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专访余淼杰：彰显中国经济稳进发展的信心

　3月5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描绘出2025年经济工作最新“施工图”。其中，经济增长目标定在5%左右、赤字率拟按4%左右安排。今年的目标释放了明确的信号：“稳是大局和基础”“进是方向和动力”。2025年中国经济应该如何发力？本报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辽宁大学校长余淼杰教授。　　

　　记者：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将连续实施了14年的“稳健的货币政策”调整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请问您如何解读这样的宏观政策组合？

　　余淼杰：我们现在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也面临着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从中长期来看，中国面临两个挑战：一个是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另一个是逆全球化势力抬头的挑战。从近期来看，中国经济面临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需求疲软，二是供给受到冲击，三是因为需求的疲软和供给的冲击而出现市场不畅。中国经济像其他国家经济一样，面临诸多挑战。2025年中国经济应该从多方面发力。

　　相对于需求疲软态势，最重要的是实施积极的宏观政策，具体是实施更加有力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此提升需求。如果说需求比较疲软，主要原因是内需不振，提高需求最重要的办法就是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因为老百姓的真实收入得以提升，消费才能提高。提高老百姓的收入，一是“提低”，二是“扩充”。“提低”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要继续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特别是加大对城镇居民在医疗卫生方面的财政补贴，更重要的是通过减税降费来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如果要切实提高收入，前提是要保证充分的就业；这就要靠积极的宏观政策，主要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在财政政策方面，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年赤字率拟按4%左右安排。除了赤字财政之外，我们还要安排超长期的国债，如果超长期的特别国债能够安排在1.3万亿左右，加上特别国债5000亿左右，再加上地方专项债4.4万亿，一共是11万亿的规模，11万亿再加上22-23万亿的地方财政收入，今年我们大概有35万亿可以花。除了必要的发展之外，这些钱主要投在“两重”方面，即重大的项目以及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重要项目，这应该是财政政策的发力点。

　　在货币政策方面，货币政策安排与以往不一样，今年采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度宽松到什么程度，或者说最优货币量到底应该怎么样？通常经济学有一项研究：广义货币通常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两倍左右，今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5万亿左右，如果按照两倍算，那就是270万亿左右。要保持总量和结构的最优配置，确保货币总量跟经济增速保持一致。同时，要确保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畅通。统筹宏观审慎政策跟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两方面共同实施，今年拉动内需的前景还是比较光明的。

　　记者：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您认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

　　余淼杰：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发力：一是生产要素和创新性的配置，二是技术革命性的突破，三是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从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来讲，要做好“三篇大文章”，也就是原材料产业要提高附加值，延伸它的价值链；传统产业要用数字化、智能化进行深度赋能；更重要的是打造一批新兴的、战略性的前瞻产业。新兴的、战略性的前瞻产业之所以最重要，是因为在中美长期的博弈中，我国新兴的战略性产业与美国各有千秋，也因此，就可以发挥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从后面弯道超车赶上。新兴战略性产业涉及八大产业，即人工智能、信息技术、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技术。具体模式、具体落地的产业可能是“低空经济”。我们可以看到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珠海，现在推出的“低空经济”事实上是今年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引擎。

　　记者：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立健全基础制度规则，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市场准入退出、要素配置等方面制约经济循环的卡点堵点。政府工作报告连续两年专门部署统一大市场建设，请问您作何理解？

　　余淼杰：只有把国内统一大市场构建起来，才能够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才能真正把我国从原来靠劳动力比较便宜、资源比较丰富的一种要素性禀赋的发展模式，转变为经济规模集中增长、集中增加的模式，这是一种模式转变。

　　我们要形成一个高度统一的要素市场。比较重要的生产要素就是资金、人员、土地、能源、中间品以及数据这六大生产要素，这六大生产要素要打造成一个国内统一大市场。培育新质生产力，非常重要的方面是要做研发，研发是有风险的，是要“烧钱”的，这个风险的投资来自哪里？如果是原创性的资金、原创性的项目，当然是靠国家投资，但是很多技术的改进，可能更重要的是靠社会投资，这也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社会资本，特别强调公募基金作用的原因。

　　从要素市场统一的角度来看，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数据，要打造一个数据的国内统一大市场。第一步工作就是要打造“数字政府”，要保证政府的各部门、各行情之间的数据是共享且一致的，这样数字经济才能够进一步有效地、健康地发展。国内统一大市场构建的目标或者终点是商品和服务的统一。当下商品市场的统一已经做得差不多，下一步的目标是服务市场的统一以及我国内外贸产品的统一。要实现“三同”：同质、同线、同标，即同等质量、同条生产线、同个标准，以此推进内外贸产品质量一体化、标准一体化。

　　如果起点是要素市场统一，终点是产品和服务市场的统一，路径则是不断降低各类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有形的交易成本，比如固定成本，我国现在基础设施得到进一步改善，物流成本不断下降，这是有目共睹的。同时，除了降低有形的交易成本之外，另外一类隐形的交易成本的降低也非常重要，这就要求各地要优化政治生态，改善营商环境。现在从国家监管的角度推出了大数据的监督，大数据的方案其实就是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有效改善投资环境，从而有效降低隐形的交易成本。从国家层面看，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来保障，可以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