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谨的态度客观地分析历史,敬畏之心评价过去的人和事】
王安石一直不情愿做文职之官,“嘉祐四年五月诏令直集贤院 ,累辞乃拜”,同年发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和《上时政书》,提出改革弊政,但仁宗对此并不感冒,没有采纳他的变法主张;在文职位上熬了几年,嘉祐八年母亲去世,王安石就辞官回江宁守丧。
直到“锐意求治”的神宗赵顼于1067年即位,《宋史》说他“动止皆有法度,而天生好学”,长大后经常与大臣韩维“论天下事,语及功名”,但无奈即位时江山已是千疮百孔,要有志同道合的能臣辅佐;王安石是神宗心目中能臣的重要人选。
“独留维 (韩维 ),问王安石今在甚处?维对在金陵,上曰:联召之肯来乎?”
如果说王安石是千里马,神宗就是伯乐,并对王安石以“师臣”相称,坚定支持王安石推行新法,于熙宁二年(1069年)成立专门主持变法的官署——制置三司条例司,并先后安排与王安石有很好私交的陈升之、韩绛二人,与安石同领条例司,变法大幕正式拉开;王安石次年拜相,有了更大的权力,于是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均输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均税法等新法先后昭告天下,变法进入高潮;变法进度之快,可见神宗对他的信任和器重,“介甫熙宁初首被选擢,得君之专,千古未有。”,也看得出神宗急于改变积贫积弱的决心。
但不要以为有了皇帝的官方加持,变法就一定会顺利,富国强兵的愿望就能实现,理论再正确,套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也是无法履行的;由于两人地位差别和认识水平的不同,导致变法的目的有很大差异,前者重点要强兵,对外抵御西夏、契丹,后者要富国,对内改革吏制,让老百姓富起来,所以在实施过程中,分歧有很多,隔阂也逐渐显现;那么,“一切屈己听之”的神宗为什么允许王安石两次罢相?
第一罢相
熙宁六年末至七年初,发生大规模旱灾。神宗忧虑旱灾,担心变乱,对新法态度有所动摇。“人主苟无失计,徒以旱故隧大乱,既无此理。”,王安石劝说神宗坚持变法,罢黜保守派,社会就一定不会因为旱灾而乱,但辩驳苍白无力,难以缓解神宗的焦虑与疑惑;尤其是郑侠呈上的《流民图》让神宗“是夕,夜不能寐”,“命开封体放免行钱,司农发常平仓。青苗、免役权息追呼,方田、保甲并罢,凡十有八事,民间欢叫相贺”,此次天灾有可能威胁到朝廷稳定统治,这也使得神宗的变法意志发生动摇;同时,韩维攻击青苗法,鼓动神宗下罪己诏:“意者朕之听纳不得于理欤?......并许实封言朝政阙失,朕将亲览,考求其当,以辅政理。”,神宗站在保守派立场上对王安石进行了批评;矛盾的结果就是,王安石无奈多次请求后终于罢相。
第二罢相
熙宁八年(1075)二月,宋神宗恢复王安石相位。此时,思想成熟、有主见的宋神宗已不是那个“辄改容为之欣纳”的皇帝了,在用兵西夏的问题上又一次产生了隔阂,神宗不想继续用兵,息事宁人的态度,对王安石的方案避而不谈,王安石最终感到自己政治抱负已再也无力实现,再加上改革派内部分裂,儿子王雱病逝的事情,暮年的王安石彻底心灰意冷,向朝廷递上辞呈,第二次罢相。
即使罢相退居金陵,神宗依然对王安石十分照顾,派使者送去黄金,“神宗眷待之厚,十倍诸公”;神宗死后,王安石作诗哭悼,“老臣他日泪,湖海想遗衣”,“讴歌归子启,钦念禹功修”。
在熙宁变法过程中,宋神宗和的王安石有矛盾,变法也最终失败,当时社会原因造成的,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君权和相权的矛盾,锐意求治和祖宗之法的矛盾很难调和;王安石的感慨说明一切:“人才诚是少,然亦多观望不尽力.缘尽力则犯众,众怨则伤以法,而朝廷或不能察,不能察则反得罪,不如因循守惰之可自安。”
神宗和王安石两人相识十六年,一路走来,同舟共济的友谊可谓封建社会君臣关系的典范,值得后世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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