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阳的双枪，就是驳壳枪，而驳壳枪从原产国来说，就是德国和西班牙，山寨驳壳枪的，则只有中国。驳壳枪之所以在中国风靡几十年，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是旧中国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和长期不间断的战乱需求所决定的。从上个世纪初开始，中国进入了新的战国时期，持续了几十年的战乱，需要大量的兵器。这时中国轻武器的生产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和连年的战争消耗相比，还远远供不应求，质量也无法与列强相比，于是不得不向外国求购，而不安好心的列强也正好利用这一契机赚中国人的银子。于是，德国和西班牙生产的驳壳枪得以大量远销中国。
1930年爆发的蒋冯阎中原大战中，中央陆军教导总队参加了这场战争。据一位参战的老人回忆，当时他所在的一个团的全部士兵，除了应配的步枪、机枪、小炮等装备外，每人还另配有一支德国造的毛瑟手枪。抗战刚刚开始时，仅1938年1月至3月，国府就分两批从德国购进毛瑟手枪共4万支。
在当年，德国、西班牙、美国、日本等国的军火商们都在上海设有专门推销武器的办事处。推销的武器主要是各种自动手枪和左轮手枪，这中间最有竞争力的当然还是盒子枪。据有的资料，仅从上海这一渠道直接卖给中国各派系军阀的驳壳枪就有40万支。
其二，是中国军队自动火器严重不足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作为一支冲锋手枪，在今天，是没有任何用武之地了，因为今天有比它更适用也更廉价的轻型冲锋枪、微型冲锋枪和短突击步枪。但当年不行呀，一直到抗战结束前，中国军队用于近距离攻击的自动火器严重不足。以北伐时期的叶挺独立团来说，这样一支人枪都超编制配备的部队，一直打到武昌城下，重机枪不过数挺，花机关枪不过数支，轻机枪一挺也没有，半自动的驳壳枪便成了北伐军的利器。当时的敢死队，就是每人一支驳壳枪，几枚手榴弹去爬武昌城的。
包慧僧在回忆录中说过，黄埔学生军东征时，叛军最怕的就是学生军的驳壳枪，因那时机枪少，步枪发射速度慢，而每个连的九支驳壳枪却可以半自动发射，容弹量也比步枪多一倍，当然是了不起的了。
川军出川抗战时，往往一个团重机枪不超过4挺，装备好一点的部队，一个连有轻机枪3挺，更多的部队，全团没有一支冲锋枪，没有一挺轻机枪。而这样的装备情况，却并非川军所独有。驳壳枪用作枪套的木头盒子，结合在枪尾后，整支枪就成了一支卡宾枪，对于德M712、西班牙阿斯特拉902、903与MM31等连发手枪来说，就是一支微型冲锋枪了。其10－20发的装弹量，150米的有效射程，每分钟40－120发的战斗射速，恰好填补了步兵突击阶段的火力空白，便成为当年近战的利器。本来这个火力空白是应该由冲锋枪来承担的，在今天，更是应该由短突击步枪来承担的，但那时的中国，因为这些都没有或极少有，驳壳冲锋手枪也就勉为其难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正规军也要大量装备的原因。
其三，是中国特定的战争样式决定的。驳壳枪如果搁在今天，它的命运绝对不会比国产80式冲锋手枪强到哪里去，但它生在了那个特定的年代，来到了“中华民国”那个特殊的战场，就大大的不一样了。
中国的军事斗争，自古就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在“奇”与“正”的利用上，中国更注重以奇制胜。到了二十世纪，绵延近半个世纪的战争，多数是非常规战争，特别是中共军队，就更是如此，化装奇袭、山林或村落伏击等小部队的作战行动是中共军队很长时期的主要战法。在这样的作战背景下，假如你是红军游击队长，对于经常会在一百米甚至五十米以内发生的丛林或村落遭遇战斗，你说是汉阳造好使，还是驳壳枪好使？假如你是敌后武工队的队长，需要你带上七八个队员化装成赶集的老乡混在人群中去袭击一个伪警察所，你说是三八大盖好使还是驳壳枪好使？
在这个问题上，东北我牡丹江军分区《1946年冬季森林剿匪几点经验总结》中，关于《小部队的装备》一节中，给出了标准答案：“1，枪枝，以匣枪为最好。每班须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更好，二支冲锋自动枪，只有一个组的步枪带刺刀即可。”因为近距离的山林或村落游击作战，对枪的射程要求不高，而既便于携带，又具备近战密集火力的大肚匣子，显然就成为首选。当然如果在今天，轻型冲锋枪或短突击步枪会比大肚匣子更好使，但那个年代，冲锋枪还不多，短突更还没有出现，能够兼作微型冲锋枪使用的大肚匣子自然成为游击战最犀利的兵器。
若在西方，你绝对没听说过同属一个军的这个师长到那个师长的公馆去赴宴会是一个鸿门宴吧？是的，没有。和民国同一时期的德军、苏军、美军、英军、日军等不可能有这样的故事发生，今天我军更不可能有这样的故事发生，但在民国时期，这样的事却司空见惯。不仅同属于一个军的两个师之间经常会在酒席上发生火拼，即使某个团长到他的上司旅长那里去开会，也可能会在会议桌上遭到诛杀。至于友军之间的宴请，这样的情况就更多。冯玉祥宴请郭坚擒而杀之、周澜宴请袁祖铭擒而杀之、黄绍竑宴请冯葆初擒而杀之、张培荣宴请孙美瑶擒而杀之、杨增新宴请夏鼎和李寅擒而杀之，等等等等，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那年头大股武装吞并解决小股武装的战斗，很多都是在推杯换盏、握手谈笑间发生的，这样鸿门宴式的战斗，在南北军阀、大小土匪、国军、共军的历史上，比比皆是。
鸿门宴倒不一定每天都有，那些见惯了鸿门宴的带兵官们却不可一日无备。假如你是个军阀部队的师长或旅长，你敢像今天这样只带个驾驶员就去另外一个师的地盘上赴宴吗？没人敢。即便是共赴国难合组抗日同盟军的方振武和冯玉祥之间，后者到前者的驻地去开会，也要带上两卡车的卫队才敢前去。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时师长旅长什么的，走到哪里都要跟随几十甚至几百的卫队。而对于随时可能会在餐桌上、会议桌上展开的火拼，你给你的卫兵们是配备老套筒好呢，还是驳壳枪好呢？在自动火器还是凤毛麟角的二三十年代，在一个团甚至一个师都是清一色的汉阳造、老套筒、一个团最多才有4挺重机枪的时代，我看还真的没有什么比得上既便于暗藏携带又使用灵活还具有密集火力的驳壳枪更合适的了。因此，那时卫队的武装，驳壳枪就成了标配。抗战时光荣殉国的川军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将军，在与敌遭遇时，日军就是从那众多而又密集的驳壳枪声中，判断出对方必是一名高级军官的指挥机构，从而调集重兵加紧围攻，最终导致了李家钰的牺牲。著名的“西安事变”，虽无大的战斗，但仍有流血冲突，即张学良卫队与蒋介石卫队的战斗，在这场不大的战斗中，又主要是驳壳冲锋手枪之间的较量。
总之吧，驳壳枪在旧中国盛行，是由当时的装备状况促成的，是与当时的作战样式密不可分的。抗战胜利后，一方面是大量的第二代冲锋枪登上中国战争舞台，姗姗来迟地承担了本来早该由它承担的火力任务，另一方面是此时的作战样式已经由以小规模的游击战为主而变成以大兵团的运动战为主，于是，作为冲锋手枪的驳壳枪开始逐渐退出主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