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进军四川后，有没有进行屠杀。
有些人会下意识地说，真正屠杀四川的是清朝，而不是张献忠，所有张献忠屠杀四川的资料，都是清朝为了洗脱自己的罪行，对张献忠进行污蔑。
张献忠没有在四川进行过屠杀行为，事实真是如此吗？张献忠剿川是真的吗？
01、四川大屠杀
明朝末年，天下大乱，明朝内忧外患，天灾人祸，内有农民起义席卷天下，外有女真崛起东北，入关建立清朝。
崇祯三年（1630年）三月，农民起义军进入四川，“流寇由龙安府入至剑州江口，首犯四川”，拉开了四川人口锐减的序幕。
到清朝初年，天府之国人口锐减。
四川人口减少了多少？
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在籍人口还有300多万，考虑到明朝施行人头税，家庭登记人口越多，交税越重，加上明朝中后期法令松弛，官员严重懒政，人口多有瞒报，因此明朝中后期人口统计严重失实，四川人口远不止300多万。
根据曹树基先生的《中国人口史（明代卷）》统计，四川人口有735万，其中包括四川行都司（今四川凉山自治州）等周边少数民族地区80万人口，播州（今贵州遵义）55万人口。
由于这两个地方处于云贵川交界处，远离明末四川战乱区，故不纳入明末四川人口大灭绝统计区域，四川人口以600万算。
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朝基本统一中国，结束乱世，清朝进行了第一次户籍统计。
当时四川在籍人丁仅余1.6万户，此时清朝每户大约有的5人，四川剩余人口8万人。
当然，这只是统计在册的四川户籍人口。
柯建中先生在《四川通史》推测清初四川人口有76980人；
而曹树基先生的《中国人口史（明代卷）》则推测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川还有50万人，
李世平先生在《四川人口史》，推测顺治十八年，四川还有50万人。
50万和8万就是目前清初四川人口数量影响最大的两个说法。
就算以50万计，明末清初四川人口也从600万锐减至50万。
人口减少率高达90%以上，尽管中国古代王朝更替时，人口大幅下降司空见惯，但像四川这样的情况，在整个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
02、张献忠屠川
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在老家陕西定边聚集十八寨农民组织了一支队伍，自号“八大王”，响应王嘉胤等人的农民起义，加入明末农民起义浪潮。
崇祯七年（1634年），张献忠攻陷夔州（今重庆奉节），进入四川，被秦良玉击败，退出四川，远走湖广。
十年后，张献忠被明将左良玉击败，再次进入四川，以四川翘板，转战鄂豫皖等地。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张献忠再次率部向四川进发，不久控制四川大部分地区。
同年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建立“大西”政权。
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张献忠被清军击败，中箭身亡。
张献忠多次进军四川，实际控制四川大部分地区的时间只有三年。
显然，四川人口锐减并不是张献忠一人造成的。
很多史料对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大毁灭的原因做出了客观的分析，造成四川人口大毁灭主要原因有：张献忠的屠杀、摇黄贼的杀掠、南明军和清军的屠戮、四川各地军阀的混战以及长期战乱带来的瘟疫、饥荒、虎患等等。
实际上，即便是清朝官方也没有把四川人口几乎灭绝的原因全归结到张献忠的身上。
但不可否认的是，张献忠屠戮四川，对四川人口锐减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确认“张献忠屠川”的史料，目前统计至少有450种之多，可谓是汗牛充栋，数不胜数。
其中既有清代官方所修的正史，也有清实录中的各级官员的奏折和报告，还有明朝遗民所撰写的私史，甚至还有当时亲历张献忠“大西国”政权全部过程的外国传教士的回忆录。
而且这些史料很多都是亲历者所写的第一手资料，从史学研究角度来说，其价值比任何二手、三手资料都要高，所记载的事件、时间、人物往往都可以互相印证。
因此，可以断定，张献忠在四川进行过屠戮，这点为史学界所公认。
那些为张献忠辩护的人，无非几条“论据”。
第一条：张献忠跑到四川是建国称帝的，怎么会大肆屠杀自己的臣民，自断根基？
张献忠入川，确实是想建国称帝，所以史料上也说他“初亦不甚杀人”。
这说明“大西国”政权前期屠杀行为是比较少的。
但是，由于张献忠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在他的统治之下，既没有发展生产的措施，又没有正规的税收制度，完全靠杀鸡取卵式的掠夺民财来供养他的几十万大军，最终使得他所控制的地区经济日益萧条，人民无法生存，反抗者日益增多。
同时，张献忠面临的战略环境日益恶劣，川东、川南有南明抵抗势力，川北先有李自成、后有清朝的军事压力，这也促使张献忠日益感到烦躁。
军事上的不断失利，人民的不断反抗，使本来就性格暴躁、嗜杀成性的张献忠更加凶暴残忍，对百姓和手下都疯狂杀戮。
在几次败于南明军队之后，张献忠已感到无法在四川立足，于是决定放弃四川。
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再把四川当做自己建国立业的地方了，他也不打算把残存的百姓和城池留给对手，所以在临走之前疯狂破坏，疯狂屠杀，成都几乎被毁灭殆尽。
离开成都之后，又因为四川已经是赤地千里，几十万大军再加上家眷，军粮根本无法筹措，所以张献忠又开始大肆杀戮自己的士兵，以减少军粮供应的压力。
最后连各级官员也被他杀得差不多了，整个军的军心已经完全动摇。
如果不是清军飞速入川，一场奇袭杀死张献忠，那么下面极有可能会发生大西军内讧，张献忠被部下杀死的事件（事实上，有的史料就认为张献忠是被孙可望等人毒杀的）。
第二条：张献忠死后十几年，清军才平定四川，这说明四川还有很多人，说明张献忠根本没有杀什么人。
实际上，清军在入川之后，之所以长期无法平定四川，不是因为“四川还有很多人”，而恰恰是因为“四川人已经不多了”。
在张献忠死后的四川，大体情况是这样的：川北地区，是张献忠部将刘进忠管辖的地区。刘一直对张献忠的屠戮政策非常不满，用各种手段进行抵制，因而川北地区相对受害较轻，人口相对多一些。
川东地区，本为明将曾英占据，后来大西军向南撤退，攻占重庆，经重庆入贵州，撤走前把重庆洗劫一空，毁掉了城池。同时，大顺军余部占据夔东一带，号称“夔东十三家”，继续抗清。
川东北地区又有非常残暴的匪帮——“摇黄贼”盘踞，因此，川东常年战乱，非常残破。
川南地区，原由南明将领杨展控制，杨展积极发展生产，聚拢流民，使川南地区得以保留了几分元气。
但是，随着杨展被袁韬、武大定暗杀，川南地区也开始陷入军阀混战之中，原来保存的元气也损失殆尽。
最惨的是原来张献忠盘踞的川西平原地区。
张献忠撤走之后，杨展率领的南明军和李国英麾下的清军分别两次进入成都，结果都因为成都已完全变为废墟，没有百姓，也没有粮食，无法立足，不得不退走。
此后，南明军盘踞川南，清军盘踞川北，中间的川西平原地带变成了事实上的空白地带。
双方反复拉锯，但谁也占领不了川西地区，因为川西地区根本没有军粮可以供应，所以谁都无法立足。
此后云南方面的刘文秀率军从滇入川，兵力一时非常强大，但是也一样无法立足川西地区（需要注意的是，刘文秀的军队是从云南过来的，主要是原大西军余部和在云南征集的士兵，所需粮饷也是由云南供应，并非来自四川本地）。而吴三桂在保宁之战击败刘文秀以后，也一样只能继续守住川北，无法乘胜进军川西。
由此可见，清朝之所以长期无法平定四川，并非四川人的抵抗力量有多强大（主要的抵抗力量其实是来自云南而非四川），而是主要困扰于四川经济的完全崩溃，无法供应大规模的军队（豪格率领的清军在入川时，军事上就打得非常顺利，最后因为瘟疫和缺粮，只好撤军回陕西“就食”）。
清朝最后是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先逐步肃清了摇黄贼和各地土匪，同时召集流民（包括从陕甘地区招募移民）、开垦荒地、恢复生产、积聚粮草，一步步站稳脚跟，再加上对云南的军事攻势，才最后平定了四川。
第三条：清朝大搞“文字狱”，肯定是篡改了历史，把屠杀四川人的黑锅全甩给张献忠了；
不多解释了，上面已经说过了，记录张献忠屠川的史料至少有450种之多，正史野史官方档案以及亲历者回忆录都有，其中很多是明朝遗民所著的私史，在清代都属于禁书。
还有《圣教入川记》一书，是根据外国传教士安文思、利类思二人的亲身回忆写成，长期只在海外流传，其中文版是1918年才在中国出版的，如果你非要说清朝能穿越到民国篡改史料，我也只能一个大写的“服”字了。
第四条：张献忠如果屠川，为什么四川梓潼还会有张献忠的庙和塑像？
梓潼之所以有张献忠庙，其实也是个误会。
梓潼的七曲山大庙，实际上是祭祀文昌帝君的寺庙，是明末之前早就有的。
文昌帝君名叫张亚子，张献忠到梓潼时，听说文昌帝君也姓张，就强行联宗，把文昌帝君封为自己的始祖。
然后在七曲山文昌帝君庙里又修建了一座张家的“家庙”（类似太庙），并让当地的两个大族负责日常的香火祭祀。
也正因此事，张献忠对梓潼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屠杀（零星的杀戮还是有的）。
张献忠败亡以后，有人（很可能是得了其好处的当地两大族的族人）偷偷在张家家庙中塑了张献忠的塑像。
由于清初四川人口稀少，这件事一直不被官府所知。
一直到乾隆初年，当地县官知道此事，派人捣毁了张献忠塑像，并树立起了一座石碑，记载此事。
此后，在这座张家家庙里树起来的是释迦牟尼佛像，一直到1966年被毁。
1980年在四川召开的“全国明末农民战争史学术研讨会暨纪念张献忠逝世340周年大会”，会后决定要在张家家庙里重塑张献忠的像。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张献忠庙和张献忠像，就是这样来的。
它既不是什么“四川人民怀念张献忠的表现”，也不是什么“张献忠没有屠川的铁证”。
张献忠没有大规模屠梓潼，只是因为这里有被他强行联宗的文昌帝君庙，而他被人偷偷塑像，也并不是“梓潼人民的自发行为”。
结语、
实际上，张献忠屠川的事实，被广泛记载于各种史籍中，比如《滟滪囊》、《蜀碧》、《蜀警录》、《烬余录》、《蜀龟鉴》、《蜀难记略》、《荒书》、《五马先生纪年》、《圣教入川记》等等。
因此，张献忠屠川本身就是真实的历史事件。
