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克亭回忆11：往往在青纱帐落时，敌人便集中兵力进行扫荡

少奇同志到山东指导帮助工作

山东抗战形势处于严重困难，领导急需统一认识，在这关键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同志，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于1942年3月到达山东，检查并指导山东的工作。

少奇同志到山东后，一面认真听取了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负责同志的汇报，一面广泛找各方面人士了解情况，做调查研究。在掌握了大量情况的基础上，召开了山东分局和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和决定了山东抗日斗争的战略方针和各地区主要干部配备等重大事项，并于4月16日召开山东分局委员会议，指导和帮助山东分局作出了《抗战四年来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决议。少奇同志肯定了山东工作成绩，同时针对山东抗日形势的被动局面指出：山东没有取得对敌斗争的优势，也没有真正发动组织起基本群众。批评山东分局在减租减息斗争中不重视发动群众，和平“双减”，忽略斗争中发动组织基本群众，树立基本群众优势。少奇同志说，减租减息是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项重要政策，其主要目的是减轻几千年来压在广大农民群众身上的沉重的租息枷锁，改善和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平，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发动农民群众起来和地主斗争，使长期受剥削压迫的农民群众敢于对地主开展面对面的说理斗争，自己解放自己，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组织起来，树立基本群众优势。从而也使广大农民群众深切认识到，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人民群众自然会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这是一条朴素却又十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

少奇同志还向分局直属机关和滨海地区干部作了多次报告，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党中央对抗日斗争所作出的系列方针、政策，使山东的广大干部、党员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统了思想认识，明确了斗争方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1942年5月4日，山东分局专门发出了《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确定在全省开展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并把此作为第一位的中心任务。为了取得减租减息斗争经验，在少奇同志指导下，山东分局组织工作团到莒县大店等地试点。少奇同志和朱瑞同志一起亲自参与指导试点工作，取得经验向全省推广。

这是少奇同志的一贯领导方法，尤其在新的工作、领导缺乏经验情况下，必须试点，以点带面，推动全局。在这期间，《大众日报》社社长陈沂同志代表分局到鲁中介绍了大店等地的经验。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山东分局关于减租减息工作的指示，鲁中区党委于5月下旬在沂南安乐庄召集鲁中部分地、县委负责人和军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少奇同志指示和山东分局关于《抗战四年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决议，研究布置了在鲁中区开展以“减租减息，增加雇工工资”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黎玉、江华等领导同志出席会议指导。会议确定为摸索“双减”工作经验，指导全区工作，在沂水埠前庄和马牧池村进行“双减”试点工作。黎玉还亲自领导了马牧池村的试点工作。

鲁中区党委派出干部与县区干部一起组成工作组进驻埠前庄，领导群众开展“双减”运动。埠前庄有20余户地主，却占有全村90％的土地，对农民剥削严重。工作组进村后，首先向群众广泛宣传减租减息的意义，发动群众积极参加“双减”。当群众发动起来后，工作组在群众积极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和民兵组织，民主选举了村长，在广大佃农中开展了“谁养活谁”的教育，启发佃农的觉悟。工作组还向地主讲解共产党的减租减息政策，欢迎他们以抗战大局为重，主动接受减租减息政策。

在“双减”试点工作取得经验的基础上，鲁中区各级党组织运用莒南大店和沂水埠前庄的经验，全力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6月，区党委民运部长刘建中带领工作队到地委（泰山区）检查工作，部署“双减”，在莱北刘家白杨村召开会议，决定由地委民运部长徐干晨具体抓这项工作。

二地委（沂蒙区）在沂南安乐庄召开了各县、区党政群干部大会，动员各级干部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由于沂蒙区注意了在运动中发动群众，培养积极分子，加上沂蒙区是我中心根据地，群众基础好，各种基层群团组织也已建立，环境又相对稳定，因此，“双减”运动在沂蒙区开展得较为普遍。三地委（泰南区）除指示各县认真学习分局及区党委关于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指示外，地委书记董琰带领机关干部下到泰宁县帮助开展“双减”工作，各县委也纷纷组织工作团或工作组到各区帮助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泰南区工作的开展。由于当时斗争环境仍然十分恶劣，泰山区、泰南区的一些边缘地区无法正常开展，只有因地制宜地开展了以借粮度荒为中心内容的群众运动，这种形式同样解决了群众缺粮的燃眉之急，也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这两个地区直到1944年环境比较稳定以后，才比较广泛地开展了“双减”运动。由于“双减”运动的普遍开展，广大基本群众得到了经济利益，保卫根据地的主动性大大提高，他们参加各种抗日活动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与共产党、八路军的关系更密切了，广大贫雇农真正成了农村各项活动的主体，基本群众的优势树立起来了。我们也深切感受到了广大群众真正发动起来，自觉自愿跟党走的那种热情和力量，深深感到党的政策的英明和伟大。

但是，同任何事物一样，事态的发展总有它的不平衡性。在一些群众发动不充分或没有发动起来的地方，常常发生明减暗不减的现象，地主狗腿子出任了村长、农会主任，使地主、富农把持了村领导权，压制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区党委发现了这一问题，立即向山东分局作了汇报，分局指示：要开展查减斗争，务使在所有能开展双减的地区深入基层，开展查减斗争。我们根据分局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凡是“和平”双减的地区，群众没有发动或发动得不充分的，一定要再次发动群众，开展对地主的说理斗争，并把经过斗争考验的积极分子选拔到村的基层领导岗位上，坚决保证树立起基本群众的优势。同时，组织工作团、组，进驻“双减”空白、死角的村庄，发动组织群众，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各种群众组织。这样，就逐渐消灭了空白、死角村庄，使“双减”工作更加深入了。

到1942年底，鲁中区的减租减息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全区共减租粮149372斤，减息粮25343斤、款15072.8元，增资粮505473斤、款4875元。

由于减租减息的初步胜利，一方面使广大农民在经济上得到了实惠，政治上得到了鼓舞，提高了阶级觉悟；另一方面，加强了基层党组织建设，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这对巩固鲁中抗日根据地，坚持对敌斗争，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在三角斗争形势中争取我之优势，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反“蚕食”、反“自首”斗争

1942年四五月份，山东分局决定调鲁南区党委宣传部长林乎加到鲁中区党委任宣传部长，我改任组织部长，刘建中改任民运部长。

1942年8月，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以山纵机关部改建为鲁中军区，并将山纵旅二团及青年团划归鲁中军区建制，罗舜初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这时，鲁中区的抗日斗争形势更加严峻。敌人在1941年冬虽对鲁中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但并没有摧垮鲁中抗日根据地，就连鲁中区的边沿区如泰山、泰南根据地依然在顽强地坚持着、斗争着。为此，敌人不得不变换花招，搞起“蚕食扫荡”、“自首攻心”的阴谋来。所谓“蚕食”,就是敌人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突然全面包围一小块抗日根据地，大量修筑据点、碉堡、封锁线，强化伪政权，迫使我党政军民无法立足，像蚕吃桑叶一样逐步占领、控制该地区。

在“蚕食”的同时，敌还出动宪兵、特务或叛徒，逐村强行实施“自首”登记，以强大军事压力相威胁，施以“怀柔”政策，声称：只要共产党员、干部“登记归顺”，便不咎既往，给以生路，还可以给高薪、官职，否则就要杀人、放火，以此逼迫、诱骗我党政军民干部出面“登记”。敌人称之为“攻心战术”,企图以此摧垮我抗日根据地的领导核心——共产党的组织系舞敌人的这一手是相当毒辣的，而我们的同志又缺乏这方面的斗争经验，在敌人的突然进攻面前遭受了很大损失。

1942年7月1日，数千名日军在大量伪军配合下，突然包围了徂徕山区，而在当地领导抗日斗争的泰安县党政军领导机关还像往常反“扫荡”一样，准备与敌人绕几个圈子后再回来。不料，敌人这次并没有立即向山区发动进攻，而是把徂徕山团团包围起来，修了大量的碉堡、炮楼，挖了封锁沟，筑起160余里的封锁墙，还修了简易公路。然后，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占领，逐步向前推进。泰安县党政军领导机关在敌人的步步进逼面前畏缩不前，几天过去了，又见敌人丝毫没有撤退的迹象，不得不退出徂徕山区，转移到邻近的莲花山区隐蔽。

敌人在挤走了我党政军领导机关及部队后，又转向逐村摧毁党的组织和抗日团体。敌人一改常态，不是采取野蛮的烧、杀、捕的手段，而是通过汉奸、叛徒逐村列出我党员、干部名单，限几日内到敌据点登记“自首”，登记了就不咎既往，不然就要烧村子、抓家属及邻居。许多村的党支部与上级失掉联系，不知怎样对付这种情况，一些意志薄弱的党员动摇了，一部分怯懦的群众担心受连累，也主张党员、干部“自首”。这样，有的党员就登记自首了，不但自己登记自首，还说出党的组织和其他党员的下落，有的党员、干部眼看隐藏不住了，便也出来“自首”。也有一些同志用改换姓名、隐瞒自己党员、干部身份，只报群众团体成员（如农救会员、妇救会员等）身份去哄骗敌人。但真正的共产党员们仍然坚持不登记，要么转移了，要么秘密隐藏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党的组织遭到重大破坏。整个徂徕山区有组织有领导的抗日活动基本停顿了。

敌人还先后在莱北、莱东、泰北、莲花山区、泰泗宁地区实行同样的“蚕食”、“自首”政策，除了在莱东未能得逞外，其他地方都受到一定损失。徂徕山区的反“蚕食”、反“自首”斗争经过两年的反复激烈斗争，才逐步扭转了局面，重新恢复了这一抗日根据地。

为了取得山东分局的及时指导和帮助，区党委把各地反“蚕食”、反“自首”的斗争情况及时向分局作了汇报，分局很快作了指示，还转发了北方局介绍的晋察冀、冀鲁豫等地的反“蚕食”、反“自首”斗争的经验教训。为了指导各级党组织粉碎敌人的“蚕食”、“自首”政策，区党委于1942年9月作出了《关于反“蚕食”、反“自首”斗争的指示》。这份文件是由区党委秘书商景才起草的。文件的主要内容大意是：其一，加强对党员的组织观念教育和革命气节教育，鼓励党员无论在多么困难的条件下也要坚持斗争。其二，派坚强的干部掌握武装，重点打击最坏的汉奸、特务和叛徒，以震慑敌人、鼓舞人民。其三，把在当地身份暴露的干部调离，以免受到损失。同时做好党员干部家属的工作，使他们认清敌人的阴谋，保护好党员、干部，不上敌人的当。其四，在因干部叛变引起自首的地方或距敌人据点太近的村庄，必要时可以该名单或假身份（比如以群众团体名义）应付敌人，以保存党员和基层支部。并规定这个文件只传达到县，由县掌握布置工作。这个文件对指导鲁中各地的反“蚕食”、反“自首”斗争起了重要作用。但个别地方在贯彻这份党内文件时，错误地扩大了传达范围，又没有认真地领会文件精神，造成了思想混乱，致使有的党员和基层干部错误地认为上级同意“自首”，使那些地方党的工作受到一定损失。以致于在几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有许多同志受到此事的牵连，被打成“假党员”、自首变节分子”等，受到不应有的迫害。当时区党委的几位负责同志如霍士廉与我也因发过这份文件，被“造反派”诬蔑为“投降派”，多次受到围攻。

今天回顾这个问题，我认为，区党委的指示基本是正确的。这是因为：

第一，它是根据山东分局的指示做出的；第二，借鉴了分局转发的兄弟根据地的反“蚕食”、反“自首”的经验；第三，文件强调了加强气节教育，坚持斗争，打击敌人，而没有提出可以搞假“自首”。

之所以造成混乱，主要是因为莱北县委的个别负责同志不按照区党委的要求进行传达，没有正确领会文件精神，简单化的消极布置。同是一样的文件，其他县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即使是莱北县，一些区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但文件在谈到“假”的问题时，在文字逻辑上尚有不够严密的地方，这也是后来有些人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的漏洞。我认为，在反“自首”的问题上应该划清几个界限：

第一，不管是什么理由，“自首”就是变节行为，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能以文件中的个别字句作借口为自己辩护。第二，听信了县委的错误传达而搞假“自首”的，责任应在县委而不在个人。第三，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与其他群众一道，以群众面目出现，参加群众性的自首，确实没有出卖组织或同志而又在暗中为党工作的，应该视为自己的同志。因为从当时的情况看，敌人常常突然包围一个村庄，强迫男女老少一个不留地在事先准备好的“自首书”上按手印，不按手印的当即杀掉或抓走。这样，如果拒绝，不按手印，势必暴露自己。这种情况是可以允许的。

敌人的这一阴谋之所以毒辣，就是企图利用那些“一旦登记‘自首’了就会被共产党认为是叛变了”的人的心理，把这部分人从党组织中分化出来，以削弱直至摧毁党组织。

区党委在认真分析了各种情况后，对那些因为听信了“上级允许假自首”而登记自首的，部分暂时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参加过群众性按手印的人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在当地工作恢复以后，把这些人组织在一起，起名为“同情小组”，一方面进行党的政策学习教育，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一方面认真核实他们是否有投敌、为敌服务等变节行为。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与了解，对那些没有变节行为、真正愿意为党工作、表现积极的同志重新吸收入党，这样就团结、教育了大多数，巩固了党的队伍。

为了指导泰山区和泰南区开展反“蚕食”、反“自首”斗争，同时也为了准备对付敌人的秋季“扫荡”，我到了泰南区帮助工作。根据历次反“扫荡”经验，敌人大规模“扫荡”往往在青纱帐落时，即9月份以后，因这时大田高粱、玉米收割了，我军不便隐蔽，敌人便集中兵力进行“扫荡”、“清剿”。

我们摸清这一规律，便在青纱帐期间做好一切反“扫荡”准备，机关化整为零，领导同志分散活动，避实就虚，“敌进我进”，既可以加强边沿区工作，又避敌锋芒，减少损失。因此，在反“扫荡”期间，我们区党委几个负责同志便分赴各地，帮助工作。我被分配到泰南帮助工作。

我在泰南期间，了解了那里的敌情，听取了他们贯彻少奇同志指示，开展减租减息的情况。当时三地委驻新蒙带，由于新蒙县委工作扎实，这里看起来是敌占区游击区，但实际上是一块隐蔽的抗日根据地，群众基础好，本地干部多，地委书记董琰、军分区司令员封振武以及各县委书记、县长差不多都是本地人，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工作做得扎实深入，情报关系建立得好，消息很灵通，敌人的动向我们都了如指掌。统战工作做得也好，地方上层人士、士绅名流大都对我们友好，有些还参加了我们的抗日政权工作。这里虽距敌据点很近，但因群众工作做得好，敌人出动，我们的情报就送来了。有时小股敌人出来活动，我们即抓住时机予以痛击，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因徂徕山被敌“蚕食”，而新甫县处于敌人“蚕食”前沿，形势也很紧张。为了帮助新甫县委工作、研究恢复徂徕山地区的斗争，我与三地委书记董琰同志起穿过敌人封锁线到达新甫县。在天井峪见到了新甫县委（当时属一地委）书记王醒同志和原泰安县委（当时属三地委）组织部长王伯原。听取了王醒同志的汇报，感到他们虽然处境险恶，但很有信心和胆量，坚持斗争，接受徂徕山区的经验教训，进行反“蚕食”、反“自首”、反伪化斗争。他们还积极开展革命气节教育，凡是暴露党员身份的，调出当民兵打游击，没有暴露党员身份的和群众起就地坚持斗争，以群众面目出现对付敌人，决不妥协投降、自首。我们听了新甫县的汇报后，肯定了他们对敌斗争的态度和做法，传达了区党委关于反“蚕食”、反“自首”斗争的指示。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以后，我给新甫县委提出要求：要求他们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在敌人发动大规模“蚕食”时，一定要就地坚持，决不退缩不前，接受徂徕山地区反“蚕食”斗争的教训，大力开展敌伪工作，争取、利用伪军政人员为我服务；建立两面政权；挑选可靠的党员干部组织武工队，开展敌占区工作，打击汉奸、特务；及时恢复整顿党组织等。

另外，对泰安县委的工作也作了布置，因县委书记张子云同志牺牲了，经请示区党委，把泰安县委改为徂徕山工委，由王伯原（后叛变投敌）负责，并帮助他们总结了反“蚕食”、反“自首”、反“扫荡”斗争的经验教训，指示他们组织精干人员和小部队，插回徂徕山区做恢复工作。

到新甫的第二天夜晚，我和董琰同志视察了新泰平原敌占区支部工作。新甫县前靠莲花山，南面就是新泰平原。

这片地区1939年10月前是我们的游击区，后来被敌人占领，村村有维持会汉奸政权，但有些是两面政权，同我们有联系，有些村子有我们党支部就地坚持斗争，如孙家庄、曹家庄支部就是我们到该区活动的工作站。在向导带领下，我和董琰同志傍晚从新甫出发，一路经过敌占村庄，半夜时到达目的地孙家庄，支部同志在村里等着。这个村的维持会为我们所掌握，支部安排他们站岗放哨，保证我们的安全。我们住下后，支部同志汇报了敌情和对敌斗争情况，当时主要任务是反资敌。敌人向各村要粮要的很紧，他们就向敌人哭穷，表示年景不好，粮食歉收，要求少交或不交。

我们针对这一情况给他们指出，要坚决进行反资敌斗争，千方百计不给敌人交粮，困饿逼迫敌人撤走。同时我们给他们讲了形势，指出敌人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要挺得住，树立敌败我胜的信心，渡过难关，争取胜利。我们部署完工作，天明前赶回新甫。在敌占区夜间活动，狗叫是一件大事，狗一叫就惊动了敌人。我们路过一些敌占村时遇到狗叫，怕被敌人发觉，就设法把狗弄掉。后来我们发动群众掀起一个打狗运动，保证夜间在敌占区活动不被敌人发现。我和董琰同志从新甫县回到泰南地委机关（驻新蒙县北子一带）后，新蒙县委书记周星夫同志就该县的“双减”运动和其它工作向我们作了具体汇报。我们肯定了他们的工作成绩，认为他们中心突出，工作实际，干部联系群众好。

【高克亭（1911年7月1日—1998年3月17日），陕西府谷县城关镇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太谷铭贤中学党支部书记，中共山西特委委员、交通员，共青团河北省委山西特派员，中共太谷县特支书记，山西省互救会中共党团书记。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任陕甘宁边区党委组织部调查统计科科长。同年10月调山东工作，历任中共苏鲁皖边区省委及山东分局组织部科长，鲁东南特委书记，中共滨海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鲁中区党委组织部长、城工部长，鲁中区党委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鲁中区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鲁中南区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军区副政治委员、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954年历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兼工委书记、省总工会主席、分局工业部长、山东分局副书记。1954年—1958年，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山东省副省长。1958年10月—1978年，任青海省副省长、省委副书记、书记。1978年—1979年，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省革委副主任。1979年后历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省顾委主任，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党史学会会长。1998年3月17日逝世。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