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口述8：我千难万难凑了五块银元，到洛阳城南办了一张假证件

大隧道惨案

到洛阳后，我被派到偃师县分团当干事，"主任"的官衔没有了，对有些人而言，这或许是一个打击，但我在官场上有迟钝的一面，对于这项贬职，无动于衷，真的认为，一个革命青年不应该计较任何名分。不过，不久我从内心里开始改变，这改变虽不能使我重视官位，但却发现上进的重要，人生最大最新的诱惑，在引导着我踉跄迈步。

那时候，战时陪都重庆，有一个中央训练团。这是国民党培养干部的基地，分别从全国各地选拔党、政、军优秀干部，到重庆参加有时是一个月，有时是三个月的中央训练团，使他们能和中央高级官员亲近，产生一种敬畏的向心力，我不久就被保送受训。坐火车到宝鸡（就是秦穆公发现神鸡的地方），在宝鸡转乘四天路程的长途汽车，到达重庆。

重庆这个战时首都，是抗战时中国人的圣地，街道像旧金山一样，高高低低，一年之中，约有六个月的漫长时间，大雾弥漫，对健康非常不利。可是，抗战初期，用雷达投掷炸弹的设备还没有发明，全靠飞行员的目击，所以雾季反而成了这个山城的保护网，至少六个月内，不会发生空袭。而另外六个月的晴朗天气，则是"跑警报"季节。家家户户都有一个防空袋，里面装着一天的民生必要用品，机关职员甚至于还带着必须处理的公文。每天早上都先仰望山头挂的警报风球，当出现一个球时，表示日本飞机已从武汉机场起飞；当出现两个球时，表示日机已进入四川省境；当出现三个球时，表示日机已接近重庆，或已在重庆上空。往往，太阳还没有出山，一个球已行升起，空袭警报发出像受伤的野狼一样的那种哀号，然后，全城的人都逃出家门，奔向附近的防空壕洞。重庆建筑在山脊两侧，所以防空壕洞既普遍而又坚硬，从来没有发生被炸塌的事情。

可是，就在我去的那年六月，碰上大隧道惨案。大隧道是指重庆山脊唯一的一条防空洞，几乎是把山掏空，从西方的入口到东方的出口，长度大约有好几公里，每隔一段距离，开一个洞门，供民众进出。惨案发生的那天，日本飞机从上午即行轰炸，全城在隆隆巨响之下发抖，那时候的中国，已经没有空防的能力，日军有时候只保持一架轰炸机或战斗机在上空盘旋，就足以使山城变成死城。大隧道中既潮湿，空气又不流通，避难的人又拥挤不堪，干渴饥饿，空气不足，每一个洞口都放下栅栏，加上铁锁，防止市民在空袭期间到街上乱跑，引起日机的投弹和扫射。到了下午时分，隧道里的男女发出呼号，要求出来。可是，把守洞口的士兵没有一个人动心。等到晚上，日机离去时，已经没有几个人能活着出来了。这是中国防空史上一个最大的耻辱，事后好像只把卫戍司令刘峙免职。刘峙是国民政府中有名的饭桶将军，他除了拍马逢迎外，什么都不会。惨案虽然使他去职，但依照传统官场文化，他不久就另外发表新职，而且是升了官。

最感荣耀的一件事，是和蒋中正曾躲在同一个防空洞。那次空袭，发生在上午十时，中央训练团在重庆浮图关下，警报响时，我们被带进一个庞大无比的半隧道之中，那就是说，三面都是天然岩石，侧面开向山谷，面积足有几十个足球场那么大。当我们在所携带的小凳子上坐定以后，看到蒋中正在护卫之下也走进来。洞的深处摆了张大桌子，桌子旁有一张藤椅，他就在那藤椅上坐下，卫士们四周站立。不久，轰炸开始，大家可以听到远远的重庆市区的爆炸声。我仔细地观察领袖，发现他镇定如恒。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如果这次把他炸死，历史上不知道怎么样描述这一幕，又怎么描述我们这些陪死的无名小卒。

中央训练团使学员产生向心力，蒋中正把他的照片送给每一个学员，而且亲自一一点名。送给学员的照片，确实使人动容，最高领袖权势大到没有极限的时代，家里如果挂一张蒋中正签名盖章的照片（当然是别人代签代盖），不但是一种光荣，也多少有一点保护作用，使一些小头小脸的牛鬼蛇神有所顾忌。至于点名，那就跟普通军队里、学校里的点名一样，蒋中正拿着十行纸写出的名册，然后一一呼叫。

"张三同志！"

"李四同志！"

张三、李四就立正，举起右手，高声答应：

"有！"

然后，蒋中正就往张三、李四脸上、身上，打量一两秒钟，在名册上用红笔点上一点，或打一个钩。那些来自低层的干部，没有比这时候跟英明领袖更亲近了。这种点名方法比赠送照片，更能使人产生预期的效果。有一次，一个在陕西工作的同学，在吃饭的时候还在喜不自胜地呢喃着说：

"点名之后，领袖对我有了印象。"

突然之间，我反应说：

"放心吧，领袖对你不会有印象，点名是叫你对领袖有印象。"

一句话说完，全桌同学都呆住了。有的人急忙把筷子放下，好像大祸就要临头，我也察觉到自己的失言。这时候同桌上一位官阶上校的分队长，用筷子做个手势，叫大家继续吃饭。然后，莞尔一笑，对我说：

"你的嘴太快了，已快到足可以断送自己的地步。"

我只是想一语点破那位同学的冥顽，全没有想到它的危险性。我赶紧低下头，以这位分队长的话作为勉励，立志不再多嘴。可惜，我是一个没有福气的人，个性使我不吐不快。后来，遇事不但仍然说出来，更糟糕的是，甚至还用笔写出来。

开始用假证件

在重庆一个月的期间，思想发生急剧变化，使我回忆到长沙大火之夜，在我之前，有一个年纪比我大将近十岁的同学，他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当中央团部秘书汤如炎询问他愿不愿意到沦陷区工作时，他坚决表示希望留在中央团部工作，我暗中讥笑他是一个懦夫和老奸巨猾。这次，我到了中央，才发现世界之大，不是我这个地方性的小干部所可以想象的。那位自请留在中央团部工作的同学，因为有好的资历，已经当了组织处的一个组的副组长，手握全国工作干部的升迁调补，趾高气扬，已没有一点同学的情谊。而其他珞珈山的同学中，也有六七位被中央团部保送到复旦大学（重庆）、四川大学（成都）、武汉大学（乐山）。他们一个个神采奕奕，一旦大学毕业，就跟八十年代一旦取得博士学位一样，前途如锦。而我不过是一个高中二年级肄业的地方性土包子小干部，我发现当初长官们勉励我们"献身革命、不必继续读书"的训话（因为革命就是大学），是一种欺诈。这使我改变志向，一定要上大学，即令是上一天大学，只要履历表上学历栏可以写上"大学肄业"，也比"高中肄业"体面。

在没有离开重庆前的那几天，我疯狂地寻觅上大学的路径，终于发现根本不可能，因为我没有高中毕业或高中二年级肄业期满的证件，而且，即令有，中央团部也不可能无缘无故保送千里外的一个低级地方干部。

绝望地回到偃师，觉得眼前一片漆黑，不甘心这样被低学力所吞没，所以我继续不断地解决我的困难，决定参加明年西北区大专院校联合招考。于是，我重新收拾起我那残破不堪的功课，故伎重施，再演习一遍几何，再背一篇英文作文。我刻苦到连晚上睡觉，都不停地自言自语。其次，我要找一个假证件报名。一个朋友把我辗转介绍到洛阳城南五公里，一个村子里的朋友，可以给我一张证件，只要花五块银元就可以了。我千难万难地凑了五块银元，到了月底取件的那一天，拿着银元徒步前往，一路上心跳不断加速，这是决定我一生前途的一张纸。我不知道是哪个学校，也不知道能不能买到手，万一对方没有呢？那我怎么办？我从来没有这样焦虑过。原野上行人很少，小径旁边就有一座小小的土地神庙，我站在庙前，用最虔敬的心情祈祷：

"请你保佑，给我一张证件吧！"

我买到的证件是一张甘肃省立天水中学二年级肄业期满证书。甘肃在哪里？天水在哪里？都远在西疆天边。已经管不了那么多，我就用这个证件，参加西北区大专联考。

考过之后，静等着发榜。这是人生最难度的一刻，我坐卧不安，吃不下饭，而且一想到不被录取后的日子，就一阵阵地晕眩。

就在发榜的前一天，信步走到一个市场，看见一间小屋里有一位算命先生，我不安地走进去，问：

"先生，考学校事可以问吗？"

那位盲卜师声如洪钟地说：

"可以。"

我缴过钱，摇过六爻课。盲卜师根据我正面（字）、反面（闷）的口述，仔细推敲，然后说：

"考什么学校？"

"我参加西北区大专联考，不知道能不能考取。"

"可以考取，"盲卜师用扇子敲着桌面说，"不过，很靠后了！"

我狂喜得跳出来，又回头问一声：

"你的卦准吗？"

"当然准！"盲卜师严肃地说，"不准，砸我的摊子。"

我从盲卜师的自信，也感染到了自信。可是，出门走了几步，又恢复了茫然。算卦到底是算卦，万一考不取，砸了摊子又有什么用？又像个泄气的皮球，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第二天，我前去看榜，发现我被分发到省立甘肃学院（若干年后改为国立兰州大学）法律系。我当然高兴，但也若有所失，想不到盲卜师的"很靠后"指的是学校名次，不是指个人名次。西北共有九个院校，国立西北大学、国立河南大学、国立西北农学院……而甘肃学院是所有院校中最末尾的一个。兰州在西部一千多公里以外，那时候还没有铁路可通，坐长途汽车要整整四天。但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决定抛弃一切，西奔前程。

我到了甘肃学院，就在办理注册登记时，注册组一位组员翻看我的文件，露出浓厚的困惑眼神，问我道：

"你在天水中学念过书吗？"

"念过！"但我心跳起来。

"民国二十八年有二年级吗？"他沉吟着说。

"有。"我开始浑身发毛。

那组员继续沉吟着说：

"我是天水中学毕业的学生，仿佛那一年还没有二年级。"

"有。"我舌头都硬了。

"好吧！等我查查看。"

很明显的，假证件已露出破绽，我把行李提到宿舍，坐在那里发怔。这挫折是我不能克服的，只有被开除的份儿。但同时我也在安慰自己那事最快也要到一年以后才能查出来，一年时间，又该有多少的变化？我为读书受了很多折磨，开封高中的往事，又重现面前，我无心听课，也无心游玩，日坐愁城。

开除

第二年的夏天，同学们纷纷离开，各返家乡。我假证件被拆穿的时间，一天一天地逼近。有一天在街上闲荡，忽然遇到几位百泉初中的同学：袁凤鸣、朱好仁、尚均（就是揍我一拳的家伙），他们这时候都在辎重兵团当驾驶兵。袁凤鸣高高在上当连长，每人开一辆大卡车，好不威风。他们运送新兵到新疆，归途再到玉门油矿运汽油回来，要我一块儿兜风。我连宿舍都没有回就跟他们出发了，我希望深入新疆，永远不再回来，永远不再受证件的压迫。

这是我第一次进入河西走廊，这个在唐王朝时还是一个黄金地带，宋王朝以后，却一直残破到今天。"大西北！建设大西北！"多么伟大的号召，可是这个西北却一片贫穷。山丹县一带，我发现中国人最最贫穷的一面，比河南省安阳山区吃糠的山民更要贫穷。白天时候，全家人（包括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几乎赤身裸体地蹲在土炕上，身上披着已变成黑漆漆、全部打结的老羊皮，全家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回来后折叠好放在床头，这就是世界上五大强国之一的中国农民生活。有些司机看到这种情形，大笑大叫。我心中感到的却是绞痛，和无限羞愧。

我最后没有去成新疆，因为新兵到了酒泉就另外有车运送，辎重兵团的车队直接前往玉门油矿去装载汽油，我当然随着前往，目睹到当时中国唯一的油矿。我不能用科学术语介绍这个油矿，我是一个科学白痴。似乎是公元前八世纪时候，在那万座荒山之中，有一座老君庙（祭祀太上老君，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哲学家李耳先生），老君庙背后有一个小小的水潭，比一口井大不了多少，水色乌黑，水质黏得像稀稀的糊，居民们常跋涉几十里路之遥，带一桶回去，家有病人或晚上孩子拉屎时，就用破布蘸一点桶中的潭水，用"取灯"（穷苦人家用的土制的火柴）把它点燃，火光可以支持半个小时以上，当地人视为神明。

这座水潭就是冒出地面的原油，就在玉门西南二十公里的万山丛中。原油随时都会从地面渗透出来，中国人忙于做官和内战，没有人理会这个天然资源。直到抗战前不久，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才成立玉门油矿局，正式开采。在轻轻一动，原油就大量流出的情况下，油矿局没有那么多炼油设备，只好把它们输导到山谷，两头堵住，经过一两个月，原油就蒸发得所剩无几了。

不过，我不久就不为国家大量损失原油忧心，而为自己忧心了。油矿里连一个饭铺都没有，只好靠从新疆进口的青色葡萄干度日，结果大量呕吐酸水，饿得奄奄一息。等到随车队回到兰州，一走进校门，就被一个同学抓住，附在我耳朵上悄悄说：

"你被开除了！"

该来的终于来了，是那个天水中学假证件害了我。

"学校可能已通知了警察局，"那位同学说，"你要小心！"

我溜进学校，回到寝室，甘肃学院位于清王朝"贡院"旧址，每一个学生都有一间宿舍，所以没有惊动任何人，悄悄地背起行李，溜出大门。千辛万苦远奔边陲，读大学的梦，就这样地破灭了。大学！你的大门怎这么难进？我庆幸有这一趟玉门之行，得以悄悄地脱身，否则的话，可能会被叫到教务处，指控伪造文书。我找一个小客栈住下，躺在床上，仰望着天花板，不明白洛阳南庄那位朋友，为什么卖给我一个这么容易辨识的假证件，我想哭，但哭不出来，一生，有很多次这样的遭遇，想哭一场的时候却没有眼泪。

感谢苍天，正当我想要投奔辎重兵车队去当司机的时候（这是当时唯一的一条活路，不然我会饿死兰州），忽然想起来，我在飞机场检查站有位相识不久的朋友，于是我去找他，哭丧着脸问他能不能给一个工作。他盘问详情，然后忽然说：

"你拿我批的单子去买飞机票，我送你到重庆。"

这句话，我听了两遍之后，才相信不是拿我开心。抗战时期，飞机的班次和座位都有限，能不能搭上飞机，全看机场安全人员能不能批准搭机申请。所以，一个没有人事关系的官员，即令你是部长，候机十天半月也是非常平常的事，而我一个穷学生，居然可以顺利地买票飞到重庆，简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不可思议的事。我就用准备应变的钱，买了一张机票，直到上了飞机，我才相信这是真的。

这位朋友，名叫张辛伍，江西人。十年之后，国军完全崩溃，我在上海遇到了落魄的他，请他随我一同上登陆艇，一起到了台湾。

我飞到重庆，举目无亲，在中央团部做事的"青干班"同学，又都陌生，无人可以投奔，就在两路口上清寺一带徘徊又徘徊。两路口有一个中央团部消费合作社，就在合作社门前，遇到了正下班出门的女职员崔秀英。她听我问路的口音，晓得是她同乡，就把我带进合作社，介绍给她那些同事，住了一晚。第二天，我坐驿马车到沙坪坝，找到百泉初中同学买枢运（买，是一个奇怪的姓，他信伊斯兰教，可能是阿拉伯人的后裔），那时读中央大学地质系。在百泉初中读书时，我因买枢运的功课太好而揍过他，但并不能把他的功课揍坏。现在，买运上了中央大学，我却是一个被开除的流浪汉。

那时候，中央大学挤满了来自全国各省各大都市的考生，真可称之为满山满谷，买枢运就把我安置在一间破教室里，睡在一块黑板上。教室里另外还挤着五六个本省同学，一口四川话，我似懂非懂。

在甘肃学院时，我就跟迁到河南省内乡县的母校﹣﹣开封高中﹣﹣当初允许我不拿证件就投考的王伦青老师，取得联络。王老师天大的恩典，给我寄了一份开封高中二年级肄业期满证件（严格地说，这是一个伪造的真证件，因为我只在二年级读了几个月）。我本准备一旦天水中学案件爆发，就拿这个证件接替，这当然是个白痴的想法。可是，现在用得着了，我用同等学力报考中央大学。

如果我能考取中央大学，整个人生会完全改变，因为这次证件是真的。可是，我当然考不取，就凭我那两道几何，和一篇英文作文，以及临时加工的生物学，竞想考取当时全国第一流的最高学府，简直连自己都笑出声音，不过我确实全力以赴。

考试那一天，几何没有问题，两道全答对了。英文作文题目是 University ，看了之后，心口凉成一团，什么是 University ? University 是什么？我根本不认识这个字，猜都无法猜，那一次，我背了三篇英文，不知道用哪一篇才好，就只好硬着头皮随便找一篇抄上。

下课后，遇到也是百泉初中同学前来投考的朱光弼，而下一节是生物，我问他：

"你可知道孟德尔三定律？"

"什么是孟德尔三定律？"朱光弼瞪大眼睛问。

"你连孟德尔定律都不知道，还考什么大学？"

"混蛋，快教给我！"

就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我告诉朱光弼孟德尔三定律。结果下一节生物课考试时，果然出孟德尔三定律。朱光弼并不靠这孟德尔三定律而考取，但是，他稍后确实考取了当时全国最好的、设于昆明的西南联大，我却名落孙山。垂头丧气地搬出中央大学，大梦又醒了一个。我在这万般落寞中，和崔秀英发生了感情，仿效当时最流行的办法，我们在两路口租了一个房子同居。

再做假证件

俗话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上大学的心，早已到了黄河，但我的心仍然不死。一面找工作，一面准备明年再参加西南各院校大专联考。人生有很多难以预料的际遇，神差鬼使，我的一个长辈在设于青木关的教育部战区学生招致委员会当主任，我去找他，他把我安置在设于重庆市两路口川东师范旧址的该会"重庆登记处"，当一名小职员。那一年，我已二十五岁，既看不到未来，也不敢回想过去。然而，一个机会像闪电一样地出现。

青木关距重庆大概五十公里，从四面八方沦陷区逃到重庆的流亡学生，早已筋疲力尽，所以招致委员会特地在川东师范旧址设立登记处，由岑文华先生当主任，另外有两个干事作为助理，我就是其中之一。沦陷区学生前来登记时要填具表格，写明他原来的学校、科系、年级等等。根据带来的证件，由登记处主任在调查表上签注意见，转报也设在青木关的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再分发到各大学继续就读。有时候，没有证件或证件不全的学生，由岑主任口试盘问后，略微可信，就在调查表上加签"考核属实"。有时候，岑主任不在，我就代他签注意见，而且签出自己的大名，教育部也不问究竟，一律分发。这样持续了几个月后，一个奇异的灵感突然进入我的脑海。我跳起来说：

我为什么不能够分发自己？"

不过，有一个难题，我不能用郭立邦的名字登记，这么一个小小的困难，竟困扰了我两三个月之久。最后，一个从南京逃出的学生前来登记，他是汪精卫政府中央大学政治系肄业三年期满的学生，具有全部的成绩单，货真价实的证件，我如获至宝。尤其，那个学生的名字几乎使我跳起来，他叫郭大同，我去照相馆把郭大同的证件翻照下来，再把原件改成郭衣洞（也只能改成郭衣洞，没有第二种改法），再拍下照片。先把郭大同照相的文件签注意见报上去，过了两三个月，估计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已经分发，然后请朋友用郭衣洞的名字填写一份登记表，再由我签注这样的考核：

"经严格盘问考察，该生确系伪中央大学政治系三年级肄业期满学生，建议分发同级学校。郭立邦。"

至于照片，我签上"后补"，以后当然也没有补，这种例子太多，教育部从不追查。

寄往青木关教育部后，每天数着日子。普通情形下，不到两个月，学生本人就可以接到分发令，可是两个半月后，仍没有消息。于是，那一天，我向同事借了一套整齐的中山装，把钉有补丁的皮鞋（这是抗战时最常见的装束），擦得发亮，搭巴士前往青木关。我到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代表岑文华主任，前去查询沦陷区学生郭衣洞的分发事宜。高等教育司一位官员接见，对我的辛苦及负责精神，十分嘉许。查卷后，告诉我，郭衣洞已被分发到国立东北大学，要我回去安慰那位从南京流亡到重庆的可怜大学生，通知书日内即行寄出。学，要我回去安慰那位从南京流亡到重庆的可怜大学生，通知书日内即行寄出。

这真是一个叫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我喜滋滋地回到重庆。屈指计算，距我上次参加联考，已经一年了。这一年中，日本对重庆的大轰炸，已迹近停止，生活得平静，尤其是我与崔秀英同居，又结交了很多朋友。那时，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前途辉煌，我感觉到比他们任何一位都更好。我还不敢宣布我又成为大学生了，唯恐一场空欢喜，但经旁敲侧击地打听，才发现，本设立在万里之外、辽宁省沈阳市的东北大学，于九一八事变后（我那时候正读小学二年级），辗转迁移，现在设在四川省的三台县，在重庆北方三百公里，从重庆如果沿着涪江而上，可以抵达三台城下。不久，教育部的分发令寄到，我向岑主任辞职，说了一大堆谎言之后，岑主任脸上露出慈祥和关切的笑容，说：

"你搞的鬼我全知道，快上学去吧！"

我身子忽然发抖，我这个无母的孤儿，到了后来，有人夸奖说我无所畏惧，其实不然，我最畏惧的是：加到我身上的恩惠或温暖。岑主任像父兄一样的恩情，使我永记。三十年后，我们在台北重逢。岑主任经营一家水泥公司，他那稍后结婚的夫人，在巴西驻华大使馆当主任秘书，那个时候前往巴西的移民，有很多都由我担保。

我这一生一直不遗余力地鼓励和帮助年轻人在国内或出国读书升学，一方面知道求学的艰难，一方面也是深受岑文华的感召。

崔秀英和朋友们送我到两路口搭巴士，前往三台。东北大学设在三台县文庙，我这时候第一次使用郭衣洞的名字，谨记着当初从郭定生改成郭立邦时，几乎忘记自己是谁的往事。一路上，就一直念着这个新名字，而且很懊恼把"同"字改成"洞"字，而没有改成"桐"字，可是已无法挽救了。东北大学是一个以收容东北流亡学生为主的大学，我到教务处报到时，教务长亲自向我问话，一面拿出我的照相证件，翻来覆去看。我开始流汗，害怕他提出问题，包括："中央大学在南京什么地方？""政治系主任是谁？"幸好，教务长没有问这些，但却问了另外一个致命问题，使我几乎立刻被驱出大门。教务长说：

"你已经学了三年，日文怎么样？"

犹如五雷轰顶，我呆了一呆，小聪明救了命，我说：

"我在南京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整天做地下工作，谁去学鬼日本话？"

教务长莞尔笑了笑，挥挥手叫我出去说：

"快去宿舍报到吧！我们还要编级考试。"

我心里在唱歌，找到宿舍，大概等待了一个多星期，教育部分发的插班生，以及其他学校自动转来的插班生，大约有二十几人，在一间教室里，举行甄别考试，这是我第一次面对着没有英文及算术的考试，胆量大了很多。虽然政治系一、二、三年级所有的功课，我都没有读过，我也不怕。我对"政治系"下了一个定义：那是一个识字不识字都可以读的系！而且，我是从南京来的沦陷区的流亡学生，深受政府关注，只能使我降级，不能把我开除，因而有恃无恐。又是一个星期，布告栏里贴出甄试结果，我被编到政治系三年级就读。人生真是奇妙，我这个在大学只读过一年级的学生，现在合法地成为三年级的学生，二年级是一个空白，我对不能够进四年级，一丝一毫没有抱怨，三年级对我而言，已是一个大号的惊喜。

教育部那个科员，怎么会把我分发东北大学，而没有分发设在重庆的中央大学、重庆大学，或设在成都的四川大学、华西大学，以及设在乐山的武汉大学，而分发设在三台的东北大学，或设在成都的四川大学、华西大学，以及设在乐山的武汉大学，而分发设在三台的东北大学，根据什么理由？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一件事非常明显，办公桌上一个无心的作业，往往使人的命运产生基本变化，假定我不读东北大学，以后发展的轨道，可能不会走向台湾。

就在三台，我幸福而满足地过着大学生生活，天渐渐入冬，四川的冬天绝不是没有棉衣就可以度过的，而流亡学生却没有棉衣。那时候，基督教会在三台设立一个学生公社，准备了很多灰色粗布棉大衣，借给最贫苦的学生。我在穷的程度上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我也借到了一件。但我却吸上了烟，成了难以负荷的最大开支。那时候买烟，不是一包一包地买，而是一支一支地买，有一个景象常在学校对面小铺出现，我几乎每天都要去一趟，把一张揉着的钞票放在桌上，举起食指，大言不惭地说：

"司令牌，一支。"

然后带着一支司令牌纸烟，回到学校，在大庭广众中吸起来，十分得意。

入学不久之后，学校突然发生罢课。到底为什么罢课，真正主要的原因，当时并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只记得其中有一条标语是："力争粪费"。以我的性格，应该非常赞成罢课才对，而且罢得越久越好，最好一罢两年，当罢课结束之日，也就是毕业之时。不过，我是千辛万苦才进大学之门的，了解到读大学之不易，和大学生涯的可贵，认为能读大学是一种福分，不应糟蹋，而应珍惜，所以我并不支持罢课。每天到大街上游荡，只在心中暗暗希望罢课早日结束。

罢课终于结束，对我没有任何影响。但我却从"力争粪费"这项活动，发现一个战乱不断而又落后贫困的社会众生的深层现象。东北大学全校男学生只有一个厕所（女生宿舍当然另有女生厕所），从男生宿舍走到男生厕所，最快要五分钟，这是一个漫长的距离，白天还好，每一个人都有憋尿的能力；可是到了夜晚，寒风袭骨，爬出了被窝，要走五分钟，才能摸到（那时候还没有电灯），简直是一种苦刑。同学们于是索性来个不顾一切地大解放，出了寝室门，就在院子里小便。冬天结冰时，院子里冰块高高地堆起，全是尿液冻成；夏天则是一片腥臊，简直不像是一个大学，而像一个庞大的鸡窝。远在男厕所的粪便，因为有那么多生产者，所以每隔几天，就要被掏一空，卖给当地农民作为堆肥。

教育部每个月都发给学生代金，注明是国家借给学生的学费，将来毕业后要分期偿还。代金数目已不记得了，每月都在增加，可是物价飞涨，代金不够伙食费。那时候就流行一种"见饭愁"症候，八人一桌，四菜一汤，汤只是一碗咸水，四个菜没有一个可以下咽，偶尔有一盘花生米，立刻被抢一空，以致大家不得不立出来一个互相遵守的公约，就是："只可骑马，不可坐轿。""骑马"是用筷子夹一粒花生米，"坐轿"是把筷子横下来，可以一次铲起两粒或三粒。在这种情形下，同学们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出卖粪便的堆肥费上。伙食是半个月一期，每月十五日和每月三十日，中午和晚上都可以吃到一顿肉（最丰富的是晚饭，大概每人可以吃到一大块），所以，力争粪费成为罢课运动的动力。然而，沦陷区学生饥肠辘辘，平常没有一点脂肪，突然一次吃下大量的肥肉和猪油，肠胃不能适应，往往泻肚。我上铺就有一位同学（那时候十个人一个房间，五张床，都是上下铺），每一次都逃不过此劫，而且一晚上拉两三次之多，我劝他以后加菜时少吃点吧！

"不，"他正色说，"拉死也得吃！"

东北大学学生分为两大族群：一是本省同学，来自四川全省；二是外省同学，来自全国其他各省。外省同学差不多都是流亡学生，本省同学都是有家有室，生活富裕，他们不会跟着外省同学吃相同的饭菜，于是另组伙食团，最大的不同有两点：一是早上吃干饭（外省同学早上吃稀饭）；二是每顿都有肉，这使我回到百泉初中时那种"白菜团"和"萝卜团"的时代。不过我已没有初中时候那种哀怨，只有一种惊讶，就是无论本省与外省同学，对于这种明显的贫富差别待遇，竟然都无动于衷，认为是天经地义。

【柏杨（1920年3月7日—2008年4月29日），初名郭定生，后改名郭立邦、郭衣洞。当代作家，出生于河南通许县，祖籍河南辉县常村镇常北村。1949年后前往台湾，曾任台湾《自立晚报》副总编辑及艺专教授，为海峡两岸的人熟知。柏杨在很多所学校念过书，但从没有拿到过一张文凭，为上大学数次使用假学历证件，曾被教育部“永远开除学籍”。他的言论和书籍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争议。柏杨主要写小说、杂文，后者成就更高，曾被列为台湾十大畅销作家之一，他的杂文集主要有《玉雕集》《倚梦闲话》（10集）《西窗随笔》（10集）《牵肠挂肚集》《云游记》等。代表作有《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史纲》《异域》等。2008年4月29日凌晨病逝于台湾新店耕莘医院，享寿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