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07月08日
中央集权不到位，皇帝没本事肃清，地方势力做大，儒家读书人不交税，官员产业他亲戚的产业都不交税，大商人因为有官员做后台也不交税，唯一能收的就农民了。大丈夫一样，万历收点矿税，被人骂成狗，骂了几百年。万历就是例子，所以后来没人再提收商业税的事。
而且官员古代是可以经商的，官员们自己就是大商家，收商业税就是收官员的税，收官员的钱。当官的当然不愿意了。因为被忽悠要藏富于民，不能收太多税与民争利最后导致国富民穷。
古代官员是可以经商的，官员们自己就是大商人，收商业税就是收官员的税，收官员的钱。当官的当然不愿意了。你收他的税，他还要打着人民的名义骂你是昏君。
2019年07月08日
明朝中央政府没钱花，为什么不想办法多开税源，原因竟然是这三条：
第一，明朝开国的时候，规定明朝的王爷不承担赋税，这是因为明朝的藩王分封但是没有封地，有王爵但是不能管理当地民生，享受待遇却不用做事，最关键的就是不能参合士农工商这些行业，明朝中央政府对藩王的限制非常严格。有这么严格的限制，明代中央政府就要负责供养藩王，而藩王保证不反抗中央，这是明朝中央政府和藩王之间的一个默契。
即然是政治默契，那么双方就不应该随意打破，所以明朝中央政府财政困难也不会去收藩王的税，能做的只是号召藩王们可以自愿捐款。可是哪个藩王会愿意主动掏钱出来，那不是看起来和傻瓜一样。财政困难在藩王们看来是中央政府的事，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凭什么自己掏钱去帮中央政府填窟窿。
第二，明朝不能征收商业税是因为有东林党的阻挠。明朝商业最发达的地区是中国的东南部，这些地方在有钱以后，就会让自己的家的孩子读书，会修缮书院，找最好的老师讲课，这就导致了东南部商人子弟在明朝科举上有了碾压的优势。
这些读了书的孩子进京赶考取得功名以后，会因为背景和出生地区的相似而团结在一起，这就是后世大名鼎鼎的东林党的来源。换句话说，东林党是东南富商在明朝中央政府中的代表。
东林党人作为东南大地主和商人的子弟，会本能去维护自己家的产业。明朝如果要向这些东南富商征税，就相当于在征收东林党人自己家的钱。在天启年间，由魏忠贤代表的阉党还能压制东林党，靠镇守太监之类的人从东南征收到商业税，等到了崇祯年间，阉党倒台，东林党彻底把控朝政以后，明代中央政府就征不到商业税了。
因为东林党人可以通过写道德文章攻击那些倡导要征税的人，还可以通过消极执行来抵抗中央对东南的征税。魏忠贤在位时期，一年可以从东南征茶税20万两，魏忠贤倒台后，东南的茶税一年只能征到600两。
第三，明代后期整个朝廷也没有明白人，天启和崇祯都是糊涂蛋，尤其是崇祯是个勤奋的糊涂蛋。看起来崇祯皇帝每天很忙，但是一件事也没有作对。朝廷财政困难，面对东北和西北两方的敌人，和其中一方讲和专心对付另一方，以减轻自己的财政负担是任何一个成熟政治家都会做的事，但是崇祯皇帝就始终不做。
中央政府掌舵的是糊涂蛋，商业税由东林党人维护，藩王又是动不得，这就是明朝后期即使财政困难也征收不到税的原因。
2019年07月08日
有明诸籓，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且不可参合四民之业（即士农工商），并能世袭罔替。这是明朝朱元璋在吸取前朝利弊的基础上，有特色的藩王制度。这时候的藩王的封地俨然就是一个小国家，府官可兼行省参政，为地方行政首长，也可兼都指挥使，掌地方兵权。王府设有相傅，武臣等官员，出则为将，入则为相。藩王不但不给朝廷缴纳钱款，每年还有丰厚的俸禄，岁禄单是米一项，即达5万石，是正一品大臣的50倍。王府内册封、宫室、婚姻、丧葬等费用都由朝廷拨付，并设置厨役、斋郎、铺陈等众多杂役人员。
但是到了他儿子朱棣夺位成功之后，再次对藩王制度进行改革，例如:不得预四民之业，仕宦永绝，农商莫通，不得到京师，不得擅离境外等苛刻要求，由于对藩王的严厉规定，这些人只能关门吃喝无所事事，宗藩的厚禄给朝廷带来的严重负担，嘉庆年间制订的《宗藩制度》，限制了宗藩无节制的开销，到明朝后期，也是国库空虚，致使相当多的中下层宗室已沦为贫困户。
然而藩王被管住了，可是礼部、户部官员还有掌笔太监等大权在握的官吏却贪污成风，到了崇祯年间，由于没钱打仗，皇帝不得不向大臣借钱，而出钱最多还是一位太监拿了一万两，最后只借到20万两，对于庞大的军费就是杯水车薪，可是李自成破城后，他的大将刘宗敏从这些哭穷的臣子家里拷问出了白银7000万两。就连崇祯的岳父捐钱时都要哭天喊地给女儿要了五千两才去捐，但他被刘宗敏拷问出了57万两，最后还丢了老命。
从以上可以看出，亲爹老子都不捐，指望皇帝盘剥多年的藩王捐款，想都不用想，藩王不给你生事就不错了！
其实，明朝的存钱银在明朝初只有内库（即国库），定都南京后，设立了包括十库的内库府，分属于兵部和户部管理。
明朝税包括夏税、盐税、商税、马草税、银税、吏以承班银、僧及道度牒其他杂税（比如赎罪银等），到嘉庆、万历年间库存十分充裕，最高时库存粮食达1518余石，以至于腐烂。
明朝的那些税賦和藩王都没有关系，只有农商及手工业者缴纳。因为朱元璋订的规矩就是这样，当初连藩王犯罪地方官都没权管呢！
话说回来到税賦，从历史记载在和平时期国库收成还是很好的，但是到了明后期贪腐之风盛行，民怨沸腾，起义以及清的入侵，面对两线甚至多线作战导致大量支出，同时一些官宦甚至处于富庶地区的藩王暗地里横征暴敛，导致民怨四起，明政府按下葫芦浮起瓢，同时，朝鲜半岛的倭寇入侵支援，多处花钱的局面导致国力日下、国库空虚，所谓税负一定也是致使民变主要原因之一。
这些积怨积重一直到了崇祯时期，奈何四处漏风，非一人之功就可以力挽狂澜，他努力了，但也失望了，不得不一死泄愤！可悲可叹！
2019年07月08日
你以为崇祯不想收税啊，问题是这些钱收不上来，崇祯一朝君臣之间离心离德，最生动的例子就是崇祯皇帝要求臣子捐饷，他的国丈周奎坐拥数百万两家私，却只捐了五千两。
最后李自成攻进北京后，把这些高官抓来一番严刑拷打，最后竟然收上来足有七八千万两之资，讽刺的是崇祯皇帝当时不过才募捐到20万两银子。
那么这些在明粉眼里高风亮节，舍生取义的明朝臣子在听闻崇祯皇帝死后是什么反应呢？当时崇祯皇帝的尸体被李自成部下发现后就带到东华门示众，史料记载“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余皆睥睨过之。”
而且由于东林党的瞎折腾，崇祯一朝竟然取消了收取商业税，包括像海外贸易税、矿税、盐税、茶叶税等这些赋税都不同程度的取消或者降低，没有了这些商业税的大头，那么税收怎么保持呢？
就是向下层人民收取，因此说东林党需要担任一部分明亡的责任，就是因为它为士绅阶层牟取利益，结果导致了农民起义不断。
而藩王不仅不需要向朝廷缴税，相反朝廷还需要每年支出一大笔钱供养他们，明末每年光是这一项宗室支出就大的吓人，几乎拖垮了明朝的经济。
在《皇明祖训》中有明确的数据：
亲王一万石、郡王一千石、后面还有大量公主、郡主、县主、郡君以及被另封爵位的宗室。《明史·诸王》甚至对此赞赏说“有明诸藩，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
而后来的清廷也采用了这样的办法，可见要从这些藩王手中要钱是不可能的，只有他向朝廷要钱的份儿，这也是当初朱元璋为了防止藩王割据，所以宁愿养他们，也不让他们自力更生，也就是给钱而不给权。
那么明朝末年这些藩王又是什么表现呢？就拿最富有的福王朱常洵来说，备受万历皇帝的喜爱，《明史·诸王》记载：
下诏赐庄田四万顷。所司力争，常洵亦奏辞，得减半。中州腴土不足，取山东、湖广田益之。又奏乞故大学士张居正所没产，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杂税，并四川盐井榷茶银以自益。
这位福王不仅坐拥最生钱的矿盐产业，而且在崇祯末年那样一种局势动荡的情况下，也只顾自己享受快活：
常洵地近属尊，朝廷尊礼之。常洵日闭阁饮醇酒，所好惟妇女倡乐。秦中流贼起，河南大旱蝗，人相食，民间藉藉，谓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援兵过洛者，喧言：“王府金钱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
又在看瑞王朱常浩也是一位贪得无厌但却无比抠门的主，《明史·诸王》记载他说：
索部帑为婚费，赢十八万，藏宫中，且言冠服不能备……臣捐犒军振饥银七千余两。
这位主当年为了索取结婚的费用，骗了十八万两白银还嫌不够，崇祯年间祸起，他捐了七千两，比周奎大方一些。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说崇祯向他们借钱，这些藩王每年还需要朝廷来养着，明朝的宗室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群体，几十万人的群体，明廷每一年这一项宗室支出就庞大的吓人。
而且这些皇室宗亲又贪得无厌，史料记载：
福王之藩，内廷蓄积为空。中官藉诸王冠婚，索部帑以实宫中，所需辄数十万，珠宝称是。户部不能给。
后期的明廷已经穷到发不出钱给这些人结婚，但这些宗室要钱来实际干嘛呢？不过是为了中饱私囊。
所以，不要说崇祯向他们要钱，他们不向崇祯要钱就算大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