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英雄纪念碑开工后，林徽因询问碑文谁写，彭真：周总理字不赖

1949 年 9 月 30 日，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前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作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决定：在天安门前建立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以此纪念在革命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这个决定，承载着对无数先烈的缅怀，也开启了一段充满故事的建造历程。

早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就有了建立一座纪念碑的想法。从 1927 年上井冈山开始，无数战士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粟裕将军曾感慨，如果井冈山时期很多战友没有牺牲，新中国的封帅点将，必有他们。正是出于对先烈们的深切缅怀和对革命历史的敬重，毛主席决定在天安门前建立纪念碑，以纪念在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历次革命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

会议当天，毛主席提议当日就进行奠基仪式，并亲自铲下了第一铲土 。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代表杨拯民回忆说：“9 月 30 日下午 6 点决定举行奠基仪式，当日决定兴建，当日决定奠基，这样的速度在全世界都很少见。” 这座纪念碑的建造，凝聚了全国人民的心愿，也引发了众多的讨论与关注。那么，在纪念碑的设计、建造过程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尤其是碑文的撰写，最终为何会确定由周总理来完成呢？

奠基仪式结束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正式提上日程。1949 年 10 月，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开始向全国征集设计方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收到了各种形式的设计方案 180 多个 ，海外华侨陈嘉庚先生还组织华侨绘制了图纸，并制作了水泥柱头模型寄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建造工程处。这些方案大致被归纳为三大类：第一类认为人民英雄来自广大工农群众，纪念碑应有亲切感，采用平铺在地面的方式，类似低矮墓碑的样式，碑上有题字，碑下有护栏；第二类认为应以巨型雕像体现英雄形象，采用雕塑艺术的形式，以表现英雄人物和事件；第三类则主张用高大挺拔的碑形或塔形，体现革命先烈高耸云霄的英雄气概和崇高品质。

在众多方案中，建筑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力主以中国传统碑型为主。他们认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议定的是要在天安门外建立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并已经通过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碑的设计应以 “碑文” 为中心主题，所以应采用碑的形式，“碑文” 中所述三个大阶段的英雄史迹，可用浮雕表达。而以雕像为主体的纪念碑不好表现文字，难以体现纪念碑 “碑文” 的中心主题。

在设计过程中，梁思成还对一些设计方案提出了质疑。1951 年初，有三个方案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可，其中一个五分之一缩尺的大模型，台座为红墙，墙上有三个门洞，台座上立碑。梁思成认为这个方案存在诸多问题，他在 1951 年 8 月 29 日给彭真市长的信中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此方案（下半部）与天安门形状太类似、重复，达不到相互衬托、相互辉映的效果；大台子放在广场中心，令人感到拥塞，使广场窒息；由于台子太高大，对比之下，作为主题的碑便显得瘦小了，近处透视，效果更差；台下的三个门洞，功能上没必要，反而令碑不能脚踏实地，有不稳定之感 。最终，这个方案被否定。经过反复讨论和筛选，纪念碑的设计方案逐渐确定下来，采用我国传统碑的形式，以 “碑文” 为中心主题，用浮雕表达英雄事迹。

在设计方案确定后，碑心石的选材成为了关键。兴建委员会对碑心石的材质要求极高，不仅要有足够的重量，还需满足不易风化、质地坚硬等条件。起初，有人建议用 4 块巨石拼接，每块重 215 吨 ，但梁思成和林徽因认为，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石碑应是整石，至少前面的碑面必须用一块完整的石块，不能拼接。

周总理得知此事后，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必须打磨得非常干净漂亮；第二，要保证这种石头不易风化；第三，只要来自我国的石头，都可以考虑。为了找到合适的石材，专家们历时三个月，查阅了大量资料，实地考察了十二个省。最终，目光锁定在了青岛浮山的花岗岩。这里的花岗岩具备韧、硬、纯、细等特点，不易风化，能够长久屹立，是碑心石的不二之选。

1953 年 4 月 11 日，在浮山东南麓的半山腰大金顶一带，石料开采工作正式开始。然而，开采过程困难重重。这块石料体积巨大，重量超过 300 吨，当时的采石工艺落后，连电都没有，更没有现代化的开采机器。从南京、上海等地请来的技术工人面对这块巨石也无计可施。关键时刻，崂山脚下清石峪村的老石工李开山，人称 “石神”，提出了 “蚂蚁啃骨头” 的方法。先在岩石荒料四周挖出 5 米多深的槽，使碑石凸显出来，然后在石料底部每隔 0.4 米左右，用钢钎打上通孔，横贯底部，再在石料长边两边对向凿出 8 个置放千斤顶的窝翕，放置 200 吨的千斤顶。准备就绪后，在横贯孔中凿进上宽下窄的楔子，几十名工人持重锤对这几十个钢楔加压，同时捶击。经过数月努力，1953 年 7 月，重达 300 多吨的大料石终于安全、完整地采了下来。

开采出来的荒料尺寸为长 15.3 米，宽 3.55 米，厚 2.1 米 。为了便于运输，工人们对其进行了第一次加工整形，重量减至 280 吨。但即便如此，运输这块巨石仍是巨大的挑战。它要从山上运到青岛的大港货运站，路程约 15 公里，所经之地大多为丘陵，需经过 1 座山岭、4 个村落、十余处桥梁，以及市内交通最繁华的街道。

1952 年 8 月 1 日，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式开工，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推进着。随着工程的进展，碑文书写人选的问题逐渐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林徽因，这位在建筑领域有着卓越见解的才女，对碑文的书写格外重视。她深知，碑文不仅是对先烈的缅怀，更是历史的见证，其书写者必须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高超的书法技艺。

一天，林徽因找到负责纪念碑建设的彭真，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彭市长，这纪念碑的碑文如此重要，究竟该由谁来书写呢？” 彭真听后，略作思考，然后说道：“周总理字不赖，他的书法苍劲有力，又不失端庄大气，由他来写碑文，再合适不过了。” 彭真的这一建议，瞬间让大家眼前一亮。周总理在书法上的造诣颇高，他的字正如他的为人，刚正不阿又充满智慧。而且，周总理在人民心中有着极高的威望，由他来书写碑文，不仅能体现对先烈的敬重，也能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国家对英雄们的深切缅怀。

在当时，关于碑文书写人选的讨论十分热烈。有人提议由书法名家来书写，认为他们的书法技艺精湛，能够为碑文增添艺术价值。但也有人认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意义非凡，书写者不仅要有高超的书法水平，更要有特殊的身份和意义。彭真提出周总理后，大家纷纷表示赞同。周总理的书法风格独特，他的字笔画刚劲有力，结构严谨，既有颜体的雄浑大气，又不失自身的飘逸洒脱，与人民英雄纪念碑庄严肃穆的氛围相得益彰。

当周总理得知自己将承担书写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这一重任时，他深感责任重大。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每天早晨 9 点都会准时开始练字，每次练习 15 到 30 分钟 。他知道，这碑文不仅是对先烈的缅怀，更是历史的见证，必须以最庄重、最严谨的态度来对待。

为了达到最佳的书写效果，周总理反复练习，前后共书写了 40 余遍。每一遍书写，他都全神贯注，力求每一个字都能完美地展现出对先烈的敬重之情。他还会用墨汁和研墨反复书写对比，仔细琢磨字体的笔画、结构和神韵。在书写过程中，秘书王海青把碑文从文件上抄到一开大的长条纸上，当抄到牺牲的 “牺” 字时，王海青觉得 “牺” 字改成简体的 “牺” 似乎不妥。周总理表示，书法是一种艺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书写风格，书写时不一定受简体字的限制。

周总理每写好一部分碑文，就会送到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主任彭真那里，征询专家们的意见。他还将书写的碑文放大成纪念碑实际需要的一样大，摆满办公室，逐个观察，反复比较，精心挑选。经过十余天的书写练习，在 1955 年 9 月中旬，周总理终于写好了三份碑文，将其中的两份交给了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请专家们选用 。

1955 年 11 月，周总理将自己最满意的一篇碑文交给了工作人员。他的书法，正如他的为人，浑厚凝重，严谨大方而又富于变化。每一个字都力透纸背，仿佛在诉说着先烈们的英勇事迹，又仿佛在向后人传递着革命的精神。当他将亲手书写的碑文递给雕塑家刘开渠时，还谦虚地问道：“怎么样，行不行？” 刘开渠赞叹道：“从前只看过您的题字，还没有看到您写这么多、这么工整的书法作品。” 周总理的书法作品虽然不多见，但这篇碑文却成为了他书法艺术的经典之作，也成为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最耀眼的篇章。

1958 年 4 月 22 日，历经近九年的精心雕琢，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天安门广场傲然屹立。这座承载着无数先烈精神的丰碑，成为了中华民族不朽的象征。5 月 1 日，在五一劳动节的盛大氛围中，首都五十万人民齐聚天安门广场，共同见证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揭幕仪式。当蒙在纪念碑上的红绸缓缓揭开，那乳白色的庄严巍峨的碑身显露出来，毛主席亲笔题写的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八个鎏金大字闪耀着金色的光芒，仿佛在诉说着先烈们的英勇事迹。而背面由周总理手书的碑文，更是以其浑厚凝重的字体，让人们感受到了对先烈们深深的缅怀之情。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成，不仅是一座建筑的诞生，更是一段历史的铭记。它让后人能够永远缅怀那些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而英勇牺牲的先烈们。毛主席的题字和周总理的手书，为这座纪念碑增添了无尽的神圣与庄严。每当人们来到天安门广场，都会被这座丰碑所吸引，驻足凝视，感受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铭记着先烈们的奉献与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