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将军（38）辛先生

有些人纯粹是因为饥饿，而渡过图们江跑到对岸。这种叛逃受到的惩罚相对较轻，通常是送进劳改营服几个月的苦役。但是叛逃者的职位越高，他的叛逃就越是可恶，受到的惩罚也就越重。我们很清楚这一点，也因此担心家人遭受牵连，所以我们的心情一直很沉重。

我和永明整个晚上都在不停地讲话，希望等早上太阳升起后会暖和一点。谁知天亮之前又下了一场暴风雪，打哆嗦打了一个晚上，脚又一直无法伸直，我变得全身无力，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晕倒。我感觉自己像是来到了悬崖边，面临的现实是我们必须在这天寒地冻中，再待上24小时。不过至少我们还有张勇送上来的热水和馒头，这让我们稍稍有点安慰。

张勇终于又来了，这次他还带来了一条新毯子和一把斧头。我们原来的那条毛毯已经冻得硬邦邦，他只好背在背上扛下山去。临行前他抱怨说，平壤的男孩可能有钱，但却不知道如何求生。他砍了一些木头，又从附近收集了树枝，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遮蔽处，让我们躲在里面。在这个棚子里面，我们至少躲开了刺骨的寒风。

不过我们也没轻松多久。由于阳光照不进来，庇护所就像一个大冰箱，非常的寒冷。我虽然穿着拖鞋，可是双脚就像泡在冰水里一样。为了取暖，我们趁着白天在山坡上来回跑了好几趟。

到了晚上，暴风雪更大了。张勇今天给我们带了两瓶酒，当我把一瓶酒放下来喝另一瓶时，瓶子在地上放了一会儿就结了霜。然而，躲在那山里的遮蔽之处，我们所能期待的也只有苦难，我在那里幸存下来的每一秒，都在提醒我生命的宝贵。

张勇承诺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太阳刚移过天顶，他带着一个人出现在我们面前。那个人大约和我们同龄，他上身穿着米色的皮夹克，下身穿一条牛仔裤，那件皮夹克看起来就很贵的样子。他体力很好，动作敏捷。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他看起来确实像一个可能与韩国方面有联系的人。他的眼睛很小，给人的印象是他不轻易相信任何人，不过他充满着一种无需多言的自信。这样的人只有绝对必要时才会开口讲话，他的寒暄也是尽可能的简短。不过我们初次见面时，他脸上始终保持着淡淡的微笑。

他说， “我叫辛光和。”他无疑就是常勇的外甥，因为他有浓重的北方口音，让人想起咸镜北道。他上下打量着我们，注意到我们穿的橡胶拖鞋时眼神停了下来。他终于伸出手来和我们握手，他的手柔软而温暖。可是在和我们握过手之后，他偷偷地在牛仔裤上擦了擦自己的手。

他要求我们出示身份证件，说这只是例行的预防措施。他在辨别核查我们文件上的日期、印章、纸质的时候，我注意到他所表现出来的专业性，这让我觉得我们可以信任这个人。张勇很紧张，一听到远处的狗叫就坐立不安，不过辛先生好像毫不在意，而是专注于他的事务。

看完证件后他好像很满意，抬头看着我们说， “能不能请你们稍等一下？”我猜测他说的好像是韩国话，因为他是先说“能不能请”，然后才提出要求。我因为在统战部工作的关系，所以研究过韩国的语法。朝鲜话和韩国话虽然差不多，但是在很多细节上会有一些区别，尤其是在敬语的使用上。而他说的这句话，在韩国可能是很平常的敬语，但是在朝鲜，是仅限于对金家将军才使用的敬语。

他转身用手机打电话去了。低声讲了一会儿后，就挂了电话。我们站在雪地里等他，弓着腰抵御寒冷。过了一会儿，出现了一辆四驱吉普车停在了半山腰上。

正如张勇先前向我们暗示的那样，他外甥的本领确实和他的农民舅舅不是一个层次。对于张勇来说，能想到的最了不起的事情，就是买一台新的旋耕机。当辛先生让我们快点时，我们迅速拥抱了张勇，张勇早就张开双臂在等着我们。拥抱后他对我们说了再见。他不仅没有要更多的钱，而且当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时，他在我耳边悄悄说，让我不要告诉他外甥，我们给了他700美元的事。我们登上吉普车，再次向他表示感谢，并承诺我们到达韩国后一定会回来看他。

这辆吉普车和辛先生一样，敏捷而有力。我们在路上颠簸着，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韩国摇滚乐，我甚至觉得我们可以开着这辆吉普车一路开到首尔。不过后来我们来到了延吉，不过这次是来到现代化的市中心。辛先生把吉普车停好，打开车门让我们下车。我们离开热闹的日常生活有一阵子了，这些熙熙攘攘的人群让我们不知所措。辛先生似乎没有注意到。他只是喊， “快点！”我们只好跟着他走。

我们走进一家商场，突然看到一群警察在巡逻，这让我吓了一跳。但是辛先生却大声叫着我的名字，他那样粗心大意让我很紧张。不过看到他在一家服装店外，不耐烦地向我们招手时，我和永明也只好走过去。

穿上他替我们选的新衣服后，我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起初很高兴，但是马上发现我那张很容易辨认的脸也在看我。我在干什么！站在这样的公开场所，公然展示自己的脸给大家看？我马上要求买一副太阳镜，而不是新衣服。辛先生说那样才会引起怀疑，但永明也这样要求。他甚至还详细地解释了，我们是如何把太阳镜遗失在被迫丢弃的背包里的。辛先生很不情愿买太阳镜给我们，说这可能会让我们过于显眼，但他拗不过永明，最后还是买了。

我们开始穿上新衣服，戴上太阳镜。我觉得自己可以昂然独立，戴着墨镜让我感觉很安全。永明从他的墨镜后面朝我咧嘴笑着，尽管我看不见他的眼睛。我突然感到一阵悲伤，因为几天前父母最后一次见到我时，我一定就是这个模样。

当我们回到车上时，辛先生正拿着相机等着我们。他说他必须向他的上级证明，他是怎么使用经费的。如果不是戴着墨镜，我想我是绝不允许在公共场合拍照的。拍完照后我发现在我们的身后，又多了好几个巡逻警察站在那里，但他们对我们毫不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