴矿的报废材料，重新修整。

运到大通矿装修使用起来。他又介绍柳江矿总办夏履平来任总经理，总揽一切，任董玉山为矿师，负生产责任，张子彦为经理，负内部一切责任，顾松龄为蚌埠办事处经理，负推销责任。经过这次调整，组织健全，责任明确，分工合作，面貌为之一新。后来，因为煤的推销，以蚌埠为唯一出路，又把蚌埠办事处组织扩大，储煤加多，顾经理又善于交际，业务遂逐渐发达。到了民国四、五年间（1915-1916年），为了加速水路运输，又购置轮船两艘，拖船多只，每日川流不息，供应无缺。自此以后，所有困难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及至开到四、五十丈深度的时候，煤的质量更高，销路益畅，营业遂蒸蒸日上。年终总结，股东分息，每元可得净利五元，于是拥有资本的股东，无不欣欣然而有得色。

写到这里，觉得还有一段插曲，就是该公司经理张子彦生财之道，手法高明。对于少数几个人的特别拉拢，不妨略写几句。张子彦很有应付手段，在酬应上也处处周到，他所亲自招待的对他可利用的少数人士，除以美酒佳肴款待外，每于茶余饭后，常藉麻将牌，以为促膝谈心之具。在东宾入局之后，即由公司出纳人员捧出现金，送到各人座前，做为赌本，任其自由取用，乃至兴尽局罢，胜者可饱入私囊，负者即由公司记一笔空头支票，于是胜者得钱，负者亦不蚀本，胜负双方皆大欢喜而散。此外，尚有所谓“车马费”，则是按月照送。逢年过节，还有“年礼”、“节礼”的饒赠。这些点缀，在“舍者”是资本家“多钱善贾”，为了加强联系，增进感情，以达到这些人对该公司的支持和帮助，原不惜其区区。在“受者”总云生活得“悠哉游哉”，但对此也甚感需要，所谓“多多益善，少也无妨”，“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与此同时，该公司对于具有封建势力的地方团队，也是一味恭维，并时有经济上的魏赠，这类人物，又是该公司必须拉拢应付的重要力量之一。写了这段插曲，也就可以看到当时社会上的形形色色了。

大通矿有一种极其黑暗的剥削压榨制度，就是工头制度（当时称为柜头）。工人为资本家卖力，得不到丝毫权利，自不待言；资本家对于工人不合法、不合理的剥削，已经很重，还又纵容工头，额外剥削一层，这种双重剥削，压得工人们喘不过气来，可谓残酷已极。据我所知，这些工头的产生，并非经过什么组织，都是社会上具有相当势力的人，来向公司包揽，说他手下有多少劳力，愿做井下工人，可由他负责带领，所有工作任务和工资领发事项，统由他直接对公司负责办理。公司为了有利于剥削和减少麻烦，也就给与这种包工头以特权。这是大通矿工头制度所由来。

当时井下工人的组织，公司规定三十人为一班，领班的称为工头。但是工头带的班数，却有多少不等，有带一班的，有带两班的，最红的工头，有带三班或四班的。手下带的班数越多，他的剥削收入数字越大。剥削的方式是：某某工头带的工人，每月或每日应领的工资，统由工头一人直接向公司具领,领到以后，就按照工资数字扣下二成（即十元扣二元），甚至另有其他名目，再行加扣，统归他个人受用。带一班的工头,每月可能尅扣到六百元以上，最红的工头，每月可能尅扣到两千五百元以上，这种额外剥削的数字，真是骇人听闻。

大通矿对于发生塌陷、水火危险事故，并没有保障安全的措施。记得一九二九年秋天，董玉山矿师正同我们打牌消遣的时候，忽有人来报告，说是炭槽塌了一段，井下现有一班二十七人，不知是死是活。董玉山听到这话，急得没有主意，只说“这一班有老工人不少，他们能知道炭槽路线，只要有两三天功夫，刨了二号废井，就可由那里上来，不过并下没有饭吃，不能干活，很是问题”。后来用了总务科长余耀亭想的办法，在塌陷地段上钻筒，用铁管通到地下，与堵在里边的工人通话，知道都在干活，没死一个，当时就由铁管里送些馍馍和纸烟下去，及至挖到二号废井的时候，才从那里用牛皮包转运上来。这些人在井下过了几天，在上牛皮包的时候，尚听到他们说话，不料一出井口，就躺倒没有气息，经医师紧急治疗，才渐渐甦[sū]醒过来，结果死了四人。又有一次，井下刨出火来，当时就烧死二人。据老工人说：井下发生水火危险，水比火更为厉害。根据以上事实，可以看到资本家只知剥削劳力，贪图利润，不愿在生产安全设备上多下本钱，致使工人时时受到生命的危险。大通矿过去这个问题，又是难以辞咎。

三、官僚资本的掠夺经营

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大通煤矿公司里，突来一位生客，自称张仁农，是南京建设委员会委员，奉主委张静江之命，来到九龙岗开办煤矿，要请贵公司多与协助，并请夏履平总经理见面协商一下。张、夏原是旧日同事，晤谈之后，取得彼此同意，张仁农就回南京去了。不久，张仁农从南京带来许多员工，来到九龙岗集上，挂起“淮南煤矿局”的招牌，接着就去看地点，准备盖房子和开矿井。隔了几天，发出通告，召开所谓“恳亲会”，藉与地方人士联络。当天到会的约有十七、八人，张仁农表示要请大家多予协助，大家也提供了一点意见，饭后，大家陆续告辞，张仁农拿出张静江的聘书，聘王龙亭、程华亭为淮南煤矿局高等顾问，后来二人坚辞不受，也就作罢。接着，矿厂的应用机件，就由南京陆续运到，积极布置，招收矿工，由于当地失业者很多，前去登记的就很踊跃，马上也就动起工来。九龙岗距大通矿的厂界陈家巷子，仅有二、三里路，淮南矿在九龙岗附近，开了一座矿井，（称为东矿）迤西不远，又开了两三个，（称为西矿）这从地面上看来，似乎彼疆此界，各不相妨，但是地下挖煤的路线，却已侵入大通矿的厂界。大通矿处在这样官僚资本压力之下，所谓“大鱼吃小鱼”，也就不敢提出异议，只好任他为所欲为了。

淮南矿开工不久，因为占用私人地皮问题，引起一场风波。原因是，九龙岗附近住户，以周姓为多，现因淮南矿大事建设，任意占用地皮，事先并未按照大通矿的前例，通过议价给钱的手续，所有地面上的庄稼，都已遭到损失，这些靠庄稼吃饭的农民，一旦草籽无归，就要成为饿殍，为了争取生存，不得不起来反抗，并由周维寅为首据理力争。在这样情况之下，如果张仁农稍讲道理，也就要装出假仁假义的面孔，给以相当的损失赔偿，或做个议价给钱的正当措施。不料张仁农倚官仗势，狐假虎威，不但毫不理会，反说这样捣乱，必须严厉镇压，才可以伸国法而做将来。便匆匆忙忙地跑到南京，不知怎样张大其辞，向那不管人民死活的张静江报告，张静江又糊里糊涂地转报军事机关，严令驻在蚌埠的卫立煌，派兵驰往镇压。这种雷厉风行的举动，自然是风行草偃，谁敢说半个不字出来。果然，卫立煌的军队一到，不分皂白，不由分说，立把当日挺身仗义讲情说理的周维寅，予以就地枪决，并声言要继续拿办。于是这一群周姓老少，死的死，逃的逃，其余零星小户，谁不怕死，谁敢要钱，也就敢怒而不敢言了。

九龙岗的煤质很好，而淮南矿的开采，用的又是机器设备，自然出产很多，为了便利运输，修筑一条由九龙岗通至洛河街的铁路，以便由轮船转运蚌埠销售。后来，由于蚌埠销路不畅，势须转向长江上下游推销，经以矿产向中国银行押款一百万元，修筑一条由九龙岗至合肥的铁路，以便由合肥水道转运芜湖。及至修到合肥，又因水小转运不便，遂以修成的这段铁路为押品，向交通银行借款一百五十万元，继续修到巢县。修成以后，仍感到车运与轮运的两度装卸、辗转需时，太不经济，为了一劳永逸起见，复以路矿为抵押，向中央银行借款一百五十万元，继续修筑，延伸到芜湖对岸裕溪口为止。总计这条铁路的修筑，分为三期，共借三个银行的四百五十万元。铁路落成通车之日，张静江、吴稚晖等，都来九龙岗主持通车典礼，表示建委会建设淮南矿路的成功。时为一九三四年（民国二十三年）。

自淮南路通车后，除拨定车辆载运客货外，每日运煤固定十一列车，直达裕溪口卸下。于是淮南矿的出产，全部运往芜湖，停止蚌埠市场的供应，遂把原由九龙岗通至洛河街的铁路拆除。后来淮南路与大通矿订立合同，按照每日运煤十一列车的总数，划出四分之一，为大通矿装运芜湖，大通矿得到此项分配，销路又多了一个市场，营业也益见扩展了。

至于淮南矿路的经济大权，究竟操在谁人之手？自非局外人所详知，仅知当时印发股票的时候，曾说送给宋子文股票五万元，并声称淮南路矿，宋子文是大老板。究竟内幕如何？无从探悉。总之，蒋、宋、孔、陈，原是一丘之貉，攫得人民的利益总是填进他们一伙的腰包，也就不言而喻了。

四、日寇侵占期间对煤炭资源的掠夺

一九三八年日寇向内地大肆入侵，皖北统告沦陷，于是淮南煤矿局及大通煤矿公司的员工，全部星散。日寇侵占以后，即把淮南、大通合并为一，并利用一群引狼入室的大小汉奸，招收一些流离失所无法生活的穷苦人们进行开采。同时，就把淮南铁路，除留九龙岗至水家湖一段外，其余全部拆除，并利用原有材料，修筑一条由水家湖通至蚌埠的铁路。这种动向，当然日寇是以蚌埠为军事据点，以此好攫取大量资源，进一步扩充侵略势力。

在日寇侵占期间，除九龙岗和大通两矿继续开采外，又在新庄子和蔡家岗等处勘察，得知该两处产量很丰，正在计划，准备着手开采。旋告日寇投降。计划施工文件，由我方接收，矿山资源，始全部收回。

五、抗战胜利后的淮南矿局

自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淮南及大通两矿的财产，统由淮南煤矿局接收，于是经营二十多年的大通煤矿合记公司，名不存而实亦亡。所有大通公司的旧日人员，亦均由淮南煤矿局统一安排工作了。此后，淮南矿局根据日寇的勘查设计，即于新庄子开了一座矿井，又于蔡家岗开了三座，名为谢一、谢二和谢三矿。同时又将淮南路修复，因有原路基尚可利用，很快也就由水家湖接修到裕溪口，以利运输。但仍是官僚资本的经营。

在日寇侵占期间，工人们受着惨无人道的宰割，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自日寇投降后，在工人们思想上，以为可以当家作主，不料这丰富的矿产资源，又落到国民党官僚资本的手里。为了反对共产党，派警务处教育长李士甫训练军统特务，控制矿局，又派副处长曹思谊组织黄色工会，迫令全部加入国民党，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这些残酷手段，预示着国民党末日来临。

六、淮南煤矿最终属于人民

淮海战役蒋介石的几支“王牌”军队全部被歼之后，所谓“蒋家天下陈家党”，已是末日来临。但是这一帮丧心病狂的家伙，仍不甘心把攫得的煤产资源，还到人民手里，派遣了“破坏队”，奔向淮南矿来，企图彻底破坏淮南煤矿。正在侦察情况，尚未动手的时候，帮凶的桂系李品仙，又派他手下吴高参率领一团人来，声言要把护矿的矿警队两千支枪，由他合编为师，加入作战序列。这个消息一出，淮南矿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大有一触即发、朝不保夕之势。

是时，程华亭住在寿县城里，由朱怀民转到政委刘宠光的函示，以协助维护淮南矿为嘱。程即时驰往淮南，与路矿总局长胡为忠晤面。同时胡局长亦奉到刘司令员的函令，饬其切实负责保护，不得稍有疏虞。在二人协商之下，即拟具紧急应付办法：（一）在此紧急关头，全体员工应安心工作，以迎接解放之到来。（二）护矿队应严密组织，人不离枪，枪不离手，以防意外的破坏。（三）上年占用人民地皮，迄未给价，现在本矿存煤甚多，应速通知各业户，来矿领取存煤，抵销地价，并把煤价减低三成（十元折为七元），以平民愤。（四）吴高参现虽撤走，刘汝明部又复开到，应设法联络，以观察敌方动静。以上四项，当即着手实行，并因本矿警务处副处长曹思谊，与刘汝明有同学关系，更可进一步说点私话，以利为诱，请其负责保护，本矿可以照常工作，即以每天所售得的煤价,提出二成（即十万提二万）以补助该军临时费用。果然，利之所在，一拍即成，刘汝明欣然接受，立派他的儿子率领一团兵力，来矿保护，并令该部张勋亭师长负责维持地方秩序。是时，该部到处擅拉壮丁，民众多被拉去，矿工也常常被拉，弄得人心惶惶不安。程华亭又去晤见张勋亭师长，说明情况，请其禁止拉丁。张师长也就允予通令严禁。经过这样安排以后，人心渐趋安定，本矿已能照常工作。不久，解放军贾团长率领龙山游击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由淮北浩浩荡荡地渡河而南，刘汝明部闻风胆落，全部逃窜，淮南煤矿，回到人民怀抱。从此，在党的领导下，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为祖国建设献出宝藏。

一九六四年

资料来源：

《安徽文史资料》第十三辑(晚清时期史料，1983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