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建新：论朱熹评述王安石的取向｜202501-114（总第297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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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中原文化研究》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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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朱熹评述王安石的取向

文 / 肖建新

对王安石的评价，是思想史、经学史、政治史上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朱熹的述评比较有名，他的观点有一定代表性，而且影响深远。至于朱熹评述王安石的取向，又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议题，本文在概括叙事和评价的基础上，研究朱熹对王安石的态度，尤其关注其评论的价值判断和取向。

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论，历代不绝，情形复杂，然指责或讥讽者居多，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显而易见。现代学者对朱熹评论王安石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渐多，21世纪也有一些，既有总体的，也有具体的，多从批判、批评的视角展开，集中在新学、变法方面。20世纪的相关论文，批判性强，有的题目带有“批判”二字，语言表达较为激烈，烙上时风的印记。后来，也有针对专门内容如书法方面的评论。这些成果概括了朱熹对王安石评价的基本内容，并作一定的分析，尤其是评价逐渐客观、辩证，观点和结论也就日益科学。不过，鉴于“批判”这一概念的特殊性，以及朱熹评述王安石的资料构成，本文以“朱熹评述王安石”言之，可能要平和客观些；更为重要的是，本文不只是“述评”的评述，而且是基于“述评”的“取向”研究，正视学术界对朱熹评价王安石的倾向或取向研究的不足，以此揭示朱熹评价王安石治学、变法和品性的价值取向和评判实质。这正是本文不同于以往研究的地方，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朱熹、王安石都学识渊博，著述宏富，传世之作甚多，文集十分厚重。朱熹对王安石治学的评价是其学问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集中在经学尤其是“新学”上，并侧重对其治学目的和学术品性的考量。

朱熹评价王安石的为学或学问，有肯定有否定，其中批评的较多，现代学者也有概括。其实，评价王学，宋代早已有之，还很丰富。南宋初高宗时，兵部侍郎王居正进献的《辩学》对王安石父子“言不合于道者”作过概括：“一曰，蔑视君亲，亏损恩义。”“二曰，非圣人，灭天道，诋诬孔、孟，宗尚佛老。”“三曰，深惩言者，恐上有闻。”“四曰，托儒为奸，以行私意。变乱经旨，厚诬天下。”“五曰，随意互说，反复皆违。”“六曰，排斥先儒，经术自任，务为新奇，不恤义理。”“七曰，《三经》《字说》，自相抵牾。”这七个方面的内容，涉及君亲之义、孔孟之道、控制言论、徇私乱经、互说反复、排斥先儒、自相矛盾，主要是对经学内容和解经方法的批评，核心是背叛孔孟，不恤义理。当然，这些都是否定性的批判，根本原因是“不合于道”。宋高宗也指出：“安石之学，杂以伯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高宗的批评，似乎更为严厉，王安石借用商鞅的“富国强兵”之说，以霸术对抗王道，导致天下大乱，揭示出其学的法术因素、法家色彩。无论是“不恤义理”还是“杂以伯道”，实质上是对儒学的反动，并触及儒学义理的根本。

朱熹的看法大概也是如此。他虽然肯定王安石的天资，但不完全赞同他的学问，“王介甫为相，亦是不世出之资，只缘学术不正当，遂误天下”。根本在于学术不正，贻误天下，这与上述“天下之乱生于安石”的观点是一致的，或者说王学损害了传统儒学的淳正，必然影响天下治理、社会安定，后果是很严重的，不只是学术本身的事情。朱熹的批评，直击王学要害，指出王安石废《仪礼》而存《礼记》的本质，“熙宁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罢《仪礼》，而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其失已甚”。废《仪礼》存《礼记》，似乎是表面、是形式，但实质上“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偏离了儒学的根本和传统。这种放弃经学之本，以传解经的做法，便于王安石贩卖私说，为变法制造理论依据，同时必然致使王学支离，前后矛盾。朱熹的评说应该是釜底抽薪，从根源上揭露了王学的缺陷。之所以如此，朱熹有过进一步的分析，“《仪礼》，礼之根本，而《礼记》乃其枝叶。《礼记》乃秦汉上下诸儒解释《仪礼》之书，又有他说附益于其间。……今士人读《礼记》而不读《仪礼》，故不能见其本末”。《仪礼》为本，《礼记》为末，《仪礼》与《礼记》是本末关系，不可颠倒，而王学恰恰本末倒置，背离正统，致使士人迎合时代，弃本逐末。朱熹认为这是王安石“无识”的表现，“王介甫废了《仪礼》，取《礼记》。某以此知其无识”。并且多次强调，“《仪礼》，礼之根本”。

而王安石在变法中，确实不用《仪礼》，“旧与《六经》《三传》并行，至王介甫始罢去。其后虽复《春秋》，而《仪礼》卒废”。显然，这是为了推行他的经学、新学，政治目的不言而喻，为变法寻求经学或理论支持。如在科举中“尽罢诗赋，一用经义”，并以其所定诗书礼义为标准，“安石又与其子雱，其徒吕惠卿、升卿撰定诗书周礼义，模印颁天下，凡士子应试者自一语以上非新义不得用，于是学者不复思索经意，亦不复诵正经，惟诵安石、惠卿书，精熟者辄得上第”。这一做法，正如宋代吴敏所揭示的，王安石“以经术自任”，太自以为是了。

朱熹对此愤愤不平，认为这败坏了士风、学风，危害不小，“王介甫新经出，废明经学究科，人更不读书。卒有礼文之变，更无人晓得，为害不细”。其在《论取士》中进一步说：“今人为经义者，全不顾经文，务自立说，心粗胆大，敢为新奇诡异之论。”这与经学的原旨已经渐行渐远，为此，朱熹的结论是“王介甫《三经义》，固非圣人意”。朱熹明确指出了王安石擅立己说、背离经文的实质，并从根本上找到其弃经立说的原因。朱熹为此感到惋惜，“介甫之学不正，不足以发明圣意，为可惜耳”。然王学不正、不足在哪里？朱熹对此深究不止，认为根本上是“不复知以格物致知、克己复礼为事”。朱熹将批评指向儒学或道学的核心——“格物致知”“克己复礼”，即“知”“礼”的终极取向。而“知”“礼”又在哪里？在于“道德性命”，不是“刑名度数”。“若夫道德性命之与刑名度数，则其精粗本末虽若有间，然其相为表里，如影随形，则又不可得而分别也。今谓安石之学独有得于刑名度数，而道德性命则为有所不足，是不知其于此既有不足，则于彼也，亦将何自而得其正耶！”如此看来，王安石作《三经义》，不是发明圣意义理、道德性命，而是建立新奇异说、刑名度数，且将道德性命与刑名度数对立起来，强烈追求刑名度数。朱熹当然是不同意的，不能制造对立，他要阐扬德性，兼顾刑名，并将德刑结合起来。德主刑辅的关系又是密不可分的，是有体系的。而王安石颠倒了主次，将二者对立起来，并更多倾向于“刑名度数”。显然，这是朱、王思想的对立所在。总体上说，朱熹对王安石经学及为学的评价不高，“一有大议，率用耳学臆断而已”。王安石只是志向很高，但学问一般，“志虽高远而学实凡近”，变法失败实与此密切相关，值得通盘考察。

宋代许多思想家对王学的看法，十分相近。杨时的观点有一定代表性，他“于新学极精”，有专门研究，且与程颢（字伯淳）的认识一致，“介甫之学大抵支离，伯淳尝与杨时读了数篇，其后尽能推类以通之”。这种“支离”也许就是博而不约，缺少体系，“安石博学多闻则有之，守约则未也”。事实上，程氏很不认同王安石的学问：“昔见上称介甫之学，对曰：‘王安石之学不是。’上愕然，问曰：‘何故？’对曰：‘……王安石其身犹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

朱熹支持他们的看法，认为“王安石乃以变乱穿凿得罪于公议”，赞同程颢对王学的否定性评判。其实，朱熹对王学的批判也承杨时等而来，他的“学术不正当，遂误天下”判词，较杨时、程颢的“支离”“不是”用词要严厉得多，深刻得多。因为，前者指向学问的本质，而后者主要是形式的问题。朱熹在评议陈瓘《四明尊尧集》时指出：“只似讨闹，却不于道理上理会。盖它止是于利害上见得，于义理全疏。如介甫心术隐微处，都不曾攻得，却只是把持。”也就是要从义理的本质上，而不是从利害的形式上进行批判，即所谓“先生论荆公之学所以差者，以其见道理不透彻”。并且指出，“若荆公辈，他硬见从那一边去，则如不识病证，而便下大黄、附子底药，便至于杀人”。可见，朱熹对王学的批判是以“道理”，即“义理”为归宿的，这与他的理学追求是一致的。

朱熹还指出王学不正的另一个表现，是王安石寄情于佛老，阐发道理，并肆意发挥。“王介甫平生读许多书，说许多道理，临了舍宅为寺，却请两个僧来住持，也是被他笑。”这是王学离经叛道的原因之一，再加上任用小人，推波助澜，以致义理不明，“近世王介甫，其学问高妙，出入于老佛之间，其政事欲与尧舜三代争衡。然所用者尽是小人，聚天下轻薄无赖小人作一处，以至遗祸至今。他初间也何尝有启狄乱华，‘率兽食人’之意？只是本原不正，义理不明，其终必至于是耳”。可见，朱熹指出王学问题的根源，主要在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出入老佛，任用小人，义理不明。前两者是表面，是王学的工具；后者是本质，将明理引向佛老。这与宋代理学形成过程中吸收佛教的有效成分是有很大区别的。这是对儒者、儒学的亵渎，放弃心性、格物，惑乱儒者，致使儒学不纯，“至于王氏、苏氏，则皆以佛老为圣人，既不纯乎儒者之学矣。……在今日，则势穷祸极，故其失人人得见之”。王学不是纯粹的儒者之学，必然贻害无穷。朱熹评判的依据毫无疑问是理学的核心理念。

朱熹进一步揭示王安石以佛解经、堕入空门的根源，主要在于他的自大自负、肆意附会，“自处太高”，“求其立言之本意”，“但以己意穿凿附丽，极其力之所通，而肆为支蔓浮虚之说”。最终将心性、格物、明理寄托于佛老，“至于天命人心、日用事物之所以然，既已不能反求诸身，以验其实，则一切举而归之于佛老”。若深究下去，实由王学的缺陷和不足所决定，无以明理弘道，“王氏之学，正以其学不足以知道，而以老释之所谓道者为道，是以改之而其弊反甚于前日耳”。也就是说，王学限于不足，只能牵强附会，依靠佛老说道，结果走向反面，弊端日益严重。这种以老佛之道代替传统义理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王氏得政，知俗学不知道之弊，而不知其学未足以知道，于是以老释之似乱周孔之实，虽新学制，颁经义，黜诗赋，而学者之弊反有甚于前日”。所谓“老释之似乱周孔之实”，也就是用老释以及似是而非的俗学来混淆“周孔之实”，实质上是以老释惑乱义理。因此，王安石“学实凡近”，表面上效法尧舜，而实际上祖述管商，王学可谓是宋代的法家之说。朱熹揭示了王学更深层次的属性。

不过，朱熹的批评或评论，相对客观，比较平和，既有肯定也有否定。这一点学界已经指出，无须重复，但需要强调的是，朱熹的肯定很具体，言之有据，如他认为王安石《易》解是可以参考的，“如伊川先生教人看《易》，只须看王弼注，胡安定、王介父解”。又如《书》解，“介甫解亦不可不看。《书》中不可晓处，先儒既如此解，且只得从他说”。再如《尚书·武成篇》，“新有定本，以程先生、王介甫、刘贡父、李叔易诸本推究甚详”。可见，这些评价没有门户之见，而评价的取向也许受二程等的影响，认同程颢“天下公理无彼我”的观点，也就“忠诚恳至，词气和平”了。这就要求我们辩证地对待朱熹的王学批评，并在考察朱熹的辩证评判中找到朱熹评论王学的倾向，尤其是其主要指向。同时，还需指出，朱熹对王学的肯定或赞同，比否定、反对的要少许多，或者说，朱熹评论王学的内容，从总体上讲，以否定、反对为主，这一点毋庸讳言。

朱熹对王安石的为政及变法，反对与肯定兼而有之。这与治学评判的风格较为相似，反对、否定的占比居多，主要从取义求利、去弊致治的角度，进行审视和评判。

对王安石执政和变法的批评，宋代早已有之，有的批评很严厉，“自王安石秉政以后，尽废累圣之制，专用亲党，务快私意，数年间廉耻扫地”。涉及立法、用人、自私等方面内容，尤其是王安石为政对政治生态和文化的破坏，谓之“廉耻扫地”，严重程度可想而知。当然，王安石的“为乱为奸”宋人是逐步认识到的，如富弼素喜荆公，后来甚是惭愧，“至得位乱天下，方知其奸”。宋孝宗也认为“王安石所谓人言不足恤者，所以误国事也”。朱熹认同此类否定性的评价，以为当时“三纲不振”源于“义利不分”，而“义利不分”或“轻义重利”，王安石更是难辞其咎，贻害深远，“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觉”。朱熹也为某些人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感到遗憾。

众所周知，宋代司马光、张栻等总体上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甚至认为“祖宗之法不可改也”。张栻曾言：“国家自王安石坏祖宗法度，以行其私意，奸凶相承，驯兆大衅。至靖康初元，国势盖岌岌矣。”这是从变法“结果”对其进行否定的。而从王安石变法的具体做法来看，确实存在问题，尤其是并用君子小人，甚至以用小人退君子的方法推行变法，“熙宁初王介甫行新法，并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为俗学不通世务斥去；小人苟容谄佞，介甫以为有才知变通用之。……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争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司马光也曾为此直接责问过王安石：“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当小人，或在清要，或为监司，何也？”王安石作了一番先用后逐的解释，但司马光还是认为不恰当，“君子难进易退，小人反是”。实质上，王安石的君子观、小人观，关注重心不完全在为人品性，与正直、苟且关系不大，重点在是否迎合、听从，主要在于是否支持变法。王安石的解释受到人们的批评、谴责和否定，这类评价很多，也可以说是宋人对王安石变法及用人的基本评价。朱熹吸收这些意见，对王安石“排除异己，专横独断”的做法更是深恶痛绝，认为“安石政事之弊，排斥异议，沮抑边功”。

在对待变法和祖宗之法的态度上，朱熹主张“守法”与变法相结合，不能“谨守而不可变”，应该“变而通之”，基本的态度还是主张变法的，关键是怎么去变法，至于具体的变法，则是由时代条件和现实需要决定的。显然，朱熹的变法观是比较理性的。他认为“熙宁更法，亦是势当如此”，“那时也是合变时节”。朱熹看到变法的时势、时机，熙宁年间确实需要变法。他不只是注意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也关心其他有识之士的看法，认为当时的变法是由时代、时势决定，“诸贤都有变更意”，程颢、苏轼等都支持推行新法。朱熹肯定王安石变法适应时代的需要，也承认变法的“本心”之正，“安石之变法，固不可谓非其时，而其设心亦未为失其正也”，但实施之后偏离正确轨道，并与“本心”、目的渐行渐远，“变之不得其中尔”。从根本上讲，他认为王安石变法得其时而不得其道，尤其不符合义理的要求。这主要是从内容和方法上考量的结果。

事实上，变法的成败取决于条件和内容，尤其在变法时势成熟后，关键的就是内容。朱熹不仅注意变法的具体内容，而且重视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仅仅追求功利，也不过是“申商吴李之徒”。违背基本的原则，必然造成严重的后果，“亡人之国而自灭其身，国虽富其民必贫，兵虽强其国必病，利虽近其为害也必远”。王安石在变法上的急求财利，与经学上的急功近利极为相似，有人就认为他“不凭注疏，欲修圣人之经。不凭今之法令，欲新天下之法”。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造法，且一意孤行，无视变法规律以及因变法而出现的问题，其后果是严重的。他的变法或做法，在当时就遭到反对，如“轼弟辙辞条例司，言青苗不便”。苏辙还指出问题的症结，“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之困，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王安国也“常非其兄所为”，指斥王安石“聚敛太急，知人不明”。还有人认为，王安石本为救民，但方式、方法严重失误，“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岂可谓非其罪”。变法的目的与效果相差甚远。

历史上反对王安石为政、变法的资料很多，宋代文献就不少，有些还是朱熹参与整理编纂的，当然也体现出他的态度，与其相关评论的态度是一致的。他指出变法过程中的又一个严重问题，“介甫变法固有以召乱，后来又却不别去整理，一向放倒，亦无缘治安”。变法本身存在不足，带来“召乱”的后果，但王安石又不去补救，任其发展，自然无法实现社会的治理和安定。因此，朱熹对王安石变法总体评价不高，甚至呈现否定的偏向，“荆公以改法致天下之乱”，落脚点在变法的现实结果上。为此，我们在看到朱熹肯定王安石变法的某些内容时，不能忽视他的批评和反对，尤其是对变法的基本态度和治理社会的追求。

据上可知，朱熹在评价王安石变法时，有基本的态度，对变法的目的、条件、善后等多作倾向性评判，肯定少，否定多。此外，我们还应注意他对王安石与神宗关系的认知，以及对变法走向的认识。神宗即位之初，富弼为相，竭力主张“须是二十年不说着‘用兵’二字”，与圣意相左。“已而擢用王介甫，首以用兵等说称上旨，君臣相得甚欢。”这种“用兵”上的意气相投，既使君臣相欢，也加快了变法的步伐。同时，神宗的性格推波助澜，又产生新的问题，“性气越紧，尤欲更新之。便是天下事难得恰好，却又撞着介甫出来承当，所以作坏得如此”。这种君臣关系似乎有利于推进变法，但又使变法朝相反的方向发展，越来越糟糕，以致“作坏得如此”。因为，变法的重要内容“用兵”“强兵”是把双刃剑，既宣示国威，也消耗财力，一旦无法解决当时“积贫积弱”的实际问题，陷入“用兵”“强兵”的泥潭，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加剧危机，导致社会动荡。由此看来，朱熹对变法评论的着眼点在于社会治理，收拾“天下难事”，达成儒家追求的治世，与王安石变法的急功近利是有很大差异的。

朱熹评论王安石变法是深刻的，直击其思想理论的深处，他看到了王安石为政的问题是由其为学不正决定的。王安石“邪心夹杂”，“将周礼来卖弄”，“意欲富国强兵，然后行礼义，不知未至富强，人才风俗已先坏了”。显然，王安石为学与为政的观念是矛盾的，理论与实践是脱节的，朱熹以“邪心”“卖弄”言之，已十分严厉，甚至有点厌恶。他穷追猛打，从经、礼等的义理深处展开。如在改革科举时，王安石自以为是，更定经义，作为考试答题的标准，“今人为经义者，全不顾经文，务自立说，心粗胆大，敢为新奇诡异之论。……王介甫《三经义》，固非圣人意，然犹使学者知所统一”。“时神宗令介甫造《三经义》，意思本好，只是介甫之学不正，不足以发明圣意，为可惜耳。”可见，王安石所作的《三经义》，已经偏离了正道，既不是“圣人”之意，也没有发明“圣意”，根本的原因在于王安石“为学不正”。这种科举改革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王介甫新经出，废明经学究科，人更不读书。卒有礼文之变，更无人晓得，为害不细”。王学独尊，这是朱熹不愿意看到的。

总之，朱熹支持变法，认为变法是“易乱为治”，主要是废除“弊法”，并且在变法中要有主次之分，不能丢大捡小。他指出“大凡做事的人，多是先其大纲，其他节目可因则因，此方是英雄手段”。而“王介甫大纲都不曾理会，却纤悉于细微之间所以弊也”。这是王安石变法没有格局、胸怀的表现，少了“大纲”“节目”之分，实质上缺少主次、义利的整体考量。所以，朱熹认为熙宁变法的重点有问题，不得其道，“亦是当苟且废弛之余，欲振而起之，但变之不得其中尔”。也就是说，变法是时代的需要，但是变革的内容、方式必须符合义理，才符合变法的规律，也即“得其中”，否则必然失败。朱熹虽肯定王安石的锐气及本性，但认为其变法的理论、内容、方法、根基都存在问题，“论来介甫初间极好，他本是正人，（凡）［见］天下之弊如此，锐意欲更新之，可惜后来立脚不正，坏了”。“立脚不正”的评论触及王安石变法的根本问题。

当然，朱熹不为过激言论影响，淡然面对社会世俗之言，坚持“吾辈自守所学”，对王安石变法有客观的认识，对某些变法内容也是认可的。如肯定“律是八分书”的看法，不过，又觉得有点片面，“律”不只是“明法禁非”，“亦有助于教化，但于根本上少有欠缺耳”。显然，他又不完全赞同“律”的“明法禁非”取向，认为这实际上只是法家思想的张扬，应该要兼顾德刑、礼法关系，避免重刑重法的缺陷。王安石搜刮州县的兵财，造成地方虚弱，确是变法的一个结果，但朱熹又指出，“只祖宗时，州郡已自轻了。……介甫只是刮刷太甚，凡州郡禁兵阙额，尽令勿补填”。这就是说，“刮刷”地方宋代早已有之，只是王安石“刮刷太甚”加剧了地方虚弱的步伐。朱熹的评价前后兼顾，又指出变法副作用的增强，评判是比较客观和公允的，也反映了他对中央集权的基本态度。此外，朱熹感到保甲法“至元祐时，温公废了，深可惜”。“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为不善也。……其行之也，以聚敛亟疾之意而不以惨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于一邑，而不能以行于天下。”可见，他对青苗法、保甲法是有所取舍的，即对其内容有所肯定，但不认同其实施方式。至于抑制兼并、丈田均税，朱熹基本同意王安石的观点，“版籍不正，田税不均，虽若小事，然其实最为公私莫大之害”，他在经界土地时也沿用了王安石均田的某些做法。当然，二者在逐利取义、富民强国上各有侧重，尤其变法是“救人”还是“杀人”，关键是“道理”上的差别。可见，朱熹对王安石变法之术很不满意，并从利民取义的角度批判王安石急功近利。

王安石为学、为政的内容极为丰富且复杂，朱熹肯定、否定皆有，相对而言，批判、批评较多，有时也很激烈。而对王安石的为人，尤其是性格、人品上的评论相对少些，又比较平和、中肯。

历代抨击王安石性格的很多，不少人还十分厌恶他。宋代就有多种表达，如“不近人情”，为天下之患。“安石勇于有为，吝于改过。”甚至指出他强词夺理，言行不一，“安石言伪而辨，行伪而坚，用之必乱天下”。或谓之“王安石之坚僻”。历史上此类批评，用词尖刻，情绪激烈。固执、执拗几乎是王安石的性格标识。《宋名臣言行录》载司马温公“昔与王介甫同为群牧司判官，包孝肃为使，时号清严。一日，群牧司牡丹盛开，包公置酒赏之，公举酒相劝。光素不喜酒，亦强饮之。介甫终席不饮，包公不能强也。光以此知其不屈”。众所周知，包孝肃即包拯，尊称包公，刚直严明，性格倔强，对王安石也无可奈何。王安石“终席不饮”的坚持，反映其执拗的秉性。上述材料虽非朱熹直接记载和评判，但多与他编纂的资料相关，也未见作否定性的评论，朱熹似乎认同此类评价。

朱熹说过“安石之学君子不以为正”之类的话，又肯定过他的学识，“介甫所见，终是高于世俗之儒”。这一为学的评判，不等于为人的判断，但能够反映王安石的为人，因为他的为学影响他的为人。朱熹在一定程度上肯定过他做事果断的性格，没有俗儒的迂腐，但又有所保留，认为他不具有“圣人”的气质，不是真正意义的君子。还指出他性格的地域特征，“大率江西人都是硬执他底横说，如王介甫、陆子静都只是横说。且如陆子静说文帝不如武帝，岂不是横说”。也就是坚持自己的观点，拗着来讲，甚至有点蛮横。这种地域性格的表述未必准确，江西人不一定都是如此，但朱熹所揭示的王安石蛮横、固执的个性则是没有问题的。朱熹看到他的清介、志高，又指出他的固执、狭隘，而且联系在一起，伤害其人品、学识，“为人质虽清介而器本偏狭，志虽高远而学实凡近”。也就是说，王安石虽有“高远”的志向，但因“偏狭”性格，降低学问的品位，趋向寻常。而“偏狭”源自他的“学术不正”，导致为政贻害天下，为此，朱熹说：“王介甫为相，亦是不世出之资，只缘学术不正当，遂误天下。”王安石的为人性格影响为政，而为政又取决于为学，朱熹似乎在寻找王安石为人与为政、为学的关系，揭示为人的特点和作用，也许根本上是由王安石的重利轻义、重君轻民所致。当然，这种评价立足于学正、成圣，关乎人格、品性的根本问题。

朱熹对王安石为人的看法与宋人基本一致。宋人有时评论很尖锐：“介甫性狠愎，众人皆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认为王安石生性强狠，刚愎自用，是不宜委以重任的。宋代就有人指出：“安石心强性狠，不可大用。”这与朱熹的评判大致相同。有的讲得更具体，“安石虽有时名，上意所向，然好执偏见，不通物情，轻信难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若在侍从犹或可容，置诸宰辅，则天下必受其弊矣”。也就是说，王安石固执己见，不通人情，说得漂亮，做得无效，担任侍从辅臣尚可，真要为相执政，“天下必受其弊”。这也印证了前述朱熹所言为人影响为政的判断。

执拗作为性格，是好是坏，利弊兼有，不宜一概而论，关键取决于执拗的对象和后果。执拗、偏执的性格，可能激发学术的坚持、施政的果断，但是偏离正确的对象、超过一定的限度，必然走向反面，再加上王学和变法的不足，又放大了这一性格的作用。所以，在讨论王安石性格时，朱熹承认其学问要高于俗儒，但又指出他为学不正，加上性格执拗，致使变法失败，贻害天下。可见，为人与为学、为政是相互关联的，而为人的品性又具有基础意义。对此，朱熹有个基本的看法，“荆公德行，学则非”。因为王安石心术不正，“邪心夹杂”，未能“富国强兵”，而“人才风俗已先坏了”。王安石的德行、品性，似乎可学之处不多。

朱熹对王安石的评述，是朱熹思想的组成部分，反映理学的形成和取向。同时，也是王安石特别是熙宁变法研究的重要资料。朱熹评述王安石取向的探讨，应该是朱熹、王安石及理学、变法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因此，从朱熹评述取向来探讨评述的意旨，有利于揭示朱熹对王安石的态度及其认识的实质。据前文所论，朱熹对王安石的为学、为政、为人的评述是比较广泛的，又是有所侧重的，主要是经学、变法、品性方面的内容。这些方面的评述是以义利和心性为归宿，又由此出发或以此为标准展开评述的。朱熹肯定王安石的才学，但又认为他的经学“不正”“不纯”，借“三经”阐发，勾兑“老释”，夹杂“申商”，固执己见，制造新义，定于一尊，还带有一点外儒内法的色彩。朱熹赞同变法，强调适应时代，乘势而为，也肯定熙宁变法中青苗法、方田法等一些具体内容，甚至从中借鉴，构建义仓，经界田地，以民为本，去除民瘼，但是又不赞同他以“新学”为理论基础的变法，自恃君臣相得，排除异己，标榜“富国强兵”，变法逐利，无视民瘼，致使民穷国弱，甚至以“不足恤”的态度，无视法弊，一意孤行，或遇到挫折，又撂挑向佛，孤傲自处。朱熹认为王安石为人执拗，基本上认同二程等传统的评判，相对为学、为政的直接评论又要少一些，稍微缓和一点，但又对王学、变法进行深究，寻找其偏执、固执的根源，探及“介甫心术隐微处”，主要还是重利轻义、重君轻民所致，评价的指向性是非常明显的。朱熹的评述及其取向，恰恰是朱、王思想或新学、理学的分歧所在。所以，朱熹赞同“追贬王安石爵秩，停罢配享”，认为其“不应祀典”，没有配享的资格。

上述探讨，不仅梳理了朱熹评述王安石的内容，而且通过梳理，揭示朱熹评价的取向，从而将朱熹、王安石以及宋代思想的研究引向深入。当然，评价取向研究，也可以避免评价的绝对、片面，既注意主观性的批判、否定，也关注辩证性的肯否、扬弃，使评价更加确切、科学，有血有肉，探及思想的深处，避免玄虚的诠解和评价的偏见，从而超越简单的否定、责难，以及特殊时期的科学批判和形似客观的辩证分析。这也许是朱熹、王安石，尤其是朱熹思想研究的新进展，通过深层的挖掘和隐匿的揭示，直击研究对象、主体内容的核心，获得更为深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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