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锦思回忆灵山便衣队5：征红军粮

1

灵山地区，官匪横行，非匪即盗，人民生活比黄莲还苦。

此外，这里赌博之风盛行，偷摸窃拿现象常见，又给人民增加了不少苦难。

我们便衣队在宣传、组织群众的同时，也十分注意教育群众转变落后的风俗习惯，打击地痞、流氓、 小偷的破坏活动。

一九三四年腊月，我们便衣队来到了周塘埂一带。

夜，已经很深了，我们静悄悄地从几个村庄经过，只见有的房子里还亮着雪亮的灯光，人声喧哗，好不热闹。

“怎么回事？”看到这一反常现象，同志们心中都有一个疑团。

“大概是赌牌的。”我轻声地对走在前边的队长说。

我自小生活在山区，了解这一带的风俗习惯，每当农闲，特别是临近春节，一些流氓地痞常拉农民一起赌牌。

国民党政府不顾人民死活，对这些有害于人民的坏事从不过问。

相反，一些赌博头子却借助官府的势力，在下面为非作歹。

小河何老鸦，是联保主任傅文风的狗腿子，一贯敲诈勒索，既偷又赌，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

赌博给人民带来的又是什么东西呢？事实做了最好的回答。

一天，我和胡少卿、徐路军到了黄家楼，走进一家农民的房子里。

一位三十多岁的大嫂看见我们就哭了起来:

“同志啊，你救救我们一家吧！孩子他爹经常出去赌博，把家里的一点钱赌光了不算，又把家里的东西卖掉了去赌。一家人没吃没穿，他问也不问一声。”

借着昏暗的灯光，看着这一里一外两间小屋，除了睡觉的地方，什么都没有了。

大嫂对我们讲，陪嫁的柜子卖掉了，脚盆、水桶卖掉了，准备过年吃的一点粮食卖掉了，一床象点样的被子也卖掉了。

大嫂指指睡在床上破被絮里的两个孩子，告诉我们，寒冬腊月，孩子没有过冬的棉衣。

听着大嫂的哭诉，看着眼前的一切，我们心里很同情她，劝她说:

“大嫂，你放心，我们一定教育你丈夫，让他改掉这坏毛病。”

我们安慰了大嫂几句，就告辞了。

接着，我们在谢家冲，又碰到这样一件事:

有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叫黄驼子，见到我们时满面愁容，走进他的房子，没有见到第二个人。

我们一了解，原来是这样的:

早先，他家有二亩地，家中只有父母和他三口人，日子虽苦，也还能过得去。

后来，父亲被坏人引诱，沾上了赌牌的坏毛病，日子便一天不如一天，地越种越荒，后来把二亩地也输掉了。

母亲一气卧床不起，不久就断了气。

父亲也在赌博场上送了命。

剩下他一个人，两手空空，实在难以生活下去。

他再三要求参加红军，我和队长商量了一下，就收下了他，以后把他送到游击队当了炊事员。

卖东西、卖粮食、卖土地、卖老婆，最后丧命，这就是赌博带给穷人的灾难。

同时，与赌博并行的，还有偷盗，赌输了就卖，卖光了就偷，这几乎是个规律。

因此，弄得老百姓既要防匪又要防盗。

我们觉察到，要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引上革命正道，赌博之风非禁不可。

首先，我们对穷人进行宣传:

“赌博是地痞流氓对我们穷人的欺骗，赌博造成了穷人之间的怨恨，赌博使我们穷人卖儿卖女，倾家荡产。你们看看，有哪一个穷人靠赌博发了财，有的即使嬴了几个钱，也要被地痞流氓暗害死。乡亲们千万不要干这种事。”

群众听了我们的宣传，都点头称是。

便衣队在开展宣传攻势的同时，还采取了必要的行动。

发现哪里有人赌牌，马上派人查禁。

这样一搞，“红军禁赌”便在老百姓中间传开了。

时间一长，在周塘埂周围几十里，居然绝了赌。

赌博禁止了，随之，小偷小摸的也就少了。

在周塘埂一带，群众叫小偷为“挖龙的”，即专门在墙上挖洞偷人东西的。

一天夜里，我们便衣队飞速向张家湾进发，在路上意外地抓住了一个小偷。

经过审问，我们把东西交给了失主张家湾赵大娘，这是她为孩子办喜事时准备的。

小偷经过教育后也释放了。

消息传开，老百姓齐赞红军好。

一个多月之后，我们便衣队又到张家湾，赵大娘热情地拉我们去她家作客，又是倒水又是沏茶。

赵大娘还积极帮助我们开展工作，成为妇女小组的骨干分子。

便衣队在周塘埂一带活动近两年时间，使之风气大变。

那些压在人民头上的地痞流氓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那些挖龙作贼的也大大减少了，少数歹徒慑于红军的威力，也不敢为非作歹了。

2

一九三五年初夏的一天，满天乌云，看样子要下雨了。

为了躲雨，我们便衣队下了山，在周塘埂北边的杜家冲农民小组长林老二家住了下来。

林老二小心地关上门，替我们煮饭，叫我们在屋里休息。

饭还没有煮好，门口忽然传来滴滴笃笃的敲鼓声。

我挑开一点窗户纸，从小洞里往外看，嘿，一个穿着长袍的人在说大鼓书，几个小孩在围着听。

这使我怀疑起来，这地方没几家人家，从来也没来过说大鼓的， 况且天又要下雨，他怎么会到这里来呢？

难道是白军派出的暗探？

我仔细地盯着他。

嗳，多面熟呀！我象在什么地方见过他，想起来了，他是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的组织干事，我那时是宣传干事。

这使我更加怀疑起来，他怎么说起大鼓来了呢？

我看着他的表情，这哪象个说大鼓的？

结结巴巴的，脸上也没一点笑颜，一面说一面东张西望。

我的身子从窗户边缩回来，对队长说:

“我出去看看，我认识他。"

“指导员，不要冒失。”队长劝我说。

林老二也走过来，好心地对我说: “别出去，谁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不要紧，是坏人我们就捉了他。”

我说着，开了门，立在门口，两手插在便衣口袋里，也装作听大鼓。

说大鼓的忽地调转头，盯着我，看着看着，大鼓点子敲乱了，说的也东一句西一句，牛头不对马嘴。

我走上一步问他: “你认识我吗？”

他只是望着我，不敢说认识。

我又说: “你姓蔡，叫蔡家帜吧？”

“你姓黄，黄锦思？”蔡家帜一脚踢翻了大鼓，奔了过来，发狂似地和我握手。

一些看热闹的小孩子发了愣，过了一会儿工夫， 他们跑着喊:

“嗳，说大鼓的也是红军！”

我把蔡家帜请进屋，我问:“你怎么说起大鼓来了？”

蔡家帜向我细叙了家常。

一九三二年，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他当时病了，没有跟上部队，病愈后就留在红二十五军工作。

一九三四年，红二十五军打平汉路西的桐柏山，他脚负了伤，当时环境紧张，他没有走，潜藏在老百姓家里。

脚上的伤好后，他讨饭讨到平汉路东找红军游击队。

找到柳林东北二三里路的地方，一家说大鼓的老乡，因为没有儿子，见蔡家帜年轻，便把他收留了下来。

蔡家帜同志勤恳、诚实，又聪明能干，很老人的喜爱，就纳蔡家帜同志为义子，并给他传授技艺。

学了两个月大鼓，他听说北边山区里有红军的便衣队，便以外出说大鼓为名，辞了师父，背着大鼓往东走，想找到红军归队。

但是，别了这么长时间，没有组织的介绍，没有可靠的根据，我识不透他的心。

因此他问我们情况时，我不能照直讲给他听。

我只是允许他暂住在我们便衣队，等特务营或独立团来了再说。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总是很亲热地看待我。

而我，因为心里有个疑团，对他比较冷淡。

这使他很滩过，他说:

“老黄，你不象红四方面军时的老黄了！"

我知道他这句话的意思，但是，为了保守组织秘密，我能说什么呢，只能向他笑笑。

每天夜里，我们下山去做群众工作，他也要求去，可是我们不能让他去，只让他和事务长詹子成等人在一块，留在山上。

这样别扭的生活，过了两个来月。

一天，他提出了一个请求:允许他去向那位教他说大鼓的师父道谢一声。

我和队长商量后，同意了他的请求，派了四个队员，带了些礼物，送他下山。

连夜赶到那里，向那位师父说了许多好话。

那位师父说啥也不愿意放他走， 总想把他留下。

蔡家帜向师父说明了自己是红军战士后，师父才勉强放蔡家帜走了。

这件事情以后，我才慢慢对蔡家帜信任起来。

又过了几天，他便转到红二十八军的一个独立团去了。

自此以后，我们一同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的考验，我们的同志间的友谊更加深厚了。

3

七月的灵山象一片绿海。

山上野花遍开，野果坠满枝头，山下微风轻拂，稻浪腾涌。

一九三五年秋天的灵山地区，呈现一片丰收的景象。

自从我们打了朱塘店的土豪和周塘埂的反动地主周干贵的粮食之后，这一带的土豪、劣绅都纷纷搬到新集、杜集等民团据点附近住下来，粮食也运走了。

这样一来，我们打粮就困难了。

秋收的时候，地主忙着收租，黄橙橙的稻谷，一担一担地送进地主的粮仓。

正在这时候特委来了指示，要我们在秋收的季节里，为苏区主力红军筹备一批粮食准备越冬，并解决贫苦人民的生活，提高人民觉悟。

这个任务非常重要，我们便衣队开了个会，研究如何完成任务。

会上大家一致认为过去打粮的办法现在不太适用了，必须采取新的办法。

但是当时并没有研究出好的办法来，大家都很着急。

好的工作方法，往往是在具体工作中想出来的。

我们终于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

一天，我们找来农民小组长蔡德新，我问: “你东家住在畈上吧？”

“对，住在畈上。”

“他家每年要收多少租？”

“一百多担咧！”

问罢这些话，我把我们打粮的新办法告诉他，他高兴地说:

“这办法好哇，我去试试。”

我把事先写好的字条交给蔡德新，字条上写着:

杨善清先生:

我军需要大批粮食，今在你家佃户蔡德新名下征用你租稻五百斤，不得再向佃户索取，如若老老实实，我军保证你们安全，如若不老实，我军的政策，想来你是知道的。

此据

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

隔了几天，蔡德新跑来汇报，一见面就高兴地说: “黄指导员，成啦！这办法真管用！”

我叫他坐下详细谈谈。

他坐下向我说:“我拿着你们的字据到了东家家里，东家一见面就说，‘听说你们山里的年成不坏呀！ 今年的租子可要如数交清哪！'

“‘哎呀，东家！我就是为这个事来的，山里来着大队红军哪，他们叫我送给你这个。说着我就把字条递过去。

“‘这是什么？'他问我。

“我说:‘我不识字，也不知上面写的什么。'

“他两手发抖地打开字条一看，脸色都发白了。眼睛恶狠狠地盯着我，拍着桌子叫起来:

““好哇，你们在山里通共！

“我说:‘东家，你可不能冤枉人哪，山里来了红军是不假，说我们通共这可是没有的事！他们要把你的租子全部没收，还是我说我们东家是个好东家，从不苛待佃户，他们才给你留一半咧！他们要我转告你，要你好好地交纳红军粮，不然他们就来捉人。'

“‘胡说，明明是你们想抗租不交，还假造红军的字据来吓唬我！天塌下来，租子一颗也不能少。'

他把手里的水烟袋往桌上一掼，一跳三尺高。

“‘东家息怒。租子早就准备好了，就是在大山里，离这里远，一时找不到这么多人挑！不信，东家可以跟我去看看！……我说。

“‘好呀！你们通共，叫我去上圈套！'

他恼羞成怒，一把抓住我的衣领，象狼样地叫着， ‘晓得你们这些穷骨头发贱！好，统统给我滚！……'

“‘我们都滚，那东家自己去种田？'

我心里挺镇静，知道这些懒猪种不来田，也不敢上山种田。

“‘不管怎样，今年的租子一粒不得少！'

“‘不行啦，东家！漫山都是红军，家家都住着。东家又不派民团去打，叫我们用扁担去和人家拚啊！'

我下决心去气气他。

“他被我气得象套上磨套的老驴，在屋中央团团转。刚才那股吹胡子瞪眼的凶煞相没有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

连连地喊:‘看我宰了你，看我宰了你！'

“我吓唬他说: ‘宰我倒可以，那么多有枪有刀的红军可宰不完呀！红军还说，要是我有个长短，他们要来抄掉东家的全家！'

“他听了我这话，就象斗败的公鸡一样，一屁股坐到凳上，半天才说:‘好吧，那一半，你可一粒也不能少了！'

我说:‘那当然，那当然！'

最后他还破天荒地留我吃了一顿饭，我当然不客气地‘叨扰'了。”

蔡德新说罢，笑着连连地说:“指导员，这办法真管哪，比打粮省劲得多。可惜有几家佃户的租都交过了。”

他显出十分惋借的样子。

我说:“没关系， 只要这办法管用，我们还能弄到不少的粮食。"

在一个秋收的季节里，我们就用这办法弄到了两万多斤粮食，我们把弄到的粮食一半上交了，一半分给贫苦农民。

从此，我们出外工作也不要带粮食了，到处都可以吃到白米饭。

群众分得了粮食，情绪大大高涨，给以后的斗争带来很大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